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台湾财经专家黄世聪在电视节目中侃侃而谈，直言涪陵榨菜股价大跌，是因为大陆人已经吃不起榨菜了。“涪陵榨菜”迅速成为一种网络迷因，在大众舆论的狂欢之中繁殖、变异，被戏仿和改编。
与此同时，黄世聪的“专家”这一身份也成为了被调侃的对象。“砖家”作为曾经的网络热词，早已不复当年风光，它逐渐冷却，逐渐淡化，直至贴合进日常用语的词库之中，被熨帖得齐整，毫无褶皱。但这一事实更表明，“专家”与客观真理之间的关系，其实从未走出人们讨论的范围。某种程度上，专家作为权威的代表从来都不是不证自明的，它是一个时刻面临着挑战与证伪的命题。
我们可以看到“砖家”一词背后两种并存的社会心理：“砖家”一词既可以成为对那些不学无术的伪公知们的犀利攻击，也可以成为对那些在智识上占优越地位，而又与自己意见不一的人的气急败坏的控诉，也就是通过不理性地给他人贴标签来弥补自身受损的尊严。
在美国，“专家”常常面临着第二种境况。在今年出版的《专家之死》中，作者托马斯·尼科尔斯向美国的反智文化发起了挑战。他在书中坦言，美国人已经到了这样一种境界：把无知当美德，尤其是对公共政策领域的无知，普通人固执己见，拒绝接受专家的意见，甚至把这种行为当做平等与民主的表现。
《专家之死》，（美）托马斯·尼科尔斯 著，舒琦译，中信出版集团 2019年3月
作者丨托马斯·尼科尔斯
抵制专家，也就是抵制科学与理性
这是个危险的时代。人们有最便捷的渠道获取大量知识，却有那么多人抗拒学习任何知识，这是前所未有的。在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连知识分子也在诋毁智识的成就，拒绝专家的建议。基础知识匮乏的普通民众越来越多，不仅如此，他们还不接受基本的证据规则，拒绝学习如何进行逻辑论证。如此行事，自然是要担风险的：他们不仅会一手丢弃积累了几个世纪的知识，还会毁掉我们得以开发新知识的那些实践和习惯。
这不只是对专家的简单怀疑，恐怕我们正在目睹的是专业知识理想国的消亡，专业人士和外行、学生和老师、知者与疑者之间的那道界线在谷歌、维基百科和博客盘踞的世界里日渐崩塌，换句话说，一边是在某个领域有所成的人，另一边是一事无成的人，他们之间的界线在模糊。
前有对专业知识的攻击，后有公众信息匮乏的一连串事件，轮番上演，间或让人发笑，有时甚至是滑稽。这种场景已经被晚间脱口秀主持人发展成小型产业了：通过询问民众一些问题，暴露出他们其实对自己坚信的观点一无所知，不过是盲目跟风，还不愿意承认自己与时事的脱节。比如，人们振振有词地说他们在避开谷蛋白，随后却不得不承认自己根本不知道谷蛋白为何物，这样的事多半无伤大雅。
固执的无知在这个信息时代野蛮生长，如果简单说是因为人们彻头彻尾的无知，恐怕不足以解释清楚。很多抵制专业知识的人，把自己的日常生活打理得井井有条。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比无知更糟糕：这是没来由的傲慢，是从日渐自恋的文化中迸发的愤怒，一丁点儿不公平的迹象就让他们浑身难受。
《反智时代》，苏珊·雅各比 著，曹聿非 译，新星出版社 2018年6月
我所说的“专家之死”，并不是指实实在在专业能力的消亡，各行各业里能将业内人士与外行区分开的知识死不了。世界永远需要医生、外交官、律师、工程师和许许多多其他行业的专才。日常生活中，没有他们世界就不转了。我们骨折了要找医生，被捕了要找律师。我们出行的时候，自然而然地认为飞行员知道飞机如何操作。要是我们在海外遇到麻烦，我们会找领事工作人员，我们觉得他们一定知道该怎么办。
不过，这种对专家的依赖，是把专家当作技术人员。这不是专家与更广大群众之间的对话，而是把专业知识当作一种现成的便利工具使用，需要的时候用一下，而且不要越界。缝合我腿上的伤口，但不要对我的饮食说教。（全美超过2/3的人有超重问题。）帮我解决税务问题，但不要提醒我应该写一份遗嘱。（大约一半有孩子的美国人都没有费心立下遗嘱。）保卫祖国的安全，但不必告诉我维护国家安全的成本以及相应的计算，这会把我搞糊涂的。（大多数美国公民对美国在军队上的开支毫无概念。）
而另一方面，很多专家，尤其是学术界的，已经放弃与公众互动的职责了。他们退守到自己的一亩三分地，更愿意和业内人士打交道。同时，位于中间地带的那些人，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公共知识分子”——我倾向于认为自己也是一名公知——也与社会上的其他人一样感到遭受挫败，并且两极分化。
专家之死，不仅仅是抵制现有的知识体系，从根本上来说，是抵制科学与客观理性，而这两者恰恰是现代文明的基础。这是一个信号，正如艺术评论家罗伯特休斯（Robert Hughs）曾经描述的那样，20世纪末的美国是“一个沉迷于疗法、充斥着对政治不信任的政体”，习惯性地“怀疑当局”，“深受迷信戕害”。我们等于从近代开始兜了一大圈仍回到原地：在近代，民间智慧填补了人类知识上的空白，随后，专业化和专业知识催生了一段快速发展的时期；现在，我们到了一个后工业化、信息化的时代，所有公民都认为自己是一切问题的专家。
同时，如果有专家出来维护专业知识，就会招致某些美国民众怒气爆发，他们即刻就会控诉说，这些专家的主张不过是“向当局发出的荒谬恳求”，是面目可憎的“精英主义”抬头，是明目张胆地利用资历来扼杀“真正”的民主所需要的对话。美国人现在普遍认为，拥有平等的政治权利也就意味着对任何事物的观点也应是平等的。虽然这明显是无稽之谈，却被相当一部分人奉为信条。他们坚定主张的事实上的平等，往往是不合理的，有时甚至是滑稽的，通常还是危险的。
什么人算是专家？“专家”应该具备哪些条件？
很多人声称自己是专家或知识分子，有时候的确是。但是，这种自我认定不只误导他人，结果可能更糟。有些声称自己是专家的人，就像一些认为自己吻技一流的人一样，不过是自以为是。字典并不能给我们太多帮助。在大多数字典里，专家被定义为掌握了“全面”和“权威”知识的人，这样的定义其实可以颠来倒去地理解，按照字典的定义，掌握了某个学科的人，提供给他人的信息是真实可信赖的。（我们怎么知道这些信息值得信赖？因为这是专家告诉我们的。）
这里套用大法官波特斯图尔特（Porter Stewart）描述色情作品的话再合适不过：专家嘛，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但是你一看就知道是。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专家。有些很容易辨识：医生、工程师和飞行员是专家，电影导演和钢琴演奏家也是专家。运动员和他们的教练是专家。但水管工、警察和木匠也是专家。这样一来，你们当地的邮差也算是专家，至少是邮递领域的专家。如果你需要有人帮你解释验血结果，那你需要询问医生或者护士；如果你想知道一封信究竟是怎样从你巴西的朋友那里邮递到你密歇根的家里，你可能就要问问多年来负责邮递的人了。
每个行业都有固有的专门知识，本书中，我会交替使用“专业人士”“知识分子”和“专家”这几个词，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指代那些掌握了特定技能或知识体系的人，并且在自己的人生中践行这一技能或把这一学科的知识当作终身职业的人。这就能帮助我们区分开“职业飞行员”和周末去开一下飞机的人，甚至能把“职业赌徒”和那些偶尔送钱给赌场的倒霉蛋区分开。
《社会分工论》，埃米尔·涂尔干 著，渠敬东 译，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2017年1月
换句话说，专家是这样一群人：他们对某一学科所掌握的知识远超我们普通人，当我们在人类知识的某一领域需要寻求建议、教育或解决方案的时候，我们会把目光投向他们。注意一下，这里并不是说专家对某一领域无所不知、无所不晓，事实上，专家是为数不多的一群人，他们只是对某一学科的观点可能比其他人更“权威”，也就是准确或精确。
即使在专家当中，也还是有专家的。要说诊断和治疗疾病，一个刚拿到博士学位的医生比任何外行都更有资格，可是一旦面临疑难杂症，他/她可能就要听从专科医生的意见了。一名执业律师和一名最高法院法官都是律师，但就宪法问题而言，在华盛顿身穿黑色法袍的律师就比为小社区打遗嘱和离婚官司的律师可能更专业。当然，经验也很重要。
2009年，全美航空的一架航班在纽约市起飞时撞上一群鸟而严重受损，驾驶舱里有两名飞行员，但是机长飞行时间更长，更为专业，他说着“我的飞机”，并操作飞机在哈得孙河上迫降。机上人员全数生还。
在一个民主国度自称专家是令人恼火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专业化必然是排他的。当我们学习某个领域的知识，或者终生从事某个职业，我们不仅要放弃其他工作或学科的专业知识，还要相信这个社会上的其他人对自己的领域也是熟谙于心，就像我们在自己的领域一样专业。当飞机的引擎突然熄火，尽管我们可能很想去驾驶舱给飞行员一些有用的小建议，我们还是会假定——当然我们也不得不这样——飞行员比我们更懂得如何应对这个问题。否则，我们这个高速运转的社会就会分崩离析成支离破碎的小岛，我们不再彼此信任，只能把时间花费在信息不足的胡乱猜测上。
所以，我们如何区分人群里的专家，如何辨识他们？真正的专业知识，也就是其他人所信赖的那种知识，是教育、才能、经验和同行肯定的综合体，虽然无形，但可辨认。这里面的每一项其实单拿出来都是专业知识的标志，只是大多数在决定要听从谁的建议时，还是要看所有这些因素是如何在某个学科或专业领域集合的。
要成为一名专家，天赋是不可或缺的（欧内斯特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曾经这样谈道：“认真严肃地对待写作是作家必须具备的两个品质之一。而第二个品质，很遗憾，是天赋。”）。在大学学习乔叟（Chaucer）的人会比大多数人更了解英国文学，但也只是知道更多事实性的知识。而真正有中世纪文学天赋的人不仅知道得更多，还能融会贯通地讲清楚中世纪文学，甚至很可能会创造出关于这一学科的新知识。
海明威
天赋能把那些对某个领域的专业知识有更深层的感觉和理解的人，从一众有相关文凭证书的人当中区分开来。每个领域都有一些成绩出色、敏于解题的人，结果在工作中却表现平平。有一些杰出的法律系学生在陪审团面前就像冻住了一样。一些高分学霸在警察测试中完全没有街头生存智慧，也永远获取不到这些实战经验。相当一部分顶尖大学的博士应届毕业生除了费力通过的毕业论文，就不会写其他逻辑推论的文章了。这些人也许是拿到了一个行业的入场券，但他们其实并不擅长这个领域，其专业知识也不太可能突破自身能力的局限。
这时候就该经验上场了。经验能帮我们区分开专业人士和不称职的人。有时候，市场本身也会淘汰掉奢望成为专家但天赋不足或缺乏技能的人。比如，虽然职业股票经纪人也会犯错误，但大多数都能维持生计。反观那些业余的日内短线交易员几乎都不赚钱。美国网站《商业内幕》（Business Insider）首席执行官兼前华尔街分析师亨利布洛杰特（Henry Blodgett）曾经说业余的日内短线交易员是“最愚蠢的工作”，绝大多数从事这个工作的人“去汉堡王打工会赚得更多”[10]。他们最终会穷困潦倒。同样，在时间的考验下，糟糕的老师会拿到差评，差劲的律师会失去客户，天资不足的运动员会无法达标。
每个领域都有自己的试炼，不是每个人都经得住考验，这就是为什么长期待在某个领域或行业并积攒下来的经验都是成就专家的合理要素。的确，问一个人“经验”，就等于在问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你最近做了什么？”专家浸泡在自己的领域里，持续提高自身的术，从错误中吸取教训，并且取得了看得见的成绩。在他们的职业生涯中，他们日渐精进，或者至少维持着高水准，并与时间赋予他们的智慧——又一个无形的要素——相结合。
要举例说明经验对于成就一个专家起到什么作用，可以说不胜枚举。经验丰富的执法人员凭直觉就能嗅出的问题，年轻的同事就会忽略掉，要怎么解释这种直觉呢？他们也只能说感觉到有些东西“不对劲”。在手术室遇到各种复杂问题并成功渡过危机的医生，或是在驾驶舱陷入各种困境并渡过劫难的飞行员，在遭遇逆境的时候，会比他们的后辈更加镇定和沉着。资深教师不会被故意挑战或刁难的学生吓退。做过很多巡演的脱口秀演员不会害怕质问的人，甚至还懂得如何利用质问者作为素材制造更多的笑点。
教育的普及让人们自以为聪明了吗
现如今，上大学是很普遍的事情。高等教育的普及，让“大学”这个词失去了本来的意义，至少不能区分开有没有受教育。“大学毕业生”在今天代表了很多意思，可惜，“一个明显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不在其中。
抨击大学是美国的一项传统，抨击和我一样在大学教书的教员也是一项传统。各种成见比比皆是，比如古板的（或者激进的/滥竽充数的）教授在学生面前讲课，学生都听得百无聊赖了，这些孩子来学校有很多目的，但除了接受教育。“大学小子”曾经是一些长者一针见血讽刺年轻人的话，意思就是教育替代不了成熟和智慧。
但是本书并不会去讨论为什么大学变成这个样子。我没有足够的篇幅。我想讨论的是为什么人们越来越不尊重学识和专业知识，本应是解决之道的大学怎么就成了问题本身呢？
我这么说的时候，仍然是美国大学系统的捍卫者，包括饱受指摘的人文学科。我个人就受益于20世纪普及高等教育及其带来的社会流动性。美国大学机构的成就还是无可辩驳的：美国大学仍然是世界顶尖的教育机构。我仍然坚信美国的高等学府能够出产知识，输送有识之士。
《大学的理想》（节本），约翰·亨利·纽曼 著，浙江教育出版社 2001年12月
然而，不得不承认，美国很多高等学府没能传授给学生专业里的基本知识和技能。更重要的一点，走出校门的学生，在日常生活中却识别不出专业知识，无法与专家及其他职业人士进行有效的沟通。在诸多心智能力中，最重要的一项，也是美国大学最受人诟病的一项，就是批判性思维：一种冷静评估新的信息和对立的思想的能力。
这是因为上大学不再能保障“大学教育”了。现在，大学只是提供了一种“上大学”的全方位体验。这完全是两码事，现在的毕业生都自以为懂得很多，其实不然。现在，当一个专家说“嗯，我上过大学”，你也不能怪公众会说“谁不是呢？”有大学学历的美国人现在广泛认为自己“受过教育”，而事实上很多人只能说是在高中之后延续了一种课堂体验，至于结果，因人而异，各色各样。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部分原因在于学生太多，其中相当一部分学生其实并不适合上大学。美国新的教育文化就是人人都应该并且必须上大学。这种文化上的转向对专家之死很重要，为了符合要求，学科专业激增，学校成了文凭工厂，这些文凭最多只能说明你接受了培训，而非教育，教育和培训是两个迥然不同的概念，但在公众眼里，已经越来越重叠了。最糟糕的情况就是，文凭既不能证明你接受了教育，也不能证明你接受了培训，最多就是出席。最不堪设想的情况就是文凭只能证明你按时支付了学费。
这是很多教授出于礼貌不会说的话，但却是事实。有的年轻人适合做生意，却跑去读了大学，也没多想怎么毕业，或者毕业之后该干什么。四年变成五年，五年变成六年，甚至更久。有限的学习过程最终变成了重复吃昂贵的教育自助餐，提供的大多是垃圾知识菜品，在缺乏成人监督的情况下，学生难保不会去选一些无用之菜，却对营养料理不闻不问。
最有竞争力的精英院校在这方面不那么令人担忧，因为他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挑选学生，把他们的课堂里塞满出类拔萃的学生。这些学生会得到全面或近乎全面的教育，通常也能在毕业后找到一份回报丰厚的工作。但是，其他的教育机构就陷入逐底竞争的局面了。不管学校怎么样，这些孩子总还是要上大学的，所以那些无法在教育质量上异军突起的学校，只好另辟蹊径，在餐饮上提供更好的比萨饼，豪华的宿舍，更多的活动，让饱受上课折磨的学生多点儿欢乐。
互联网改变了我们阅读和思考的方式
你问任何一个职业人士或专家，是什么导致专家之死，大多数人会立刻指向同一个罪魁祸首——互联网。过去人们需要咨询某个领域的专家的建议，现在只需要在浏览器输入关键词，几秒钟之内就能得到答案。如果你能靠自己获取信息，那又何必去依赖那些比你有更多教育和经验的人——或者更坏的情况，还得预约？
从某些角度来说，互联网的便利性是莫大的福利，但仅限于接受过调研训练、明白自己在找什么的人。订阅电子版的《外交》（Foreign Affairs）或《国际安全》（Interntaional Security）比在图书馆埋头查阅或不耐烦地查看办公室信箱容易多了。可惜，这对学生或未受训练的普通人来说毫无益处，他们没有学过怎么判断信息的出处或作者的可信度。
《互联网的误读》，詹姆斯·卡伦等 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年7月
这里还有一个更深层的问题：互联网正在切实地改变我们阅读的方式，推理的方式，甚至思考的方式，最倒霉的情况就是都没逃过。我们期望信息是即时提供的。我们希望信息被拆解之后，以赏心悦目的方式呈现出来——不再是字体小、易破损的纸质书，拜托——我们希望信息的内容是我们想看到的内容。人们不再做那么多的“调研”，因为他们“只需要花费最少的力气，用最短的时间，就能在网上搜索出漂亮的网页，给出的答案还是他们喜欢的”。搜索出来的海量信息，往往质量参差不齐，有时候看似合情合理，从表象上看，似乎这就是知识，让人们误以为自己知道了什么，其实还不如什么都不知道。有一句老话说得对：真正会让你受伤的，不是你不了解的那些事，而是事实并非你了解的那样。
最后，可能也是最让人头疼的，就是互联网让我们变得更刻薄和浮躁，无法进行对彼此有益的讨论。即时通信的主要问题就是即时二字。互联网让更多人能够彼此对话，前所未有——这是一种全新的历史条件——每个人都能即时地和别人对话，但这也许并不总是件好事。有时候，人们需要暂停，反思，给自己时间来接收信息，咀嚼消化。然而，在互联网的平台上，人们可以不假思索地做出反应，结果他们又得花精力去替自己的直觉反应辩护，而不是接收新的信息或承认自己的错误——如果指出错误的人学识更高或经验更丰富，那这情形就更明显。
作者丨托马斯·尼科尔斯
整合丨肖赫曦
编辑丨张进
校对丨翟永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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