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10月中旬，时任美国副总统的老布什访问广东时参观广交会，李治元摄）
作者 王攀、赖雨晨、孙飞、武卫红
每年4月和10月，全国的商务官员和外贸企业老板、业务员的行事历上都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地：广州。原因很简单，广交会要开了。
这个中国绝大多数消费者都没有亲眼看过的展会却有着“中国第一展”的称号，为什么？它是啥？它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我报道”记者尝试为大家解答一下这些“终极命题”。
故事有点长，得从将近60年前说起：
广交会全名为“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创办于1957年，每年春秋季各一届，因举办地在广州，因此昵称 “广交会”，英文名Canton Fair，迄今已经连续不间断地举办了116届，在国内展会中是当之无愧的“祖师爷爷”级别的。
有心的小伙伴应该能理解，从1957年起“连续不断每年两届”意味着什么——无论是国内的自然灾害还是文革动荡，无论是冷战还是全球危机，半个世纪来国内国际风云变幻，中外贸易商人却总能在这里找到彼此。
1957年初，新西兰商人潘西佛收到了广交会的邀请函，尽管他自己跃跃欲试，前往中国的计划却遭到了新西兰政府商务部门的劝阻，当时的理由在今天看来简直荒谬——直到1972年恢复正常关系之前，新西兰政府一直奉行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没错，就是那个在日内瓦会议上拒绝和周恩来总理握手的杜勒斯）的信条，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不存在，更不该与之进行贸易”。
广交会的诞生，目的就是打破这样的“资本主义贸易封锁”。错过1957年4月的首届广交会成了潘西佛一辈子的遗憾，但半年之后，他就突破阻力来到了广州。在2006年的一篇回忆文章中，这位“老广交”写到，新西兰迫切需要新的贸易伙伴，“我们不能再浪费时间，而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中国，无疑是我们最佳的选择。”
（1957年秋季举行的第二届广交会上，约旦商人毕特（左三）购买了三辆解放牌大卡车，这也是解放牌汽车第一次出口。新华社资料照片）
不仅世界需要中国，中国也需要世界。广交会作为中国对外贸易最早、最大、最具影响力的窗口，这个平台有多让人趋之若鹜？举几个反例大家随意感受一下：
鲁冠球带着他的万向节闯广交会被拒，于是去宾馆敲外商的房门，一家一家地发产品说明书，他的企业最后成了通用汽车在中国的第一家零部件供应商；曾经的“缝纫机大王”、农民企业家邱继宝曾因为急于找到外商，翻墙进广交会，被罚款50元和罚站半个小时；浙江贝发制笔厂厂长贝智铭因为进不了广交会，就在外商云集的一个楼梯口等了一个星期，最后拿到一笔两万美元的订单，后来这个宁波人成了著名的中国笔王……
（1973年春交会，展馆外等待入场的境外采购商们。新华社资料照片）
现在，像潘西佛一样活跃在广交会上的境外采购商保持在每届20万人左右，来自全世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而参展的中国企业则有约25000家，涵盖你所能想到的制造业的各个领域，大到重型机械、小到一把汤匙，全球包邮、各种结算、包亲满意，单届成交金额通常超过300亿美元。就展会规模而言，广交会不仅是绝对的“中国第一展”，甚至是全世界最大的单体贸易展会。
（1986年春交会展馆，这一届广交会吸引了4300多名境外采购商，而现在，每届广交会都有近20万外商到会。新华社记者周家国摄）
由于不向公众开放，只允许专业的贸易商人进场，广交会在普通人心中始终有一层神秘感，做了好多年安静的美男子，哦不，第一展。但事实上，它有太多有意思的、和我们关系密切的故事了。
茅台酒的白色瓶子是一个深入人心的产品形象，即使是没喝过茅台的人脑子里也一下能勾勒出来。但大家知道吗，最早出口的茅台酒是用黑陶瓶子装的，不仅看上去不打眼，砂眼还有漏酒的毛病。
在广交会上，江湖人称“欢叔”的香港远大贸易有限公司董事长李欢看中了茅台酒，他坐车乘船、用了几天几夜赶到贵州仁化茅台镇找到酒厂，希望代理出口，还向酒厂建议将酒瓶改为白瓷，后再改为白玻璃。茅台最初跟二锅头一样，都是“红星牌”哒，为了避免政治因素影响海外市场的开拓，“欢叔”又建议厂家改为葵花牌，后来他还参照敦煌壁画设计出了更有中国传统文化内涵的“飞天牌”商标。直到现在，茅台依然沿用这款标志性的包装设计和品牌。
（1986年广交会展馆外的广告牌。新华社记者陈学思摄）
越来越有国际范儿的同时也越来越有中国味儿，这不仅是茅台酒等等中国产品的变化，也是广交会的变化、更是你和我生活的变化。
潘西佛最早来广交会的那个年代，那真是不远万里，路上要走一个星期不说，外国商人还只能从香港经罗湖口岸入境中国，彼时的深圳不过是个五六百人居住的小渔村，广交会展馆面积只有9000平方米，每天还有专门的午睡时间，计划经济体制下“一个月的会期中有三个星期要留给中方人员请示、汇报和得到批准，才能最终签署一份出口合同”。
日本商人西田健一从1966年开始参加广交会，当时要是不先读一段毛主席语录，连出租车司机都不开车。在展会上，西田被冷落了很久，直到发现其他客户“都是先与（中国）公司的人一起读语录，学习完毕后才开始进行贸易”。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他发起成立了“毛泽东思想研究会”，结果不仅得到中国方面的响应，还有100多名日本采购商参与，学习活动持续了好几届的时间。
（1991年秋交会第一次启用了信息查询系统，供客商查询金融信息、交易团电话号码和交通时刻，那时电脑对于普通中国人来说还是稀罕物件。新华社记者刘玉生摄）
现在，潘西佛们可以自由地从世界各地经中国各个城市前往广州，深圳早已成为全球瞩目的创新中心，广交会布展面积超过了117万平米。中国商人们不再需要向上级请示汇报，他们带着最新的展品，在各自酷炫的展位上自信地顾盼，对新客户Say Hello, 对老朋友说“Long time no see，来看看我最新的‘中国风’设计”。
（2003年在广交会展馆外举牌“推销”自己的外语学生。现在有越来越多参展商自己就能说流利外语啦，专业翻译在广交会上的施展空间越来越小。新华社记者陈学思摄）
裘皮大衣、抽纱刺绣、各种像外星来客一样用途不明的小家电……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广交会上的展品虽然看着让人眼馋，但和中国老百姓没有多大关系。外向型企业大多看不上内销市场，一流产品出口、二流产品内销也成了“潜规则”。
（1978年春交会，外商在选购产自广东汕头的传统“抽纱”刺绣，改革开放之前，汕头本地的普通老百姓连一方刺绣手帕都消费不起。新华社资料照片）
这一方面是由于国家强调“出口创汇”的政策引导，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国内消费者大多“囊中羞涩”，而西方“腐朽”的生活方式也还没有传入我国——咱爸咱妈当年吃饭用不着一整套骨瓷餐具，早上起来也不喝现磨的咖啡。
但如今中国早已跃升为全世界货物贸易和外汇储备第一大国，老百姓可支配收入逐年增加，全球化也使东西方消费者的生活方式和审美品位渐趋一致。大多数具有长远目光的广交会参展企业，都开始越来越重视经营自主品牌、开拓国内市场。
而广交会本身，也从中国突破贸易封锁的唯一通道，成长为全球经贸的晴雨表和风向标，举凡世界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的重要事件，那只蝴蝶翅膀掀起的阵风总要刮向这里。
2010年，冰岛火山爆发，欧洲空中交通瘫痪，广交会上的欧洲客人马上就少了，那也是从事矿产和化工产品进出口贸易的丹麦人克里斯滕森近20年来唯一一次缺席广交会；今年乌克兰局势波动，受到西方制裁的俄罗斯“向东看”，到会的俄罗斯客商一下子就多了起来；在2008年全球贸易形势最为紧张的时刻，中国政府的最高领导层要求大会每天汇报企业出口成交数据，以此作为政策决断的重要依据之一……
（埃博拉疫情在西非肆虐，广交会上也有“全副武装”的防疫志愿者在为与会人员测量体温。新华社记者梁旭摄）
而面对贸易伙伴之间相互依存度加深、信息流动突破国界限制、国内会展业蓬勃兴起、外贸“新业态”来势汹汹，已经举办57载，即将迈入“花甲之年”的“中国第一展”又该何去何从？
改革，无疑是唯一答案。
现在的广交会，虽然名称已经从旧往的“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改成了“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但出现在展会上的出口企业多达约25000家，进口企业却只有区区数百家，严重的比例失衡不仅让大会总是显得有些“名不副实”，也和国务院常务会议9月底决定进一步加大支持进口决策方向显得有些“违和”，可以想象，在这个方面继续改革，必须成为主管者的一项重要选择。
这还不是全部。作为中国最重要的展会，广交会直到目前为止，仍然面临着“一位难求”的供需矛盾难题，每到开幕前夕，互联网上各种倒卖展位的信息就如同江河泛滥，而事实上也的确总有各种违规行为在大会上被查获，仍然带有浓重计划色彩的展位分配模式如何改革，也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长期难题。
（因应市场需要，本届广交会首次设立了专门的新能源展区。新华社记者梁旭摄）
好在我们还有点时间。在这个世界上，已经有好些年逾百岁的国际展会了，尽管已近花甲，但是广交会和它们相比，还有很多空间和时间，更何况，在它的背后，是一个正在改革中的前进大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