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启宗祖籍广东台山，是香港屈指可数的大财团之一恒隆集团的现任主席，这位年轻老板是父业的继承者。
在大陆投资取得成功后，陈启宗并没有像其他富豪一样投身于国内的慈善事业，反而高调地向美国捐款，随后更是加入美籍，这种举动实在是有点耐人寻味。
陈启宗的父亲陈曾熙出身于富裕家庭，战前曾留学日本攻读土木工程，他20世纪50年代以打工为生，曾在永隆银行集团负责外汇、楼宇抵押及贷款业务。
到50年代后期，他自立门户创业，经营少量地产，其弟陈曾焘从旁协助工作。
1960年，陈曾熙成立恒隆有限公司，正式挂牌经营房地产业务。
恒隆公司出世时，20世纪60年代正是香港经济起飞时期，房地产业热气扬升，生意兴隆。
1986年陈曾熙去世，当时陈启宗尚年轻，刚赴美国南加州大学攻读，因此恒隆有限公司的业务暂由陈曾焘主理。
直到陈启宗在美国读完书，并获得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后，才回到香港接任恒隆公司主席之位，正式接管父业。
陈启宗是位有学识、有谋略和有胆识的年轻人。
他接任后对全公司的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业务发展进行了通盘研究，同时对香港经济的现状及未来走势也进行了全面的分析研究，并对整个世界形势进行深入细致的探讨，然后在这个基础上确定自己的经营谋略。
陈启宗深深体会到，经营决策的基础是知己知彼。知彼知己在不同范畴、不同条件下。“彼”和“己”的具体对象和具体内容是各不相同的。
就企业经营管理而言，在制定经营计划时，企业为主体，外部环境为客体“彼”与“己”以企业的内和外划分。
在与竞争对手较量的过程中，我则为“己”，对后则为“彼”。
处理人群关系时，管理者自身为主体，上级、下级、同级均为客体，这时的“己”是我，“彼”则是他人制定经营计划，设立经营目标，安排生产计划等。
对“彼”和“己”，应区别不同范畴、不同条件的具体对象和具体内容来了解。
在决策过程中，应先把知道的“彼”和“己”情况尽可能转化为可计量的数，然后再对各种数进行分析比较，这样才更准确，这亦是《孙子》定计、用计的一种常法。
《孙子·形篇》指出:“兵法:一曰度、二曰量、三曰数、四曰称、五曰胜；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数，数生称，称生胜。”
在企业经营决策时，对决策和影响企业竞争的种种策件一般都可以转化为若干可计量的数。
即便是一些特殊的理念性和心理的要素，也有特定术语和相应的衡量标准供决策者权衡，比较。
陈启宗对待企业就好像战场排兵布阵一样，环环相扣，这正是他短短时间取得成功的不二法门。
从上市到1990年，恒隆业务发展趋于“保守”,陈曾熙采取稳扎稳打的战略,以收租物业为主。
他不喜欢贷款,有钱做,无钱不做，求稳保全。这和当时兴起的新兴地产商相比,颇似处于一种“睡眠状态”。
到1991年1月,陈启宗出任“恒降”集团主席,采取一系列调整措施，唤醒睡了20年觉的恒隆这只“睡狮”如今属下除恒隆有限公司外,还包括淘大管理有限公司和格兰酒店集团三大部分。
“恒隆”集团充满了生机和活力。过去的恒隆是“等待时机”,现在的恒隆是“主动出击”。
陈启宗统揽全局的谋略思想，也正如下一盘棋一样，每走动一颗棋子，要考虑到第二步、第三步乃至全盘棋的走势，还有对方将会因此而怎么走动，所以他的经营决策一环扣一环，全局相互支撑、相连、呼应。
1992年，香港的房地产经过较长时间的持续上扬，呈现出一时的低微。
由于邓小平南巡讲话的鼓动，经济快速上升，地产业兴旺，不少港商把房地产投资目标转人内地，对香港的地产业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陈启宗在此时反其道而行之，在香港大力增添土地储备和收购投资物业。这样，使恒隆集团旗下的从事以物业投资为主的淘大实力大增。
到1994年3月，其市值为322亿美元、超逾控股公司恒隆的23.6亿美元。此外，淘大的市值亦在恒生指数成份股中排列首位。
在运筹恒隆集团全盘棋中，陈启宗从1992年起，把房地产业的投资走过罗湖河，从香港走向内地。而投资大陆房地产中又选择在新的热点--上海。
他先参与发展上海虹口区和徐家汇区的物业的投资，1993年底又购入上海静安区波特曼香格里拉酒店以东的3公顷土地。恒隆集团在陈启宗主持下的4年时间里，业务蒸蒸日上。
香港恒隆集团1993年度的年报封面，是以一帧中国象棋棋局照片展示的。
不难看出，这一封面反映出恒隆集团老板的经营策略，是借弈棋之道，全盘谋划，精心部署，下子果断。
世界上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企业善于应变不是错。
但是陈启宗的一个特征是不喜欢“立常志”，而喜欢“常立志”，在把握赚钱机会上嗅觉一流，在坚持初心上放任自流。
陈启宗上任后的另一件事，是将“恒隆”引向祖国内地。到目前恒隆在内地的投资已达数十亿元人民币。
其投资集中在上海,有三个项目:第一项工程是“恒隆广场”位于静安区南京西路,占地31100平方米,将建成一个可供商用和写字楼的综合物业总投资超过5亿美元恒隆占股80%。
第二项工程是上海徐家汇“港汇广场”占地50700平方米是融购物、娱乐、办公、居住、休闲为一体的城中城。
总投资逾5亿美元的“恒隆”是最大股东,占股42%。第三项工程是上海四平路“恒城花苑”将兴建两幢高22层的住宅大厦两层商用平台恒隆持有70%股权。
陈启宗还创办了晨兴/兴汇集团，“晨兴”已在欧、美亚16个国家进行50多项投资其在中国内地晨兴总部设于上海,在长江三角洲一带已经作了约十项工业投资。
投入资金以亿美元计，其中包括全国最大铜版纸厂苏州紫兴纸业有限公司以机器和锅炉制造为主的上海航星集团、上海冠达尔钢结构有限公司,宜兴市的江苏天木消防器材木业有限公司等。
其姊妹机构“兴汇”则从事金融性业务，包括市场操作基金管理和顾问服务。办事处分布于香港、北京、台北、纽约、波士顿与芝加哥。
陈启宗积极参与各种社会活动。他担任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董事,多家大学校董,多家欧美上市公司董事会成员，多个国际智囊组织董事。他还是亚洲协会香港分会主席。
2014年，陈氏家族慈善基金“晨兴基金会”向哈佛大学捐赠3.5亿美元，用于支持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发展。这是哈佛大学建校378年来获得的金额最大的单笔捐赠。
随后，陈启宗又接着向其母校美国南加州大学承诺捐赠2,000万美元，用作该校职能科学与职能治疗学部的长远发展基金，如此巨额的手笔让人们为之大振。
这高调的捐款无疑是一件光宗耀祖的事情，为此，哈佛大学决定把学院易名为哈佛陈曾熙公共卫生学院。
提及此次捐款的目的，陈启宗也丝毫没有避讳：“先父意志坚定地希望教育事业蓬勃发展，他希望可以凭借这一事业流芳百世，把他的名字与世界顶尖研究学府哈佛大学挂钩，殊为恰当。”
此次捐赠消息传出后，有人质疑陈启宗作为一个中国人，为什么向美国的大学捐款数亿美元，却对国内的教育事业不闻不问？
这可就冤枉人家了，事实上晨兴基金会已向中国内地的清华北大等五所重点大学持续捐赠了奖助学金，只不过陈启宗在国内的捐款可能连美国的零头都不够罢了。
他曾表示：回馈社会并不等同于光指钱，有些香港企业家越捐钱越不受人尊敬。
很多企业家没有修养，也没有回馈社会的意识，捐钱的行为并不是发自内心，而是被社会环境所逼，不得不捐钱。
不过，不知道是否是为了避人口舌，晨兴基金会还坚持多年资助、保护和修复中国有历史价值的文化古迹，其中就包括故宫中最负盛名，后来还引发一系列话题的建福宫。
建福宫位于故宫西北角，是至今故宫中唯一被国务院批准的复建工程。
陈启宗的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与故宫博物院签署合作协议，由基金会全权负责修复资金和管理事宜，在修复完毕归还予国家。
有人觉得奇怪，这些富豪向来是无利不起早，为什么会如此好心呢？
紧接着网上就曝出建福宫成为全球顶级富豪们独享的私人会所这件事，或许这才是陈启宗的真正目的。
不过陈启宗也就这件事辩解过，他表示施工队是在没有经过她同意的情况下将故宫改成了五星级酒店的装潢，他当然不以为然，自己名下的五星级酒店全世界多得是，怎么会稀罕故宫呢？
早在2010年福布斯发布的《中国私人财富白皮书》就显示，已有27%的中国高净值人士拥有了海外身份，其中超过一半的人购买了大量房产作为财富载体。这其中最引人瞩目的就是陈启宗。
“在美国捐款是光宗耀祖，在国内捐款是自找麻烦”，从这句话中我们已经清晰地认识到了陈启宗的态度，面对他加入美籍这件事，也算意料之外。
当前社会中的富豪们可谓具备了各种移民方式的最佳条件，移民对于这些经济实力雄厚的人群也不再是一件标榜身份的事，而是一种生活追求。
据统计，现在已有将近四成的亿万富豪移民海外，这无疑引起了轩然大波，社会上一大批人士对那些数典忘祖之辈予以鄙夷和蔑视，认为“子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再加上社会阶层隔膜深厚的情况下更是对这些符号没好脸色了。
但也有人为这些富豪辩解，向往国外更加优质的生活环境和教育资源这一点无可厚非，毕竟这些无疑是当下我们缺少或者是做得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也怨不得有条件的人离开。
他们这样的做法与爱国与否无关，只是对国内经济发展进度心存疑问，再加上没有足够的时间和耐心等待更加优越的发展环境，于是移民他乡，寻求新的发展机会。
这些论调或许前几年还可信，但最近两年的国际局势表明，在国力和经济策略方面，几乎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与我们相提并论，难道如此有潜力的发展空间富豪们还看不上吗？
或许是位置不同看法也不尽相同，我们理解不了富豪们的想法，也没有立场阻止他们纷纷加入外籍。
但是，陈启宗这样净赚大陆上千亿元却又调头嫌弃的做法实在不令人苟同。
对陈启宗来说，恒隆地产的发展靠的是先辈和自己的高瞻远瞩，在大陆赚取的上千亿元靠的是企业的卓越眼光，但他并没有看到目前的成功其实是建立在国内政策宽容和民众妥协的基础上的。
陈启宗对哈佛的投资无疑是给自己的家族带来莫大荣誉，这笔钱即使再多他也花得心甘情愿。
但这其中有多少国人一辈子的血汗他却毫不在意，这无疑是一件让人寒心的事。
只有企业家们有情怀、有胸怀，用心回馈社会，社会才能够得到一批令人尊敬的企业家，国家的前途、市场的前途才能够得到良好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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