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新闻记者 宋潇17年，今天小编就来聊一聊关于03年非典sars是怎么治愈的?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研究一下吧!
03年非典sars是怎么治愈的
封面新闻记者 宋潇
17年。
这是“非典”留下的时间刻度。
2002年12月，在中国广州，发现首例非典型肺炎患者，之后，到2003年，在各个媒体上，“不明病毒肺炎”、“非典”、“非典型肺炎”、“SARS”等字样被反复提及，形成了“浩如烟海”的信息海洋。
人们通过媒体，了解“非典”疫情的实时走向和影响，也通过非典，看到媒体的作用与角色。当年的疫情，更像是一种隐喻，它映射过往，照见现实。新闻媒体在抗击非典过程中的作用不可取代、有目共睹，通过信息流通与公开，让谣言一次次被粉碎，通过重述历史，也让我们从中看到了些许成长与经验。
进步之余，也需思考，在面临重大疫情防控和应对一个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是否做好准备，能否兼顾科学、与时俱进？在媒介操作层面，是否以平静、客观、理智的报道去分析，引导舆论，相关机制乃至政策规定是否改善？我们不禁要问，SARS危机之后，媒体发生了哪些变化？
对于普通民众来讲，非典是一场突然到来的疫情，打得人措手不及，更多人似乎只能通过照片和影像资料，去回忆当年的场景。
而对于记者或者媒体来讲，非典更像是一场“战役”，面对这种可遇不可求的突发公共事件，许多媒体摩拳擦掌，希望能够从中积累更多的公信力与影响力。
2002年12月5日，“中国首例报告非典病人”黄杏初还在深圳打工，他感觉身体有些不舒服，说不出哪种感觉，浑身乏力、肌肉酸软、鼻塞、头晕，就跟风寒感冒一模一样。
对普通人来说，小感冒一般到小诊所。到了诊所后，医生跟他说问题不大。到了12月8日，他感觉在诊所的治疗效果不好，就到医院去打针，13日的时候，一直没痊愈。
黄杏初有些慌张：小小的感冒，怎么可以持续这么久？16日晚上，他又被送到河源市人民医院，第二天病情加剧，呼吸困难，被送到广州军区总医院。那时，在官方媒体当中，并没有公开报道解释更多的病因，而广州市和广东省政府也一直没有发布相关讯息，以免引起民众恐慌，到12月底时，关于这种“非典型肺炎”的疫情开始在互联网流传。
查阅当时的官方记录发现，当时，医院、CDC以及广州河源当地四家媒体主要负责人讨论了应对措施。方法一是通过电视台向市民讲解病症情况及相关预防方法，当地的日报、晚报、“乡情报”等，则全面报道有关病情、市政府所要采取的措施等。
此时，与疫情同样疯传的，还有谣言。诸如“食盐可治疗肺炎”“吃野生猴子脑花感染”等信息，迅速占据内容市场，并有甚嚣尘上的架势。
这当然是不正常的现象，问题在于，常识在此时变得尤为稀缺，媒体的作用也就体现出来。如果缺乏及时报道，那么卫生行政部门应对危机、改进工作时，就会出现滞后，反之，媒体和政府之间能够良性互动，那么整个社会机制也能良性运转。
以《中国青年报》在当时开设的“非典时期的怕与爱”栏目为例，他们试图以一种澄澈的历史理性去看待这一事件：“承认怕，说明人们开始习惯于真实，习惯于面对真相作出理性的抉择，承担个体的责任；而媒体的这种“坦诚”，将使民众对媒体和政府产生越来越强的亲近和信任感。”
著名主持人白岩松曾在自己写的一本书《幸福了吗？》这样写道：“如果大家不能从政府那里获取更透明的信息，政府的信息不能公开，那么对于整个社会来说，将会是灾难。”
事实也证明，大道新闻发不出，小道消息满天飞，信息的缺失和不对称更容易使公众恐慌，谣言四起。
在当时，坊间有句话叫做“大道不行，小道横行”。如果民众了解到的疫情信息越少，就越不能对疫情做出及时应对，反之，如果媒体发布信息的渠道越广泛、信息自由流通的程度越高，谣言产生的几率就越小。①
稍有记忆的人都会记得这些话，“谣言比瘟疫还可怕”、“谣言猛于灾”、“XX可怕，谣言更可怕”，上述种种，越发地深入人的内心。
可问题在于，受硬件条件所限，许多地方还未达到如今这样电脑、手机全方位普及的层面，尤其是在当时中国内陆、西北地区等小县城、村庄，人们接触的官方报道，要么是电视机、收音机或者报刊书籍，要么就是村口的大喇叭，接触媒体的渠道限制，也不断滋生着谣言。
而真实客观的新闻报道，更有利于人们直观地看到数据和了解现状，继而应对接下来发生的种种突发情况。在当时，老百姓不仅需要专家采访的新闻，还需要来自疫情一线的报道。人们所熟知的钟南山、王志、隋笑梅就是在SARS事件中“临危受命”，被人们所期待。
比如王志，就是中央电视台派出的首批赴广州疫区一线采访的记者，也是第一个带给观众来自“非典”病房镜头的电视记者。
之后的数月，他采访了包括钟南山、李立明、王岐山等“非典”时期的重要人物，人们希望从这些人物的讲述中，获得一些启发和预防的方式，因为“专家的讲述往往要比普通民众道听途说更有力。”
他在回忆这段经历时曾言，去一线，表现得是既记者的专业水准，也是媒体的社会责任感，“向公众传播他们需要的常识只是一级信息，更为重要的，是看能不能提供比单纯的客观信息更多的、具有人文立场的内容。媒体需要提供的不仅是信息，还有对信息的分析。”②
SARS的经验也在不断提醒，媒体的快速透明报道，不仅不是不稳定的因素，反而是稳定的重要因素。同时，媒体的透明，也将政府、官员和科研学者，从医务工作者到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联起手来，共同“战疫”。
2020年2月18日，武汉推进拉网大排查。新华社记者 程敏 摄
或许，17年前的“非典”危机，让媒体收获了很多教训，但教训同样也是经验。2003年，时任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部主任梁建增发表过这样一个观点，“是非典让媒体回归了本位。”
17年后，同样是在疫情防控期间，北京师范大学新媒体传播研究中心发现，防谣止谣的最好方法，就是让信息如空气一样自由流通。即，人们对防疫信息的渴求，从侧面再证随着时代进步和传播环境的变化，信息自由流通的必要性。
很直观的一点在于，“白衣天使”就是在当时，成为一个时代的代名词，那是因为，关于非典的报道中，有关医务人员的电视镜头和报纸图片，都是很感人的，媒体想尽量从这样的描摹中，还原一个真实的疫情救助现场，既来自于宏大叙事背后的人文切口，也来自非典本身的巨大震撼力。
可以说，这种角度之下的报道，试图规避不完整信息所产生的风险，也算是媒体面对突发公共事件时的应对策略。然而，在海量的信息当中，温情与关怀必不可少，但出于理性和自觉的社会责任感同样重要。
2003年抗击非典战役过后，一个值得关注的现实是，信息公开立法被快速推进，中宣部下发《改进和加强国内突发事件新闻报道工作的若干规定》，信息公开的透明度在不断提升。
正如白岩松在回忆当年身处疫情漩涡中的《新闻会客厅》说得那样：“越是突发和忧患时刻，越该是媒体成长的时候，而如果在忧患的时候，媒体也沉默，那才是真正可怕的事情。所以，生于忧患是一种无奈，却也正是媒体的天职。”③
很多清醒的人士已经意识到，媒体要做的，是通过传播真实、权威的信息，用专业的方式做好舆论引导工作，但如果要表现专业，首先就是要深入一线，在集纳各方信息过后，权衡利弊，然后站在媒体自身的角度，形成报道。这一步如果能够做好，信息的公开透明就会成为现实，而公众也能进一步增强科学与防护意识。
参考文献：
①从失语到喧哗:2003年2月—5月国内媒体“SARS危机”报道跟踪，《新闻传播与研究》
②非典成就央视？——王志从未感觉被社会这么需要，《新周刊》
③白岩松，《幸福了吗？》节选，有所删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