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家卢梭完整（明星哲学家卢梭的真实面貌）

（本文选自《认识你自己：近代哲学四百年》一书《公共理性》章节中，题目为编者自拟）

思想家卢梭完整（明星哲学家卢梭的真实面貌）(1)

法国人对于国家理性的夸张信仰，有着一个显而易见的原因。与许多英国人不同，很多法国人几乎没有经历过真正的议会制度，在真正施行的市民政治中的公共利益之价值问题上，还相当幼稚——也正是这种危险的幼稚，让许多法国启蒙者走到一起。这种对公共理性的拜物情节的巅峰状态，可以在某个人的著作中找到，这个人的大名是今天提到法国启蒙哲学时往往第一个被想到的名字——卢梭！

卢梭

他是一个伪君子，一个女性偶像，一个喜怒无常的人，一个在霍尔巴赫的沙龙中鲜有的歇斯底里的疯子。但他为世界留下了18世纪最富影响的理论。卢梭（1712—1778）于1742年进入巴黎时，这位日内瓦钟表匠的儿子回顾了自己漂泊不定的游子生活。他当过艺术雕刻师、假托钵僧、用着伪造的资格鉴定书的音乐教师、教育工作者、土地登记局的写字员、一种新的记谱符号的创造者、创作出一些二流音乐作品的作曲家。30岁那年，卢梭认识了比他年轻一岁的狄德罗，并很快建立了友谊。他们每周都会和孔狄亚克一起去一次名为“花篮”的餐馆进餐。卢梭属于《百科全书》的早期作者。他将自己视为音乐领域的专家，并为《百科全书》撰写了一些相关词条，这些行为让那个时代公认的音乐名家和音乐理论家让 - 菲利普·拉莫（Jean-Philippe Rameau，1683—1764）很是不满。

卢梭人生中的一次重大突破出现在1749年。这一年，卢梭参加了第戎科学院的有奖征文比赛，有奖征文的题目是“论科学与艺术的进步是否有利于社会风俗的净化”。卢梭刚在不久前阅读了拉美特利那本臭名昭著的讨论幸福问题的著作。按照这本书的观点，在道德中不存在幸福，唯一存在的幸福是激情之幸福。这本书的阅读让卢梭深受震动。拉美特利对吗？是否所有的社会道德只是一个骗局？这一时期，狄德罗在万塞纳的牢狱之中，卢梭定期去拜访他。不言而喻，这对友人讨论起拉美特利的思想和这次第戎科学院的有奖征文题目。很有可能正是智慧的狄德罗鼓动卢梭写一篇挑衅性的惊世骇俗之作，作为对第戎科学院的回答。因为只有反其道而行之——认为科学之进步不仅不能净化道德，而且还会败坏道德——才能引人注目。

卢梭投身于这项写作，狄德罗也全程伴随写作中的每一个步骤，并提出了一些完善的建议。之于狄德罗的动机，我们只能猜测。因为这种主张，即认为艺术与科学的进步会败坏人性，与《百科全书》的主旨完全相反。狄德罗是希望激起大家对卢梭的反对吗？然后他可以随之指出国王与教会统治的弊病，从而说明为了让艺术与科学能够在事实上有利于所有人，必须革除这些弊病？

狄德罗计划的真相，直到今天仍然不得而知。但可见的是卢梭后来对这件事的神化。在自传中，他记录了自己于一个炎热夏日在万塞纳对狄德罗的拜访。途中，他从随身携带的刊物《法兰西信使》（Mercure de France）上偶然读到这次征文比赛的题目：“我读到这几行文字，感觉围绕着自己的是另外一个世界，我也将成为另一个人。”他在一封给马尔泽布的信中对这件事的描述更有激情：“就像某种飞速的灵感，我读到这个征文比赛的题目时，心中的雀跃油然而生。一种感受立刻攥住了我，我的精神似乎被成千上万的灯火萦绕着、照耀着。不断涌现着的活跃思想奋力进入我的精神之中。它们在我的精神里混乱无比，使我陷入一阵无法言说的迷茫中。我的大脑一阵眩晕，宛如醉酒状态。我的心跳很快，敲打着我的胸膛，令我惴惴不安。因为无法再在行路中保持呼吸，我就倒在了路边一棵树的脚下……”在这段文字中，我们看到了一个典型的卢梭。狄德罗在故事中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角色。一个精心谋划的计划变成了一种基督教式的唤醒体验，就像使徒保罗在前往大马士革途中或奥古斯丁在米兰花园里的经历。激情、泪水以及崇高的被拣选状态，将这个故事修改成一个神话。故事的最后是一个被赐福者：“我所有微小的激情都被面向真理、自由与道德的热情熄灭了，而最令人惊异的地方在于，这种内在的氤氲和光亮以一种更高的程度在我身上维持了超过四或五年的时间，这种事情或许从未在另一个人心中发生过。”

没有哲学家会像卢梭这样兜售自己。他关于有奖征文比赛的应答论文使他获得了梦寐以求的一等奖。他一夜之间名声大噪，甚至远远地传到了法国境外。到处都有人在讨论卢梭的观点，即科学与艺术摧毁了人的自然道德，而在古代的斯巴达和古代的罗马，道德风尚犹存。此外还包括孟德斯鸠已经论述过的观点——文化的进步带来了越来越深的社会不平等问题，并最终导致了人类的堕落。

不平等的起源

虽然卢梭的思想没有一个是全新的，但他是文化批判的明星哲学家。这次第戎学院的征文比赛大获成功之后，没过几年，他又参加了一次同样的比赛。这一次的题目是：“人类之间不平等现象的起源是什么，这种不平等是否能够得到自然法则的准允？”

卢梭的应答论文即是那篇《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Discours sur l’origine et les fondements de l’inégalité parmi les hommes）。这本书1755年在阿姆斯特丹出版，但这次他从第戎科学院的评审委员会那里颗粒无收。这次的文章比上次的更充满热情。卢梭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叙述了人类的文明史。和霍布斯与洛克一样，卢梭的人类历史也开始于自然状态。至于自然状态的真实性如何，这个问题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卢梭讨论的是一些“假设性的思考”。在这一点上，他与自己的英国前辈们颇为接近。但与他们不同的是，卢梭在人类的进步中没有看到上升与完善之路，而是倒退之路，一个道德衰落的历史。

根据卢梭的构想，人一开始并不是人，而是动物。狄德罗思考物种的起源和消亡时，卢梭已经将这种进化思想连贯地用于人类身上。人类尚处于“动物状态”（condition animale）时，还没有财富、权利、语言、理性、道德和统治的观念。人们之间也无冲突和战争。在洛克那里，人类从一开始就是被上帝作为商人而创造的——人类交换他们的货物并管理自己的财产。对卢梭来说，这是后来才产生的文明之疾病。对他而言，人这种动物只拥有诸如自爱这种动物性的本能，或者是被孔狄亚克准确描述的自身生存的感受。

把人类演化过程的开端置于人的动物状态——那时的人是一种没有语言的野人（homme sauvage）——是一种明智之举。但非常罕见的是，卢梭把人看作一种非社会性的物种，总是追求自身的满足。最晚是在这个地方，卢梭的一个个人理想开始萌发：完全自由地生活在自然之中，且不需要依赖任何人。人们很容易发现，许多哺乳类动物和鸟类天生就是群居动物。但如果群居生活违背人类的本性，那人类为何还要生活在一起呢？是什么推动了这个进程？卢梭的独行者理想使自己远远落后于亚里士多德和洛克，甚至落后于霍布斯。他不假思索地将自己的私人幻想宣布为人类的真正本性。

非常有趣且充满远见的是卢梭的这一思想，即交换与财产并不能让人类成为现代人。与英国哲学家构想的商业人（Homo mercatorius）相对，卢梭发展出心理学意义上的相反模式。对于卢梭来说，一切通往市民社会的发展进程都源于一种感受或倾向，也就是一种愿望：给予某物以偏爱和优待，或者让自己被偏爱和优待。从这种愿望中产生爱和家庭，但是也产生了嫉妒与怨恨。通过这种情感上的纠葛，人们相互之间建立起联系，情感生活也变得越来越复杂。人们不断地将自己与其他人比较，并因此失去了自身的确定性，依赖于其他人的目光。人们精心培育他们的自爱，渴望别人的关注与承认。谁获得了更多的关注与承认，就会相对于那些一无所获者享有更好的地位。这就是不平等的开端！

卢梭解释说，不平等首先是社会化的人心理变异的结果，也因此是“文化”变异的结果。在此，他反驳了英国哲学传统。根据这种传统，人类的不平等是“自然”现象。但在卢梭这里，不平等是一种文化和病理学现象。因为一个正常的自给自足的人无须追求更多的财产。在洛克那里，人类应该征服大地，但卢梭则梦想着大地可以免于人类的侵扰。他也知道，对人类来说，已经没有一种自愿的归途了。人类已经从独行者变成了“群体”，慢慢组成了家庭和后来的国家。通过耕作和冶炼，土地不仅被加工，而且被分配。由此，财产上的不平等就在这个过程中被确定下来。卢梭对洛克充满嘲讽，因为洛克认为，所有的不义都始于对财产规则的违背。洛克眼中完全无须批判的地方，在卢梭那里就成了原罪：“将一块土地围起来并突然说这是我的土地，而且找到了足够单纯的相信他的人，第一个这样的人类，就是市民社会的真正创建者。”

财产败坏人的性格。自爱原则变成了自私自利。少数富人产生了，同时也产生了许多穷人。这就是“市民状态”，和卢梭在18世纪的法国发现的情形是一样的。如果人们希望社会变得更加正义且良善，就需要一种能够重建个体之原始平等的法律秩序。返回自然之自由已经不再可能，这条道路被封锁了。但如果人类必须不自由地生活在市民状态的枷锁之中，那么法律秩序就应该致力于克服贫富之间的差距。卢梭的思想模式具有辩证特征：为了像先前一样平等，人类需要社会秩序——但同时正是由于社会秩序的存在，才使人类变得不平等。

法律秩序的意义是，通过第二条教育之路重新恢复人类的平等。但这种法律秩序的细节应该是怎样的呢？卢梭曾投入很多时间去写作一部名为《政治制度论》（Institutions politiques）的大书，却从来没有出版过。相反，他回归到了孤独状态中。他成为自己的家乡城市日内瓦的荣誉市民。但他的名气越大，他的自恋就越明显。短短数年之内，他与自己的朋友们陷入了数百次争端和琐碎的争吵之中，并因此失去了几乎所有朋友。他不停地迁徙和写作，陷入绝望或欢呼雀跃地向世界宣布自己的胜利，退场，埋怨，再次装腔作势。

他与自己朋友的彻底决裂，始于他和加尔文教徒一起坚持认为，今后日内瓦将不允许戏剧演出。伏尔泰非常愤怒，因为他很喜欢看到自己的戏剧在城市里上演。但是卢梭——这位之前也写作戏剧的哲学家，却给予戏剧艺术以毁灭性的判决。他认为，戏剧损害了工作道德，不利于创造性的发展，还因为那些品行不端的演员而败坏道德习俗。

社会契约

卢梭为自己寻找了一个新的角色。此时，他不再是个花花公子，而是一位严肃的改革者。他1761年的政治著作是献给日内瓦市民的——《社会契约论，或政治权利原理》（Du contrat social, ou principes du droit politique）。但日内瓦的上层人士绝没有被这本书取悦到，而是异常震怒。不到一星期的时间，法国就禁止了这本书。

是什么使审查机构如此愤怒呢？最让他们感到不安的是卢梭与宗教的关系。和围绕在霍尔巴赫与狄德罗周围的圈子不一样，卢梭这位来自日内瓦的哲学家不是无神论者。但是在卢梭的思想中，宗教在国家中应该扮演的角色，既无法取悦信奉新教的瑞士人，也无法让信仰天主教的法国人感到满意。卢梭认为，国家需要宗教，这样社会的一体性才能得到保证。能够确保宗教继续存在的不是真理或某种启示，而是其民用价值。对于一个两次出于策略性的考虑而改变信仰的人来说，这一思想非常自然。

社会契约在哲学上的重要性并不是由于它的神学主张，而是它的政治主张。和霍布斯、洛克一样，卢梭也勾勒了一种社会契约理论。契约的意义是，在市民社会的条件下尽可能妥善地维护和保护个体的自由。只有统治权力妥善保护公民的自治权利时，这种统治才是合法的：“要寻找出一种结合的形式，以其全部力量捍卫和保护每一位成员的人格和财产，并且通过这种结合，每一个人在与所有人的联合过程中，只不过是在服从自我，并将继续与以往一样自由。”

但并不令人欣喜的事情是，卢梭思想中自由与平等的人类不包括女性，也不包括殖民地的黑人奴隶，这一点与百科全书学派的作者路易·德·若古“骑士”（Louis de Jaucourt，1704—1779）的做法是相同的。卢梭口中的市民是白人。属于公民自由的还包括获取财富的权利——财富只能是劳动创造的成果，而不是通过其他方式获得的。同时应该谨慎地注意到，财产关系应该保持平衡，从而可以保证“没有国民可以富裕到能够购买他人的地步，也没有国民贫穷到必须出卖自己的程度”。这个卓越的规则具有永恒的力量，也从根本上将卢梭和英国的主流哲学家们区分开来。在洛克那里，正是出于保护原则上不应被加以限制的私产，才使得社会契约成为必需。对于卢梭来说，契约只保护公民获得财产的权利。还有一点与洛克不同，公民不会把自己的主权上交给某个制定和颁布法律的议会机构。相反，每一个公民现在是，并将永远是主权所有者。但这种直接民主在实践上会是什么样的呢？

正如大家所知，所有人的意志（volonté de tous）尚不能构成某种“公共意志”（volonté générale）。因为每一个人都首先为自己着想，所以当所有人都这样仅仅考虑自己时，那就无法产生公共意志。和自己的法国同行一样，卢梭也不认同斯密的观点—所有人的个人利益最终会带来一个良好社会。而且他有意放弃了孟德斯鸠的分权原则。相反，卢梭一直在鼓吹某种对“公共理性”的拜物式崇拜，这种公共理性是公共意志的等同之物。公共意志的贯彻者是一位“立法者”（législateur），他是公共理性的化身，是人民选举的结果，且从来不应当只是个单一的人。

由成千上万非理性的选民选出一个能够体现和代表公共理性的机制，毫无疑问，这种做法是整个系统的薄弱之处。不管卢梭的思想多么具有进步性——他希望废除等级社会，剥夺贵族的特权并引入一种直接的民主制度，但他对于公共理性的严格信仰，让他的乌托邦构想显得不接地气。而且这种公共理性为极权统治敞开了大门。因为根据卢梭的观点，谁损害了社会契约，谁就丧失了生命的权利。尽管卢梭曾经写过，一个个体之人的血液比整个人类的自由要更为重要，但这种矛盾，也只是卢梭众多无法消解的矛盾中的一个而已……

要孤独而自由地生活！

卢梭是个不羁的富有激情的人，有时充满魅力，令人迷恋，但有时又很粗暴无礼，令人难以忍受。他今天已经成为文学史和哲学史的一部分，因为在此之前从来没有人像他那样将内在的分裂和对于自己以及世界的痛苦，如此激情盎然地表述于文字之中。卢梭的作品不仅对哲学，而且对文学，尤其是教育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在卷入了一场并不快乐的爱情韵事之后，卢梭创作了《新爱洛漪丝》（Julie ou la Nouvelle Héloïse）这部世纪畅销书。在卢梭之前，人们只在英国文学中读到过这样的爱情故事：充满感伤色彩，却又富有激情和道德教诲。但卢梭为其新添了许多自己的元素：瑞士的田园风光、英国的风景园林、对朴素生活的赞歌、无辜与死亡、对所有等级优越感的批判、对没有宗教教义的精神生活的歌颂，以及作为悬于万物之上的审判者的真正纯粹无瑕的道德。这部充满自然特征的作品也产生了应有的影响力：这本书符合时代的品位，直到世纪转折时期，这本书共有70个版本。13年之后，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也有同样的经历和丰硕的影响。

对于一个一辈子都在毫无顾忌地利用女性感情的男人来说，这本书是令人惊讶之作。和后来的丹麦作家安徒生（Hans Christian Andersen）一样，卢梭也逃向了理想的幻想世界。这个幻想世界正构成了卢梭充满种种欠缺的个人生活的反面。卢梭在现实生活中越冷酷无情，越以自我为中心，他在想象的世界中就越温和，越富有同情心。他的第二本取得巨大成功的书也是这种风格。这就是诞生于1762年的教育小说《爱弥儿》（Émile）。一方面，卢梭逼迫他的妻子泰雷兹将自己五个刚出生的孩子都送往孤儿院，卢梭不想对任何人承担责任。但同时，卢梭又写作了一部有关儿童和青年教育的开创性著作。年少的爱弥儿，没有受到任何消极的文化影响的侵扰，逐渐成长为一个具有自我意识的男子。他的教育者希望他像一棵树那样自然生长。只有在个别情况下，这位教育者才会为他制造出特定的情境，使得爱弥儿逐渐成熟起来。爱弥儿不应该成长为一个有着特定职业的市民，而应该成为一个人。为此，他需要很多自由，因为他需要在经验中，而非在书本中学习。惩罚也不是由有教育资格的人施行的，惩罚是由个人行为造成的消极后果—而且这种后果经常是难以避免的。

对于18世纪的人来说，《爱弥儿》不仅是一个挑衅，还是一部轰动性的作品。几乎没有一个人会像爱弥儿受到的教育那样，如此自由地教育自己的孩子。也没有一个人会像卢梭那样确信，每一个孩子都在自身中拥有一种在免受任何社会影响的情况下能够茁壮成长的自然道德。这本书对后来的教育学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根据这一原则，不要教育孩子，而是让他们自行发展与成长，因为人类身上的一切好的东西都在自然本性中被给定了。有一些观点即使在21世纪听起来依然很是明智，比如人们“应该失去时间，而不是去赢得时间”。人们可以用这个原则去批判我们今日效率时代中的任何一种教育优化机制。但是有一些观点在今日看来就纯属胡言乱语了。卢梭文学性的主人公以一种完全粗疏的方式远离社会。而作为基础的关于“自然”的理念是浪漫主义的，且含混不清。

但不管怎样，卢梭使一种全新的教育理念降临到世界上，并造成了重大的影响。《爱弥儿》启发了许多思想家，如康德、赫尔德、裴斯泰洛齐（Johann Heinrich Pestalozzi）直到蒙台梭利（Maria Montessori）和改革教育学。一个来自人文主义者拉伯雷（François Rabelais，约1494—1553）的智慧见解——“孩子不应该像木桶那样被填充，而应该像灯火一样被点燃”，通过卢梭的著作成为一个永恒的教育理念。

《新爱洛漪丝》和《爱弥儿》在国际上大获成功。但是《爱弥儿》和先前的《社会契约论》一样遭到了禁止，作者也遭到警察的通缉和迫害。卢梭就在瑞士街头不停地游荡，在纳沙泰尔躲避了两年半的时间，然后与休谟一起前往英国。但在英国也没有待很久，他于1767年返回法国，仓促中不停地变更住所。他在任何地方都有一种被迫害的感受——即使由他所引起的骚乱情绪已经在慢慢减弱。他写作《忏悔录》并许诺说，这本书将是对自己的无情揭露。卢梭激情洋溢地开始了自己的写作，他说这本书将是史无前例的。尤其是感伤主义和浪漫主义时期的德国诗人和哲学家，在这本书中受到了深深的鼓舞和震动。同时，这位自传作者以越来越高的激情投入植物学的研究中。卢梭的另外一本书是为自己作坚持不懈的辩护，即《作为让 - 雅克的审判者的卢梭》（Rousseau juge de Jean-Jacques）。他兴奋地把这本书带到巴黎，希望把它放到巴黎圣母院的祭坛上，但可惜的是，祭台已经关闭了。两年之后，这位喋喋不休的牢骚者死于一场中风。他无法长久地安息于爱尔芒翁维尔的杨树岛上。1794年10月，一个来自法国国民议会的决议把卢梭搬出了自然，将他隆重且荣耀地安葬在先贤祠，他旁边就是自己的夙敌伏尔泰。

思想家卢梭完整（明星哲学家卢梭的真实面貌）(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