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ear, Anti-Semitism in Poland after Auswitz，Random House，2006-6，今天小编就来聊一聊关于叶攀婚礼?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研究一下吧!
叶攀婚礼
Fear, Anti-Semitism in Poland after Auswitz，Random House，2006-6
波兰是一个历史颇为跌宕起伏的国家。提起波兰，人们想到的除了波兰历史上的著名人物之外，往往还有波兰历史上曾经遭受过的那些侵略。一些人也浓墨重彩地描绘波兰的“悲情”，不过，悲情远不是波兰历史的全部。不仅中世纪后期的波兰在中东欧兴风作浪，二战后波兰的一段历史更是影响延续至今，这就是波兰对待犹太人的行径。笔者曾经介绍过，在19世纪后期波兰民族主义的演变过程中，反犹主义成了波兰民族主义的组成部分。通过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波兰相关党派与天主教会的不懈努力，波兰的反犹主义成功地驯化了相当数量的波兰群众，这种反犹主义就此进入了波兰社会和政治，并不再停留于口头和书本，而是具体化为行动了。
笔者在讨论波兰民族主义的时候曾经提及，这种思潮把波兰设定为一个种族-语言共同体，这不只是口头表态：学者哈莉克·科汉斯基（Halik Kochanski）在其著作《不折之鹰》（The Eagle Unbowed）中提出，这个时期的波兰多次把境内的犹太人驱逐到巴勒斯坦地区。除此之外，当时的波兰外长贝克曾经想把波兰境内的犹太人“迁移”到当时的法国殖民地马达加斯加，不用说，当地黑人的死活波兰方面是漠不关心的。当时的波兰政府甚至帮助犹太人组织训练伊尔贡和哈加纳这样的恐怖组织。很明显，波兰政府的举动实际上是支持犹太人对当地的阿拉伯人进行殖民。也就是说，早在二战前，波兰虽然没有杀戮犹太人，但是波兰社会已经把犹太人视为不属于波兰这个“共同体”的异类了，这种态度已经为波兰犹太人日后的命运埋下了伏笔。
《不折之鹰：二战中的波兰和波兰人》，中国青年出版社，2015年
二战开始后甚至结束以后，波兰反犹主义不仅没有得到遏制，而且恶性发展了，这就是一次又一次的屠杀犹太人行动。本书作者格罗斯（Jan Tomasz Gross）1947年生于波兰，1969年移居美国，后获得社会学博士学位。他致力于研究波兰历史，以及波兰反犹主义。他的著作《邻人》以波兰小镇耶德瓦布内（Jedwabne）发生的事件为案例描述了二战期间波兰人屠犹，这本书国内已经译介。然而，波兰人的屠犹行动并没有随着二战的结束而结束，格罗斯的另一本著作《恐惧，奥斯维辛之后波兰的反犹主义》（Fear, Anti-Semitism in Poland after Auswitz）描述的就是二战之后波兰对犹太人的屠杀。奥斯维辛之后，恐惧仍在继续。
奥斯维辛之后，恐惧继续
1945年5月，二战以纳粹的覆灭而告终，奥斯维辛集中营也在当年的1月底被解放了，饱受战争创伤的波兰摆脱了纳粹的统治。此时，在斯大林和丘吉尔的“百分比协定”的作用下，波兰在战后被划归苏联的势力范围。但是，这没有阻止波兰人的屠杀行动，更没有终止波兰犹太人的恐惧。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这反而给了一些人开脱反犹主义的借口。
战争结束后，奥斯维辛之后，流离失所的人们踏上了归乡的旅程，其中就包括了大量犹太人。不过，等待着这些幸存于纳粹屠刀下的人们的，不仅是“松柏冢累累”，还有他们曾经的邻人们的屠刀。二战中波兰人的屠杀犹太人行径《邻人》已经述之甚详，这些波兰人在二战中不仅杀害了当地的犹太人，而且还抢夺了犹太受害者们（包括被纳粹屠杀的犹太人）的财产，其人数之多，已经足以形成一个新的社会阶层。伦敦的波兰流亡政府地下组织成员耶齐·布劳恩（Jerzy Braun）对这一结果相当欣赏，视之为波兰人摆脱犹太人经济控制的过程（本书第46-47页）。一些波兰人甚至跑到特雷布林卡集中营的废墟上挖掘财宝。波兰人甚至展开了屠杀犹太人“竞争”，而一些地区的波兰人则把当地的犹太人视为（他们私有的）“时机到来时可以收割的作物”（本书第42页）。例如，1941年7月，瓦索什（Wasosz）农民在屠杀了本地区的犹太人后抵达拉季沃夫（Radzilow），企图屠犹。不过，这些农民被拉季沃夫当地人拒之门外。两天后，拉季沃夫当地人进行了屠犹。
有的波兰犹太人在逃难时会留下一些财产，等到他们归来，这些财产已经被他们的邻居们吞没了。据作者估计，大约不少于50万波兰小城镇和农村家庭成了他们的犹太人邻居财产的“继承人”，这大约相当于250万人。当那些幸存的犹太人们返回满目疮痍的家乡的时候，从上述抢劫行为中大发其财的波兰人对这些幸存者们的态度就可想而知了。这也是二战后波兰屠杀犹太人的“现实”基础。值得一提的是，不少伦敦波兰流亡政府的高官预计到了这种状况，并且将之视为纳粹德国占领的自然结果，他们也欣赏这个结果。例如，这个流亡政府的外交委员会负责人罗曼·克诺尔（Roman Knoll ）报告说，犹太人不可能恢复他们在战前波兰拥有的经济地位，不可能恢复他们在战前所处的状况。此外，犹太人被排挤或者被杀害后留下的财产中也有一些被当时的波兰政府接管了，其中也包括一些战时被纳粹德军占有的财产。
在屠杀过程中，波兰人往往全家齐上阵。甚至波兰儿童也在战争的“教育”下变得残忍而自私。乘坐火车的犹太人甚至被直接拉下火车，遭到杀戮。袖手旁观的波兰人对这些屠杀一清二楚，对犹太人的敌意遍布波兰社会的各个层面、各个角落。一言以蔽之，在二战浩劫中幸免于难的波兰犹太人们在他们自己的家乡遭到了灭顶之灾。1984年，当时的波兰进行了一次调查，在90名被调查者中，有27人提起了他们曾经目睹战后屠杀，并且提及了凶手们的姓名。不仅如此，根据波兰学者的报告，在这次调查中，不少人“一边严厉谴责纳粹，一边对波兰人进行的屠杀视若无睹，甚至为之极力辩解”（本书第37-38页）。因此，格罗斯认为，波兰战后的屠犹行径是社会控制的一种手段。
在这种状况下，不少犹太人只得再次背井离乡。也有一些犹太人力图说服自己，这些都只是“过渡”的现象，他们中的不少人也为这种眷恋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虽然犹太人组织早早就敦促犹太人们移居大城市，但是，这些大城市，例如克拉科夫和凯尔采（Kielce）也不安全，不少屠杀就发生在这些城市中。这些犹太人组织也常常向当时的波兰政府求援。毋庸讳言，当时的波兰地方机构中也存在着对犹太人的偏见，犹太人在就业、教育等方面也遭受了不少歧视。
当时的波兰政府并未对此听之任之，还是组织了一些对二战时屠杀犹太人案件的审判——事实上格罗斯写作《邻人》和本书的不少材料就来自当时波兰政府的审判记录，但是这些审判受到了来自各个方面的干扰，尤其是审判中证人常常受到及于人身的威胁，这些审判的效果也就可想而知。《邻人》讨论的耶德瓦布内事件已经是同类审判中的翘楚。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波兰人把屠杀犹太人事件抛诸脑后，相关审判也就越来越成为其他案件审判的附带。根据本书的统计，波兰法院审理的61起类似案件中，有93名波兰人被起诉，并有17人被最终定罪。战后波兰的屠犹浪潮持续了数月之久，涉及大约24个波兰城镇，并有数百名甚至数千名犹太人遇害。很明显，上述审判只是杯水车薪。
1945年8月，二战刚刚结束三个月，克拉科夫就发生了一次屠杀犹太人事件。1946年，凯尔采又发生了一次大屠杀。格罗斯在本书中花了很大篇幅描述了凯尔采屠杀。这次屠杀的导火索，是一条“犹太人伤害基督徒儿童”的谣言。1946年7月1日，凯尔采一名八岁波兰儿童亨里克·布瓦什奇克（Henryk Blaszczyk）失踪，两天之后的晚上七点，他带着樱桃回了家。亨里克回家后不久，亨里克的父亲瓦伦季（Walenty）醉醺醺地告诉当地警察，是犹太人绑架了亨里克。7月4日，瓦伦季、亨里克及其邻居陪同警察去凯尔采的犹太人委员会大楼认人。当地警察处理相关事务的时候，群众在大楼外聚集起来。接着，这些人“大吼大叫，说犹太人杀死了一名基督徒儿童”（本书84页），屠杀随之发生了。笔者在此无需也不忍心详细描绘这次屠杀的具体过程。
《邻人：波兰小镇耶德瓦布内中犹太群体的灭亡》，三辉图书/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年
屠杀发生之后
凯尔采屠杀发生之后，当时的波兰政府举行了审判，一位辩护律师说：“走上普兰季大街（Planty Street，屠杀事件开始的地方）的人们是为了保护年轻人，这些人是被家长般的感情驱使的。法庭在评估被告们的心理状况时应该考虑到这一点”（本书119页）。这个说辞得到了当时多数波兰人的共鸣。波兰统一工人党的报告也指出，当时的波兰群众对犹太人的境况无动于衷。不仅如此，当时的波兰政府在媒体上批判这些屠杀行动，并举行相应审判的时候，波兰其它地区如罗兹的群众举行了“声援”屠杀的抗议和游行示威。1980年代中期，波兰导演沃金斯基（Lozinski）拍摄了一部有关这次事件的纪录片，凯尔采屠杀四十年之后，接受采访的人们仍然认为，这次屠杀不是活人祭（ritual murder），而是事出有因。虽然一些波兰知识分子挺身而出，为犹太人仗义执言，但是他们的声音很快就被湮没了，被抛弃了。
在波兰，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不仅仅发生在纳粹集中营里，而且发生在光天化日之下。然而，波兰社会对这些屠杀视而不见。如前所述，波兰民族主义把波兰视为一个语言和种族的共同体，那么，“非我族类”的犹太人当然不可能在这个共同体中有任何值得一提的位置。波兰人的犹太人邻居们早就被前者当成了陌生人而一笔勾销。二战中受害的犹太人不属于波兰人心目中“我们”的死者之列。相应地，战时波兰的公共话语中，犹太人也是缺席的。换言之，犹太人和波兰人早已经形同陌路。并不是只有普通的波兰人如此看待犹太人，二战中波兰的地下媒体和报告中，犹太人也是“他者”。不用说，即使在战争时期，波兰社会对犹太人被波兰人屠杀也是漠不关心的。波兰犹太诗人米奇什瓦夫·雅斯特伦（Mieczyslaw Jastrun）记录了不少类似事例。战时曾参与波兰抵抗运动，后来成为美国乔治城大学教授的扬·卡尔斯基（Jan Karski）甚至警告说，纳粹对犹太人的政策在“波兰社会的很大一部分”获得了支持。不少波兰人甚至和纳粹合作，共同对付犹太人。波兰的战争叙事中，也没有犹太人的位置。波兰人对犹太邻人的屠杀也从未成为那个时代的意识的组成部分。简言之，整个波兰社会把犹太人视若无物，视为草芥和蝼蚁。也正是因为如此，战后屠杀犹太人事件让波兰知识分子们如此“友邦惊诧”。
作者格罗斯在本书中花了整整一章，亦即本书第六章分析波兰犹太人和波兰共产主义运动的关系。在笔者看来，他未免有些过于书生气了。无论是一般的反犹波兰人，还是波兰天主教会人士，他们不会真的不知道这些，他们需要的只是一个屠杀犹太人，以及为他们屠杀犹太人的行径洗白的借口而已。这些人并不真的对这些感兴趣，他们也不想深究这些，借用许茨（Alfred Schuetz）的理论说，波兰的反犹主义不过是在“犹太人”和“共产主义”这两个符号之间建立了一个连接，以服务于他们的目的。
波兰天主教会贼喊捉贼
熟悉波兰的人们都知道，天主教会长期在波兰呼风唤雨，国内一些学者也津津乐道于波兰天主教会的“相对宽容”。然而，天主教会和反犹主义之间如影随形，这一点可谓源远流长，波兰并非例外。二战期间天主教势力和纳粹关系更是过从甚密，天主教势力强大的维希法国、乌斯塔沙政权等成了纳粹卵翼下的傀儡。奥地利的天主教会更是一马当先，并支持纳粹吞并奥地利。1941年11月，奥地利教会重申，他们支持希特勒入侵“威胁西方文明”的苏联。伊比利亚半岛的天主教会也和佛朗哥、萨拉查结为同盟。当然，由于波兰遭到了纳粹的侵略，波兰天主教会倒是没有像其亲戚们那样亲纳粹。早在1904年，教廷就特别开恩，准许意大利天主教徒参与投票，支持右翼，对抗意大利社会主义运动。战后控制波兰的正是苏联，凯尔采屠杀发生的时候丘吉尔的“铁幕”演说也发表了数月，波兰天主教会不会不清楚他们的敌人是谁。
凯尔采屠杀事件发生之后，波兰枢机主教赫隆德（Hlond）通过咨询下属，拒绝发布一封谴责反犹主义，并且否认屠杀事件属于活人祭的主教公函。没有任何一个波兰天主教的重要人士对凯尔采屠杀发表过毫不含糊的、斩钉截铁的观点，也没有任何一个波兰天主教教士批判这次屠杀。只有琴希托霍瓦主教特奥多尔·库比纳（Teodor Kubina）在事件发生后坚决谴责了反犹主义。
屠杀事件发生一天之后，波兰天主教会发布了一份不痛不痒的报告。人们甚至无法从这份报告中看出这次事件中到底谁是凶手，谁是受害者。这份报告中只是附带着提到了“犹太人”这个字眼。7月6日，凯尔采主教辖区发布了另一份空洞无物的报告，这份报告中甚至没有指明“谋杀”这个事实。五天之后，这个主教辖区又发布了一份报告，这份报告泛泛地指责谋杀，要求人们平静下来。就在同一天，前面那位枢机主教赫隆德发布了另一份声明。这份声明还是泛泛地谴责一切杀戮，并且否认这次事件的种族主义性质。人们还是无法从赫隆德的声明中得知，凯尔采屠杀的受害者是犹太人。赫隆德甚至认为，凯尔采的教士们完成了其职责。接着，赫隆德一边说战争时波兰人和波兰教士们救了不少犹太人的命，一边把犹太人和当时的波兰政府扯到一起，将二者等量齐观。这位枢机主教甚至说：“在波兰当时不幸的武装政治斗争中，一些犹太人不幸遇难，然而在这些斗争中遇害的波兰人数量与之相比高出了许多”（本书138页）。最后，赫隆德否认他是个反犹分子。克拉科夫大主教亚当?萨皮哈（Adam Sapieha）自始至终对凯尔采事件不置一词。事实上，屠杀事件之前一周，萨皮哈接见波兰与法国天主教知识分子的时候，对方直接认为萨皮哈是个反犹分子。另一位法国知识分子默尼耶（Mournier）的印象则是，“（波兰）天主教最高层中的反犹主义是如此活灵活现，好像纳粹灭绝犹太人从未发生过一样”（本书140页）。
有趣的是，千里之外的英国方面这个时候倒是对波兰的反犹主义浪潮忧心忡忡，心急火燎。时任英国驻波兰大使，第九任波特兰公爵维克托·卡文迪什-本廷克（Victor Cavendish-Bentinck）就极力催促波兰天主教方面公开谴责反犹主义，然而对方岿然不动。当一些波兰天主教人士终于开口的时候，这些人不过是重复了已有的陈词滥调。本廷克建议英方争取教廷出面谴责反犹主义，以抗衡波兰天主教人士的态度。如前所述，教廷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和波兰方面毫无二致，本廷克的设想注定徒劳无功。梵蒂冈甚至推陈出新。英国驻教廷大使弗朗西斯·达西·奥斯本爵士（Sir Francis D’Arcy Osborne）向英国方面报告，梵蒂冈国务卿多梅尼科·塔尔迪尼（Domenico Tardini）在会谈中告诉英国大使，莫斯科向波兰派遣了五十万布尔什维克化的犹太人。教廷对这类论调可谓不厌其烦。
1946年9月，时任凯尔采主教切什瓦夫·卡奇马雷克（Czeslaw Kaczmarek）组织了一个委员会，并向时任美国驻波兰大使阿瑟·布利斯·雷恩（Arthur Bliss Lane）和教廷提交了一份秘密报告，以抗衡当时的波兰政府的观点。这份报告终于描绘了屠杀的状况。不过，该报告开宗明义：“只有犹太人自己才应该因为当时的事态受到指责”（本书第145页）。接着，报告大书特书二战中波兰人和犹太人的情深谊长，绝口不提波兰人屠犹行径。不过，既然战争中波兰人和犹太人如此鱼水深情，为什么战后波兰人对犹太人突然如此恨之入骨呢？这份报告倒是直言不讳：战后的波兰犹太人“全都拥有好工作，在工商业方面机会无限。波兰政府各部门充斥着犹太人，犹太人掌管着波兰秘密警察，大肆逮捕波兰人。许多犹太人的波兰语不过关，因为这些犹太人来自苏联”（本书145页）。人们不难发现，以上种种实际上是耶德瓦布内事件中波兰天主教会态度的重复和具体化（《邻人》第50页）。
具体到凯尔采屠杀，这份报告不仅认为“肯定是犹太人”（本书146页）指使小孩亨里克撒谎，而且旁敲侧击：“这看上去或许不大可能，甚至荒唐，因为这暗示凯尔采屠犹事件的主要起因是犹太人自己。不过这真的如此荒唐吗？”（同上页）。接着，报告连篇累牍地重弹老调。这份报告不以含沙射影为满足，而且言之凿凿：犹太人开了第一枪，“（犹太人）连续开枪”（本书147页），“根据目击者报告，屋子里的犹太人用手榴弹自卫”（同上页）。
最后，这份报告如此描述战后的波兰：“许多犹太人热烈皈依共产主义，在波兰安全机构中供职，逮捕波兰人，酷刑折磨甚至杀害囚犯，因此，他们被（波兰）社会敌视”（本书147页）。总之，在卡奇马雷克委员会看来，犹太人和共产主义一体两面，反犹主义和反共产主义也是同义词；因此，谴责反犹主义意味着支持当时的波兰政府。这份报告的结论也就不言自明了。前述的库比纳主教对报告提出异议，不过他在当时就是孤军奋战。剧变后波兰天主教历史学家们也批评了库比纳的不识大体。
当代回响：恐惧真的结束了吗？
七十多年过去了，但是波兰的反犹主义只是人们抚今追昔的对象，而不存在于现实中了吗？笔者曾经提及，早在剧变初期，波兰右翼势力就相当强大，从2001年起，波兰的右翼民粹主义再次在波兰政治中登堂入室：在当年波兰议会选举中，两个主要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波兰家庭联盟（League of Polish Families）和自卫联盟（Self-Defense Alliance）就合计拿到了25%的选票。在那之后，这些右翼势力继续攻城略地。与此同时，国内一些学者欢呼的波兰“公正转轨”造成了大量社会不满，乃至危机。上述这些右翼势力，尤其是卡钦斯基兄弟的“法律与公正党”成功地利用了这些危机，把波兰社会的不满导向了对他们有利的方向而上台执政了，其过程有关学者已经有了相当充分的研究，笔者在此就不赘述了。虽然现在的波兰已经几乎没有犹太人居民，反犹主义仍然是这些右翼势力的主张之一。
Jan Tomasz Gross
如前所述，反犹主义一直是波兰民族主义的组成部分，冷战恰恰使得波兰民族主义没有得到较为彻底的反思，甚至没有得到应有的批判，而是在某些势力的支持下被当成宝贝，不断地被强化（公允地说，这是中东欧各国的普遍状况）。这种状况不能不直接影响到波兰方面对历史的态度。剧变之后波兰一些历史学家，如泽农·弗罗纳（Zenon Wrona）和前述的波兰天主教会一样，以反共为由为波兰天主教会对待屠犹事件的冷漠态度极力开脱。这种态度让我们想起了波兰的西边邻居曾经的模样。剧变之后，袭故蹈常的波兰天主教会卷土重来。例如，波兰天主教会举办的玛利亚电台（Radio Maryja）一直自由地鼓吹包括反犹主义在内的老式右翼保守主义，当然他们也反对波兰的市场化改革。
与上述趋势相比，围绕耶德瓦布内事件的种种更加让人见微知著。《邻人》出版之后，波兰社会颇有争议。2004年，波兰学者安东尼·波隆斯基（Antony Polonsky）和约安娜·米赫利奇（Joanna Michlic）将波兰社会各方的反应编辑成文集《邻人回应》（The Neighbors Respond）。根据这本文集提供的资料，在2001年7月10日当天波兰进行的民意调查中，只有百分之四十的被调查者支持时任波兰总统克瓦希涅夫斯基就此事所做的道歉，也就是说百分之六十的被调查者不赞成道歉（该书114-115页）。波兰天主教会对这个问题莫衷一是。2002-2003年，波兰民族记忆研究所（the Polish Institute of National Remembrance, IPN）通过研究把耶德瓦布内事件受害者的数字减少到了数百人，无论是否属实，这个数字肯定在客观上“减轻”了波兰民族主义者们的“罪恶感”。2009年，波兰政客卡明斯基（Michal Kaminski）拒绝为耶德瓦布内屠杀道歉。2016年，现任波兰教育部长安娜·扎莱夫斯卡（Anna Zalewska）在一次电视节目中将耶德瓦布内屠杀称为“学者的观点”。2018年1月，波兰众议院通过法案，禁止人们指责波兰的屠犹行径。从极力缩小事件规模，再到彻底否认事件本身，这个路径我们是熟悉的。
2015年9月13日格罗斯发表于德国《世界报》（Die Welt）的文章中宣称二战中波兰人杀死的犹太人比杀死的德国人更多。格罗斯接受以色列《国土报》（Haaretz，发表于2016年10月30日）采访时给出了一个数字：波兰人在二战中杀死了三万名德国人，但是同时杀害了十万到二十万名犹太人。时任波兰外交部发言人指责这个观点“歪曲事实”。2015年10月，波兰检方对格罗斯的“诋毁”发起调查。由于格罗斯“破坏波兰名誉”，2016年1月，波兰现任总统杜达（Anderzj Duda）要求重新评估格罗斯于1996年获得的波兰共和国勋章（Order of Merit of the Republic of Poland）。凡此种种，都不能不让人们警觉和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