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两朝素来有“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的说法，翰林是史料中经常见到的一个词汇。广义上来说，凡是进入翰林院庶常馆的庶吉士都可以称为翰林，但他们又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官，实际上从庶吉士到翰林官，这中间还有一段路要走。
按照明清两朝定制，庶吉士入馆学习三年后，需进行一次散馆考试，成绩优秀者直接授予翰林院、詹事府官职，但一般级别不高以七品为主。他们作为朝廷的储备人才，主要从事的是文字、国史一类的工作。在经过历练之后，才能到各部院、内阁任职，一般都有数年的时间。
但是清代的统治者认为，翰林院是储才之所，然储则需时日，时间一长必致懈怠，即使有才，而久不用则必成无用之才。所以以考试的方式来甄别翰林官之才品，进行奖罚黜废。
翰林大考之制，始于顺治十年。顺治帝认为“翰林不下百员，其中通经博古，与未尝学问者，朕何由知”，于是便欲亲加考试，先阅其文，复观其品，务求真才实学，以备异日顾问。
这一年举行了首次翰林大考，其中有21个翰林被外转（不及格被外放其他官职），占了翰林总数的五分之一。
翰林大考制度在康熙朝得以进一步完善，通常五至六年举行一次大考。并将考试成绩分为一、二、三、四等，一等人数为三至五人，二等十余人，三等数十人，四等大约五十人，另有极差者不入等，实际上一共是五等。
大考中成绩列一等及二等前列者予以升擢，名次稍微靠后者有赏赐，而列三等末者要改官降黜，如果是无法降职的则要罚俸，若是列入四等那么则要被清除出翰林队伍，重新归入进士班，由吏部铨选外放各省任职。
雍正时期曾停止翰林大考，但从乾隆朝一直到道光朝，大考制度坚持较好。而至咸、同、光时期，朝廷多事，社会发生着剧烈的变化，翰林大考制度没有很好地坚持。从现有资料来看，同、光时期各举行过一次。
自翰林大考制度诞生后，有很多翰林脱颖而出，被发现、被重用，从而走上历史舞台。按照大考定制，列一等第一名者，历来都会被朝廷越级提拔，称为“超擢”。
以翰林原职来看，如果是七品的编修、检讨，若是考取一等一名，最高的可以升到侍读学士或侍讲学士，这两个官职都是四品，就是说一次性连升6级，升迁不可谓不快。
比如说乾隆二十三年，列大考一等一名的王鸣盛，他便以编修升侍读学士；嘉庆八年，列大考一等一名的编修陈嵩庆，升侍讲学士。事实上不仅是一等一名，有时名列前茅的翰林都有不错的仕途前景。比如道光二十三年，列二等一名的曾国藩，由原来的七品检讨升为五品侍讲。
提到曾国藩就必须要多说两句。曾国藩在殿试中的成绩并不理想，位列三甲第四十二名，赐同进士出身。按照正常的思路，曾国藩作为三甲进士，基本上是没有可能进入翰林院的。
可是曾国藩在朝考中超常发挥，结果以一等第二名的好成绩，被道光帝选为翰林院庶吉士。之后他又抓住了散馆和大考的机会，若非如此岂有十年七迁，连跃十级的好事，不出意外就是外放知县或是在部院中苦熬资格。
大考制度无疑给翰林官开辟了一条升迁捷径。雍正朝名臣李绂，在大考后被越级由侍讲学士超擢为内阁学士时，喜出望外，作诗曰：“当年菲薄忝遭逢，飞过蓬山第几峰。今日重来补游屐，玉堂东畔且从容。”
清代自康熙中期以后，京官升迁十分缓慢，大部分机会都被翰林出身的官员占据，一般的进士不过是“风尘俗吏”难有晋升机会。当时的官场情况是：庞大的官僚队伍，多元化的用人标准，错综复杂的各种因素，使得宦海沉浮之人在漫长的官宦生涯中升迁缓慢。
当时京城官场中有一个广为流传的说法，说京官升迁是“九转成丹”。意思是京官升到四品再想往上升就很难了，如果要升到三品，就必须经历九个官职中的一种，称之为“九阶”。
所谓九阶者，即员外郎、郎中、都察院各道御史、六科御史、给事中、大理寺少卿、鸿胪寺少卿、光禄寺少卿、通政司参政。要是没有担任过这九个官职，到了四品基本就是天花板了。然而事实却是很多人把这九个职务都做遍了，也不见得就能升到三品，所以才有了所谓的“九转成丹”之说。
可见清代的大考制度无疑是给翰林官们开了一道后门，让众多的翰林官们可以另辟蹊径，比起那些进士为官者，他们的优势不知要好上多少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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