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有袁粉提起己巳之变袁崇焕的先见之明，写个专题说说袁是如何卖弄自己的小聪明误国。
“九月己丑，袁崇焕以清兵欲西，先请驻宁远增戍关门，至是遣参将谢尚政等往备。顺天巡抚都御史王元雅曰：此虗警耳。遣其众归，师果不出。”——《崇祯实录》卷二
《实录》中记载，以“清兵欲西”为由“先请驻宁远增戍关门”，宁远在山海关和锦州之间，而“关门”也不是蓟镇，而“增戍关门”可以作为关宁军的关外的后援，“请驻宁远”则是可以随时支前指挥协调，可知袁崇焕当时的防御重点还是关宁一带，同时派遣谢尚政到蓟镇“协防”。但《崇祯实录》毕竟也是从其他抄录并非作者所亲见，至于顺天巡抚王元雅详情如何就不得而知。
“己巳春，余请归不得。七月，谍者得奴情欲渡河，公随疏闻，谆谆以蓟镇为虑。余亦启曰：‘辽事颇整，奴来无患，惟蓟边单薄，我当速发一劲旅往备乃可。倘奴谍知，亦可潜伐其谋。’公然之。
重九前一日，又报奴已渡河，公即发参将谢尚政等备蓟。及至彼，蓟抚以奴信未确，仍勒之为。然而奴逆踪迹，亦竟诡秘无闻，故蓟益懈。” ——周文郁《辽师入卫纪事》
周文郁——袁崇焕的旗鼓跟班，记载到：七月时，“谍者得奴情欲渡河”而“公随疏闻”，同时建议派一旅“往备”协防；九月时，在得知奴情后，袁崇焕就派了“参将”谢尚政前往蓟镇。但王元雅以“奴信未确”并没有配合谢尚政，反而约束其行为“仍勒之为”，同时“奴逆踪迹”“诡秘无闻”——“蓟益懈”。
周文郁所谓的“公随疏闻”，反正我是没见着（周文郁的《辽师入卫纪事》牛皮本就不少）。反倒是在六月双岛斩帅后，袁一直在东拼西凑忙着凑“四百八十万”的政绩，在八月时要求将蓟镇由新饷（辽饷）供给的“三万”新兵裁减为“一万二”：
“至于汰兵之说，从前章奏几满公车，屡经兵部议覆，臣实未主其议。今关臣谓旧兵缺额33600有奇，新兵仅有33300有奇，若以新数而补旧数，数适相当，良为有见。至督师则欲以新兵12000为额，兵部又欲以新兵18000为额，统候圣明裁定归一，臣部惟有照数措发，按期给发而已。”——崇祯二年八月八初六日具题，毕自严《登答方关院蓟密永三协兵饷疏》
关于蓟镇新兵裁兵一事，毕自严表示自己仅是“照数措发”和“按期给发”，而关于裁兵建议：
方关院方大任表示新三万补旧三万， “数适相当，良为有见” 正好合适；
袁崇焕表示“12000为额”；
兵部表示“18000为额”。
“袁崇焕既杀毛文龙，欲力主款，因奏曰：『臣亦不讳言款；即惠徼宗社之灵，还侵地、归叛人，而我存朝鲜，何惮不为』？御史毛羽健上言：『袁祟焕期五年□□，其间方略机宜自可指陈。乃崇焕於此时未见明言曰我何以取、我何以守也；上章累累，乃反议款。乞皇上详问之』。报闻。”——《崇祯实录》卷二
在袁崇焕私斩毛文龙后老是上奏“议款”（《实录》应该是时间记载有误），惹得御史毛羽健不满——请求崇祯下旨询问袁崇焕的“平辽方略”。这里笑话下袁粉鼓吹的“还侵地、归叛人、存朝鲜”，仗没打——军威都没显示出来就先意淫胜利，后金凭什么“还侵地、归叛人、存朝鲜”？！和平靠的是军威，不是靠嘴炮吹牛皮！结果袁崇焕上奏了“牛皮”方略：
“臣今计新饷之额与给兵□□□仅可养兵十六万，故就十六万而为用。关宁之十二万为正，东江之两万余为奇，蓟门之一万二千为援，已足平奴。若边方有事未便，能以兵赴辽，且粮饷有□不敢求增，臣取之近戍，取之见兵而足矣”——《为商定恢复之书以复台臣之问仰祈圣断事》
袁崇焕明确指出：新饷（辽饷）养兵数量，关宁军十二万（其实是十一万，“督師袁崇煥奏核定関外官兵七萬一千餘員名関內官兵四萬二百餘員名以二年正月為始戶部視此数給餉是之”）、蓟镇一万二千、东江二万八，这正是后来的“實用之於遼者，合四鎮官兵共計一十五萬三千一百八十二員名，馬八萬一千六百零三匹”（《崇祯长编》，崇祯二年八月）的由来。在这十五万之外的兵，统统不准用新饷（辽饷）供给，毕竟影响了袁崇焕的“四百八十万”政绩，但问题是原九边旧饷（供给旧兵）也不足额。因此在“四百八十万”的“光辉”目标和“十五万”的指导方针下，天津兵——裁，登莱兵——裁，蓟镇新兵三万除一万二后剩下的一万八——必须光荣的下岗！在裁减蓟镇新兵时，袁崇焕又叫唤“蓟镇空虚”及“宜戍重兵”，那还裁个毛！因此在六月后，袁根本不敢上奏什么蓟镇空虚类的话题。
回头再说说己巳之变在后金破关前，袁得知后金开始绕道的情报后上报给了朝廷吗？
察哈尔的林丹汗西迁后大破宣大一带的土默特和喀喇沁部，由于喀喇沁和土默特两部对朵颜三卫影响力比较大，之前并未参与蒙古内斗（战力几乎没有受损）的朵颜人在其首领苏布地等（也称为束不的，也就是向袁崇焕请求在高台堡开市）号召下以喀喇沁的旗号联合其他右翼蒙古部落，反动朵颜反击战——赵城之战。之后苏布地等人又四处串联寻求实际的军事支援，最终投靠后金。
在《崇祯长编》中的崇祯元年六月记载：“寧遠搃兵滿桂塘報束伯二部三十六家俱歸于大清”。
双方于崇祯元年八月正式盟誓，《满文老档》记载：“八月初三日，与喀喇沁部议和，誓告天地书曰：‘满洲、喀喇沁部两国，同心修好’”。
而在《十七世纪蒙古文文书档案 (1600—1650)》一书，其中有一则档案是满文老档八月初三日后金与喀喇沁盟书的原文：
“满洲、喀喇沁我们两国为结盟和好，宰白马祭天，杀乌牛祭地。置一碗酒，一碗肉，一碗血，一碗枯骨，许下诺言，对天地起誓。如不履行此誓言，喀喇沁与满洲不友好，与明国除原有的赏和去大都贸易外如有私下密约，或堕入察哈尔之奸计背叛。喀喇沁遭天谴责，执政之拉式奇布、布颜、莽苏尔、苏布地、庚格勒为首几个大小塔布爱等遭殃，不得长寿，如同这碗血，流血而死，被按埋于地下。如同这碗枯骨，其骨散败。如果履行其对天盟誓之言，天地保佑，获得长寿，子孙万代永字太平之福。”
这份盟书和满文老档的不同之处在于，加上了“原有的赏和去大都贸易外”的字样”， 这份文件已经是彰明昭著的喀喇沁与后金结盟和好，所谓“与明国除原有的赏和去大都贸易外”，就是把明朝当成冤大头，一面和明朝的敌人后金结盟，一边要继续从明朝那里骗取经济好处。
当然这些朵颜人本来也不是什么安分的货色，在宁远之战时就趁火打劫袭击前屯，但被赵率教赶走。
这里捎带提一下，林丹汗和喀喇沁等矛盾深重：图们汗收养喀喇沁的满五素为养子并派兵驻守喀喇沁以示保护，结果林丹汗时满五素居然带领着原图们汗的部众回归喀喇沁部；后来明朝广宁丢失，察哈尔未能与明朝接壤，结果林丹汗的抚赏商队又被喀喇沁、朵颜人打劫，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林丹汗的抚赏银在户部搁了几年落了灰——因为商路不通被打劫导致抚赏中断。
在双方盟誓完以后，接着就是皇太极召集众蒙古部落亲征察哈尔。
与此同时，明廷得到边防预警正式下令蓟镇严防，并令蓟辽总督喻安性暂住关门随时策应蓟镇和关宁两方：
“以邊警預防：関外聽督師袁崇煥，相機戰守；関內古北、喜峯等路，著撫臣王應豸嚴督三恊道將等官分地控扼，以匹馬不入為功；總督喻安性暫住関門東西策應俟，信少平即還密鎮”——《崇祯长编》，崇祯元年九月
相比之下在第二年的己巳之变前，明廷没有相关的命令发布反而还积极在蓟镇搞清汰，更没有让蓟辽总督刘策（喻安性因崇祯二年春蓟镇兵变而下课，五月由刘策接替）驻守在关门（还在密云窝着）。崇祯元年九月皇太极亲征察哈尔时还有“邊警預防”，那么己巳之变时的“邊警預防”呢？
《崇祯长编》中崇祯二年十二月记载，在袁崇焕“光荣”下狱而祖大寿东奔后，祖大寿上书如何的功高劳苦和委屈：
“甲戌。總兵祖大壽疏言：‘臣在錦州哨，三百里外踪跡皆知。詎意忌臣知覺、避臣邀截，乃從老河北岸離邊六日之程潛渡入薊。督師袁崇煥檄調當選精兵統領西援，十一月初三日進山海関隨同督師星馳，途接塘報遵化、三屯等處俱陷，則思薊州乃京師門戶堵守為急。初十日統兵入薊，三日之內連戰皆捷。又慮其逼近京師，間道飛抵左安門外札營。二十日、二十七日，沙鍋、左安等門兩戰皆捷，城上萬目共見，何敢言功？露宿城濠者半月，何敢言苦？豈料城上之人，聲聲口口只說遼將遼人都是奸細誰調你來？故意丟磚打死謝友才、李朝江、沈京玉三人，無門控訴。選鋒出城砍死劉成、田汝洪、劉友貴、孫得復、張士功、張友明六人，不敢回手。彰義門將撥夜拿去，都做奸細殺了。左安門拏進撥夜高興，索銀四十六兩纔放。眾兵受冤喪氣不敢聲言，比因袁崇煥被拿。宣讀聖諭三軍放聲大哭，臣用好言慰止，且令奮勇圖功以贖督師之罪。此捧旨內臣及城上人所共聞共見者，奈訛言日熾兵心已傷’”
这段中透露出一些消息，祖大寿在锦州时哨探范围可达三百里，而后金此次行军突入京畿忌讳被侦探到，因此行军极为偏僻遥远——“乃從老河北岸離邊六日之程潛渡入薊”，也就是说关宁军是明朝方面唯一知道后金此次行动的！
但从派遣谢尚政到王元雅处，周文郁的王元雅“仍勒之为”，王元雅并不配合谢尚政反而约束谢在蓟镇的行动，以及明廷方面的表现来说，可知后金行动一事不仅顺天巡抚王元雅不知、蓟辽总督刘策不知（王元雅的直接上级）甚至朝廷不知，袁也没有上报给朝廷并通知刘策和王元雅。如果是朝廷下令的话，执行力怎么也比只派谢尚政更有效果。而谢尚政应该确实是在蓟镇呆了一段时间，因“奴迹诡秘无闻”就回山海关了。
但“派遣谢尚政”是个什么操作？前文提到当时在大力清汰裁减蓟镇新兵，而九月时刘策和毕自严对账“新旧钱粮疏”时，刘策换了个方式也就是向毕自严申述表示“督师经制不够”而要求在自己的防区西协密云加编新兵七千（由辽饷供给）。这时候要是上奏边防警报，估计刘策又会说不仅西协密云要加编，恐怕东协永平和中协蓟州都不能裁，新兵三万一个都不能少（之前方大任就是这么认为的）！因此为了“四百八十万”，边警预防是绝对不能上报的，因此“私下”（无朝廷支持和命令）派遣谢尚政前往协防就是一个不错的办法！至于蓟镇信不信、配合否，出了事这口锅就由蓟镇背着，反正已派遣过谢尚政表明我袁崇焕已预示了。
这里需要一提的是，谢尚政此时仅仅是参将，在副将、总兵之下，游击之上，带兵在三五千左右，可见往备蓟镇的带兵数量并不多。
袁崇焕的这种神操作也不是一两次了，比如前面提到的“还侵地、归叛人、存朝鲜”的牛皮议款，其实在《满文老档》的天聪三年（崇祯二年）闰四月皇太极的书信中很明确：明军的前沿只能在锦州，不得越过大凌河；后金也三岔河为界；从三岔河到大凌河为空地，也就是军事缓冲区。
袁崇焕的“还侵地、归叛人、存朝鲜”明显的与皇太极的“划界”冲突，军威未显——皇太极会答应袁崇焕的“三原则”？那袁崇焕向朝廷反复提“议款”干吗？其实就是先哄骗朝廷同意议款，得到“便宜行事”之权，至于达成什么样的议款那就是后话了，反正有了“便宜行事”之权就可以滥操作了——至于皇太极的“划界”要求是万万不可上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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