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的时候,哥哥已经六岁母亲原来的心愿是想再添个女儿,没想到又生了个儿子,真是不遂人愿我的父母都是农民一九七八年前后,农村还没有实行分田到户,家家生活都不好；所谓的差距就是有没有得吃,一日三餐不饿肚子,是让人羨慕的好人家了我的家在村子的南头,再向南走两里路,便是邻村魏荡；那是母亲的娘家我的家是破旧的草房:土坯垒成的墙,房顶是茅草盖的;从来就不断雨一到雨天,家里的地上就摆满了碗盆,雨水滴滴答答跌进里面就是这样的房子,也来之不易母亲说过,我的爷爷是个老党员,在村上做过干部,为人老实忠厚,又胆小懦弱,就怕天塌下来奶奶是个碎米嘴,从早要唠叨到晚,对爷爷埋怨数落个不停爷爷不擅言辞,害怕回家,就躲着奶奶,早出晚归奶奶长得瘦弱,一辈子生了四个孩子:三男一女.我父亲是老大奶奶的心是要强的,听人说年轻时长得俏丽但是生活在那个年代的人,有些东西由不得你,在种种制度的束缚之下,你只能忍气吞声,年华虚度奶奶五十一岁就走了,那年我才五岁她得的是脑溢血,吃午饭前说头疼想睡一会,竟没想到一睡不复醒母亲说她不伤心,也没多哭,奶奶给她的伤痛的记忆实在太多了母亲二十岁就嫁给父亲生下哥哥不久,奶奶就闹分家,把三口子赶出家门,只给了几样简单的家什父亲只好带着母亲和吃奶的哥哥先寄人篱下他去找爷爷,请他跟生产队里要地基盖房子，费了许多口舌,分下来的地基却是一处低洼的臭水沟父亲只好从其他地方挖土,一船一船的运地基完成之后,他又自己做土坯,盖房子那土房子,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土墙上有许多小洞眼,那是蜜蜂辛苦钻出来的最喜欢在春天的傍晚,每个洞眼里都有归来的蜜峰,有一只,也有许多只挤在里面我们过些顽童,就用玻璃瓶口罩住洞口,用一根细树枝往洞里捅蜜蜂一受惊扰,就会一个个爬出来,全都进入瓶子里；也有很难捅出来的,最后大概就死在了里面我们会把捉到的蜜蜂当宝贝一样,往瓶子里塞菜花,希望它们会产蜜我却从来沒有看到过瓶子里有蜜,蜜蜂也鲜有活着离开瓶子的我家房子的位置非常闭塞,没有一条象样的宽点的路通到门口房子东面是衡登年家,路还在他家的东面邻里关系好的时候,可以从他家院子里进进出出一旦两家翻脸,他家就会把路堵死,我们只好从他家房子的后檐下走那是一条只够半人走的土路,旁边是一条灌溉渠；插秧季节,渠里水位就会升高,经常捉到鱼虾,到了冬天才完全干涸渠的两边长满了树,荊棘丛生我家西边是池塘,池塘那边是一望无际的农田住在这样的地方,真的是苦不堪言人类生来就有较强的领地意识那年头,父母就为屋基和邻居吵架这家的厨房盖到了那家的滴水檐下,那家把树栽到了这家屋基边沿；哪里是哪家的,分得清清楚楚,寸土必争先是争吵理论,越吵火药味越浓,最后便大打出手父亲身体单薄,总是吃亏,但他从不屈服母亲会指桑骂槐一整天她脾气倔强,咽不下这口气,骂出来心里会好受些在他们和邻居吵架的时候,爷爷奶奶从来没有来帮衬过那时,我总觉得咱家的力量真是太小了，今天小编就来聊一聊关于我的童年高尔基?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研究一下吧!
我的童年高尔基
我出生的时候,哥哥已经六岁。母亲原来的心愿是想再添个女儿,没想到又生了个儿子,真是不遂人愿。我的父母都是农民。一九七八年前后,农村还没有实行分田到户,家家生活都不好；所谓的差距就是有没有得吃,一日三餐不饿肚子,是让人羨慕的好人家了。我的家在村子的南头,再向南走两里路,便是邻村魏荡；那是母亲的娘家。我的家是破旧的草房:土坯垒成的墙,房顶是茅草盖的;从来就不断雨。一到雨天,家里的地上就摆满了碗盆,雨水滴滴答答跌进里面。就是这样的房子,也来之不易。母亲说过,我的爷爷是个老党员,在村上做过干部,为人老实忠厚,又胆小懦弱,就怕天塌下来。奶奶是个碎米嘴,从早要唠叨到晚,对爷爷埋怨数落个不停。爷爷不擅言辞,害怕回家,就躲着奶奶,早出晚归。奶奶长得瘦弱,一辈子生了四个孩子:三男一女.我父亲是老大。奶奶的心是要强的,听人说年轻时长得俏丽。但是生活在那个年代的人,有些东西由不得你,在种种制度的束缚之下,你只能忍气吞声,年华虚度。奶奶五十一岁就走了,那年我才五岁。她得的是脑溢血,吃午饭前说头疼想睡一会,竟没想到一睡不复醒。母亲说她不伤心,也没多哭,奶奶给她的伤痛的记忆实在太多了。母亲二十岁就嫁给父亲。生下哥哥不久,奶奶就闹分家,把三口子赶出家门,只给了几样简单的家什。父亲只好带着母亲和吃奶的哥哥先寄人篱下。他去找爷爷,请他跟生产队里要地基盖房子，费了许多口舌,分下来的地基却是一处低洼的臭水沟。父亲只好从其他地方挖土,一船一船的运。地基完成之后,他又自己做土坯,盖房子。那土房子,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土墙上有许多小洞眼,那是蜜蜂辛苦钻出来的。最喜欢在春天的傍晚,每个洞眼里都有归来的蜜峰,有一只,也有许多只挤在里面。我们过些顽童,就用玻璃瓶口罩住洞口,用一根细树枝往洞里捅。蜜蜂一受惊扰,就会一个个爬出来,全都进入瓶子里；也有很难捅出来的,最后大概就死在了里面。我们会把捉到的蜜蜂当宝贝一样,往瓶子里塞菜花,希望它们会产蜜。我却从来沒有看到过瓶子里有蜜,蜜蜂也鲜有活着离开瓶子的。我家房子的位置非常闭塞,没有一条象样的宽点的路通到门口。房子东面是衡登年家,路还在他家的东面。邻里关系好的时候,可以从他家院子里进进出出。一旦两家翻脸,他家就会把路堵死,我们只好从他家房子的后檐下走。那是一条只够半人走的土路,旁边是一条灌溉渠；插秧季节,渠里水位就会升高,经常捉到鱼虾,到了冬天才完全干涸。渠的两边长满了树,荊棘丛生。我家西边是池塘,池塘那边是一望无际的农田。住在这样的地方,真的是苦不堪言。人类生来就有较强的领地意识。那年头,父母就为屋基和邻居吵架。这家的厨房盖到了那家的滴水檐下,那家把树栽到了这家屋基边沿；哪里是哪家的,分得清清楚楚,寸土必争。先是争吵理论,越吵火药味越浓,最后便大打出手。父亲身体单薄,总是吃亏,但他从不屈服。母亲会指桑骂槐一整天。她脾气倔强,咽不下这口气,骂出来心里会好受些。在他们和邻居吵架的时候,爷爷奶奶从来没有来帮衬过。那时,我总觉得咱家的力量真是太小了。
爷爷的家在村子中心地带，今天的卫生院和自来水站就建在那里。有三个房间，一个客厅；厨房成丁字而建。天井很窄，不到两米就是另一户人家的后檐墙。有房子挡着，屋子里总是光线不足，尤其爷爷奶奶睡觉的那个房间，就算白天不点灯，也得摸黑。我在这儿度过了记忆模糊的幼年，只记得厅里的墙上贴满了年画，而正对大门的墙上贴的是马恩列毛的头像。父母都要去地里做农活。那时还是大集体，工分制，一家一年的收入真是微乎其微，年年过得困窘寒伧。哥哥已经进学校读书，我就由奶奶照看。所有的孩子当中，奶奶最疼爱我，每天都会拿些米去换油条烧饼或者麻花给我吃。她会使劲地打二叔三叔和哥哥，却从来不打我。奶奶长得瘦小，一顿能吃一大碗粗饭；两百多斤的石磙在她脚下可以飞快的滚来滚去。我的家乡叫潘舍，大慨因为村上潘姓的人家最多。纵横交错的河流把村子分成好多块；所以村上有许多桥。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村上的桥都是木头架的，只有第三生产队那里有座砖砌的拱桥，好像有些年头，桥身全都成了黑色。那些木桥看上去总觉得叫人不放心，又破又旧，像是在摇晃，人走上去会发出怪响。即使年年修理，还是叫人不敢放心大胆的走。从我家到爷爷家要经过两座木桥，其中一座就在他家的南边，只有十来步远。这座桥实在破旧，几乎成了废桥，大家都宁愿从供销社那儿绕道走。桥下的河水不宽，够一条船行进，正好通过供销社那就断了。后来，村里就把这段河填掉了，成了今天早市的地方，供销社门口也拓建成小广场；露天电影，春节期间的社戏都在这儿上演。但是在我童年时，露天电影和社戏的地点是在村北老学校那里的操场上。操场的西北角树立着一座钢铁三角架，有四层楼那么高。我们不知道它有什么用处，大人的说法也不尽相同。我们还是喜欢去攀爬，胆大的人可以爬到最顶端，我胆小，只爬到过两层楼那么高的地方，却也可以把整个潘舍一览无余了。农村还没有通电，家家都用煤油灯，夜晚走路用手提的马灯。我们孩子专门负责擦玻璃灯罩。手捂住小头，大头罩在嘴上往里面哈气，这样就可以把玻璃上的灰擦得干干净净，跟新的一样；只是会在嘴四周留下一道黑圈。没有电视，看露天电影便成了村民和孩子最期盼的消遣项目。只要听说哪天晚上要放电影，孩子们就会在午饭一过，扛着板凳来到操场上抢占有利位置。有的人痴痴地坚守一下午，晚饭都不回去吃。我不知道奶奶有没有看过露天电影？她很少离开过家门，性格孤僻。我五岁那年初夏，插秧季节，一天中午，她静静地走了。在那个年代，不知道有多少像她一样的女人，没看过电影电视，没见过汽车楼房，没去过城市，在一个狭隘的空间里了此一生。奶奶出殡那天，雨没完没了滂沱的下。我还不知道生与死的真正意义，也不懂得悲恸，只觉得很多人在爷爷家忙进忙出很热闹，哪里懂得从此再也看不到奶奶，得不到她的疼爱了。奶奶被安葬在西大堤，许多年后迁坟，我才看到她的遗骨。人活着那么复杂，死后却如此简单。
这一年，二叔十五岁，三叔十一岁，姑姑二十岁出头。奶奶对孩子管教一向很严，打起孩子下手毫不留情；拿到扁担就用扁担抽，碰到板凳就用板凳砸。他们都被打怕了，爷爷也被骂够了。奶奶的去世，他们的心里有多感伤，我无从知道。但是从此，爷爷家里好像多了许多快乐的空气。也许是二叔不再起早贪黑的编莆片；也许是姑姑可以把小姐妹带到家里玩；也许是爷爷再也不受那刀凿斧砍的唠叨。只有奶奶的妹妹，我的姨奶每次来时，都会在僻静处偷偷流眼泪。我站在她的身后，也莫名的不高兴。我毕竟是孩子，一如既往地快乐的玩耍。捉迷藏，是我们这群孩子最爱玩的一种游戏。每天不风到天黑月出，浑身汗水，哥哥来接我，是绝不回家的。当我到六岁时，就好像少了些自由。父亲遗传了奶奶的性格，对哥哥要求很严，稍不满意就会体罚他；哥哥经常害怕挨打不敢回家，躲在草垛里过夜。有一回，哥哥偷偷改了成绩报名单上的分数，寒冬腊月，父亲罚他跪了大半夜。那训斥的声音大得骇人，叫我胆寒，只好把头蒙在被窝里大气不敢出一声。在那艰苫的年代，许多家长都好像喜欢打孩子，而我们也确实太顽皮了。我们害怕闯祸，可是家里的瓶瓶罐罐总是被我们一不小心碰碎了。我们的屁股难逃一顿挨打，膝盖难逃挨跪。如果直挺挺的跪着，膝盖会疼得极难受。我就会乘父母不在意时，屁服坐在小腿肚上，这样就舒服多了。我还是盼望有个邻居或者亲戚恰巧来我家里，把我拉起来。如果没有经得父母的同意，是绝不敢站的，眼里尽是委屈的泪水。所以，只要犯错，都要找各种理由搪塞。有回煮饭，我把淘好的米放在小板凳上，然后就和小伙伴玩在一起，一不小心把米弄翻了。我赶紧把米又捡起，重新淘一遍，饭吃嘴里却很涩。母亲问我原因，我就编谎说淘米时，正好有人在附近河里揽泥，把水弄浑浊了。父亲信以为真，就没有怪罪我。我暗里很开心，终于躲过一劫。
村子南头衡长生家有二十多只鹅，已经将近一斤重，身上的黄色胎毛都褪干净了。父亲把它们买了回来，就由我负责照看。从此，我就变成了放鹅娃。我是把这些白家伙当宝贝看的，每天认真地给它们喂食。不需几日，它们就好像认识我了，一看见我就围着我，又扑打翅膀又乱叫，脖子伸着老长。登年家也养鹅，是一大群，有一百多只，由三儿子长中照看。登年有五个儿子，名字排行都好记，因为他们名字最后一个字连在一起，叫“高举中国旗”；起名的人真够智慧幽默的。二十多只鹅不能每天都在家前屋后吃食，地上全是鹅屎，得把它们赶到没有人家的西堤去，那里长满了青草。于是，长中就带着我把鹅往西堤赶。赶鹅的工具是父亲做的，其实很简单，长长的竹杆顶端扎一根白色塑料薄膜。这玩艺，扛肩上拿手中，觉得特别威风，我可是这群鹅的司令了。正值暮春，西堤芳草鲜美，这些家伙一个个吃得滚大溜圆，脖子明显地鼓出一大截，跟香肠似的；吃饱了，就把头藏在翅膀里休息了。两家的鹅混在一起，根本不用担心分不出来，我家的鹅比他家的鹅大好多个头呢。西堤草木繁多，坟茔也多，村上死上的人都葬在这儿。我不晓得害怕，皮得兴起，就爬到坟茔顶上，把那帽子一个个推掉。长中就吓唬我说，夜里会有鬼寻我报仇，骇得我又赶紧把滚落一边的帽子搬回原处，好些天都提心吊胆。最盼望中午时候，母亲送来的饭。在野外吃饭，真叫一个香。有时候，鹅会游到河里，长时间不肯上岸。我不会游冰，生怕鹅上了对岸，就回不来了；在岸上急得团团转，不停地向河里掷泥团。其实鹅也通人性，它们在河里游痛快了，就会自觉的上岸。到盛夏时候，鹅已经长得又肥又白，翅膀展开，好似要飞翔；脖子细长弯曲，脑门上的瘤又红又鼓；鸣叫声清脆宏亮。它们像是我的伙伴，我也不必像开始那样操心。离家两里路有座水站，水站后面是水塘，有五亩地那么大；里面长满青草，东南一处，是一人多高的芦苇丛。一般来说，鹅与鸭子习性不同：鸭子喜欢在水里游泳觅食，鹅爱在岸上走动找吃的。从某天开始，我的鹅居然养成了鸭子的习惯，一天到晚泡在水里，很少看见它们的身影，都藏在芦苇丛中吃食睡觉。我不必担心它们会丢失；一到黄昏，它们就出现了，然后排成一队，大摇大摆，秩序井然地回到圈里，第二天早晨，它们又会熟路轻驾，踱到池塘边藏进芦苇丛中。于是，我就有了更多玩耍的时间了。
水站也没有通电，是用大功率柴油机带动抽水机。柴油机老旧了，一个大人已经揺不响，每次排水，都有十几个大人用长绳拉拽。柴油机一起动，就会有大量的水从泵口汩汩而出；许多可怜的鱼儿就丧命于螺旋桨之间。有的漂在水面挣扎，有的沉尸河底。大人都会游泳，水性好的人一个猛子扎到河床，把死掉的鱼摸上来；虽然残缺不全，也可以做成可口的美味。我也喜欢下水，大伏天，和小伙伴们在水里泡一天是常事。深水区域绝不敢去，都在河岸边戏水，还可以掏螃蟹。水站这儿是学游泳的好地方。水泵不工作的时候，泵口前面水泥砌的过道就成了我的乐园。里面的水到大腿深，底面光滑，水干净清凉。在水里皮累了，就爬到上面，躺在水泥台上晒大阳。我全身都黑了，别人都叫我黑牛。到中秋时候，这群鹅卖掉了，我放鹅的日子就此结束。秋天的农村是很忙的，家家户户忙着收稻子，打谷场上热闹非凡，弥漫着稻香草味；一座座草垛像小山一样。我还帮不上忙,却也不能闲着。黄豆也成熟了,我就负责把豆米一粒粒从壳里剥出来。这活儿比放鹅没劲多了;要长时间坐在一个地方,真的枯燥乏味。好在可以偷懒,去骑水牛。打谷场西北角有座仓库,是村上最大的建筑。水牛还没到犁地的时候,就被系在走廊的水泥圆柱子上。它静静地躺在地上,悠闲地咀嚼草料。我跨在它的长脖子上,两手扶牛角,扳来扳去,模仿大人骑自行车的样子。水牛真是好性子,从来不发火,也不摔我,任凭我在它脖子上又磨又蹭。也许是我帮它赶走了它身上的牛虻,它在报答我。那些黑飞虫真是可恶,跟黄蜂差不多大小,黑色身体,像蚊子一样爱吸血，被它咬一口,钻心般的疼,还会起胞胞。往往会有几十只牛虻围着水牛飞舞,有的肚子里都是血,快飞不动了;可怜的水牛身上被咬得血迹斑斑。于是,我就用手拍死它们。拍牛虻也有技巧,下手要快,叭的一声就会拍死一只。在水牛这边玩够了,我还得去剥黄豆,那是我必须完成的任务。那年头的孩子都要帮助父母做力所能及的事情,只是我总觉得我要比同龄人做的更多一些。
进入冬天，村子就变得萧条清冷了。大白杨、柳树、刺槐、还有桑树，叶子都凋尽，只剩下光秃秃的枝干。田野里，一片寂静空荡，枯黄的草须中寒风中瑟瑟颤动。腊月里，河流都结成寒冰，浣衣服的女人使劲地在水边小桥上砸一个冰窟窿。我家西边池塘里的冰更加厚，我可以在冰上走来走去，即使用力踩，冰面也纹丝不动。我穿着厚厚的棉袄棉裤，象笨拙的机器人，走路一点也不方便。就算穿成这样子，还是觉得冷，尤其是脚。母亲每天都准备好火盆，把脚放在上面，就暖和多了。我们会偷偷地抓一把蚕豆或者黄逗，藏在衣服口袋里。烤火的当间，就把豆粒扔进火盆中。不一会儿，屋子里就弥漫着熟豆米的香味，还有焦豆米的糊味。熟豆米取出来，也不怕烫，就含入口中；热豆子一碰到唾液，便滋滋的响。豆子又香又脆，嚼起来咯嘣嘣的。父亲不会扎火窝子，冬子的爷爷就会，我常去他家蹭暖。今天，已经看不到火窝子了；那是用稻草扎成圆筒一样的取暖工具；到大人胸怀高，用木条隔成两层。底下矮的一层放火盆，人就站在上层。火盆里的热全都聚在里面，很暖和。可是，它也酿过教训。站在里面的小孩，有时会不小心把尿布，或者衣服掉到火盆上，便引起火苗，烧伤了身体。整个腊月，家家户户就忙着做一件事：编柴帘。直到今天，我也弄不明白，那时要那么多柴帘作什么用？秋天里，父亲就到柴荡把芦柴割了回来晒干，到用的时候切成需要的长度。麻是买的，要没在水里泡上几天；拿上来时还粘着冰块。家里有专门把麻化成细丝的工具；很容易制作，在木板条上钉一排铁钉，像梳子一样。父亲偶尔编柴帘，都是母亲和哥哥编，他专门纺麻线。我也不能闲着，一会把纺车上的麻线绕到板凳腿上，拿到太阳底下晒干；一会又要把干麻我绕成一个个线团。家家没别的声音，就听到纺车的旋转声，还有线团打在柴帘上的啪啪声。
虽然每条柴帘才卖到几毛钱，过年的一切花销全指望它了。六岁这年午底，家里终于添了一样家用电器：收音机。那年头，不是每家都有的。父亲母亲喜欢听淮剧、扬剧；哥哥和我爱听少儿节目，像《小喇叭》。到了下午两点钟左右，大家一致爱听刘兰芳的评书，从《杨家将》到《岳飞传》，每个人都听得津津有味，一天也不会错过，就像后面看电视连续剧一样执著。供销社在村子中心，是个很大的四合院子，天井抵得上半个操场大。全村人的生活日用品，都在这儿可以买到。最吸引我的还是那些好吃的糖果饼干；最想得到的玩具水枪；还是好看的小人书。可是我口袋里没有一分钱，只能隔着玻璃，眼巴巴地看着它们。年底时候，供销社里比平常更加热闹，增添了许多喜庆的气氛。柜台上空挂满了年画，对联。和大人一起置办年货，是最开心的事情，可以偷吃糖果、瓜子，一年也就在过年吃到；还可以缠着母亲买一顶花色的鸭舌帽。一件新衣服要穿好几个新年，年一过，就得洗干净放木箱里保存。母亲说她一套嫁衣，整整穿了十年。年虽然过得寒伧简单，却是我们都翘首以盼的。只有在过年的时候，大人们才停住忙碌的手脚，享几日清闲。我们可以玩五个一整天，什么家务都不用做。父亲母亲脾气变得特别好，不打我也不骂我。农村人过年忌讳很多，过年期间打孩子骂人，会被看作不吉利。压岁钱很少，虽然只有几分钱，却可以归我自己使用。戏台那里有许多做小生意的摊子：炒米糖、五颜六色的气球、各式各样的小玩具应有尽有。我们小孩子还是喜欢把捏糖人的摊子团团围住。糖人师傅真是心灵手巧，可以捏出很多花样；什么老鼠偷油、猴子摘桃、双龙戏珠…一件件栩栩如生，叫人称奇。造型复杂的大件是有钱人家的孩子才敢买，我只敢买那只要两分钱的糖口哨。先含在嘴里吹着玩 ，声音清脆呴亮；可是不一会儿就融化于口中了，甜甜的。
给外公外婆拜年，也是每年必须例行的一部分。年礼简单，只是四包果子和两条年糕。外婆家很穷，还是会给哥哥和我每人几分钱压岁钱。外婆的家在魏荡，她的娘家在黄荡。她和外公的个子都高，由于长年累月营养不良，一头短发早就白了。外公外婆和小姨就住在两间茅草屋里，而且还要在里面生火做饭。灶台是泥糊的，没有烟囱，烟全都弥漫在屋子里。墙体、屋顶、床、桌凳都给熏黑了，像刷过一层厚漆。房子前面是空地，再向前有池塘，我曾在这里钓过鱼。舅舅家就在后面，有四间。外婆烧了一辈子小土灶，爱抽几口烟；没有钱买，我就经常去拾烟头给她抽。她总是那么慈祥，脸上挂着笑。奶奶去世时，我看到是她提着纸钱来吊唁，想不到两年后，她也跟着走了。外婆得的是胃癌，没钱医治，在漆黑的小屋子里躺了许多日子等死。母亲日夜守着，无计可施，只能以泪洗面。直到大伙都觉得外婆时日无多了，才架着她移到大舅家里。这一幕永远清晰地刻在脑子里，我看到了外婆那张苍白憔悴而又痛苦的脸。
在外婆去世的三天里，我还是沒哭过流眼泪，但已懵懂我再也看不到她了。母亲嗓子哭哑了，几度昏厥。小姨还没成人，一切礼数仪式都效仿母亲。按照农村的风俗，外婆六七那天，我家做了一大桌好菜，熏烧好的整鸡整鸭摆在大盘里，还要在上面插上好看的花。还有许多都是我从来没有见过，也没有闻过那种香味的佳肴，叫人垂涎欲滴。我第一次看到了录音机；本来是艺人吹嗦呐，现在由机器代劳。大舅家里热闹，充满了纸钱味。好几个僧人，不知道是真是假，在桌子旁念经做法事。我听不懂他们念的什么，只觉得桌子上摆放的神龛木鱼真的很精致。那桌好菜就摆在天井里，说是专门给死去的外婆吃的；其实是做给活人看的：据说菜的丰盛与简单直按反咉出闺女的孝心几何？除了吃的，还要做齐各种纸糊的楼房，大院子，电器等等。外婆一生没住过也没见过的东西，死后就这么都轻易的实现了。在那艰苦的年代，只有靠死人吃饭的纸匠们的想象力是那么甜，也是所有农民追求的生活。 村上没有幼儿园，只有一个识字班，在河东。一间小土坯房子里，横七竖八放一些板凳桌子；西面墙上挂一块黑板。来这儿上学，不需要交学费，可以随便来随便走，没有任何规章制度。教我们识字算术的是位女老师，二十多岁。我没有课本，只带半支铅笔和几张白纸，都是哥哥用剩下的。在这里，我实在没耐心听过多少课。既然说是识字了，哥哥就有了任务。每天晚上，他都要给我布置几道算术题。他从学校偷回一些粉笔，又自己做了一块小黑板，把题目写上面要我答。昏暗的煤油灯下，常常为了一道难题抓耳挠腮，熬到深夜。直到母亲在房间里催促，我才如释重负地钻进被窝里呼吸睡觉了。这种自由自在的识字过程到我九岁那年秋天终于画上句号。我真正上学了，有了象样的书包，虽然也是哥哥用旧的，却也很珍惜。在学校里，认识了更年的朋友。六年小学生活可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说详细的。十一岁那年，我家搬到了村子西头的堤上，交通环境都改善了许多，我也再没去过老屋子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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