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人教社喜迎建社七十周年社庆！我们特别推出“我与人民教育出版社”征文活动，与大家一起分享那些有趣而美好的故事。
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唐淑老师的文章：《人教社，我的良师益友》。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唐老师与人教社40年来亦师亦友的深厚感情！
人教社，我的良师益友
唐淑
我和人教社结缘于40年前。那是改革开放的初期，我国迎来了教育研究的春天，1979年3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教育部联合召开了我国第一次教育科学规划会议。该会云集了全国各地的教育界大咖，我作为一名普通的高校年轻老师有幸参会，不仅开阔了学术视野，拜会了许多教育界的前辈，还与参会的幼教界代表发起成立了全国幼教研究会。
会后在北师大召开了高校学前教育专业第一次学术研讨会。参会的除了有北师大、西南师大等院校外，中央教科所、人教社、北京市等单位也派员参会。就在这次会上，我第一次认识了人教社的李淑玲老师。也就是在这次会上，人教社决定组织编写高师学前教育专业的三本教材，即《学前教育学》《儿童心理学》《学前教育史》。关于《学前教育史》拟出版两册，由南师大负责《中国学前教育史》，北师大负责《外国学前教育史》。
人教社学前室资深编辑刘雅琴（右一）与唐淑（左一）老师
01 初次合作的成功
当时商定先出版《中国学前教育史资料选》（以下简称《资料选》），再出版《中国学前教育史》。《资料选》的分工是：古代部分—北师大尹德新；民国部分—南师大钟昭华、吴家岑、唐淑；老解放区部分—陕西师大寇崇玲。我们南师大三人曾到京、沪、宁及鄂、闽、川等地查阅资料和走访前辈。
1980年，在李淑玲和史慧中（中央教科所）等老师的帮助下，我们南师大三人赴京到北京图书馆，教育部、人教社和北师大等单位的图书馆查阅资料。拜访了新中国教育部幼教处的第一任处长张逸园，陶行知的学生、创办我国第一个劳工幼儿团的戴自俺，陶行知创办的我国第一个农村幼稚园即燕子矶幼稚园的老师王荆璞，还有严氏女学及严氏蒙养院的创办者严修的后人严仁清。
收集学前史资料犹如大海捞针，我们从积满尘埃的故纸堆里，找到了我国第一批（20世纪初）幼师培训教材等，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查到了我国第一个《幼稚园课程标准》的初稿和修改稿。在武汉，通过走访请教、查阅资料，确定了我国第一个官办的幼教机构就是湖北幼稚园（即武昌蒙养院）。我们还在阴暗的地下室里翻阅几十本《教育杂志》和《中华教育界》等合订本，通过复印或手抄获取有关史料。
1982年完成初稿，后经人教社的关心，将《资料选》和《中国学前教育史》都纳入国家级教育科研的“七五”规划。在李淑玲老师的指导下，在南师大召开了对《资料选》初稿征求意见的座谈会。得到了与会教育史学家们的肯定，会后根据会上的意见，作了修改，全书由本人统稿。历经十年的努力，终于在1989年6月由人教社出版发行。这是新中国第一本关于中国学前教育史的资料选。
第一版《资料选》和第一版《中国学前教育史》
02 四种教材的问世
1993年6月，由本人主编、李淑玲责编的《中国学前教育史》在人教社出版。这是人教社出版的新中国第一本关于中国学前教育史的教材。之后又相继出版了高校学前教育专业专科和本科《学前教育史》两种教材。经刘雅琴老师的推荐，《学前教育思想史》列入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并于2009年11月问世。这三种教材的责编均为刘雅琴和刘峰峰。
以上四种教材均由本人主编、在人教社出版，都获得了省厅和本校的奖励。如：2018年新版的《学前教育思想史》，获2019年12月上海市中小学、幼儿园优秀图书评选活动一等奖；在此基础上建设起来的南师大教科院“学前教育史”课程也被评为省级优秀课程。
《学前教育思想史》第一版和第二版
期间，本人还担任了“高等学校学前教育专科（本科）教材编写委员会”、“大学本科学前教育专业教材编写委员会”的副主任及顾问等职。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在教育部幼教处魏振高和李淑玲的指导下，组织南京师大学前教育专业的老师编写、由人教社出版了我国第一套幼儿园教师培训教材。在陈伊丽、秦光兰的指导下，人教社出版了由我参与主编的《幼儿园体验式课程》丛书。
03 人教社助我圆梦
建设高校学前教育专业的“学前教育史”课程是时代赋予的使命，也是我个人多年形成的兴趣和梦想，更是有着深厚的情感因素。
首先，在上世纪70年代初，当学校停课六、七年准备返校复课之际，我作为先遣队成员参与返校整理办公室和资料室等工作。
在整理资料的过程中，我发现了陈鹤琴院长（1952年—1958年陈鹤琴是南京师范学院的首任院长）兼任儿童教育研究室主任时，整理的古籍如《礼记·内则》等的有关资料；发现了由陈鹤琴和原西南师大任宝祥两位教授编写的《中国学前教育史资料目录选》小册子，使我明白原来前辈们已经着手在做编写《中国学前教育史》的准备工作。我还找到了原西北师大寇崇玲的硕士论文初稿《我国清末时期幼儿教育的发展》（大意），这一发现使我了解到已有后来人在研究我国的幼教历史（不久我就设法联系上了寇老师，并合作了多年）。
当中央教科所的孙爱月主任送来了几页《世界幼教史》（日本阿部洋著）中“亚洲卷”的中国幼教部分时，更加坚定了我的信念：编写中国幼教史是我们中国幼教人责无旁贷的使命。
其次，我从小对历史感兴趣，因为我随父母多年生活在他们任教的小学里，每到暑假，学校礼堂里都有小镇上的京戏票友们排练各种折子戏，如武家坡、空城计、捉放曹、徐策跑城、四郎探母等。
我读四年级时，来了一位住校生，她是十七、八岁的大姐姐，原在家读过私塾，看过四大名著，每天下课后她就给我讲历史故事。读初中时，我的历史老师是原中央大学毕业的，上历史课就如上故事课，听得我津津有味。
读大学幼教系时，除罗炳之教授上中、外教育史外，雷震清教授给我班上过“清末幼教简史”，留校任教后，我自学过前苏联沙巴也娃的《教育史》（幼教方面的），这种兴趣的养成，促使我日后对教育史的关注。
再次，我与现代幼教大师们有着千丝万缕的情感联系。我的父亲是陶行知创办的晓庄试验学校的首届毕业生，我从小生活在实践陶行知教育思想的精神氛围中，小学的办公室、走廊里贴着“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爱满天下”“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等标语，对陶行知、张宗麟等祖辈老师无限崇敬。
陈鹤琴也是晓庄幼稚师范院的院长，所以，我父亲于1950年（我15岁）就让我一个人从常州乡下来南京市师范学校读幼师科，1952年秋，作为我国首批中师保送生进了南京师范学院，成了陈鹤琴院长的学生（留校任教后又成了同事）。
《学前教育史》第一版、第二版和第三版
我与陶行知、陈鹤琴、张宗麟有着密切的南师情结：陶行知是南师大教科院的前身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育科的创始人及首任科主任，陈鹤琴是南高的教授、南师的院长，张宗麟是他们的学生和助手，我是陈院长的学生，南师是我成长的摇篮，我们都是南师人，他们三位又是我父亲的老师，我是他们的孙辈，我对他们有种天然的亲情感。
我对前辈们为开辟我国幼教“中国化、现代化、科学化”的道路所作出的贡献非常敬仰，誓要弘扬他们的先进思想，继承他们的遗志，始终如一地成为他们精神的践行者。鉴于以上缘由，改革开放初恢复了我校学前教育专业的招生，在重建学前教育专业时，我就立志开设《学前教育史》课程。
04 推动了我国对学前教育史的研究
《中国学前教育史》及其《资料选》的出版，犹如一股强劲的东风，使学前教育史的研究园地春色满园、繁花似锦。
首先，促进许多高校学前教育专业纷纷开设了“中国学前教育史”或“学前教育史”课程。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间，出版了一批《中国幼儿教育史》《中国古代幼教史》《简明中国学前教育史》《我国幼儿教育史》等教材。一些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的毕业论文选题就有学前教育史学范围的，如《百年幼儿园课程史》《近现代幼师教育史》等。
唐淑老师主编的人教社最新版本科“学前教育史”系列教材
其次，带动了群众性的学术研究活动。京、苏、沪、浙、皖等省先后成立了陈鹤琴教育思想研究会，中国陶行知研究会成立了学前教育专业委员会（本人任首届主任），通过这些群众性学术团体组织发动广大幼教人学习、研究、践行前辈们的教育思想。
再次，加强了与海外学者的联系。《资料选》出版后，应日本国立教育科学研究所阿部洋教授的请求，我赠送了《资料选》给该所图书馆及阿部洋教授。1997年9月，阿部洋教授来我校访问，适逢我校召开“南京师范大学首届教书育人奖”颁奖大会，阿部洋教授就坐主席台上，当我上台领奖时，恰巧是阿部洋教授给我颁奖，他热情地连连向我祝贺。
八十年代初，日本学者一见真理子（阿部洋的学生）来华访学，我俩一见如故，30多年来她多次组团来华参加各种纪念陶行知、陈鹤琴等教育家的活动。访台期间，我拜访了台湾幼教史学家翁丽芳博士，双方互赠有关幼教史的著作。
感谢人民教育出版社为我搭建了成长平台。40多年来，从李淑玲到刘雅琴再到新的年轻编辑刘峰峰，始终陪伴着我，帮助我完成了陈鹤琴、任宝祥前辈的遗愿，出版了《中国学前教育史》及《中国学前教育史资料选》；还出版了专科和本科的《学前教育史》及《学前教育思想史》，从而建设起了高校学前教育专业的“学前教育史”课程。人教社，我的良师益友！感谢你们助我圆梦！感谢你们促我成长！作者简介
唐淑，1935年生，江苏武进人，南京师范大学教授，我国著名学前教育史专家。曾任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副主任、学前教育系主任、中国学前教育研究会副理事长、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学前教育专业委员会主任、江苏省陈鹤琴教育思想研究会副理事长、江苏省教育学会幼教专业委员会主任、《学前教育研究》副主编等。人教社《中国学前教育史》《学前教育思想史》《中国学前教育史资料选》等教材和图书主编。
设计：吴 昀（实习）
编辑：周 丹
主编：吴海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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