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祖父周福清跟绍兴周家台门里多数人都相处得不太好，但发展到对立程度的，只有鲁迅。
鲁迅在公开的文字里，从没提到过他的祖父，但他的父母却多次出现在他的笔端，并给人留下了较深的印象。如果据此以为鲁迅的祖父在鲁迅生命中，是个无足轻重的人，那就被鲁迅“误导”了。事实恰恰相反，在鲁迅所有的家族人士中，祖父周福清是对鲁迅影响最大的一个人——如果这个名额不是归于周作人的话。
鲁迅出生的时候，周福清正在京城候补。这是一段痛苦、难熬的时光。所以当长孙出世的消息传到京城，年青祖父（周福清时年44岁）的喜悦心情是不言而喻的。据说消息传到时，适逢张之洞来拜访——这是个很有疑问的据说——于是周福清给新生孙儿取名为“张”，即乳名，或小名，并由“张”字根据同音异义的惯常做法，联想到樟树的樟，于是给孙儿取学名为樟寿，这是鲁迅真正的本名，或者说原名。再由樟字联想到豫章（是否与曾在江西为官有关？），给孙儿取字为豫山。本来，按最早的说法，名是幼时所取，字则要到成年时才有，所谓“幼名冠字”，但看来至少在清朝末期，襁褓中的婴儿已经有字了。周福清一古脑给孙儿取的小名、学名和字，从以后来看，似乎都不太成功，樟寿这个本名或原名，最终废弃不用，被周树人给取代了（现在大家都把周树人看作鲁迅的原名，其实严格说不是）。字呢，由于豫山谐音雨伞，使年幼的鲁迅经常遭到同伴取笑，说，嗬，雨伞来了，于是鲁迅央求祖父改名。起初改为豫亭，这个改动也不太成功——仍然未脱离跟雨的干系：“雨停”。不多久又改为豫才，这才终于摆脱了“雨”的纠缠，意思也好多了，算是一锤定音。豫才这个名字后来用得较多，如章太炎等鲁迅早期师友和同事，比他年长些的，或与他年纪相仿的，都习惯对他以豫才相称，鲁迅自己也蛮喜欢这个名字，直到临终前都在用它。
表面上看，周福清给长孙取的名字，后来都不太为人所知，似乎归于失败了，但其实，周树人这个现在被介绍为鲁迅原名的名字，显然跟周福清最初给鲁迅所取的名字，有明显的渊源关系。我甚至怀疑鲁迅的“迅”字，除了别的意思和起因外，从根源上说，也跟“树”有关。
可见，鲁迅生命中并非无足轻重的东西，自他一出生起，就跟他的祖父联系在一起了，并且伴随了他的一生。
但这部分关联性，在鲁迅的生命中，在鲁迅与其祖父的关系上，只能说是序曲性的。鲁迅生命中第一道真正的帷幕，也是由周福清一手拉开的。
1903年3月，剪辫之后的鲁迅摄于东京
1883年，周福清由京返乡探亲，这应该是周福清第一次见到自己的长孙，也是当时唯一的孙儿（周作人要到1885年才出生）。但两三岁的周樟寿，显然无法对这位完全陌生的祖父留下任何清晰的印象。鲁迅跟祖父的再一次见面，已是十年后的1894年，周福清回家奔母丧，这年鲁迅已有十三四岁了。
鲁迅跟祖父见面、相处的时间不长，因为就在这年七月，发生了哄动一时的“周福清科场贿赂案”。这起案件在当时如此地影响一时，以至于《清史稿·德宗本纪》里还带了一笔：
十九年十二月癸酉，刑部奏革员周福清于考官途次函通关节，拟杖流，改斩监候。
这件事情对于鲁迅一生的影响，早已众所周知。
周福清在案发不久，即投案自首，随后被关入杭州监狱。根据现有资料，鲁迅除了第一次专程探望外，后来只在有限的几次于学校与绍兴的往返途中，去监狱看望过祖父。后来鲁迅到日本留学，第二年暑假回国时，周福清已遇赦放回，祖孙俩在家里还见过一次。总而言之，鲁迅跟祖父周福清，一生中加起来见面的时间，最多只在一年上下，是兄弟三人中，跟祖父相处时间最短的一个。
这会不会影响到鲁迅与祖父的情感关系？
1946年10月，周建人写了一篇《鲁迅去世已经十年了》的文章，主要讲述了鲁迅与祖父周福清的关系，将俩人作了一番比较。周建人在文章中说：“鲁迅非常与父母要好，但不大喜欢祖父”，“鲁迅不喜欢他的祖父”。后来，在1949年后写的一篇文章里，周建人又有“鲁迅与他（指周福清）的关系不很好，他们见面也很少”，“感情不好的原因”等话语。
鲁迅与祖父关系不好，有什么例证？
在周建人口述、周晔编写的《鲁迅故家的败落》一书中，有几件事情，可以看出鲁迅与周福清的关系状态。
乌大菱壳的故事
1903年，正在日本留学的鲁迅回家探亲。顺便说一句，这次回家，对鲁迅来说，是人生的一道分水岭，因为他和朱安的婚事，就在这次回家中确定，虽然俩人的正式结婚，完成于三年后的1906年。去国之后兄弟三人的再次重逢（周作人时在南京读书，也正好趁暑假回家），让三兄弟欢欣不已。
我们三兄弟的话是说不完的，从楼上说到楼下，从楼下说到廊夏，从廊夏说到明堂。有一天黄昏，我们三人站在桂花明堂里，又在谈论些什么。祖父从房里出来，站在阶沿上，笑嘻嘻地对我们说：“乌大菱壳汆到一起来了！”
“乌大菱壳”是绍兴方言，意思是没用的垃圾或废物。
我们明白祖父又在骂人了，骂我们是废物。我的两个哥哥恨恨地看他一眼，但祖父浑然不觉，又转身回房里去了。我们三兄弟给他一骂，兴趣索然，三人分头走散。
其实，在中国的家庭生活中，即使在今天，父子之间，祖孙之间，脱口说出诸如“小兔崽子”或“小王八蛋”之类的粗话，乃是习以为常的事，其真实的语意，不但不是骂人，反而是在表达一种亲切、亲昵的意味。鲁迅写《论“他妈的”》，结尾处说到中国父子间，以“他妈的”意谓“亲爱的”，正与此类同。从周建人的叙述情况看，周福清当时的意思，也是如此。不过，这种玩笑、戏谑的表达，通常需要一定的条件和前提，即双方之间要有基本友好的基础和默契，否则，即容易滋生恶意，自讨没趣，产生对立。周福清显然忽略了，或根本就不清楚他平时在儿孙辈心中留下了怎样的印象，贸贸然冲口而出，自以为是善意的亲热，结果却招致“恨恨的瞥视”。
鲁迅手抄祖父周福清诗集《桐华阁诗抄》。鲁迅当时十七岁。
鲁迅与祖父的关系，还可以从两幅挽联中看出端倪。
一幅是周福清写给自己的长子，也就是鲁迅的父亲周伯宜的，写的是：
世间最苦孤儿，谁料你遽抛妻孥，顿成大觉
地下若逢尔母，为道我不能教养，深负遗言
对此挽联，鲁迅的族叔周冠五在其所著《鲁迅家庭家族和当年绍兴民俗》书中，有一句话说：
他的孙儿对这挽联深致不满，意谓：“人已死了，还不饶恕吗！”
“饶恕”二字，应该是对挽联中的“不能教养”所说。而挽联中的“不能教养”，则很有可能是暗指、针对周伯宜没有考取举人和生病后吸食鸦片致死而言。
周冠五没有说是哪位孙儿，但在鲁迅兄弟三人中，有可能说出这番怨言的，首先要想到鲁迅（语气也最像）。
另一幅挽联是周福清写给他自己的，内容是：
死若有知，地下相逢多骨肉
生原无补，世间何时立纲常
对祖父一向没什么介蒂的周建人，在祖父的丧事办完后才发现这幅挽联，他拿出这幅他觉得字写得很好的挽联给大哥看，并说，“可惜我早没有看到，不然的话，在丧事中可以在灵堂里挂一挂。”鲁迅的回答却是：“这是在骂人。”
细看一下周福清的这幅自挽联，其主要含意，与其说是在骂人，无如说是自伤，当然其中肯定有些许愤激的情绪，鲁迅却一眼看出是在骂人，而且好像只有骂人，这不能不说有某种先入之见在起作用。所以，一向崇拜大哥的周建人，这回没有完全接受大哥的权威解释，“我听了大哥的解释，觉得有道理，可是又觉得我们也许没有真正弄懂他的意思”，这实际是对鲁迅所作解释的委婉异议。
鲁迅对其祖父所做的最出人意料，也有点骇人听闻的举动，是把周福清坚持写了几十年的日记付之一炬！
周建人的书中，有一段生动而传神的记述：
烧到我祖父的日记时，我有点犹豫了。
我没有看过祖父的日记，他写了些什么，我一点也不知道，只看到是用红条十行纸写的，线装得很好，放在地上，有桌子般高的两大叠，字迹娟秀。
我问大哥：“这日记也烧掉吗？”
他说：“是的。”他问我：“你看过吗？”
“我还没有来得及看。”我回答。
“我这次来翻了翻，好像没有多大意思，写了买姨太太呀，姨太太之间吵架呀，有什么意思？”
我想总不会都写姨太太吧，想起祖父临终前发高烧的时候，还在记日记，就告诉大哥说：“他一直记到临终前一天。”
“东西太多，带不走，还是烧了吧！”
这两大叠日记本，足足烧了两天。
周建人对于他大哥，总是崇敬而温顺的，即使有所不满，最多也只是默默无言而已。上述这段隐含不露、极为简略的文字，其实已经反映出兄弟二人对于祖父情感的明显差异。
不管怎么说，周福清毕竟是点过翰林的人，他所遭遇的“科场贿赂案”，也很有可能在他的日记中有所记录和反映。无论如何，周福清记载了数十年的日记，至少是一份晚清时期的士人私人史。虽然今人对于周福清的兴趣，很大程度上源于对于鲁迅的兴趣（但别忘了，至少还有一个周作人），然而，恰恰是鲁迅，把本来对于他和他的家族认识有关的一份背景材料，焚烧一空。
鲁迅焚烧祖父日记，在其举家北迁之时，即1919年年底。这次焚烧事件，是否跟《新青年》和“五四运动”有关呢？
鲁迅对于其祖父周福清的这种疏离、反感和排斥，在他俩最后一次见面时，也清晰地反映出来。仍是周冠五所著《鲁迅家庭家族和当年绍兴民俗》书中，《我的杂忆》一段，有如下一段文字：
年纪大的人感到他（指鲁迅）脾气古怪，很讨厌他，他对老的人更加讨厌，不愿和他们见面，甚至自己的祖父也是如此。有一天我们几个年轻人在他父亲房里，鲁迅从日本放假回来陪我们很欢乐的谈话，他还拿出一瓶“味の素”（即味精）倒一点冲开水叫大家尝尝，又拿香烟和麦尔登糖出来，分给大家吃。这时他祖父唤他：“阿樟”，他赶紧出去，祖父问他：“阿樟，日本人的社会情况怎么样？和中国比较怎样？”鲁迅回答四个字：“没有什么！”马上转头就走了。
这是鲁迅跟周福清的最后一次见面，那时周福清已是台门里一位非常寂寞的老人，第二年，周福清就去世了。当时鲁迅已从弘文学院毕业，准备前往仙台医专就读，期间正在办理相关入学手续，鲁迅没有回国为祖父奔丧。
三十年后，日本青年增田涉跟鲁迅学习中国小说史，在闲聊中，增田涉发现了鲁迅对其祖父的某种感情倾向：
鲁迅说过，他做小孩子的时候，因为读书不太用功，曾受到祖父的斥责。但是，他又说，因为读《西游记》，开始觉得书本有趣，所以读起书来。他还说，祖父由进士而成为翰林是经过国家最高级考试的，大概可说是有学问的人吧。他是受过这样的祖父的许多责备的，但是后来他作了教育部的官员，有机会看见部里保管的从前进士的试卷，他从其中发现祖父的文章而把它读了，而那文章并不高明。听了这话，我感觉到那是小孩时受严厉斥责对于祖父的报复口吻。这儿，也可以看到他那种不服输的性格。（增田涉《鲁迅的印象·苏曼殊是鲁迅的朋友》）
增田涉所说鲁迅看到祖父进士的试卷，指的是周福清殿试时的策论，是许寿裳在工作时发现的，当时的《鲁迅日记》里有记载：
季巿搜清殿试策，得先祖父卷，见归。（《鲁迅日记》1912年9月21日）
鲁迅说到祖父周福清时，当时是一副什么样的神情，让增田涉这位日本青年，竟然从中读出了“报复”的感觉？
如果比较一下鲁迅三兄弟对于祖父周福清的态度，我们会发现，周作人相比于鲁迅，显然要平和一些。周福清在杭州坐牢，本来一直陪伴他的幼子伯升（与鲁迅同年而稍小的叔父），去南京水师学堂读书了，于是周福清让周作人顶替伯升到杭州去陪他。后来在《知堂回想录》中，周作人说：
祖父虽然在最初的风暴里（指周福清在鲁迅曾祖母的丧事中的粗暴表现）显得很可怕，但是我在他身边的一年有半，却还并不怎样，……却并不对于我生气，所以容易应付。……总之我在他旁边过来的一年半的日子，实在要算平稳的，觉得别无什么要诉说的事。
周福清对周作人所做的最为苛刻的事，是叫他去菜市场买豆腐时，也必须得穿上长衫。这让周作人很受不了，使他产生了脱逃家庭，前往南京读书的念头。（《知堂回想录·脱逃》）
周福清去世时，周作人刚好从南京学堂回家。于是，他便顶替大哥鲁迅作为承重孙（周作人猜想，因为小叔伯升是庶出，所以，丧仪由承重孙来出面）。周作人笔下，对于家族里的众多人士，皆有臧否褒贬，但对于祖父的叙述、评议尚算公允持中，说不上有多少好感，但也没有鲁迅的激烈姿态和举动。
也许真是越有才华越难相处，鲁迅兄弟三人中，周建人对于祖父的态度最为正面。周建人也是兄弟三人中，与祖父相处时间最久的一个。他对祖父的记忆和描述，几乎完全是正面和温馨的，直到晚年，周建人仍然称祖父是“慈祥而可爱的老人”。《鲁迅故家的败落》一书中，让人难忘的细节之一，是周福清鼓励周建人玩风筝，并亲自“戏棍”给周建人看（时周福清已年逾花甲），没有一丝一毫所谓大家长的威严和古板，完全是一幅古典中国的祖孙怡乐图。
最明显的差异是，祖父周福清几乎从未在鲁迅笔下出现，在周作人和周建人的笔下，祖父却是一个有血有肉、生动丰富的形象。
那么，鲁迅和祖父周福清之间，多少带有“敌意”的状态，原因是什么呢？
周建人在他的文章里，对鲁迅何以跟祖父关系不好，作了几点分析。
他认为首先是思想的差异。
鲁迅与其祖父思想的差异，是自不待言的事。思想的差异，当然有可能造成关系的隔膜和疏远，但却不必然造成感情的对立和敌意。鲁迅去南京学堂读书，是靠了叔祖周庆蕃的关系，但这位叔祖，却是一位思想颇为落后——据周作人后来的记述，此人道德好像也有问题——的人士。正是这位叔祖，帮鲁迅改名为周树人，名字改得不错，但改名的理由，却有些可笑，他认为进洋学堂不是件光彩的事，不宜用族谱上的正式名字。后来，这位叔祖因为鲁迅爱看维新派的书籍，担心鲁迅思想出问题，就要鲁迅抄写守旧大臣许应骙（许广平祖父）的奏章。但鲁迅对这位叔祖，虽曾有过微词，感情上却似乎没有什么敌意。
相比于叔祖周庆蕃，鲁迅自己的祖父周福清在思想上倒要算是开明和先进的，当然，其中过时的东西也不少，尤其是孝道。
鲁迅与祖父的思想差异，也许肯定在两人的关系中，起了作用，但这种作用的程度，不应被过分想象和夸大。
周建人所说的第二个原因，是祖父的好骂人。“祖父极喜欢骂人，……鲁迅听了也不大舒服，这些也就是不大喜欢祖父的原因的一部分。”这是一个很现实、也很直接的原因，不管你有怎样的地位和高见，如果每天总是喋喋不休以骂人的方式来传道施教，那任何人都只有望而生畏、退避三舍，乃至心怀怨恨。
周建人所说的第三个原因，听上去有点特别：纳妾。据说周福清前后有过三房妾室。周福清1894年回家，又带回一位与其小女年龄相若的潘氏。鲁迅为何对祖父的纳妾特别反感，这多少有点让人好奇（也许跟他对蒋氏祖母的感情有关）。焚烧祖父日记时，鲁迅就特别强调了姨太太。鲁迅日后所写杂文及其他作品中，有多处攻击中国男人纳妾的文字，给人印象深刻。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鲁迅对于祖父带回来的妾室潘氏，像对其祖父一样，从未在笔下，乃至口头提到过，但在周作人和周建人的书中，对潘氏却留下了颇为细致而生动的叙述，并被塑造为一种值得同情的形象。周作人在数十年后还给她写过几行诗，周建人则始终尊敬地称她为“泮（潘）庶祖母”。三兄弟唯一的叔父伯升，是周福清另一位湖北籍妾室所生，在周作人和周建人的笔下，不约而同地呈现为一位风流倜傥、非常鲜亮、非常聪明、极有魅力的人物，他的身世和举止，很难让人不为之心生感慨。周作人和周建人，都跟这位年龄相近的小叔，建立了真挚的超越一般叔侄关系的情谊，并在其所著中清晰流露。而鲁迅对于这位小叔，迄今为止留下的全部笔迹，是《鲁迅日记》里的三句话——前两次是“得升叔信，九江发”，最后一次是“三弟来信，言升叔殁于南京。”还有就是在得知周伯升死讯后，《致许寿裳》（1918年3月10日）书信里的几句：
家叔（案即周伯升）旷达，自由行动数十年而逝，仆殊羡其福气。至于善后，则殆无从措手。既须谋食，更不遐清理纠葛，徜复纷纭，会当牺牲老屋，率眷属拱手让之耳。（后面几句，我不敢十分肯定是否与周伯升之死有关）
跟他两位兄弟相比，鲁迅对小叔伯升的态度，很难说不跟鲁迅对于祖父纳妾的心理有关。
除此之外，鲁迅跟祖父之间的情感状态，呈现出负面性的一面，是否还跟其它有关呢？
科场案
由于祖父犯下的科场贿赂案，给鲁迅整个家庭，乃至家族带来的影响，已是一件广为人知的事，这是鲁迅之所以成为鲁迅的一个关键和重要原因，而且是源头性的原因。对于这件事情，当时人和后来人，基本持了一种大致相近的看法。华人学者房兆楹先生曾在一篇文章中说：“所以周福清图贿考官，毫不足怪，反而是破案而且重罚才可怪。”（《关于周福清的史料》，原载1957年12月31日台湾出版的《大陆杂志》，转见于《鲁迅研究资料》7），这其实基本反映了一种历来的公论。周福清从犯案到案发，从历史情境的角度看，更像是一桩“击鼓传花”游戏和俄罗斯轮盘赌的结果。然而虽说如此，作为与事无涉的旁观者，容易持客观、平允之论，表以同情心，但作为案件利害直接相关人，尤其是对年方青少、正值敏感之时的鲁迅来说，此事所带来的冲击和影响，就真是不足为他人道也！这也跟鲁迅的个性紧密相联，共同作用。周作人曾在文中说：“我因为年纪不够，不曾感觉着什么，鲁迅则不免很受到些刺激，据他后来说：曾在那里被人称作‘讨饭’，即是说乞丐。……这个刺激的影响很不轻。”（《鲁迅的青年时代·避难》）
骤然遭遇家庭变故的人很多，但造成鲁迅式效果的，却很罕见。也许鲁迅在平静、理性的心情下，也能达到像一般人对于祖父的理解和同情，但此事给他个人带来的刺激和伤痛（鲁迅父亲的死，也与此有关），却是长久难以弥平的。周福清因为这件事情，不幸成为周氏家族史上的梁武帝和唐玄宗，所谓成败皆由一人。一时的荣耀，给偌大的家庭带来恒久的创痛和毁灭。所以假如说此事在鲁迅与祖父之间，刻下了什么隐隐的裂痕，那并不是一件难以理解的事。
如果还要在鲁迅与其祖父的对立之间，寻找其他原因的话，我联想到的，是古希腊诗人赫西俄德所著《神谱》中，写到的克洛诺斯与宙斯的弑父故事，以及美国学者哈罗德·布鲁姆《影响的焦虑》所阐发的理论。在鲁迅的家族中，唯一能对日后成为一代文豪的鲁迅构成超越性障碍的，无疑就是翰林祖父周福清了。翰林，在漫长的科举时代，几乎是文人学士所能达到的属于官方体制内的巅峰。当然，必须特别说明的是，这个所谓的原因，显然不具有太充分的独立性和显豁性，它就像“杀父娶母”的隐喻一样幽微难言，需要跟其他因素结合在一起，才能寻觅到它的踪影。
鲁迅手抄《恒训》，此为周福清治家格言集
正如鲁迅身上众多事情都有两面性一样，鲁迅与祖父周福清的关系，也肯定不止只有对立的一面。事实上，鲁迅与祖父的关系，密切而复杂，且影响深远，曾有一位学人说过：
完全可以说，周福清是整个周氏家族中，特别是直系亲属中，给予鲁迅影响最大最多的一个人。
那么，周福清对于鲁迅有过怎样的影响？
鲁迅在南京读书期间，曾经手抄过祖父的诗作《桐华阁诗钞》和属于家训性质的《恒训》。这其中发生了怎样的影响，是一个微妙、但肯定存在的事实。别的不说，仅《恒训》中所极力强调的实际和务实倾向，在鲁迅身上就有显著的存在和表现。
戊戌年间，周福清在杭州监狱中，寄了一本《唐宋诗醇》回家给孙辈阅读，并在书中夹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
初学先诵白居易诗，取其明白易晓，味淡而永；再诵陆游诗，志高词壮，且多越事；再诵苏诗，笔力雄健，辞足达意；再诵李白诗，思致清逸，如杜之艰深，韩之奇崛，不能学亦不必学也。示樟寿诸孙。
这是一段相当不错的简明诗话，简洁而明确，是一位翰林的水准，反映出沈葆桢在参劾他的奏书中所说的“文理尚优”的特点。虽然与日后鲁迅的诗歌理念不尽吻合，但如果说它对少年鲁迅的诗歌思维产生过某种影响，应该不是太离谱的想象。
但这些，只能算是普通一般的关系材料，真正值得注意的是，周建人曾在文章中这样说：
然而他（鲁迅）的性情，有些地方，还是很像祖父的。……这种心情，与祖父有些相像的。（《鲁迅去世已经十年了》）
鲁迅与周福清之间，有哪些相像呢？
首先，最容易想到的，是骂人。这也是祖父让鲁迅反感的地方之一，前面几个例子已能说明。周福清的骂人，绝不仅仅限于在自家台门里扬威，他是连慈禧、光绪，都毫不“避讳”地痛骂为“昏太后”“呆皇帝”。可知当年章太炎的“载湉小丑”，吴稚晖在东京的“骂老太婆”之类，洵非孤军奋战。
骂，现在几乎成了鲁迅的标签之一。
鲁迅与祖父周福清相像的第二个方面，要数到敢作敢为的反抗精神。关于鲁迅这方面的叙述，已经够多了，对周福清的这一面，知之者要少得多。周福清在江西金溪任知县，不但跟顶头上司知府关系搞不好，甚至跟江西巡抚也不对付，这也许就是沈葆桢奏折中所说“办事颟顸”的一部分。后来在杭州监狱坐牢，受到狱卒勒索，周福清二话不说，操起一根门闩，满堂追逐、痛揍勒索的狱卒，让人不由想起鲁迅的一句名言：“叫人神旺”！
语言刻薄，算得上周福清、鲁迅祖孙二人的另一项共同点。说起鲁迅语言的刻薄，我立马会想到顾颉刚先生。而周福清的语言刻薄，极端性地表现在他称自己的继室夫人，鲁迅的蒋氏祖母为“长毛嫂嫂”！原因是太平天国战乱期间，蒋氏曾失散于太平军中，周氏遂以为她贞洁不保，故出此奇语。
鲁迅刻薄之时极尽刻薄，随和之处，又慨然随和，最让人难忘的，莫过于为冯省三修皮鞋的奇闻逸事了（这件事的真实性颇有人存疑，但我想，如果是真的，倒也符合鲁迅所说的某种魏晋风度）。而乃祖也有这等异人之举。周冠五《鲁迅家庭家族和当年绍兴民俗》中讲述过一个故事，说周福清在金溪做知县时，有个女佣是自他从小就雇用的，也带到金溪任上，帮周福清做饭。周福清乳名为“福”，老女佣就称呼周福清为“福官”，到了吃饭时节，不管三七二十一，女佣跑进周福清的知县“签押房”（办公场所），总是大叫一声：“福官吃饭者”，“稍微迟延，还要再来一声‘毫燥’（绍谚：作‘赶快’解），他也不以为忤”。
周福清身为翰林，鲁迅成名之后，始终是普通人的心态与习惯，毫无做作装样子与端架子的恶俗习气，让人印象尤深。
周冠五在书说：“介孚公（周福清）经常具有一幅神圣不可侵犯的姿态，没和他接近过的，总不免望而生畏，实在他却是色严而不厉。”
鲁迅曾在给母亲的信中这样自述：“他（海婴）只怕男一个人，但又说，男打起来，声音虽然响，却不痛的。”（《鲁迅书信·致母亲》1936年1月8日）
不懂此处者，不足与言鲁迅。
鲁迅与周福清对死亡一事的坦然态度和遗嘱中的务实告诫，也可以说是一脉相承的。
有意思的是，鲁迅与其祖父相似的特征，一度曾为胡适所捕捉：
去看启明，久谈，在他家吃饭；饭后，豫才回来，又久谈。周氏弟兄最可爱，他们的天才都很高。豫才兼有赏鉴力与创作力，而启明的赏鉴力虽佳，创作较少。启明说，他的祖父是一个翰林，滑稽似豫才。一日，他谈及一个忘恩的朋友，说他死后忽然梦中来见，身穿大毛的皮外套，对他说：“今生不能报答你了，只好来生再图报答。”他接着谈下去：“我自从那回梦中见他以后，每回吃肉，总有点疑心。”这种滑稽，确有点像豫才。（胡适1922年8月11日《日记》）
“滑稽似豫才”，这句话其实是不可以轻易放过的。
鲁迅与周福清的相似之处，还有一点，也容易让人产生联想，这就是他们对于自己妻室的奇异态度。周福清对于继室夫人蒋氏，似乎一直都不太好，太平军之事恐怕只是原因之一，或干脆就是借口。据周冠五书中说，周福清在金溪任知县，蒋氏也随同在任，有一回却发生了所谓“听窗事件”，并且从此以后，“介孚公和蒋老太太的恶感愈深，以致终其身而不交谈”。
周作人在《鲁迅小说里的人物》一书，也有一节写道蒋氏祖母的事：
但是造成祖母的不幸生活的还有一个原因，……这即她的被遗弃。……她的生活是很有光荣的，她是“翰林太太”，也到知县衙门去上任过，可是后来遗弃在家，介孚公做着京官，前后蓄妾好些人，末后带了回去，终年的咒骂欺凌她，真是不可忍受的。（《鲁迅小说里的人物》，121页）
鲁迅和朱安婚姻的最大特征之一，也是没有话说，以至于朱安抱怨说：“老太太嫌我没有儿子，大先生终年不同我讲话，怎么会生儿子呢？”
这里要补充说一下，周福清对于蒋氏夫人的遗弃，很有可能是鲁迅对祖父反感，乃至对立情绪的一项主要原因，这一原因是与反对纳妾互为表里的。鲁迅对于蒋氏祖母的感情，可以从小说《孤独者》得到证实。关于这篇小说的真实背景，可参看周作人《鲁迅小说里的人物》中，《孤独者》和《祖母》两节。然而让人感叹的是，鲁迅自己后来在婚姻上的命运，竟然有些重演了祖父的故事。
周福清和鲁迅从本质上说，都是那种极重规矩和理念的人，他们也非常执着于自己的理念和规矩，然而他俩又都是那种会在突然之际，打破理念和规矩的人。这种执着与破坏的突然转换，形成了周家祖孙二人身上特有的某种张力。
在这种对于理念和规矩看重执着的背后，是一种准清教性质的东西。周福清对于道德，显然有一种即使在台门人士看来，也已经过时的守卫，最突出的例子，莫过于“盘丝洞”的故事了。周福清对于子侄辈抽烟、喝酒的痛恨与告戒，除去现实原因外，多少都含有道德的因素在其中，当然，道德与现实本身在此也并不完全可分。鲁迅对于道德，给人更多、更强烈的印象，似乎在于冲破旧的道德上，其实这仍然是以道德为轴心的反向运动，一种反向折射，其背后，正是要树立新道德的精神与努力。祖孙二人虽然所维护与破坏的道德内容，或许适正相反，但其表现精神之内在结构与力度，却是一致的，相似的。
说到周氏家族的道德话题，也许不应该忽略一个名字：周敦颐。年少的鲁迅曾有诗句曰：“好向濂溪称净植，莫随残叶堕寒塘！”（《莲蓬人》，作于1900年），濂溪即周敦颐。周福清和鲁迅身上那种近乎严厉的反堕落倾向，根源之一，或即在此。
如果我们像之前比较鲁迅三兄弟与祖父的情感关系一样，再来作一番比较，我们会很容易发现，兄弟三人中，惟鲁迅与祖父周福清最为相像，在周作人和周建人身上，找不出像鲁迅与祖父如此多的相似之处，尤其是在一些足以表现出一个人的主要特征的地方，即使有，也是隐曲暗通，不像鲁迅与祖父之间具有那种一眼即可辨识的明显特征。
那么，这份相像是怎么来的？
要说清楚两个人的相像原因，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过，在此之前，先得说明解释一下，所谓两个人的相像，决不是说像一个人站在镜子面前那样。两个人的相像，指的是其有相像之处，但不管能找出多少相像之处，两人身上的差异，肯定要大于他们的相像。因此，所谓相像一词所表达的，并不是“一个模子倒出来”的意思。
要探寻周福清和鲁迅二人，之所以有诸多看上去相像的原因，除了俗语所谓“隔代遗传”之外，——但同为隔代祖孙，周作人与周建人身上，何以相像之处远不及鲁迅？——我们首先要注意到，他们两人在家庭和家族中的位置，即长子地位。周福清是他父亲苓年公的唯一男嗣，所谓“独子”（周建人《鲁迅故家的败落》，第30页），而苓年公本身又是长子（同上，第31页），因此，周福清在周氏台门里，“他（周福清）辈分高，年纪老，在本台门即是本家合住的邸宅里要算是最长辈了。”（《知堂回想录·祖父之丧》）
而鲁迅“是智房派下的长子长孙”（周建人《鲁迅故家的败落》，第56页）。周福清一生育有二子，长子即鲁迅的父亲周伯宜，次子即与鲁迅同年的伯升。周伯宜育有四子，椿寿早夭，鲁迅为长子。
在以家族为主要生产、生活单位的年代，尤其是在有嫡长子传统的汉族社会里，长子无论在现实层面还是精神层面，都占据着特殊的位置。这种地位上的男子，通常会有一种更强烈的道德意识和现实承担。这一点，在周福清和鲁迅祖孙二人身上，尤其是鲁迅身上，有令人难忘的印象。八道湾的生活史，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
然而，长子心态，从某种角度说，只是一个基础和前提，它还须与现实和真实的人格结合，才会产生有实际意义的结果。那么，在周福清和鲁迅身上，能看到一种什么样的人格特征，足以使二人产生为他人所没有的相似性？这就是两人共有的强烈寄望心。周福清和鲁迅，都属于那种对自己，也对他人有着强烈寄望心的人物。这一点，跟长子地位也是相关联的。周建人书中，写周福清从北京回到绍兴台门后，持八角铜锤在庭院中追打沉溺于鸦片和酒精中的侄子四七，周建人分析道：
但我祖父独独对四七特别痛恨，想必因为他当年带四七去过江西，期望越高，失望也更深的缘故吧！（周建人《鲁迅故家的败落》）
鲁迅则因为译书的缘故，曾经对周作人挥以老拳。
大概我那时候很是懒惰，住在伍舍里与鲁迅两个人，白天逼在一间六席的房子里，气闷得很，不想做工作，因此与鲁迅起过冲突，他老催促我译书，我却只是沉默的消极对付，有一天他忽然愤激起来，挥起他的老拳，在我头上打了几下，便由许季茀赶来拉开了。（《知堂回想录》（上），《邬波尼沙陀》，安徽教育出版社，第154页）
鲁迅在《坟·写在〈坟〉后面》中，坦承自己性格“时而很峻急”。为何峻急？其中之一，就是寄望心太重，寄望太深。他不仅对周作人这样，对自己，甚至对自己身处的这个民族，也是这样。
就像周福清挥舞八角铜锤追打四七。
文/黄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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