人口是社会经济运行的基础，人口普查数据有助于准确判断未来我国人口规模、结构、分布等发展趋势，及时调整人口政策及相关的社会经济政策，为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有力支持。我国在2020年10月开展了第七次人口普查（以下简称七普）。七普首次全面采用了电子化的信息采集方式，并通过身份证信息、手机信令等大数据进行信息匹配核查，极大提高了登记的有效性和准确性。
今年5月11日，七普结果公布，国内外广泛关注。通过普查数据发现，我国人口状况和趋势喜忧参半。
第一，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人口规模继续增长，但生育率进一步下降。
我国2020年总人口达到14.1亿，比2010年增长5.38%，与2000年至2010年相比，人口增速略有下滑。总体来说，我国人口仍然保持低速增长的态势。但是，理论上来说，总和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一般为2.1左右）的人口具有内在负增长潜力。由于人口增长存在一定的惯性，从总和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到人口出现负增长存在一个时间差，时间差的长短取决于人口转变的快慢。我国人口转变属于典型的“东亚模式”，其人口转变晚、节奏快、周期短，意味着我国将更快出现人口负增长。七普数据还显示，2020年出生人口约为1200万，比2019年减少200万，生育率的进一步下降意味着人口负增长可能更快到来，我们必须为此做好充足的准备。
第二，人口总抚养比仍然维持在较低水平，但人口老龄化进程明显加快。
2020年，我国0-14岁、15-64岁、65岁及以上人口所占比重分别为17.95%、68.55%、13.50%，人口总抚养比为45.88%。人口抚养比反映了人口红利的状况，当人口抚养比较低时，劳动力供应充足，人口负担轻（即儿童和老人相对较少）使得社会保障支出少，社会财富累积较快，储蓄率高转化为投资率高，能为经济快速增长创造条件。一般把人口总抚养比低于50%的阶段称为人口红利期。由此可知，我国仍然处于人口抚养比较低时期。但与过去相比，60岁或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比例上升速度较快，将使得社会养老负担明显加重。
第三，人口出生性别比接近合理区间，性别结构矛盾在区域、结构层面仍然存在。
出生性别比偏高是困扰我国多年的人口问题。按照自然规律和生物特征，人口出生性别比一般为103至107之间（即103-107个男婴对应100个女婴）。由于传统文化一直存在“男孩偏好”，再加上生育数量的限制和胎儿性别鉴定、终止妊娠技术的普及，我国人口出生性别比在过去20年一直严重偏高，2004年曾达到峰值121。七普数据显示，2020年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11.3，较2010年下降6.8，接近合理区间。但从结构上来看，性别比问题在特定年龄段（如：20-30岁）或特定区域（如：偏远农村）仍然存在较大矛盾，适婚年龄段人口的性别比将持续上升，由此带来的婚育挤压问题，将造成男性婚姻竞争加剧，从而引发其他社会问题。
第四，城镇化水平稳步提升，人口迁移流动持续活跃。
我国2020年的城镇化率已经达到63.89%，比2010年提升了14.21个百分点，反映了我国人口城镇化的巨大进步。人口城镇化与工业化、现代化是相辅相成的，人口由农村向城市迁移，不仅是劳动力由农业转入非农部门，而且带动了消费、收入水平的提升，以及思想观念的革新和生活方式的现代化。同时，流动人口规模达到了3.7亿，其中，跨省流动人口为1.2亿，与2010年相比，流动人口增长了近70%。人口迁移流动的活跃对于市场经济的完善、合理城市体系的构建和区域的协调发展都具有重要正面意义。我国近年来一直致力于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和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消除阻碍劳动力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人口迁移流动的活跃反映了这些工作取得的巨大进展。
第五，劳动力供给下降，但第二次人口红利潜力巨大。
我国劳动力数量先于总人口开始负增长的进程，15-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规模自2012年开始下降。根据七普数据计算，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规模由2010年的9.4亿下降为2020年的8.9亿，年均减少450万，占总人口的比例由70.14%下降为63.35%。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产业升级的关键时期，劳动力数量的萎缩使得原有的经济发展模式受阻，劳动密集型产业可能因为劳动力价格的上升而失去竞争力。但劳动力的受教育结构正在明显改善，每10万人中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数量，由2010年的8930人上升为2020年的15467人，15岁及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由2010年的9.08年提高至2020年的9.91年。第二次人口红利的来源由劳动力总量转变为劳动力素质，顺应了我国产业转型升级的需要，将为经济发展提供新动力。
第六，人口分布跟随经济布局，区域性人口流失值得关注。
人口分布与产业布局息息相关，由于我国经济东强西弱、南强北弱的特点，人口分布也呈现相关联的变化。与2010年相比，东部地区人口比重上升2.15个百分点，人口增长最多的5个省份分别是广东、浙江、江苏、山东、河南，4个在东南部沿海地区，反映出中西部地区在吸引人口方面与东部地区仍然存在较大差异。值得注意的是，在生育率下降和人口迁出的双重因素叠加下，部分区域已经出现了人口负增长，可能对当地社会经济发展产生负面影响。
总体来说，人口数量带来的规模优势依然存在，对资源、环境产生的压力也未消除，人力资本积累在高速发展，但人口年龄结构问题将更加突出。为了最大可能消除人口因素对社会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我们需要为此做出前瞻性的战略布局。（作者系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来源：《半月谈》2021年第10期 原标题：《人口普查数据里的喜和忧》
作者：杨舸
来源： 半月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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