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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曾经说过：“指挥员的正确部署来源于正确的决心，正确的决心来源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来源于周到的和必要的侦察，和对于各种侦察材料的联贯起来的思索。”
这段话充分说明了情报工作在军事指挥中至关重要的作用，再高明的指挥员，如果没有情报支持，也很难实施军事指挥，所以真正高超的军事指挥员，必然将情报工作视为重中之重。
在解放战争时期，人民解放军刚开始处于绝对的劣势，但但仅仅过了4年左右的时间，便将国民党大军打得丢盔卸甲，蒋介石的八百万大军灰飞烟灭。
这里面的原因有很多，其中最关键的一点是，中共在情报战线上完胜国民党军，而这又与一个人有关，这个人便是周恩来。
尤其是国共合作抗战开始时，周恩来就针对蒋介石的三大重兵集团，安插了三枚闲棋冷子，这三枚闲棋冷子以后都成为战略特工，一举奠定了人民解放军在解放战争中的战略主动权。
1937年7月15日，中共中央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送交国民党。8月中旬，蒋介石被迫同意将陕北的中央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
1937年8月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将红军改编为八路军，任命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
1937年9月23日，蒋介石发表谈话，指出团结御侮的必要，事实上承认了中共在全国的合法地位。国共合作宣言和蒋介石谈话的发表，标志着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正式形成。
国共第二次合作，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相比较于第一次国共合作，双方都更加成熟，双方在谈判中达成一个默契，不在对方内部发展组织。
在合作开始，国共双方都表现了极大的热诚，当时蒋介石要求在八路军中安插国民党人员，八路军欣然接受了这个建议，国民党在八路军每个师中都派了一个联络参谋，尽管这三个参谋都带着密码本，都负有情报搜集任务。
而在国民党高层，周恩来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中将副主任，而周恩来也聘请秘密党员郭沫若任三厅主任，多支中共党员带队的抗敌演出队开赴国军各部队宣传演出。
而国民党军的很多部队都非常欢迎中共党员去做政治工作，因为发动群众、进行抗日宣传，这是中共的长项。专职反共的中统首脑徐恩曾后来回忆说道：
“在抗战以前，中共的任何最高机密，我们都清清楚楚。国共酝酿妥协，我的业务逐渐停顿下来，到了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七月日本侵华战事发生，国共再度实行携手，我便完全放弃了对中共战斗的任务，而转移到配合对日作战方面。”
国共上面的转向，造成了下面的发懵，国共双方都一样，中共军队的战士对脱下红军帽，戴上国民党军带有青天白日的帽子都不理解，而国民党也是一样。
但是国共双方在理念上不一样，代表了不同阶层的利益，这又决定了双方的合作是矛盾掩盖下的合作，蒋介石并不是真心与中共合作。所以合作一开始，他就要求手下人做好防共的准备，并给特务机关下了指令。对此，中统的掌门人徐恩曾说：
“不过，这一改变，为期甚暂，不久之后，随着国共纠纷逐渐增加，又重新挑起这副担子。 只是那时的形势已变。此后的对共战斗。无论就形式、内容或其结果来说。都不如前阶段了。”
国共合作开始后，中共在多个城市建立了八路军办事处，很快中共的情况人员就发现本来冷清的八路军办事处周围忽然热闹了起来，卖鞋的，卖烟的、卖鸦片的，摆杂货铺的，还有算命的。
中共人员根本不吸鸦片，在八路军办事处门口卖鸦片是赔本的买卖。中共的情报人员发现，这些都是国民党的情报人员，既有军统的，也有中统的，还有国民党军各行营的特务人员。
中国人有个传统道德，对朋友不挖墙脚。但是中国人也有一个传统，礼尚往来，既然你不仁，那就别怪我不义了。
周恩来命令各地党组织紧急调动党员，能够进入国民党的都进入。晋军傅作义部队、滇军张冲部队，都有成批中共党员进入政训处。
尤其是国民党军的地方部队，这些部队本身不是蒋介石发嫡系，很多对蒋介石不满，所以不太顾及蒋介石的命令，他们积极引进中共的政治工作，各部队的战地服务团多数是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
不仅如此，周恩来还有更深的考虑，周恩来心里十分清楚：
尽管现在国共搞合作，但老蒋那人心狠手辣，第一次国共合作时，中共没有防备，结果在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时，中共损失惨重。
有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教训，第二次虽然国共合作，但蒋介石随时可能再对中共下手。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
周恩来和李克农等人商量后进行了策划，决定在国民党阵营深处埋藏一些秘密党员，平时支持国民党抗日，不搞共产党的组织活动，一旦国民党将领降日反共，立即发挥情报作用。
周恩来知道一些战略间谍的打入，往往需要有一个深潜的过程，并不一定立即发挥作用，但是一旦发挥作用，就将是决定性的作用。
因此，很多国家将这种内线称为“冷藏间谍”、“冷藏特工”，比如《风筝》里的军统六哥郑耀先就属于这种。
这种特工必须心沉如水，不能心急，急性的人，往往不耐冷藏，反而导致暴露，这些看起来的闲棋冷子一旦真正起作用了，那将带来巨大的价值，所以真正的高手都会下闲棋冷子。
这个就像围棋一样，真正的围棋高手有时会下个把闲棋冷子，这个孤立的棋子初看似无作用，待到一定时机，往往能够一子扳大局。周恩来也是个下闲棋冷子的高手。
周恩来对国民党军队非常熟悉，他针对国民党军的三大重兵集团，让西北政治保卫局物色三个青年。
保卫局很快就特色了三个青年，周恩来随即下达了一下绝密命令，将这三个青年作为闲棋冷子安插其中，这三名青年都成功潜伏其中。
这三大战略特工，在刚开始都是闲棋冷子，然而这些闲棋冷子以后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周恩来相中的三大重兵集团分别是西北的胡宗南集团、华北的傅作义集团和华中的白崇禧集团。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傅作义集团当时，并不强大，但是在解放战争时期已经成长蒋介石的重兵集团，这也体现了周恩来的眼光。
那么周恩来针对蒋介石的三大重兵集团安插的三枚闲棋冷子分别是谁呢？
第一位是熊向晖，他是周恩来安插在胡宗南身边的战略特工。
胡宗南于1896年5月12日出生，字寿山，原名胡琴斋，浙江省宁波府镇海县（今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区）人。
他于1909年进入孝丰县城高等小学堂读书，在学校里，胡宗南是学霸式的人物，他在1912年以第二名成绩毕业。1913年又考入湖州公立吴兴中学。
胡宗南中学时，各科成绩优良，尤以体育、地理两科更为突出。1915年中学毕业后，先后受聘于孝丰县立小学和私立王氏小学，任国文、历史和地理教员。1922年到1924年间，胡宗南任《孝丰日报》总编辑。
他是一个不甘于寂寞的人，一心想出人头地，他在学校里因与同校教员竞争校长职位失败，加上父亲又硬逼他与不相爱的女子成婚，遂决然离家出走。之后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
胡宗南是浙江人，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加上能说会拍，打仗也还过得去，所以深得蒋介石的喜欢与欣赏，号称“天子门生第一人”，是蒋介石最宠爱、最重要的军事将领。
随着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胡宗南率领中央军趁机占领了西北，并对延安形成了重兵压境之势，对中共的威胁要远甚于蒋介石的其他重兵集团。
虽然中共在胡宗南集团内也有内线，然而却没有重量级的人物，根本了解不了胡宗南集团的核心机密，如何打进胡宗南集团的核心，一直是中共情报部门考虑的问题。
周恩来和胡宗南比较熟悉，在黄埔军校时，周恩来当过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分析认为，胡宗南此人虽是蒋介石的嫡系干将，但是此人内心爱国，倾向抗日，是个可以争取的人物。
第二次国共合作后，中共的情报部门得知胡宗南，打算通过战地青年服务团延揽知识青年，当情况报到周恩来那儿的时候，周恩来精心设计，决定选用一个人，利用这个机会安插在胡宗南身边当一个闲棋冷子，这个人就是熊向晖。
熊向晖的祖籍是安徽凤阳，原名熊汇荃，于1919年4月出生在山东省掖县的一个官宦家庭。山东省掖县也就是今天的山东省莱州市，其父当时任掖县的推事，也就是县长 。
熊向晖在家里的8个孩子中，排行老五，由于家庭条件好，所以从小便受到良好的教育，熊向晖学习刻苦用功，于1936年考入清华大学中文系，并秘密加入了中共，在公开的抗日救亡团体“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中任清华分队负责人。
此时熊向晖的父亲已升任武汉高等法院庭长，正好符合周恩来提出的背景要求。熊向晖在清华大学毕业后，他本人十分想到延安学习，但周恩来指示他不要到延安来，因为一到延安就暴露了，让他投入到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熊向晖虽然不愿意，但也不得不服从组织安排。
为了保密需要，组织上为其改名为熊向晖，这是他在1937年初刚接到任务时受组织要求改的。“向晖”，取意当时形容隐蔽战线工作境地的一句话——“面对着黑暗，怀揣着光明”。
1937年，年仅18岁的青年学生熊向晖，在一夜之间就变成一个执行“特殊任务”的人员，这不仅出乎他本人的意外，当然国民党就根本想不到了。
而且周恩来规定熊向晖和自己单线联系，所以中共内部知道熊向晖身份的人屈指可数，当时周恩来就认为熊向晖将来能发挥巨大的作用。
为了做熊向晖的工作，中共的元老、中共中央长江局、南方局的主要领导人之一的董必武亲自找熊向晖谈话，让熊向晖不要急于找党，要甘于作闲棋冷子。
董必武要求熊向晖一定要注意隐蔽身份，不发展任何党员，不同党组织发生任何横向联系，要设法潜伏到胡宗南的身边，相机推动胡宗南抗日，如果胡宗南反共，一定要在表面上同他一致。
同时要求熊向晖在国民党军中做到要适应环境。同流而不合污，对人可以略骄，处事绝不可骄。周恩来与董必武共同赠送八个字：“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熊向晖在此之前没有参加过任何的特工培训，但周恩来的指示和董必武的话就是高级特工的最高境界.
熊向晖是清华大学中文系毕业的，不仅才思敏捷，而且非常好学，他不仅熟悉孙中山的革命思想，而且还懂得中共的理论，与多数混日子的国民党军官明显不同，熊向晖勤奋好学，还没有不良嗜好，这一点非常类似钱壮飞。
在腐朽的国民党阵营中，胡宗南算得上是一位有见识的将领，他也想干一番大事业，而且他非常重视人才，全面抗战开始后，胡宗南正要网罗既懂军事又懂政治的青年才俊。协助自己成就政治雄心。
熊向晖很快在胡宗南集团中脱颖而出，深得胡宗南的喜欢与欣赏，两人经常在一起秘密学习唯物论辩证法，胡宗南准备大力栽培熊向晖，但是熊向晖不属于任何派系，于是胡宗南决定让他到中央军校学习，这样就可以成为黄埔系的人。
1939年3月，熊向晖在中央军校第七分校（西安分校）第十四期毕业后，正式加入黄埔嫡系，这样胡宗南就正大光明地把熊向晖调到自己的身边。
1943年，熊向晖获得了一份胡宗南为进攻陕北地区而作的战略部署的情报，并立即报告了党组织，党中央向外界及时揭露了这个阴谋，使之破产。
周恩来见熊向晖打入这样深，于是又下令中共中央情报部，围绕熊向晖成立一个由陈忠经任组长、申健参加的三人情报小组。
这个小组在抗日战争和第三次国内战争中做出杰出情报贡献，有效地保卫中央安全，被中共情报界誉为“后三杰”，与中央特科的“龙潭三杰”交相辉映。
至1947年5月，熊向晖担任胡宗南的侍从副官、机要秘书，成了胡宗南的亲信，负责处理机密文电和日常事务，起草讲话稿。这个岗位看似官不大，职位也不高，但几乎掌握胡宗南的所有核心机密。后来，毛主席称赞熊向晖说：他一人可以顶几个师。
这是在解放战争中，以毛主席为首始终在黄土高原，面临胡宗南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却始终能够安然无恙的重要原因，也是党中央敢于一直留在陕北的底气所在。
1947年7月，熊向晖被胡宗南派赴美国留学。之后不久，胡宗南知道了熊向晖的真实身份，气得暴跳如雷。
1949年11月，熊向晖接到周恩来的邀请，来到中南海勤政殿。当他走进勤政殿时，看见张治中、邵力子、刘斐等原国民党高级官员也在里面。这些人见熊向晖走进来，亲切地问：
“这不是熊老弟吗？你也起义了？”
熊向晖还没有说话，周恩来哈哈大笑，说：
“他可不是起义，他是归队。今天，我请你们大家来，一是和你们聚聚，谈谈心，二是向大家公开一个秘密。”
等大家都坐定后，周恩来指指熊向晖，说：
“他是1936年入党的中共党员，是我们派他到胡宗南那里去的。”
周恩来说完，爽朗地大笑起来，众人都大为惊讶，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国民党前国防部参谋次长刘斐说：“怪不得胡宗南老打败仗。”
周恩来看了熊向晖一眼，说：“以后我们打算让他搞外交工作。”
2005年9月9日，熊向晖病逝。
第二位是谢和赓，是周恩来安插在白崇禧身边的战略特工。
在国民军的将领中，要说能打仗的有很多，但要说特别能打仗的就不多了，而白崇禧就属于特别能打仗的将领之一，正因为白崇禧精于作战，所以被人称为“小诸葛”。
按理说像这种会打仗的人，在解放战争中应该有所表现才对，但是翻开解放战争的史册，发现白崇禧并没有打过什么胜仗，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白崇禧在中共面前几乎没有秘密，而让白崇禧几乎透明的关键人物就是他的中校秘书谢和赓。
谢和赓于1912年出生，广西桂林人，1933年在北平读大学时，经宣侠父介绍秘密加入中共，旋奉命打入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先后任冯玉祥和吉鸿昌的秘书。因为谢和赓理论水平很高，和白崇禧是老乡，所以组织上让其回到广西打入到白崇禧身边。
因为谢和赓所在的谢家是个大户人家，能够结识各种关系，所以谢和赓利用家庭影响打入桂系军阀上层，成了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直接领导下的“特密”地下党员，代号“八一”。
在武汉时，白崇禧让谢和赓写一份《军队政治工作与群众政治工作之关系》的讲演稿，谢和赓受领任务后找到了李克农，请求党组织给予帮助。李克农向他提供了大量的材料。
谢和赓得到材料后，经过三天三夜的苦战，终于完成了初稿，他将初稿交由李克农转交周恩来审阅。
李克农连夜找到周恩来，周恩来认真推敲文句，对讲演稿进行了较大幅度的修改。第二天，李克农便将周恩来用红笔改动过的讲稿转交给谢和赓，告诉他说：
“恩来同志删的是白站在副总参谋长的地位指责政治部工作失误的部分，改为本着白的军训部长的地位讲话。同时，恩来提醒你注意不要让原稿提出的政治训练的原则和方法跟我党太相似。”
谢和赓按照李克农的指示，急忙复写了两份，并毁掉周恩来删改过的原稿，将完成稿送到白崇禧的办公桌上。
白崇禧看后非常满意，最后完全采用了谢和赓起草的讲演稿，向师以上干部和师级政工人员进行训话。
谢和赓就这样获得了白崇禧的欣赏与信任，并担任他的秘书，全面抗战爆发后，白崇禧到南京就任副总参谋长，谢和赓被白崇禧任命为中校机要秘书，从此便掌握了白崇禧和国民党的很多机密。
但是在国民党内，白崇禧始终受到蒋介石的猜忌，想方设法孤立白崇禧，所以在1942年，作为白崇禧心腹的谢和赓被国民政府派往美国留学，谢和赓借此为中共从事情报和统一战线。
谢和赓虽然离开了白崇禧，但是却留下了几个秘密的关系，这为中共掌握白崇禧的情况提供了支撑。
1954年底，身在美国的谢和赓，在麦卡锡主义风潮中被美国移民军逮捕，后被驱逐出境回国。
他回国后任《世界知识》高级编辑兼欧美组组长等职；1957年被打为右派，流放黑龙江，次年在周恩来等人的营救下回到北京，1967年再次被捕，后被营救出狱，在外交部工作直至离休，2006年逝世。
其夫人是演员、作家王莹。不过她在1974年3月3日下午，因文革被迫害逝于狱中。
1979年7月6日，文化部正式为王莹平反昭雪，她才得以恢复了名誉。王莹所写《宝姑》《两种美国人》等著作出版，夏衍、阳翰笙等为其为作序，她的传记《洁白的明星—王莹》也已出版。
2006年11月1日，安徽省芜湖市神仙台陵园建起了王莹和谢和赓同志合葬墓，墓碑上刻着原国务院外交部长黄华亲笔题写的“革命精神垂范千古”。
第三位是阎又文，是周恩来安插在傅作义身边的战略特工。
阎又文于1914年生于山西荣河县。1934年考入山西大学法学院，在大学期间曾参加中共地下党员杜任之、张友渔等主持的进步团体“中外语文学会”。
全国抗战开始后，阎又文还不是中共党员，但是他思想进步，在周恩来的指示下，组织让其投入到国民党晋军傅作义部队。
组织上为什么这样安排呢？因为阎又文与傅作义是山西万荣小同乡，知识分子出身的阎又文很快取得了傅作义的信任。
抗战开始后，傅作义邀请公开的中共党员到自己的部队做政治工作，中共山西省委特派员潘纪文前去，这样潘纪文就和阎又文取得了联系，并于1938年将阎又文发展为党员。
1940年，迫于蒋介石的压力，傅作义的部队开始驱逐中共员，潘纪文被迫离开，临行布置没有暴露的地下党员阎又文继续潜伏，由于事出紧急，党组织来不及做出妥当安排，阎又文自此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
阎又文平时交往不多，工作上兢兢业业，而且很有思想，所以很得傅作义的信任，被傅作义升任为少将新闻处长、《奋斗日报》社长，华北“剿匪”总司令部政工处副处长等职。
按照上级指示，阎又文开始在傅作义身边长期潜伏，并且不与组织发生联系，傅作义及其周边人不知道他是中共党员。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中共一直没有启用阎又文这个高级内线。直到第三次国内战争爆发前夕。
1945年8月下旬，就在日本投降几天后，在陕甘宁边区保安处工作的王玉接到了上级交派的任务：
到绥远傅作义部队中去找一个叫阎又文的地下党员，绥远也就是今天的内蒙古。
此时，党组织已经和阎又文失去联系快7年了，这是音信全无7年，阎又文还会是当年的阎又文吗？
在王玉出发前，边保处的处长周兴找他谈话，并对他说，阎又文有变坏的可能，但以组织对他的了解，更大的可能是他仍然是党的好党员，忠于党的信仰。
1946年春节后，王玉化装成一名商贩来到包头，在这里他遇到了一个国民党军官叫薛起禄，这个人是傅作义部队司令部机要室的秘书，利用手中的权力做点买卖赚钱花。在一次见面中，王玉就随口问起阎又文的情况，薛起禄没有多想，就随口告诉王玉：
“阎又文，他是傅长官的秘书啊！”
王玉听了以后大喜过望，便展开手段笼络薛起禄，又是请客又是送礼，国民党的军官本来就没有什么信仰，所以薛起禄很快被王玉拿下。
几天之后，薛起禄把王玉带进了戒备森严的傅作义长官司令部阎又文的办公室，王玉以薛起禄朋友的身份见到了阎又文，但是他没有相认，他需要确认阎又文有没有变坏。
几天之后，王玉从薛起禄那儿打听到阎又文的家庭住址，便提了两盒糕点直接登门拜访。敏感的阎又文看了看眼前这个人，他隐约猜到眼前这个人很可能是组织上派来的，于是将他带到一个房间里，两人单独谈话。
王玉接连问了三个问题：“你叫阎又文吗？”、“你是山西荣河人？”“你是山西大学毕业的吗？”
阎又文点头回答，双方对视了一下，王玉决定不再绕圈子了，他单刀直入地说道：
“阎又文同志，我是从延安来的，党中央派我来找你。”
阎又文情绪激动地跨前一步，握住王玉的手说：“多少年了，我总盼着这一天啊！”
中共就这样通过阎又文掌握了傅作义的动向。
1949年1月，人民解放军一举攻克天津，切断了傅作义海上逃跑路线。10日，阎又文接到组织上的指示：了解傅作义动向。
组织很快从王玉处得知傅作义设计的三条道路：
一、南逃会蒋；二、往西退守绥远；三、固守北平，继续顽抗。究竟倾向哪一条路，决心难下。
于是组织上让阎又文劝傅作义，阎又文告诉傅作义：傅非蒋嫡系，投靠蒋绝非上策，如今丢掉整个华北，老蒋怎能放过你。
如果往西退守绥远，如今整个北平被解放军百万大军包围，所以此路不通。
而走第三条道路也不行。如果对抗解放军，北平文化古城将遭到毁灭性破坏，你将成千古罪人。最终，阎又文指出第四条道路：跟中共谈判。
后来傅作义让阎又文代表自己和中共和谈，后又以华北“剿匪”总司令部政工处副处长的身份，正式宣布北平和平协议和傅作义的文告。
新中国成立后，阎又文成为水利部部长傅作义的办公厅主任。1961年，阎又文调农业部。
1962年9月25日，阎又文因患食道癌去世，年仅48岁，葬于八宝山革命公墓。周恩来敬赠挽联：“阎又文委员千古”。
因为阎又文的真实身份长时间不为世人所知，包括他的子女。所以他的几个孩子此后发展也受影响，很多机会因为政审不过关而擦肩而过。
而儿女也一直不知父亲的英雄身份，直到阎又文去世31年后，事情有了转机。
1993年的北京一次联谊会上，王玉同志遇到了阎又文的一位朋友，得知了阎又文子女的情况，于是王玉见到了阎又文的子女，并告诉了他们阎又文的情况，此时他们才知道父亲的真实情况。
不久之后，《北京日报》又发表了阎又文曾经的上级罗青长所写的回忆录《丹心一片照后人—怀念战友阎又文同志》，至此阎又文的真实身份才被世人所知。
所以说，全世界情报保卫系统中最为隐秘的，不是美国 CIA，也不是苏联的克格勃，而是中国。
因为只有中共的特工人员最有信仰，他们有一个准则：“活着烂在肚子里，死了带到棺材里”。
这一点只有中共的特工才能做到。
国共合作抗战，周恩来针对蒋介石三大重兵集团，派出三大战略特工，赢得了主动权，为打败国民党奠定了基础，让我们永远怀念这些为新中国做出贡献与牺牲的红色特工。
天择是作者的笔名，对历史和哲学颇有研究，欢迎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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