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们以探寻上古“陆乡”为线索，对山东省德州市（原平原郡）进行了详细考察，在今陵城区糜镇发现了以箕山为代表的一系列古代“观象台”遗址，规模巨大，有重要的天文考古学意义随之，先秦陆乡的自然环境、文化特征也浮出水面，并考证出了西汉般城的具体位置，从而使德州地域文化的根脉得到了更深远的追溯，今天小编就来聊一聊关于三国魏太平观遗址?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研究一下吧!
三国魏太平观遗址
近年来，我们以探寻上古“陆乡”为线索，对山东省德州市（原平原郡）进行了详细考察，在今陵城区糜镇发现了以箕山为代表的一系列古代“观象台”遗址，规模巨大，有重要的天文考古学意义！随之，先秦陆乡的自然环境、文化特征也浮出水面，并考证出了西汉般城的具体位置，从而使德州地域文化的根脉得到了更深远的追溯。
陆乡：上古陆终氏封域
根据《德平县志·沿革》记载：“邑在上古为陆终氏封域；唐虞夏属兖州，为有鬲氏封域；商因之；周属青州，为齐太公益封地；战国为齐宣王少子通封地；秦属齐郡；汉属青州平原郡，有鬲、般、平昌、重平等地名，在安德东北境。 ”
该县志《官师志》中说：“陆通，宣王少子，字季达，封于陆乡即陆终故地，汉平原般县境，谥元侯，生子恭侯发，为齐上大夫。 ”
关于陆姓，《新唐书·表第十三下》云“陆氏出自妫姓，田完裔孙齐宣王少子通，字季达，封于平原般县陆乡，即陆终故地，因以氏焉。 ”因此，世界陆氏宗亲联合总会公推齐宣王少子通即陆通为得姓始祖，以陆乡为祖源地。
我们查看原平原郡其它县域方志，都没有陆终氏和陆通的记载，可知《德平县志》的说法在原郡域没有争议，且与《新唐书》吻合，是比较可信的。至于德州市以外的陆乡之说，那属于战国以后的话题，已经不能与陆终、陆通的时代相提并论了。
《汉书·地理志》记载：“周爵五等，而土三等：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十里。”按春秋齐制，郊外以五家为轨，六轨为邑，十邑为率，十率为乡，即三千家为乡。据此判断，战国后期陆通（谥元侯）的封地应该不会太小。
因为“陆乡”是秦朝以前的行政单位，到西汉初年才设置平原郡和般县，并且后来郡县又有变迁，所以，“平原般县陆乡”属于历史演变中泛化的地理概念。
般县是考证陆乡的首要参照体，有关它的地理位置我们追溯、梳理如下。
先说距今历史较近的“隋唐般城”。《读史方舆纪要》说：“般城，中兴初（北魏末期531年），置安德郡治焉。后齐郡县具废（556年）。隋开皇十六年（596年）复置。 ”叶圭绶《续山东考古录》说：“开皇十六年复置般县于西平昌故城”，“西平昌县故城在（平昌，即德平城）西南三十里”，这与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所标地点一致，西平昌故城即在今糜镇境。那么，今糜镇地拥有隋至唐初的般县城。
再说“东汉般城”。《德平县志》有“般城在县东北三十里”的记载，臧励和《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在般县条下记：“汉置，北齐废，隋复置，唐省，故城在今山东德平县东北。 ”此般城被当地史学界指认为今乐陵市郑店乡孟家村古城址，当代《乐陵县志》则将其认定为东汉时期的般县城。它的历史记载较多，留给后人的影响较大一些。此城西至糜镇界18公里，有的《陆氏家谱》中说“陆乡在般县西南30里处”，可能是因此而来，那么，糜镇当属陆乡。
最后说“西汉般县”。按《汉书·地理志》：“平原郡，高帝置。莽曰河平。属青州。……县十九：平原，有笃马河，东北入海，五百六十里。鬲，平当以为鬲津。莽曰河平亭。……重丘，平昌，侯国。……般，莽曰分明。乐陵，都尉治。莽曰美阳。……朸，莽曰张乡。……安德，合阳，侯国。……安，侯国。 ”由此可知，当初西汉平原郡设县的密度很大，后来的德平县涉及到它的五、六个县界。
在旧德平境内，重平城“在县（德平）西北三十里”，位于今陵城区宋家镇崇兴街村，因为它属于刘邦设置的渤海郡，所以其周围一定区域在般县之外。另据考证，今陵城区辛安街村是西汉安县城，它附近的地方也不属般县。《德平县志》中记载的般、鬲、平昌等古城址都发生过变迁或没有定论，不宜直接作为考证的依据。
上述遗址中只有重平的历史记载不存在争论，它作为县治前后有700年且遗址形貌完好，成为我们考察的重要参照物，其地理坐标为北纬37°33′35.93″东经116°51′36.68″。根据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所标示，西汉般县城在重平城东南、朸县城（在今济南市商河县东北部）西北，即今乐陵市孔镇与陵城区糜镇的连线之间的区域，再参见《水经注·商河》：“应劭曰：般县东南六十里，有朸乡城，故县也。 ”从距离上判断，“西汉般县”应与孔镇、糜镇搭界或有交集，我们要找的陆乡应在这个范围中。
综上所述，历史上的般城游移在糜镇以及向东18公里之间。陆乡本是一片方圆数十里的地方，故可推论糜镇与陆乡必定存在交集。
如果说以上是在广泛的“面”上考察，那么我们再从另一条线索中的具体“点”上去寻找和考证西汉般县，进而确定陆乡的具体位置。
白鹿渊：般城湮没的地方
尽管西汉般城与先秦陆乡的历史情况已经渺茫难知，但是从零散的史籍记载中还能寻到线索，一些或隐或显的古代遗迹也可以验证。
《德平县志·祥异》记载：“邑西南有田家古堰一道，不能详所自始，其东田庐、城郭在焉”。经实地调查得知，糜镇大田村就是“城郭”的位置，城墙东南角的遗址仍在，村子中部的古城址还可以辨出。这究竟是一座什么城呢？
我们在郦道元（约469-527年）的《水经注》中找到了踪迹。该书《卷五》云：“屯氏别河南渎，自平原城北，首受大河故渎东出，亦通谓之笃马河，即《地理志》所谓平原
县有笃马河，东北入海，行五百六十里者也。东北，迳安德县故城西；又东北，迳临齐城（今陵城）南。……又屈迳其城东故渎，广四十步，又东北，迳重丘县故城（今神头
镇）西。……又东北，迳西平昌县故城北，北海有平昌县，故加西。汉宣帝元康元年，封王长君为侯国。 ”
关于此平昌城，在《水经注》另一部分中还提到：“商河又北迳平原县东，又迳安德县故城南，又东北迳平昌县故城南……”据臧励和主编的《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它“在今山东德平县西南三十里”，经实地勘察古代遗迹发现，它位于今糜镇境内的寺后刘村、马家墩台村和糜镇街三点之间的可能性最大（另文详述）。《水经注》接下来说：“故渠川派，东入般县，为般河。盖亦九河之一道也。《后汉书》称公孙瓒破黄巾于般河，即此渎也。又东为白鹿渊水，南北三百步，东西千余步，深三丈余。其水冬清而夏浊，渟而不流。若夏水洪泛，水深五丈，方乃通注般渎。又迳般县故城北，王莽更之曰分明也……”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般县故城”不是上引“北齐废……在今山东德平县东北”的“故城”。因为在北齐天宝七年（556年）废县前30年，《水经注》的作者郦道元就已经去世（527年）。也就是说，这座古城是更早的“般县故城”，极可能是西汉当初的般城。再按《水经注·商河》所说，般县东南60里是朸乡城，从方向和距离上看，这也不能与上述东汉般城吻合，进而证明西汉般城另有存在。
可能正是因为忽略了西汉般城的存在，比《水经注》成书大约晚1000年的《德平县志》，只好将湮没的“白鹿渊”作为悬疑留下来：“今按邑城北黑水湾形势与此逼肖，疑即所谓白鹿渊也，第黑水湾在重平故城之北，白鹿渊在般县故城之北，其地殊不合，存以俟考。 ”
般县故城与白鹿渊相依存的这个关键点，也令我们进行了反复论证。
上述“田家古堰”提示我们，“堰”是截流分水的枢纽，此地是古河道分流的地方。古堰南1公里是基山，《德平县志·方舆》记载：“基山非巉峭之峰，般、鬲亦湮淤之壑”，说明从前这里有般河、鬲津河流过，按《水经注》所说这里即为般县属地。
秦汉时期的般鬲二河在这一带的分布近似“上”字形，两河先是在今三刘大闸处交汇，向东行约5公里，又在基山北的田家古堰分流，般河继续向东，而鬲津河则是朝东南而行，它后来遭到流经今临邑县的“汉唐黄河”所湮，故不被《水经注》记载。
经实地探查，白鹿渊位于“上”字形故渠合流的一段，大约相当于现在的新马颊河、大宗旱河以及古笃马河的聚拢处，地球坐标为北纬37°27′东经116°51′，现在平地海拔13米，几条河床的位置自然还要低数米，是俗称“野猪坑”的一大片涝洼地。
与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白鹿渊东南方的田家村现海拔18米，基山村海拔19米，北边的董家河村海拔18米；南边的周家、张家二庄，海拔也都是18米。从整个地形地貌来看，这里河流密布、海拔高度对比明显，形成了一处“小盆地”，这是白鹿渊形成的必要因素，而再查其下游并无此类地势，故综合判断，这里就是古称“白鹿渊”的地方！“般河”在大田村北流过，按《德平县志》所记田家古堰东边有“城郭”，“白鹿渊在般县故城之北”，《水经注》也说般河南岸是“般县故城”，二者不谋而合，今田家村即是般城的位置。另有人认为乐陵市的孔镇、华楼一带是般城的旧址，但那里已经南距古般河数里之遥了，应该否定。
总之，根据历史时间和古今地理地貌等资料考证，今糜镇田家村应为最早的般县城，即西汉般城。
再据《德平县志》“古迹”一条中说：“陆乡，陆终氏封域，旧传在般县故城南三里许，今无考。”（“无考”也是因忽略这一般城的缘故）这条线索引领我们指向了古城南“三里许”的“基山”——它是原德平县境最古老、最高大的建筑物。看来古人早就把它作为陆乡的地标了！
陆终：陆乡文化的源头
般县（城）毕竟只是追寻陆乡的参照物，严谨的考古还需要多角度论证。给陆乡定位还应涉及到它的地域文化特点，所以，把陆乡——陆终氏封域的文化内涵作切入点，是深入探索下去的必要一步。
陆终是史学界称作“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的人物。《史记·楚世家》说：“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高阳者，黄帝之孙，昌意之子也。高阳生称，称生卷章，卷章生重黎。重黎为帝喾高辛居火正，甚有功，能光融天下，帝喾命曰祝融。共工氏作乱，帝尝使重黎诛之而不尽。帝乃以庚寅日诛重黎，而以其弟吴回为重黎后，复居火正，为祝融。吴回生陆终。陆终生子六人……”
《史记》中《五帝本纪》的五帝指黄帝、颛顼、帝喾、尧、舜；《历书》载：“盖黄帝考定星历，建立五行，起消息，正闰余……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尧复遂重黎之后，不忘旧者，使复典之，而立羲和之官……由是观之，王者所重也。 ”在没有日历、报时器的远古时代，编制天文历法一向是王者所重视的工作，专业人员通过对日月星辰出没时方位的观测和推算，提供较准确的时令数据，这对人们的生活和农业生产尤其重要。
古人对“五帝”时期的记载是疏阔的，上述引文中的“生”可以理解为生息、发展的意思，即“陆终”大盖是由“颛顼帝”部族沿袭而来，代代继承“火正”这一职务。《左传》、《国语》都记载古代设有“火正”官，《汉书·五行志上》说：“古之火正，谓火官也，掌祭火星，行火政。 ”
这里的“火星”是古人定夏至节气的中星，属于“青龙七宿”角、亢、氐、房、心、尾、箕中的心宿第二星。在古代天文学的观天模式中，古人把周天黄道确定二十八个星座，表示日月星辰在天空中周而复始运动的驿路，叫做“二十八宿”。它们按东南西北四方分组而有“四象”，东边的“青龙七宿”好像一个龙形星象，故习称“东宫苍龙”，其中的角宿代表龙角，亢宿代表龙的咽喉，氐宿代表龙爪，心宿代表龙的心脏，尾宿和箕宿代表龙尾。据专家考证，甲骨文的“龙”字就是描摹“东宫苍龙”的形象。
古籍中以龙表示东方七宿最典型的是《周易》，它描述龙星的周期性由“潜龙勿用”到“飞龙在天”到“群龙无首”，演绎了其冬眠和春、夏、秋活动的物候性规律。
在某个历史时期，古人观察到东宫苍龙春天从东方夜空升起，秋天自西方落下，出没周期和方位与一年的农时是一致的。每年的农历二月初二晚上，苍龙星宿开始从东方地平线上露出角宿，即“龙角”，大约一个小时后，亢宿即龙的咽喉升上来，子夜时分，氐宿即龙爪也出现了。这就是人们说的“二月二，龙抬头”。
斗转星移。再往后苍龙星宿出来的时间就渐渐提前了，到“夏至”这一天的黄昏，心宿中的“火星”（也称大火）正好处在南中天的位置，并且特别红亮，这又成了“夏至”节气的标志。“夏至”是我国传统的二十四节气中首先被确立的，它在农时中处于关键阶段。“火正”官的职责正是以观测大火星为要，故俗称其“火神”。由此可见陆终氏的社会地位之显达。
在专家学者新近对大汶口文化遗存的研究中发现，五六千年前的古人在天文历法方面取得了很高的成就。特别是与鲁西北接壤的河南濮阳，这里不但有颛顼帝之墓（见《皇览》），还在考古中发掘出距今6400年左右的西水坡45号墓，其中的天文学内容非常丰富,有蚌塑的青龙、白虎以及北斗等构成的星象，和表示心宿（大火星）的星象等。这足见先人的智慧不可低估，陆终氏（或其一部分）活动于这一带也是不虚的。
当代中国天文考古学证明，陆终氏观象授时不是神话，而是实实在在的事情。那么，陆终氏的观象设施在哪里呢？陆乡现在是否还有遗迹呢？
箕山：“东宫苍龙”观象处
考古以寻找遗址和遗物揭示当时社会面貌。陆乡文化渊源流长，特色突出，对其陈迹的研究成为关键一环。在我们探索的视野中，糜镇东北的基山遗址凸显出来。
基山在北纬37°27′，东经116°52′，今属德州市陵城区糜镇，向东与临邑县德平镇搭界，处于原德平县中心偏西，《山东通志》、《德平县志》均记载：“基山在县（德平）西二十里，高五丈，周三百六十步，土山也，状如台基，故名，上有寺”。基山在过去为道教圣地，是“平昌八景”之二，明清时还曾设有基山乡。至今，鲁西北平原上这座突兀的基山还是一个未解之谜。
《夏河筑堤碑记》为《德平县志》所载，它记录了宋元嘉二年（425年）平昌县令在此领导抗洪的事迹，原碑立于基山峰顶，至今已近1600年了。这是有关基山的一项历史较早的记载。
《德平县志》说“般、鬲亦湮淤（基山）之壑”，调查发现，经田家古堰分洪后鬲津河朝东南而行，正是县志所载“金堤”一线：“金堤自德州入禹贡、基山、宜丰于家桥北去土河，倏近倏远……”，它行经临邑县鲧堤刘村的“鲧堤”，可见“田家古堰”与“金堤”、“鲧堤”在历史上是一脉相承的。因此可以证明，基山是上古乃至远古人文遗存，意义极其重要。
纵观古代“山陵崇拜”文化，山具有最尊贵的地位，它被认为是神灵之所，《史记·封禅书》说：“诸侯祭其疆内名山大川”，“地贵阳，祭之必于泽中圜丘云”，那么，基山当初只能属于辖区内最高长官——陆终氏。
1987年在基山东南7公里的于家村出土《大隋逸士苟君之铭》，墓主卒于隋开皇十二年（592），生前隐居箕山求道，“追巢许于箕山，蹑支佰于沧海”。《临邑文史资料》通过研究得出结论，基山原写作“箕山”，后被《德平县志》所改，还说“箕本星宿名，山仅土丘，上应星光云。”原来“东宫苍龙”尾部的箕宿是因为四颗星组成簸箕的形状而命名，那么箕山就是以四座山峰与之对应了。拨开历史的迷雾，令人豁然开朗，箕山乃是因苍龙星座中的“箕宿”而来。
我们综合以上看法认为，箕山（基山）的地理位置属于陆乡，它存在的历史及其地位也与陆终氏相匹配，其来历又跟东宫苍龙星象密不可分，故知，箕山“观象台”是以编制历法为天职的陆终氏筑造！当代天文考古学专家冯时说：“夏代以前的天文台可能与祭天的圜丘是同一座建筑。 ”箕山当如是。
今基山村的后坊、前坊、东坊三处聚落区都是凿平土山后形成的，1980年最后一座山峰才被夷为平地，所幸其断崖遗迹还在，可供考证。
根据天文考古学规律，与箕山相连的“白鹿渊”是为观象工作提供水平数据等水文资料用途的，是观象台必须具备的条件。据1978年山东省地质局第二水文地质队《德州地区农田供水水文地质勘察报告书》记载，陵县——渤海农场大断裂带经过这里，这正是“白鹿渊”形成的根本原因。可见，箕山依靠此水而建有一定的必然性。还值得注意的是，白鹿渊南部有一处“红山”遗址，上世纪中期这里仍是传统的“三月三”庙会所在地。以此为原点，东有箕山（东宫苍龙），西有三刘村的土丘，恰似“西宫白虎”的参宿三星，南有糜镇街的“南宫朱雀”形古城遗迹，北有白鹿渊及董家河村的“北宫玄武”地形。从红山的“红”字与其所在位置来看，它与辽宁红山文化三环石坛应具有同样的天文学意义（另文详述）。
总体来看，糜镇境内的一整套观象设施遗址，正好印证了此范围就是陆乡的核心地！“陆乡”也成为当下天文考古的又一重大发现！
陆通：陆乡文化传承人
陆乡作为行政区域，从陆终氏起几千年间大大小小会有所变化，而糜镇作为它的中心地位是应该肯定的。
齐宣王（前319-前301年在位）时，齐国南部边界长城全部竣工，境西以黄河天险作屏障，而北疆边境是以何来御敌呢？在与田家古堰相连接的东西方向的古河道边，堤堰十分高大，东至海边西到黄河，沿线诸县的方志中对其有“神禹古堤”和“齐长城”的说法，看来它是水利和战备作用兼而有之。陆通被封的陆乡是与燕赵相邻的地带，战略位置是非常重要的。
在糜镇街南、李楼村北有一大片洼地，人称“陆家洼”。洼地西有一处古迹，人称“陆庙台子”或“陆冢子”，现在高约2米，长宽各有20米，长满野枣树，很多人认为它是古代“陆通陵园”的遗迹，这还有待考古界相关部门来进行权威认定。
陆通生活的文化背景是怎样的呢？据《盐铁论·论儒篇》说：齐宣王时“显贤进士，国家富强，威行敌国。 ”“齐宣王褒儒尊学，孟轲、淳于髡之徒，受上大夫之禄，不任职而论国事，盖齐稷下先生千有余人。 ”在齐国的“稷下学宫”中，大多是各学派的学术带头人，主要有黄老学派、阴阳家、墨家、名家、纵横家、儒家学派等。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的“百家争鸣”新风自此开创，孟子曾多次与齐宣王进行针锋相对的辩论，仍得到鼓励和优厚的待遇。“稷下学宫”相当于国家科学院的机构，它在齐宣王时发展到了最辉煌时期。陆通在当时的社会氛围中，必定会对陆乡深厚的传统文化有所继承和发展。
上面所述箕山等系列观象设施，应当是在较长的历史时期逐步形成的，战国时代则是其中重要的一个阶段。陆通本姓田，封于陆乡后因以为氏，可见，“陆乡”之“陆”承载着地域文化的象征意义；陆通去世后被追封“元侯”，又可见时人对这位陆乡文化传承人的肯定。
糜镇境内的古代“观象台”作为典型的天文历法文化的源头，它的重新发现，也使当地的许多民俗现象理清了文脉。箕山西北5公里远的糜镇张习桥村，从古至今有“龙抬头”这天赶“二月二古会”的习俗，规模浩大；农历“六月六”，是直接与“夏至”节气相关的节日，每年的这一天，在箕山东北4公里处的贾皋村欢度此节，说书唱戏招待客人。这两个与“东宫苍龙”直接相关的重要节日，在我国北方都已经很罕见了，它们在箕山旁却依然顽强地传承下来，无疑是古代天文祭祀活动的遗存！有趣的是这些文化现象与我国南方尤其是“楚文化”不谋而合，“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南北两地节日中“火”、“火神”、“龙”、“山”这些“文明密码”，在我们对箕山的解读中也得到了破译。
史料记载，箕山在历史上先后入住的有伯益、许由等众位“神仙”。汉武帝时以“博识”著称的东方朔生于箕山西20公里，他也会受到这一地域文化的影响。从前箕山人种田，每逢开春要看山上的道士们种什么，他们就跟着种什么，年景肯定错不了。这正说明掌握天文知识的道学之士能预知农作物丰歉。
箕山顶上的“透龙碑”家喻户晓，今已不知所踪，从其名字来看，起初的原物可能是天文仪器。“龙”指“东宫苍龙”，“透”则是指透过它去观察星象变化。人们相传箕山总在夜间往上长高，并随着金鸡报晓声而停下来。这或许是指天亮后观星工作结束，撤去高搭的设备，使山顶高度又恢复如初吧？
毕竟远古历史是难以摹写的，期待在进一步的考古工作中发现更多证据，也希望专家学者们对以上观点给予甄别和指教！
德州市糜镇系列“观象台”遗址和陆乡相互印证，呈现出我国上古文明的光辉，初显了先民的科学世界观。陆乡——陆终氏封域这块神圣的文化高地，是包括德州人在内的“龙的传人”引以自豪的地方！□齐宝江 姜玉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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