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社会学的相关问题（农村社会学调查研究的理想与现实）

图片来源：四川和融农业

中国农村社会学在发展中形成的一个重要传统是开展社会调查。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起，农村社会学调查研究的成果不断涌现。长期以来，农村社会学始终不忘使命，在扎根田野开展农村调研的基础上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本文试图从认识乡村中国的视角对农村社会学调查研究的成果进行再分析和再阐释，从理想与现实的穿梭中寻找中国农村社会学发展的初心、现状及未来。

社区研究在中国农村社会学发展史上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也是中国社会学发展中积累形成的重要学术资源。中国社会学界最早倡导社区研究的学者吴文藻先生，提倡将社区研究作为理解中国社会整体状况和开展社会学实证研究的主要方法。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一些研究机构推出了一系列社区研究的作品。1939年，费孝通《江村经济》的正式出版，标志着社区研究方法的成熟和成功。通过村落研究来认识乡村中国，也就成为社区研究的理论旨趣。由此，社区研究将“小村落”和“大国家”关联起来。

但单个村落研究是否能够代表整个中国社会尚待讨论。弗里德曼主张以宗族而非村落作为基本单位来研究农村社会，施坚雅提出农民生活的社会区域的边界由他所属基层市场区域的边界决定，赵晓峰、张红提出庙与庙会能够成为关中农村区域社会秩序整合的中心，杜赞奇则提出“权力的文化网络”的分析概念。改革开放以后，费孝通不断扩大社区研究的领域，提出了一系列研究论断。沿着研究单位上移的思路，乡域（镇域）和县域研究逐渐兴起。

研究单位从社区上移到区域社会，至少具有三个方面的价值：一是有助于拓展社区研究的空间和领域，增强社区研究的生命力和解释力。二是将村落放置到区域社会中进行观察，可以呈现更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和社会文化结构，使研究者对局部的认识更接近整体。三是区域社会既有国家的影子又有村落存在和农民活动的痕迹，可以连接国家与村落、国家与农民。但是，无论将区域社会的“区域”上移到哪个层级，区域还是“扩大了的社区”，仍然是整体的组成部分。同时，无论是宗族分析范式，还是基层市场共同体范式，都不过是将区域社会秩序形成的主要变量进行凸显，而难以将其他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因素纳入分析框架，从而减损了理论的阐释能力。

费孝通认为，《江村经济》只是走出社区研究的第一步，接下来需要开展的是社区比较研究。通过更多的基于村落社区理想类型的建构和累积，才可以达到认识中国社会总体形态的目标。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社区研究再次兴起，但多为单个村落的研究。1988年起，陆学艺和王春光先后主持一项持续至今的大型“全国百村调查”，通过不同类型村落的田野调查，记录急剧变迁中的各种村庄形态，以此认识整体意义上的中国乡村。从社区研究到社区比较研究，重要的贡献是引入异质性视角，根据村落社区性质的差异，将村落归类，建构不同的社区类型，直到所有的村庄都能从现有的类型中找到参考坐标，从而形成对乡村中国的整体认识。

社区比较研究的贡献已经超越村落社区研究，而异质性视角的引入更是为学界打开了另一扇大门。同时，在这一历史时期，农村社会学研究试图借鉴区域经济社会史的研究方法，将区域不再看作边界清晰的行政区划，而是经由长期历史文化积淀形成的具有内在相似性的区域。从认识论的角度看，这些研究均是选取影响区域社会秩序形成的主要变量，以此来统合其他影响变量，进而提炼理解中国乡村区域而非整体经济社会的理想模型。如此，学界通过持续建构各种不同的区域经济社会类型，就可以逐步达到认识中国乡村社会全貌的目标。

笔者认为，类型与类型比较研究也有三个方面的贡献：一是引入异质性视角，关注建构不同类型的村落社区、开展社区比较研究在认识中国社会总体形态上的价值；二是将社区作为类型建构的原型，进而可以将“扩大的社区”也纳入类型建构的研究视野中，为挖掘区域社会类型研究的整体价值提供新视角；三是为遴选确定能够统摄其他变量的关键变量，从“一主多次”的维度构建和理解各个区域的社会类型，进而为描绘中国社会总体形态提供新思路。但是，类型与类型比较研究仍有不足：其一，社区与区域社会的类型是否能够穷尽？其二，随着中国乡村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不同社区与区域社会间的差异程度逐步缩小，这种取主要变量以统摄其他变量的分析方法如何凸显应用价值？

如上所述，区域社会是“扩大了的社区”，类型的建构基础是村落社区或区域社会。因此，区域研究和类型研究的本质均是社区研究或“扩大了的社区”研究。归根结底，社区、区域和类型研究的本质是个案研究。因此，农村社会学调查研究必须正视个案在认识中国社会中的代表性问题。

个案是否能够认识作为整体的社会，或者说“个案中的社会”作为一个命题能否成立？支持者认为，社区作为更大的社会体系的局部，不仅有整体的“形”，而且还在自身的形成中融入了整体的“质”，所以考察局部就意味着考察整体。然而，从个案中直接认识社会具有难度。华中乡土派提出的饱和经验法指出研究者通过聚焦差异的比较研究，既可以深化对社会基本架构的一般认识，又可以认识中国乡村的细微结构差异，从中抽离影响不同区域农民生活和村庄治理的主要变量，从而以多个微型社会的研究建构对宏观社会的理解。由此，多案例比较研究为学界提供了一种认识中国社会的重要方法，实现了通过（多）个案看社会的目标。然而，通过多案例比较研究发现的理论是否具有解释力，还需要回到经验、回到新个案进行判断。该理论如果能够不断诠释新的个案，诠释新的经验现象，就说明其具有实践解释力。

社区研究和“扩大了的社区”研究，符合社会全息论的理论主张，能够以小见大、以局部看整体，帮助认识社会的基本架构。因此，从理论逻辑上讲，经过不同社区或区域社会的比较研究，从一定数量的个案中归纳社会的基本架构，找到主要变量，就可以统合对社会的整体理解，实现“个案中的社会”的研究目标。进而，如果能够运用建构的“社会”的基本架构认识每个新个体，验证“社会中的个案”成立，就意味着这样的研究路径是认识中国社会总体图景的可行方式。但是，经“个案中的社会”研究到“社会中的个案”研究，实现的目标是认识中国社会总体图景的基本架构，而不是血肉丰满的整体。从这个意义上讲，个案研究可以回答代表性问题。显然，要通过这样的路径实现认识中国社会总体图景的目标，需要依靠学术共同体的长期合作与持续努力。

个案研究并非都是社区或区域社会研究，上述的个案研究将社区和区域社会视为中国乡村社会的基本构成部分，其学术旨趣是通过微型社会研究实现认识中国社会总体图景的目标，从而使个案获得超越案例本身的价值。但是，个案研究还可以直接与理论研究关联起来，通过个案进行理论的启发、检验或建构，为从理论上认识乡村中国提供另外一条研究进路。

从典型案例出发的个案研究是一项为认识社会总体图景提供可能性解释的科学活动。虽然“迈向社会全体的个案研究”所呈现的仍然不是完整的图景，但能使个案研究成为一种认识整体社会的可行途径。因而，该路径中个案研究的学术价值在于理论层面：基于个案发现的理论，进行扩大化推理越成功，该研究的科学性越强。理论导向下的案例研究主要为专题研究，旨在通过对某一专业领域典型案例的“过程—事件分析和结构—制度分析”发现案例背后潜藏的理论。因此，案例研究，需要在与前人提出的理论进行对话、辩论、再阐释的基础上，深化人们对相关实践的认识，凝练内涵更丰富、经验阐释能力更强的新理论。

然而，在当下中国，西方理论仍是指导案例研究的主要理论。作为中国学者，如果将西方理论视作“地方性知识”，以其为基准分析中国实践，就不能满足于从比较分析中发现中国的特色或用中国经验证实和证伪西方理论，而应该有基于中国发展实践提出更高层次理论的追求目标。社会科学研究不能依赖从理论到假设、再到经验证据、最终返回到理论的常规研究进路。农村社会学调查研究更不能以西方理论作为基准展开逻辑论证，而应该扎根田野，从实践出发，通过案例和多案例比较研究推进理论创新。

学界在长期研究中形成了两个调查研究的传统：一是“经验—理论比较与重构—经验”的循环研究传统，二是“经验—理论提炼与创新—经验”的循环研究传统。二者相同的地方，一是以“改造中国”为“认识中国”的目标，具有明确的目标导向；二是将实践放在理论创新的首位，重视中国人民生活实践的价值，从实践中提炼理论，使理论更契合中国实际、富有中国特色；三是不迷信理论，能够洞悉知识的生产逻辑，在经验与理论的循环往复中发展理论，使理论能够与时俱进地回应时代关切。二者的差异突出表现在：前者是革命派的思维，始终明确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要求透过现象看本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服务；后者是改良派的思维，要求立足中国持续发展的丰富实践，创造性地提出并不断传承、发展和完善相关理论，为推动城乡社会有序发展服务。

新时代呼唤中国社会科学快速发展。如何讲好中国故事，诠释中国经验，变“理论输入”为“理论输出”，提升国家软实力，是社会学人需要面对的重大挑战，也是推进理论创新的重大机遇。农村社会学需要回到本土化发展的初衷，立足中国实践，持续开展调查研究，坚持做中国本位的经验研究，不断推进理论创新。

就当前的形势来讲，一是广义的社区研究和社区比较研究进入新时代。广义的社区研究旨在以局部社会研究达到认识中国社会总体图景的目的。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村落社区和区域社会在发生质的变迁，村落社区和区域社会的趋同性特征处于不断加强之中，“一主多次”的分析思路将在未来遭遇挑战。同时，从认识历史和当下中国的角度来讲，村落社区和区域社会的研究材料日益丰富。这为通过比较研究，抽象一般性框架，构建更具包容性的理论，认识巨变中的中国社会创造了新机遇。

二是理论导向下的农村社会学调查研究需要持续回应中国发展的时代关切。时代课题是理论创新的原动力。当前，农村社会学调查研究要不忘初心，将认识乡村中国，改造乡村中国，推进社会学本土化发展作为历史使命：一方面承继“经验—理论比较与重构—经验”的循环研究传统，从实践出发，关注中国乡村经验与西方现有理论之间的悖论，不断重构与发展理论，推进知识的累积和理论内涵的扩容，为构建更具包容性和普遍性的社会学理论贡献中国智慧；另一方面继续坚持“经验—理论提炼与创新—经验”的循环研究传统，立足中国实践，进行分析与概括，不断提出新的理论议题，凝练新的理论框架，形成基于实践的本土化理论。随着中国在全球化体系中的位置进一步从边缘向中心转变，这些看似“地方性知识”的理论，就会成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以不同的语言文本向外输出，获得深远的学术影响。

原文刊发：《中国农村观察》202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