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孔子正名。先儒说上告天子、下告方伯、废辄[zhé]立郢[yǐng]，此意如何？”
先生曰：“恐难如此。岂有一人致敬尽礼待我而为政，我就先去废他，岂人情天理？孔子既肯与辄为政，必已是他能倾心委国而听。圣人盛德至诚，必已感化卫辄，使知无父之不可以为人，必将痛哭奔走，往迎其父。父子之爱，本于天性，辄能悔痛真切如此，蒯聩岂不感动底豫？蒯聩既还，辄乃致国请戮。聩已见化于子，又有夫子至诚调和其间，当亦决不肯受，仍以命辄。群臣百姓又必欲得辄为君。辄乃自暴其罪恶，请于天子，告于方伯诸侯，而必欲致国于父。聩与群臣百姓亦皆表辄悔悟仁孝之美，请于天子，告于方伯诸侯，必欲得辄而为之君。于是集命于辄，使之复君卫国。辄不得已，乃如后世上皇故事，率群臣百姓尊聩为太公，备物致养，而始退复其位焉。则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名正言顺，一举而可为政于天下矣。孔子正名，或是如此。”
陆澄问，孔子讲正名，先儒说“上告天子，下告方伯，废除辄拥立郢”。该怎么理解？
这段牵扯两个典故，一个是“孔子正名”，另一个是“废辄[zhé]立郢[yǐng]”。
孔子正名：
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论语·子路篇第十三·第三章》）
子路问孔子：“老师，卫国君主如果请您去治理国家，您打算怎么做呢？”孔子回答说：“假定有这个事，第一件事是正名”，子路说：“有是哉？”这是非常怀疑的口气，意思是说，正名有这样重要吗？因为正名是一个非常抽象的东西，所以子路不相信。并且说，老师，人家说你是个迂夫子，你真是迂啊！名正不正有什么关系呢？
“正名”就是指确定思想的观念，即在思想上分别得清清楚楚。孔子的意思是，如果要谈为政，先要把文化思想导正，这是非常重要的。
子路认为文化思想是空洞的东西，何必管它呢？孔子骂他说，子路你这个家伙，简直就是个野人呀。对一件事情不了解，不要乱下断语。不要不知其然偏偏论其所以然，承认自己有不懂的地方，才是君子的风度与修养。
废辄立郢：
据《左传》记载，卫灵公的夫人南子性淫，与宋公子朝私通，卫太子蒯聩以之为羞，愤而蓄谋杀死南子，结果事败，出奔于宋，既而投奔晋国，卫灵公尽诛其党。
哀公二年，卫灵公过世。灵公死后，在继承人问题上曾有过一段曲折。蒯[kuǎi]聩[kuì]出逃后，卫灵公曾打算立另一个儿子郢为继承人。但郢以不能担此大任为由予以拒绝。灵公死后，南子又宣卫灵公生前之意，试图立郢为国君。然郢仍然拒绝，否认灵公有此遗嘱，并且提出太子蒯聩之子辄还在。最终，卫国立卫太子蒯聩之子、卫灵公之孙辄为君主，是为卫出公。
与此同时，流亡国外的蒯聩亦得知灵公丧讯，在晋国的帮助下试图回国继位，然遭到了卫国的抵制，被迫居住于卫国的戚。自此，蒯聩居于戚，与卫出公辄形成对峙，父子相持十余年。直到哀公十五年，蒯聩在自己的姐姐孔伯姬及其佣人浑良夫的帮助下，挟持了当时专政卫国的外甥孔悝，发动政变，赶走了卫出公。孔悝拥立蒯聩为君，是为卫庄公。
陆澄问，如果按照朱熹的说法，上面奏报了周天子，下面告诉了地方官，废除辄，拥立郢。是否就符合孔子讲的正名吗？
朱熹在《朱子语录》中说“必也正名乎，孔子若仕卫，必先正其君臣父子之名。如蒯聩不当立，輙亦不当立，当去輙而别立君以拒蒯聩。”“若就卫论之，輙子也，蒯聩是父，今也以兵拒父，是以父为贼，多少不顺，其何以为国？何以临民？事既不成，则颠沛乖乱，礼乐如何会兴？刑罚如何会中？”“若使夫子为政，则必上告天子，下告方伯，拔郢而立之，斯为得正。”
朱子首先肯定孔子之正名必先正君臣父子之名，进而明确指出蒯聩与辄父子相争，破坏了父子关系，因而均不得立为国君，并且推断“圣人必不肯北面无父之人”。最后指出国君应另立郢。朱熹的基本观点是蒯聩与辄均有违背父子伦常的事实，均属于“无父之人”，而无父之人不可以立为国君，国君当立“郢”。
阳明先生回答陆澄说，这样恐怕不行，首先，孔子受到卫出公的礼遇，为“公养之仕”(《孟子·万章下》)，亦即“一人致敬尽礼”。卫出公以礼相待，假设孔子为政就先去废除他，人家厚待于你，你先废了人家，这样做是不符合人情的。
并且当时卫出公治国并无什么大的过错，孔子在鲁哀公六年，自陈入卫，到鲁哀公十一年归鲁，大概待了五年左右，孔子是“危邦不入，乱邦不居”(《论语·泰伯》)，据此可见卫出公治理国家还是国泰民安的，算是一个好国君，废除国君显然有违天理。
孔子既然答应了辅佐辄，必定是辄对孔子言听计从。孔圣人通过自己的至诚大德感化辄，让辄知道无父无以为人的道理，把父子之情放在前面。毕竟这个君位，本来应该是蒯瞆的，现在占着这个位置，父子之间搞到撕破脸皮兵戎相见，从天理上讲是不太合适的。
自己做君主，父亲流落他乡，国人会怎么看？这样会给治理国家和教化百姓制造负面影响。你应该把父子人伦放在前边，先做出个态度来，用发自内心的真诚态度，把你父亲迎接回来。回来之后，向父亲请罪，辄能真切的悔悟，蒯瞆哪能不被感动呢？
孔子居中调解，让蒯瞆知道，儿子坐这个位置，也不是出于本心，而是身不由己。如果他把位置让出来，做父亲的直接坐上去了，显然也是不太地道的，父夺子位，传出去也是一件很丢人的事情。
要彼此都谦让一些，把人的天性发挥出来，整个过程中彰显出来的仁孝之美，就天下尽知了。再上一封代表民意的书信给周天子，同时抄送一份给各地的地方官，让辄重新成为卫国的国君。这个事情就尽善尽美了。
辄不得已，用后世尊立“太上皇”的方法安置一下父亲蒯瞆，这才是比较圆满的结局。至此，“则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名正言顺，一举而可为政于天下矣！”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说的意思是，当君主的要当君主的样子，当干部的要有当干部的样子；做父亲的要有当父亲的样子，做儿子的要有做儿子的样子。只有这样，社会关系才能理顺。把人和人之间的天性最大发挥出来，放在最前面，每个人心存天理的时候，国家自然就理顺了。
总结一下，这么做是为了协调君臣父子关系，实现正名的目的。卫国在卫出公的治理下已经基本稳定，因此群臣百姓“必欲得辄为君”。而辄从父子亲情角度来考虑，则必不肯，而是希望致国于父；而蒯聩则与群臣百姓深表辄的仁孝与悔悟，希望辄复君卫国。在此情形下，辄不得已尊父命仍为国君，但子不敢臣父，所以尊父为太公，备物致养。至此，君臣父子之名各得其正。这就是最好的解决方案
世间的道义是必须有个参照标杆的，如果没有，就没办法知道做的事情是否符合道义，或者偏离了道义有多远。就像没有物理学中的参照物，就确定不了物体的速度和方向一样的道理。
人类文明的发展，是需要有秩序的，秩序会依据时代潮流的不同而不同，秩序的建立，是离不开这样一系列的参照标杆的。
“名不正，则言不顺。”在天理上说不过去的事，就是不合理的事，一定不会成功的。“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社会文化导向，也就是主流价值观，是社会大众最基本的参照标准，这个标准可以多元化，但不可以混乱无序，否则大众会无所适从。
治理的重点归根结底还是文化思想的引领和导向。人类的全部历史本身就是一部思想战争史。如果到了“民无所措手足”的状况，一般人无所适从，不晓得走哪条路好，问题就大了。
我们真正的传统文化中对于思想文化和言语行为的原则，就是讲究实践的。中国政治哲学最高的原则：“不谈虚无高深的理论，要平实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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