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校史专家黄延复曾提出“清华四哲”之说，他们是：陈寅恪、叶企孙、梅贻琦、潘光旦。其中陈寅恪是历史学家，叶企孙是物理学家，梅贻琦则是教育家。至于潘光旦，有人说他是社会学家，因为他当过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的系主任；有人说他是心理学家，因为他翻译过霭理士的名著《性心理学》；还有人说他是民族学家，因为他晚年做出了几项开创性的民族学研究。
陈寅恪 "教授之教授"
陈寅恪（1890.7.3—1969.10.7），字鹤寿，江西修水人。中国现代最负盛名的集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诗人于一身的百年难见的人物，与叶企孙、潘光旦、梅贻琦一起被列为清华大学百年历史上四大哲人，与吕思勉、陈垣、钱穆并称为"前辈史学四大家"。先后任职任教于清华大学、西南联大、广西大学、燕京大学、中山大学等。
陈寅恪有多传奇？
就出身来讲，他的祖父陈宝箴，曾出任湖南巡抚，他的父亲陈三立，是著名的诗人，“清末四公子”之一。
就学问来讲，他是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专家、语言学家、诗人，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等并称为“清华四大国学大师”。
就经历来讲，他先后在清华大学、西南联大、广西大学、燕京大学、中山大学等一流学府任教，人称“公子的公子，教授之教授”。
就异秉来讲，他的侄子陈封雄说：“他（陈寅恪）通晓十四五种文字。除英、法、德、日、俄、希腊、匈牙利、土耳其、阿拉伯文外还懂梵、巴利、蒙、藏、满、波斯、突厥等文字……以及许多中亚细亚已经死亡的文字”。
还有件事，抗战爆发，陈寅恪的参考书全部焚毁于战火，几乎在没有任何参考书籍的情况下，写出了《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两部不朽的中古史名著，《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一书，引用的典籍就达上千种。
陈寅恪还在双目失明的情况下，凭记忆创作了《柳如是别传》和《元白诗稿证笺》等著作。所以，郑天挺称赞他是“教授中的教授”，傅斯年说:“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均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五六十年代流传过一句话：“国民党派专机要接陈寅恪去台湾，陈寅恪坚决不去！”
这句话并非空穴来风。1949年，国民党节节败退，国民党在广州组织了“战时内阁”，作为教育部长的杭立武，在这树倒猢狲散的时刻，并未忘记那些专家学者，提出了“抢救学人计划”，他懂陈寅恪的价值，多次派人向陈寅恪说请他去台湾，均被陈拒绝。
后又劝陈到香港，也被拒绝。
杭立武又拉着财政部长亲自上门劝说，说只要陈寅恪去香港，马上送陈一套洋房和10万港币，陈寅恪依然不为所动。
他又请傅斯年出面做工作，傅斯年因此多次致电陈寅恪，请他去台湾，只要答应去，马上派飞机来接，故有“国民党派专机要接陈寅恪去台湾，陈寅恪坚决不去”一说。但是，陈寅恪自始至终坚持不出国、不去台湾。
陈寅恪先生的为人，全见于他所写的《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文中说：
“（王国维）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於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树兹石於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彰。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梅贻琦 “永远的校长”
可以说，没有梅贻琦先生，便没有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大的黄金时代。
梅贻琦（1889年12月29日－1962年5月19日），字月涵，祖籍江苏武进，祖先于明成祖时由江南迁居北京，后于天津落籍。
1909年（宣统元年）6月，梅贻琦报考首批庚款留美生，在630名考生中以第六名的成绩被录取，成为首批赴美留学生47人中的一名。
1914年，梅贻琦由美国伍斯特理工学院学成归国。历任清华学校教员、物理系教授、教务长等职，1931-1948年，任清华大学校长。
1955年，梅贻琦用清华基金会利息筹办“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也就是台湾新竹清华大学的前身，诺贝尔奖获得者李远哲曾在这里就读，梅贻琦因为一手奠定了台湾的清华基础，被称之为“两岸清华校长”。
梅贻琦先生是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教育家之一，他开创了清华大学的黄金时代，主导了西南联大的教育奇迹，使中国的高等教育昂然跻身世界先进水平。
他领导的清华为世界贡献了李政道、杨振宁、李远哲三名诺贝尔奖获得者，为新中国培养了14位“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涌现出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吴有训、叶企孙、顾毓琇、陈岱孙、陈省身、钱钟书、华罗庚、钱学森、钱三强、钱伟长等一大批学贯中西、文理兼通的学术大师。
梅贻琦出任清华校长期间，他的“大师论”奠定了清华乃至中国大学的办校风格，为清华大学做出了不可泯灭的贡献。期间，对师资人才进行严格遴选和延聘，推行一种集体领导的制度。他被称为寡言君子，却妙语如虹，与叶企孙、潘光旦、陈寅恪一起被列为清华百年历史上四大哲人。
咱们常州大名鼎鼎的数学家华罗庚，当时只有初中学历，却被他破格召进清华培养，又破格从系资料员转升为助教，后又被破格送到英国剑桥大学去，最后又破格未经讲师、副教授阶段直接被聘为教授。
如此用人之魄力，舍梅先生其谁？前清翰林、留美博士；学富五车、学贯中西……各门各类的大师齐聚于此，清华园里出现了空前绝后的百家争鸣盛景。他对于每一个教授都坦诚相待，哪怕意见不一，观念相左，他尊重学术的自由，尊重思想的独立。
叶企孙 老师的老师
上世纪六十年代，新中国有23位两弹元勋，其中，有九个是他教出来的学生。
“导弹之父”钱学森、“力学之父”钱伟长、“原子弹之父”钱三强、“卫星之父”赵九章、“氢弹之父”彭桓武、“光学之父”王大珩......甚至包括当代第一流的理论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杨振宁都是他的得意门生。
他一生为国家培养出的科学院士整整有79名，可以说，中国科学事业的江山有一半是他打下来的。此人即是大师中的大师，中国科学宗师——叶企孙。
这个名字，或许当代有许多人不曾听过。可在上个世纪，他可是国人们的骄傲，是众多科学家们心中的伟人代表。
叶企孙做出了许多科学贡献。在物理学上有三个最为重要且被普遍应用的物理常数，即万有引力常数G、玻尔兹曼常数、辐射常数(或称普朗克常数)h。叶企孙在1921年硕士研读期间，与他的同事帕尔默在导师杜安的指导下，用X射线精确地测定了普朗克常数h，叶企孙的测定值被物理学界引用了十余年之久，当时被称为普朗克常数的叶值。
正如李政道所言：叶企孙先生是杰出的科学家、教育家和爱国者。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军侵占北平，在冀中尚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冀中抗日根据地，聂荣臻、吕正操都在这里领导人民抗日。
1936-1937年，叶企孙可出国休假，但他以养病为名，留在天津，协助清华大学转移南下，完成校长梅贻琦交代的工作，负责保存、转移清华大学的仪器、财产物品，减少损失，尤不能让日军占有。此时，学生熊大缜、实验员阎裕昌为叶企孙的助手。1937年，熊大缜也本可赴德深造，但他随师在天津一起为抗日做贡献。
潘光旦
潘光旦先生，字仲昂，江苏省宝山县罗店镇人，生于1899年8月。父亲潘鸿鼎，曾任清翰林院编修。1905年，潘光旦入罗店镇私塾读书，一年后转到新式学堂学习。1913年依父亲遗命入清华学校读书。1916年，因跳高锻炼受伤感染，右腿截肢。1922年于清华毕业，随后赴美留学，入达特茅斯学院学习生物学，于1924年获学士学位。同年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学习动物学、古生物学和遗传学，于1926年毕业，获理学硕士学位。
1926年归国后，开始在上海地区各大学工作。1938年，在西南联合大学教学。在此期间，除讲授优生学、家庭问题等课程外，又逐步另外开设西洋社会思想史、中国儒家社会思想史等课程。
潘光旦曾批评民国时期的社会学只“见社会不见人”。在他看来，个人和社会是两个并立的实体，社会存在的理由和最终目的是为了人类谋取更好的生活。社会学要“人化”，要多关注人性的问题，才能避免个人成为社会的奴隶。
潘光旦是民国时期的著名学者。清华校史专家黄延复曾提出“清华四哲”之说，除了陈寅恪、叶企孙和梅贻琦，剩下一位就是潘光旦了。其中陈寅恪是历史学家，叶企孙是物理学家，梅贻琦则是教育家。至于潘光旦，有人说他是社会学家，因为他当过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的系主任；有人说他是心理学家，因为他翻译过霭理士的名著《性心理学》；还有人说他是民族学家，因为他晚年做出了几项开创性的民族学研究。其实，潘光旦自我定位首先是一位优生学家，其他的“家”都是派生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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