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雅的家庭就像当时的西班牙一样十分贫穷，父亲去世后官方的档案记录有这么一句话:“该人没有留下遗嘱就死去了,因为他什么东西也没有。”迁居到萨拉戈撒毕竟对戈雅的成长有所裨益，因为这座城市是阿拉贡地区的商业和艺术中心，从中世纪起就有许多画家和雕刻家在这里活动。最初，戈雅同两位兄长一起进小学读书，学会了读和写。
十四岁时，戈雅开始跟该城一位三流画家学习;同时，他似乎也进入雕刻家拉米列茨创办的学校照着石膏像画人体，因为当时天主教的西班牙是严禁女性裸体模特儿的。这段生涯只能说培养了戈雅的艺术兴趣。
在十七岁时，戈雅动身到首都马德里，1763年和1766年，他两度报考官办艺术的中心圣费尔南多王家美术学院，但都没有入选;头一次主考官无一人投他赞成票，可见失败之惨。1770年至1771年间，戈雅游历意大利，在帕尔玛深受柯勒乔绘画的影响。在异乡他闹出了又一次桃色事件，随后就回到萨拉戈撒从事装饰壁画的创作。
1773年，戈雅同约瑟法·巴尤结婚。他的大舅子佛朗西斯柯·巴尤是西班牙王室的宫廷画家，经他介绍，戈雅1775年重返马德里为王室织造场设计挂毯图稿。在戈雅这时的创作中，那欢快的情调和生动的场面，无疑受到了十八世纪意大利壁画家提埃波罗的作品的感染，这位当代名家那种华丽轻松的艺术在西班牙首都深受欢迎。
《堂·路易斯，德·波旁亲王一家》
1783年，戈雅所渴望的成功突然降临在他身上。他得到为西班牙首相画像的机会，尽管这位权贵好像没付给他画款，但是却使戈雅见到了国王查理三世的弟弟堂·路易斯亲王。为这位亲王一家绘制的群像油画《堂·路易斯，德·波旁亲王一家》(1783年)给他带来了巨大的好处，上流社会公认戈雅是位最时髦的画家，种种定件源源而来。1758年，戈雅被任命为王家织造场的副总管和圣费尔南多王家美术学院负责绘画的副院长，这个曾两次拒绝他的最高艺术学府终于为他敞开了大门。
四年后，他成为西班牙国王的宫廷画家。这个阶段，戈雅为王公贵族们画了许多肖像画，如《奥苏纳公爵与公爵夫人和他们的孩子》(1789年)、《索拉纳侯爵夫人》(1795年)、《阿尔巴公爵》(约1795年)等，这些清新生动的肖像画体现了戈雅精于运用轻快的笔触和优美的色彩塑造形象的能力，同时也流露着某种温暖的情绪。由于这一系列作品，戈雅在宫廷中的声望日益提高，1795年，他升为王家美术学院院长;1799年，他成为查理四世的宫廷画家。
1808年，拿破仑大军进入西班牙，囚禁了西班牙国王斐迪南七世，成立了由他哥哥约瑟夫，波拿巴特为国王的新政权。戈雅虽然一直对象征着新的时代精神的法国怀有同情，但却极为反感残暴的入侵者。在西班牙反抗法国军-1814年)和《1808年5月3日》(1814年)等名作，满怀激情地表达了他对不人道的暴行的控诉和抗议。
《1808年5月3日》就是描绘西班牙人民反抗法国军队的残暴统治斗争中发生的一个插曲。1808年5月2日，西班牙王室成员将被绑架和谋杀的消息传遍了马德里，在王宫附近的普埃尔塔·代尔·索尔集聚了一大群人，他们期待着看到王室的成员，尤其是想看到小王子，因为有传闻说他就要被送往法国。
等待的人群渐渐乱了起来，猜测更加激起了人们的愤慨和不安。忽然，一些人开始冲向法国的卫队，动手攻击士兵。这场骚乱过后的第二天夜晚，法国军队闯入居民区，从家里拖出数百名无辜的平民并把他们枪杀了。戈雅在事过六年之后，仍然对这血腥的暴行难以忘怀，只是动笔记录下这个场面。
《1808年5月3日》
画面上是一派暗夜的景象，在灯光照亮着的小山坡前，那无辜受害者的形象立即吸引了人们的视线。这些戈雅的同胞是他着力刻划的重点，他们分成相对独立但又互有联系的三组。
中央一组里那位白衫黄裤的青年男子显得最为突出，无疑他是戈雅赞美的对象。他的神情和动作十分生动，笔直的躯体，伸开的双臂以及愤怒的面容，鲜明地体现着西班牙人民面对侵略者的刚勇不屈的民族精神。围在这位青年身边的一群人;有的激愤，有的痛苦，有的害怕，但他们都没有屈服。
作为这主体陪衬的另一组形象是倒在血泊中的死难百姓;他们散乱地压在一起，躯体僵硬，面貌扭曲，这就更增强了对这场暴行的印象;它是何等残酷，何等野蛮呵!
在另一侧，亲眼目睹了这场屠杀的平民，痛苦地屈下身来，有的双手捂住面孔，不忍再看这令他们肝肠俱裂的惨剧。这些西班牙人的形象栩栩如生，情态真切，不由人们不对他们怀抱着同情和敬佩的感情。
法国军人形象的处理同受害的西班牙平民形成强烈的对照，但同样相当精彩。他们背对着观者整齐地站成一排，枪口直指前方，正在射杀无辜的西班牙人。戈雅并没有展示他们的面貌，这么处理使画面获得了更震撼心灵的艺术效果，那投在地面上的法国军人的暗影，就如同冷冰冰的战争机器一样，向赤手空拳的西班牙人压过来。
面对着这种情形，人们更仇恨入侵者，仇恨残酷的战争;从而造成了一种更带普遍性的，象征意味浓厚的艺术境界。那漆黑阴沉的大片天空笼罩着激动不安的屠杀现场，起到了强化作品悲剧气氛的作用。那远方建筑物上闪烁着清冷的光，既真实又有助于画面的效果。放在地面上的大灯，它的暖黄色的光并没有给人一种安宁舒适的感觉，相反，由它构成的动荡交错的光影变化和色彩的冷暖对比有力地渲染着暗夜中发生的这场杀戮的恐怖之感，突出了美与丑、善与恶不可调和的对立。
戈雅在描绘这一历史事件时，他运用了一种概括性很强的奔放笔法来塑造人物形象。他没有过多考虑细节的准确，也没有兴致冷静地雕琢，他首先考虑的是传 大众的情绪;就像他正面对着这场悲剧的发生，激动的心支配着他的手，使他只想生动地抓住最重要、最富特征的动作、神态和气氛。正是由于他采取了这么一种作法，他那强烈的爱憎分明的感情才获得了最直接的袒露，深深地引起人们的共鸣。
作为达维特同时代的艺术家，戈雅不是一位新古典主义的信徒，而是浪漫主义倾向十分浓厚的画家。想象与激情的表达对他的艺术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我们不妨把这件作品同达维特那件也是感情充沛的戏剧性作品《荷拉斯三兄弟的宣誓》放在一起比较，马上就会感到浪漫主义绘画和新古典主义绘画间存在的巨大差异。一理智一感情，一素描一色彩，一动态一静态，真是泾渭分明。
《1808年5月3日》以其崇高的感情和生动的表现，成为绘画史上同类题材作品中最震撼人心的一幅不朽的作品。
1828年4月16日，戈雅病逝在法国的波尔多。死后他那洋溢着激情的艺术一直给勇于革新的画家们巨大的鼓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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