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在古代科举制度中绝对是稀有品种，但也不是说考中了状元就能做高官，相反在清代历史上共产生的114位状元中，他们的官场地位反而不如那些二甲的进士，中状元做高官其实就是一句空话。
清代114位状元中，死后得到朝廷赐谥的共12人：韩菼（文懿）、于敏中（文襄）、钱维城（文敏）、梁国治（文定）、王杰（文端）、戴衢亨（文端）、潘世恩（文恭）、姚文田（文僖）、张之万（文达）、翁同龢（文恭）、孙家鼐（文正）、崇琦（文贞）。另外，辛亥革命后，陆润庠仍留在溥仪的清宫里，死后谥为“文端”。
照规定，要一品以上的高官死后才能予谥，非一品的则属“格外开恩”。再受谥的状元中，除钱维城之外，都曾官居一品（大学士、协办大学士都是正一品，各部尚书是从一品）。但也有不少状元虽曾官居一品，却因种种原因未曾得谥，如傅以渐、吕宫、徐元文、蔡升元、陈德华等。
钱维城生前官至刑部侍郎（正二品），本不够资格得谥，但他办案很有经验，乾隆帝对他非常信任，本来打算给予重用的，可惜他只活了50多岁，所以死后追赠尚书衔，并赐谥文敏。
官至宰辅（即大学士、协办大学士）的有：吕宫、傅以渐、徐元文、于敏中、庄有恭、梁国治、王杰、戴衢亨、潘世恩、张之万、翁同龢、孙家鼐、徐郙、陆润庠，共14人。其中出自乾隆朝的就有6人。
官至部、院大臣的有：图尔宸、史大成、严我斯、韩菼、蔡升元、邓中岳、彭启丰、金德瑛、金甡、钱维城、陈德华、茹棻、史致光、胡长龄、王以衔、姚文田、顾皋、崇琦、洪钧、麻勒吉、吴钟骏，共21人。其中乾隆朝7人。
官至总督、巡抚、布政使的有：毕沅、吴其濬、林鸿年、龙启瑞、陈继昌、曹鸿勋，共6人。其中乾隆朝1人。
官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者：钱棨 、蒋立镛、孙如僅，共三人。其中乾隆朝1人。
以上四种属一二品大员，共44人，占状元总数的38.6%。而44人之中，乾隆一朝就有15人，占了三分之一以上。这说明乾隆帝较重视出类拔萃的知识分子。乾隆朝文治武功达到极盛，与此也不无关系。
一般情况下，朝廷将授予新科状元翰林院修撰的职务（正六品）。而始终在这个职务上或略有升迁的48人，占状元总数的42.1%。官居三四品的22人，占总数的19.3%。由此可见，状元中官运不好的是多数，也就是说，考上状元与做高官并不是一码事。
还有几个状元在清朝混的不怎样，到了民国后却做了不小的官。他们是张謇（商务总长）、王寿彭（山东省教育厅厅长）、骆成骧（四川临时国民议会议长）。
还有一种情形可以从侧面反映部分状元在官场的地位，如乾隆帝想将自己的一个女儿嫁给第七十二代衍圣公孔宪培，又苦于“满汉不通婚”的成规，便采用变通办法，先将女儿寄养在状元于敏中的家中，然后在以于家闺秀的名义嫁到孔府。清末宰相孙家鼐则将自己的亲孙女嫁给了末代衍圣公孔德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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