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山路花园路联排式洋房。本文图片均由桥声摄影
在上海虹口区，一栋特别的联排式洋房穿越了悠长历史被保留下来，排列在昆山花园路的一侧。这栋老式洋楼极有设计感，常在影视剧中出现，初建在百余年前。十个单元连成一体，呈对称结构，是假四层的维多利亚风格居住房，由英国建筑师设计。内部由砖木混合搭建，雕花立柱，结实又精巧。
楼道入口处的壁炉非常惹眼，与其他普通居民楼的差异于此可见，只是生火处早已在上个世纪被封堵，如今被几辆破旧的自行车挡得严严实实。“在解放前，居住在我们这个小区的人算得上是中产，有些钱或者地位。”
老茅如今69岁，与妻子一同生活在父亲上世纪四十年代在昆山花园路购置的房子。如今他的形象与他口中的“中产”显然有些割裂，旁人若是看见，恐怕不会将二者相联系。
正值炎夏，他穿着老旧的条纹polo衫，领角略微卷翘，休闲短裤打着腰带，皮质拖鞋，午饭后出了门。昆山花园路7号是作家丁玲旧居，“保护单位”标识牌挂在单元门口，醒目又权威。然而顺着昏暗的楼道继续向前，便是一个简单的家庭麻将馆，屋里装潢老旧，灯光也有些昏暗，麻将牌碰撞声不断从虚掩的门缝中传来。他如往常一样与邻居们在这里相聚，这是他日常生活的重要战场。
麻将散场，他回到家中烧晚饭，饭后将自己的衣物汗衫洗净。洗内衣这件事，他没让妻子帮过忙，也没帮她洗过，她也没有主动提出过。贴身衣物不再交集就好像他与妻子的关系，共同又独立地生活在这个房子里。妻子常和女儿抱怨他如何不争气，落得现在这样惨淡的生活。如今的他沉在生活的最低处，听着妻女的哀怨，听着落魄朋友们的相互调侃，却听不到曾经那些发达朋友的召唤。“现在这个利益社会，有钱的时候跟你一起，你没钱了对你爱理不理的人多了，这我能理解。”
正在接受采访的老茅
光耀的父辈：从中产到没落
新中国解放前，老茅还没出生。那时父辈虽非大富大贵，也说得上是个中产家庭，无需担忧生计，享福自在。茅父曾是国民政府工商局税收办事员，主要负责向一部分棉布商家收税，凭借着工作身份，积累了一定的财富和地位，也因与国民政府、商会店铺交往频繁，社会关系四通八达，各路都吃得开。
无论是从地理位置、建筑样式，还是居民结构、生活方式，都可窥见昆山花园路地区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已经相当繁华。四十年代初，茅父决定用15根“小黄鱼”作订金，购下这里的房子。说起“小黄鱼”，其实是1两重的金条，稍有权势的人家中都会备着一些金条。社会动荡不安常会引发剧烈的通货膨胀，在1941年到1945年间，上海物价上涨了5490倍，在往后的五年里，物价上涨更是夸张。显然相较于纸币，金条在乱世中的价值更稳固。入住新居，他们的生活才刚缓缓展开，这一家人的命运在时代变迁里，全不似金条那般坚固。
1949年，全国人民迎来了解放，举国欢庆。茅父作为国民政府办事员，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947年，他风光得意之时，托人从黑市买了一把六寸勃朗宁手枪，埋下了祸根。解放后，公安机关查到这把手枪的在案记录属淞沪警备区特务连，又根据枪的流向找到他，并带走问话。
茅父细致说了关于这把枪的来龙去脉，除了去过两次打靶场，用了七八发子弹，再无其他使用和外借情况，曾经购枪的中间人以及开持枪证明的国民政府办事员都被请来作证。这些也只是基本调查，更多的问话则是围绕一个最关键的问题：是否参加过特务活动。
茅父把问题一一交代清楚，证明自己与特务活动无干系，经过反复核查，28天后被释放回家。不久后，他与妻子一同被派遣到嘉定地区的基层党委，成为劳动者中的一员，参与上海工商业联合会农场劳动，根据安排做着翻砂、铸铁等工作。
父辈从中产到没落，不过短短几年间。生活从奢入俭，夫妻二人吃了些苦头。好在生活又慢慢在他们的手中重新搭建起来，他们在昆山花园路的家里，迎来新生命。
谋生：身份和财富积累
如今的洋房
1953年，家中添了一个男丁，老茅由接生婆顺利接生。
解放前后，这条路上有不少家私人诊所，楼里也住了几户医生。在社会主义改造开始后，联合诊所成立，私人诊所逐渐停诊。接生婆在当时也很普遍，相当于现在的私人医生或者是已退休的医务人员，虽然卫生和生产条件不像医院里那样系统完整，但也算得上专业。彼时老茅家中已有一个姐姐，在他出生后没多久，家里又多了个妹妹。
兄弟姐妹三人虽然出生在这个几近没落的家里，但凭着父母的努力经营，家中条件尚可。在重男轻女的观念下，他自小受到家人更多的关心与疼爱。后来妹妹嫁到香港，姐姐嫁到徐汇。他们日常联系稀少，只有到了清明时节，才会相聚一起去父母坟上祭拜。“几千年的传统不见了，现在社会观念都淡薄了，大家都是一样的。”
到了读书的年龄，先去了昆山路小学，又到了五七中学（现四川北路街道办事处）读初中，“在校也没学到什么，混了三年”。毕业后，正赶上知青“上山下乡”，他被派遣到井冈山劳动。与他要好的同学们各自散落到了安徽、贵州、黑龙江、江西等不同的地方。他们都是他曾经的玩伴，上学期间常聚在一起打牌。
从1970年到1980年，十六岁的他在井冈山待了十年，头六年里在田间劳动，年底按工分领报酬和粮食。后来的四年，当地在编的民办学校老师短缺，他又被调去当了本地的编外体育老师。去当老师其实并非偶然，而是他的精心计划。在学校读书时没学到什么，但他心里念着教什么不重要，关键在“教师”的名头，能当个体育老师也是好的。
劳动时期他很在意为自己积累一些“身份”，也正是在这些不同身份的加持下，80年代初他从井冈山回到了自己的家乡上海，接替了父母在农场的工作。因档案中记着“民兵连长”“大队团支部书记”“乡村教师”等经历，加上擅长言谈交际、思维活络，他被安排到食堂做采购，属行政科，不用干什么累活。灵活的头脑和实干的能力让他轻松胜任这份工作。
没过多久，老茅因为一次骨折，在居委会医疗站第一次遇到了他未来的妻子，两人聊得来，住得也近，1983年，两人结了婚，婚后一年育有一女。在往后的十年里，女儿慢慢长大，他们做着普通的工作，日子过得不温不火。
洋房前的晾衣架
到了八十年代末，老茅终于坐不住了。身边人都开始“下海”经商，赚了不少钱，别人做买卖一天赚的钱相当于他上班时候一个月的工资，这让原本就头脑灵活又健谈的他不满足在农场继续“混日子”。他辞职了。在农场工作的十一年是他做得最久的一份工作，往后商海里的飘摇拂去了安稳的日子。
1991年，他先跟人一起搞起了水产生意，每日早早就到董家渡第二批发市场进货，到武定西路菜场售卖，每天有几百的收益。天未亮透，百斤新鲜鱼虾刚被打捞上岸，“鱼贩们”便开始挤着争夺货源，有时甚至大打出手。老茅个头不高，但有股子灵劲儿，他知道做生意不仅要靠头脑，还要靠货真价实的拳头力量。在市场上摸爬滚打，他在生意上小有成就。
到了1993年，响应国家“三减两免”政策，嫁到香港的妹妹和妹夫在上海成立了港资公司，经营机械设备，如挖土机等，大部分是二手的机器，维修后进行租赁或者售卖。他乐得参与其中，自家生意也格外出力。上海地铁1号线在20世纪90年代修建时，他们为政府提供（租借）挖土机7台。四年后同样受国家政策影响，公司无法继续经营，自然而然关闭了。
在千禧之年即将到来之时，老茅又在国际饭店附近开了皮鞋皮包零售店。他摸清廉租房的租赁政策，选好店址。这是个临街店铺，身后楼房正在平地而起，等这些建筑造好后，临时商铺便会被拆除。
这样一场有倒计时性质的生意如火如荼地开始了。他从城隍庙等批发市场进货，放在自己的零售店卖出。当时上海消费品市场购销相当活跃，旅游业也蓬勃发展，没有来过的外地人总想着到上海来看看，再加上店铺位置优越，有不少游客光顾，本地人也愿意进来这些临街小店逛逛。
面对顾客的身份差异，他有着一套自己的售卖标准。一天，店里来了个面生的外地客人，他从口音中就能辨得清楚，一双鞋的价格叫到350元，客人欣然买下。同一款鞋子若是让本地小姑娘看上，一眼就只能给到50元，他也识趣地降价售出。
在这样“因地制宜”的买卖中，他每个月平均收入两三万元。四年后大楼建成，小店的忙碌也进入了尾声。这不仅是一次买卖的结束，也是他最后一次做生意。
从在井冈山下乡时各种“身份”的积累到辞职后在生意场里沉浮，他靠着双手和活络的头脑赚到了一些钱，积累了百万财产，似乎走出了家族没落的背景，与妻女过上了不错的生活。平时妻子在家全心照顾女儿生活读书，很少会参与到他的工作中。他每月会给妻子“发工资”，普通工人上班若有2000元收入，他发给她3000元。两人一直缴纳着养老保险，为未来生活做着兜底打算。“我属于没出息的，别人都全交给老婆子管。”
赌博人生，一场空梦
搓麻将作为娱乐
这样累加式的人生本应丰盈优渥，更不必为生计忧愁。然而老茅不仅继承了父亲在农场的工作、父亲买下的房子，还从父亲那里“继承”了一些危险的嗜好。如果说父辈的人生是陡然衰落的，到了老茅这一辈，一家人的生活正在他长久的恶习下面临着慢性萎缩，直到彻底塌陷。
夜晚降临，澳门赌场声色渐起，吸引着世界各地的人于此挥金。第一次来到这里，他尝到了赌的甜头，本金掷出，多倍收益，这让老茅和同伴们的澳门之行逐渐变得频繁。“我04年关店了，07年开始去澳门，和门口的邻居一起。那时候一下子去了七八回，七天回来了，回来歇个把礼拜，没事又走吧。”
2006年到2009年三年之间，他已经来了澳门八次。走进永利娱乐场，时尚与奢华扑面而来，像是进入了一个瑰丽的花花世界。不同于那些住着赌场总统套房的VIP玩家，他们只能算是散户，在遍地的赌桌前寻欢游走，玩累了就吃饭消费。
“我是赌得不多，他们赌得多。我每次赌五六万。输得多，也有赢的，没赢的你不会一直去，偶尔也赢。但是赌博这个事，赢了三万还不够，赢了五万就开心得像小孩一样，心想今天运气蛮好的，明天再来。”
他有许多赌桌上的“哲学”，如今笃定说起的“十赌十输”，倘若放在十几年前初到澳门赌桌时，也只当耳边杂风，听听也就过了。在大与小、输与赢之间的失衡中，他的人生似乎在几年间被清零了。从初中学校到澳门赌场，从扑克麻将到赌池下注，从一毛两毛到十万二十万，输多赢少是常态。三年的澳门之旅是他赌博嗜好的巅峰，每次带的钱不多，但是与朋友们来的频率很高，这里总有着什么吸引着他再次前往。欲望在这里膨胀，也在这里被击溃，百万积蓄进了别人的口袋。“但我还没到卖房子的地步。”
赌场的一切都化作一种无穷贪念，最后闹得血本无归。“我输过最多十几万，但是十几万也很可惜的。回过头来想想，十几万靠辛苦赚的钱，你要多少年，到一瞬间全没了。”
第八次前往澳门后，他回到了上海，也不再来往这个纸醉金迷的城市。像父亲在人生风光时买了一把枪，赌博这个隐形的枪口始终对准着他和他整个家庭。钱财散尽，光辉消弭，他退休了，和妻子靠着固定的退休金生活。
“现在朋友请我，有时他们说，老毛走。他请我飞机不要紧，但我也没钱再去赌，他不可能请你赌资对吧？没到这个关系层对吧？有朋友说飞机票来回，要我跟去，但看着他们赌我心里难受。赌的人像吃鸦片一样有瘾，赌博就是这样的。”
洋房里封起来的壁炉
千禧年以来，四川北路附近城市建设发展迅速，商业繁荣了，居住人口减少了，大都动迁到郊区，生活气息不像以前那般浓烈。退休后老茅的活动范围不常超过他熟悉的那些街道，他不愿意摆弄手机下载购物软件，也不高兴学如何扫描二维码，在疫情紧张的当下出入靠着一张身份证，仿佛还过着以前的时光。他身旁的朋友也多是一些街坊邻居老相识，大部分是像他这般的“闲人”。
他们因此处是文化保护区没有拆迁得以长久生活在这里，又因经济或其他个人因素没有搬到更舒适的住处。在这些邻居里，也有和他一起去澳门赌博的人，他们的情况也很类似，家底几乎被输干净。如今几人还常一起在家庭麻将馆里打牌，输赢不过百十块。“上海老年人喜欢打麻将，就是几十年下来父母辈传的，上海到处小区里都是打麻将的棋牌室。”
上一辈家庭的没落，让他在解放后的生活里紧跟时代的变化，努力积累着身份和财富。然而生活中的他还有另一个身份——赌徒，这是他与妻子的差别。他也会庆幸妻子长久以来勤俭持家，否则现在的日子恐怕更加艰难，所以在面对妻女的责难时，他默然接受。他好像已经接受从曾经家境殷实到解放后没落，从“下海”积累财富到把钱散光的种种起伏。他拥有着赚钱的能力，也有着戒不掉的嗜好，经历了有钱时的风光豪掷，也度过着潦倒而受人冷落的黯淡时光。“我有过小钱，但爱吃喝玩乐，没办法。现在破落了，你再叫我到澳门去，我也没钱去啦。”
老茅在昆山花园路出生，七十年后仍然守在父亲用15根“小黄鱼”换来的房子，平淡生活。而这个家庭往日的光辉，早如那楼道里被封堵的壁炉，连余烬也无踪迹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