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现在不发展分子育种、生物技术育种，短则5年、长则10年，中国的杂交水稻技术就要落后于国际水平。今后利用生物技术开展农作物育种是农业科技的发展方向和必然趋势，转基因技术是分子技术中的一类，因此必须加强转基因技术的研究和应用，没有技术就没有地位。对待转基因产品，科学慎重的态度并不是拒绝的态度。”
—— 中国工程院院士 袁隆平 来源：《百名专家谈转基因》
2012年10月28日，在北京中国科技馆座无虚席，这里正在举办一场世人瞩目的颁奖典礼，会场的屏幕上打出几个大字：知识创造未来、2012知识中国年度人物颁奖典礼。主持人宣布，央视《天气预报》主持人宋英杰、《走进科学》主持人张腾岳、北大生命科学院院长饶毅等十位知识人士获得“2012年度知识中国人物”。当主持人邀请饶毅教授上台领奖的时候，会场前排靠左的两位在悄悄的议论。其中一个说：“看啊，这个就是著名的'饶大炮'，历来以多管闲事著称，他是什么都敢问，一条汉子！”另一个说，“额，过去仅闻其大名如雷贯耳，今日终得一见哎。”
只见一个中年男子步伐矫健地迈步上台，此人中等身材偏瘦削，身穿宝蓝色对襟袍褂，圆圆的镜框下一双眼睛炯炯有神，一贯的招牌式憨态可掬。他正是早年辞去美国西北大学研究所副所长职务，毅然归国报效，以犀利耿直言论搅动科学界，管闲事永不疲倦精力四溢，被人称之为“科学顽童”的国际知名生物学家饶毅。
“科学顽童”饶毅
众人瞩目下，饶毅“蹭蹭蹭”流星大步来到颁奖台的中央，半弯腰从主持人手中接过奖章。典礼主持人正要向他道贺，饶毅说，先让我说几句吧。他这时候脸上微笑已经不见了，而是一副严肃的表情。饶毅语气刚铮地说，“我今天拿到了这个奖，这是对我工作的认可。但是，有更多的科学家的工作没有得到尊重。”饶毅的眼光向台下扫了一下，停留前几排片刻，那里正坐着两位来自湖北的两位教师。饶毅突然加重了语气，语调了也高了几分，“诸位朋友，在2008年发生了‘湖南黄金大米事件’，这个事件过去了4年多，很多人受到了处罚，但是社会上有人在抓住这件事情做文章，制造出种种的谣言，让我们中国的科学技术遭遇了近百年来的最大危机。”饶毅继续说道：“19世纪火车进入中国时，还有人把轨道扒掉，说影响了中国龙脉，当然那段时期是短暂的，我也希望这件事是短暂的。”后来的事实证明，事态并没有朝着饶毅期盼的方向发展。从事基因农业研究的科学家们正遭受持续不断的污蔑。越来越多的博士生放弃了他们的专业，有的大学都好几年招收不到相关专业的研究生。
饶毅继续说，做错了事情就得处罚，我坚决支持对事件责任人的处理结果，但是转基因技术本身利国利民。可是这些年来，就有一些人借用“黄金大米事件”挑动了不少谣言，说什么“转基因是造成XX能力下降”，这些话都是被捏造出来的，是伪科学！这件事的影响力太大，后果太惨重了，我们的民众被煽动转而不信任科学，让中国遭遇了近百年来的第一次重大挫折！这一小部分人长期对转基因进行攻击，导致一般民众产生误解。我对此深表痛心！
听了饶毅在台上铿锵有力地“讨伐檄文”，典礼会场的那两位教师，其中一位姓孙，他叹了一口气，说道：“呵呵，还有人说张启发老师靠这个从美国人那里领钱，真是胡说八道。”坐在旁边的季老师说，“真是胡说八道！1986年，张老师当时在美国深造，美国的科研部门很重视他这样特别优秀的人才，直接给张老师开出月薪2000美元的高薪，但是他直接拒绝邀请了，毅然回到了母校，拿着每月区区几十元人民币的工资，从事着他喜爱而执着的科学事业。要是爱财，他本可以留在美国享福。”
张启发院士
这是当年孙季两位老师的现场回忆。我问他们，能不能采访一下张启发院士，他们说，估计不行，很困难，很困难！张老师对舆论早就绝望了，很早就不发声音了。季老师说，这些年那些社会上的舆论对张启发院士很不友好，张老师是一个老实人，对此很想不通，加上在一些场合受到了暴力袭击，他现在早就不问世事了。“特别是那一年，张老师仗义执言，非要说什么‘不要依靠民意'，这一下子把他推到了风口浪尖。他也因为这个发言遭受了所有猛烈的火力，承受了最大的压力！”季老师补充说。
他说的那个“不要依靠民意”，指的是当年张启发院士在2013年的一次公开发言。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 林则徐《赴戍登程口占示家人二首》
就在饶毅教授发布“讨伐檄文”的第二年，事态并没有朝着科学家们期待的那样往好处发展，而是越来越恶劣了。当时很多人拉起横幅，要求停止一切转基因试验，说转基因“毒害”国人健康。而就在这言论最喧嚣闹腾的2013年，在10月20日，张启发院士在武汉举办的中国“黄金大米”品尝会现场大发牢骚。可能是这些日子遭遇了太多的压抑，当时的他情绪悲愤且很激动，当着现场300多人的面大声宣称：“转基因水稻产业化的决策不应依靠民意，而应按照法规和程序走，农业部作为主管部门不敢拍板会导致转基因水稻产业化错失良机。”张启发院士说：“当前的困境是国家转基因产业化的发展停滞，无法实现转基因水稻的产业化，我个人认为，错失重大机遇。”
早在2011年9月，张启发院士就曾经指出，“研究转基因水稻并不是个人的兴趣决定的。作为一名科学家，选择研究领域必须瞄准国家的战略需求。长期以来，我国农业生产中存在资源消耗大、环境污染严重的问题。具体到水稻领域，当务之急就是要减少农药、化肥的使用，减少农药残留和对环境的污染，在确保稻米数量安全的同时，也保证稻米的质量安全。研究转基因抗虫水稻，正是为了满足这个实际需要。”
这次张启发院士现场“诉苦”，就是因为他感受到科研成果由于受制于舆论，迟迟不能得到应用，所以指出有关方面应该拿出魄力，放弃不作为，迈出稳健的步伐。其实也不怪他大发牢骚，早在2009年，张启发院士团队研发的具抗虫外源基因的“华恢1号”和“BT汕优63”两种水稻就获得了农业部安全证书。这也是中国几十年来唯一拥有安全证书的两种转基因水稻国产专利。依据后来华中农业大学的介绍，张启发院士从为“华恢一号”立项，到研究出这个技术，花费的时间是4年，而在随后等待应用的时间，是23年以上。也就是说，迄今为止有27年，甚至安全证书都过期了，当年张启发现场放炮的声声刺耳又过了8年，“华恢一号”也依然没有投入应用。
而当时现场的记者说，张院士，你的话要不要登报？张启发说，要登！大不了再被骂！
结局可想而知，从此张启发院士因为这次发言，遭遇了持续多年的重大打击，迄今没有走出阴影。
在张启发院士发布上述言论遭遇舆论抨击后，他的科研团队成员林拥军教授也遭遇了口诛笔伐。而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身为生命科学技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的林拥军在2013年公开站出来说：“我们完全有能力和技术，可以作出令公众满意、放心的安全产品。我本人就吃了转基因大米14年，没有发现任何健康问题。”林拥军的话一落，一些人立即炸了锅，因为之前他们一直在宣传“科研人员自己不吃”，现在林拥军居然说自己吃了14年，这话让他们心里很不舒服。犹如一个人说谎说了10年，说谎上了瘾，以至于把谎话当成了信仰，一朝有人对他们讲，你们不对，你们是错误的，这自然触怒了他们。于是，大量的人身攻击和质疑向林拥军扑去。
林拥军很委屈，他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对记者说，为什么这些阴谋论总是变本加厉，为什么大家就不相信科学家？
林拥军耐心地向记者解释说，我们华中农业大学根本没有资格自证安全，转基因产品的安全试验，必须是第三方权威机构来做。也就是农业部委托中国农业大学和中国医学科学院等机构，来做这些安全试验。而且喂养动物至少需要三代以上，光是喂养的大米就有5吨之多！而依据国际惯例，根本无需做这么多的试验，在中国监管如此严格，早就远远超过了国际标准。
记者问林拥军，网络上一些人质疑你，说你讲自己已经连续吃了14年，可是你的家人吃不吃呢？林拥军很坦然地对记者回答说：“华农的两种抗虫转基因水稻的材料1999年就成熟了，当年我就开始吃。实话实说，刚开始进入中间试验阶段时，产量少，我吃得也少。进入生产性试验后，产量大起来，我就开始大量地吃，包括我的家人。但这绝非人体试验，我只想对比哪一个口感更好。”
记者在走访华中农业大学后证实，华农水稻团队的其他成员，包括学生也经常吃转基因大米。另外，每年华农大实验室开年会，或外面专家来交流，华农在接待时都会标注好，一种是非转基因大米，一种是华中农业大学研发的转基因大米，可以由大家自由选择。转基因大米还作为单位福利发放，生命科学技术学院的教师有100多个人，每年都能领到两包。这些转基因大米都特别受到教师们的欢迎，他们自己吃，还把好消息告诉亲朋好友，包括生命科学技术学院以外很多人都主动找林拥军他们去讨要。
记者又向他抛出了一个问题，网络上一些自媒体说，你们华中农业大学如此坚定地搞转基因水稻研究，背后肯定有跨国公司在操纵，你怎么看？林拥军听了非常气愤，但是又无可奈何。他叹息半晌，对记者说：“我们根本没跟哪个公司在合作，签什么协议，考虑要卖给谁，由哪个公司独家去做。我们推广的最大用意，在于服务农民和农村。水稻科研是公益性科研，是由国家拨款的。大家不要这样去看农业，都这么看，我们国家的农业真发展不起来了！农业科学家都非常清贫。国外公司跟我们到底有没有利益协议，你们可以去调查！”
林拥军教授
林拥军说，张启发老师就是一个甘于清贫的人，他从来没有和什么外国公司合作过，就是一个老老实实的知识分子，什么名利他都不感兴趣，就喜欢一头扎进实验室里面。在他的眼中，张启发是一个很天真的人，甚至有点像小孩子，不懂人情世故，就喜欢“玩科学”。他对学生管理得很严，也不允许学生在媒体上评价自己，他认为，我不需要学生为我说好话。
笔者在这里突然想到，外界的民间舆论经常拿“张启发是美国科学院院士”来质疑张启发对国家的忠诚，好像只要是外国的院士就一定“替外国人干坏事”。这样的逻辑让人哭笑不得。其实，美国科学院确实有外籍院士，这些外籍院士不仅仅有张启发，还包括了钟南山、屠呦呦等人。钟南山、屠呦呦一样是美国院士。在美国，科学院院士不是官员，只是一个荣誉称号。美国科学院也不会颁发经费，不受政府和企业控制，只是一个民间学术团体。
还有不少人拿张启发与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关系”来攻击他。这其实是他们被阴谋论忽悠了。在一些地摊文学中，洛克菲勒基金会和共济会、光明会是三大阴谋论主题，好像他们要联合起来干坏事，给大伙儿添堵。但其实洛克菲勒基金会只是一个用于慈善事业的公共教育基金，账面都是透明的，直接在网站上公开细目。自成立的这100多年来，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了一些教育和农村扶贫项目，还给非洲、大洋洲等落后地区培训公共卫生医务人员，资助建立面向贫民的医院，向癌症研究机构提供一定的资助。在历史上，英国人弗莱明在发明青霉素的研究过程中就得到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大力资助，而青霉素已经挽救了亿万人的性命。
中国最著名的协和医学院及其附属医院，就是洛克菲勒基金会全资资助的项目之一。北京协和医院被誉为“亚洲最好的医学中心”，在我国乃至世界享有盛名，其在中国医学界的崇高地位，就相当于清华北大在教育界的地位。2017年11月11日，《2016年度中国医院排行榜》和《2016年度中国医院专科声誉排行榜》发布，北京协和医院名列榜首。2018年12月4日，北京协和医院被国家卫健委公布为首批肿瘤多学科诊疗试点医院。 2019年11月10日，《2018年度中国医院排行榜》发布，北京协和夺得冠军。2019年12月，《2018年度中国医院科技量值报告》发布，北京协和医院科技量值排名位列前3位。据2019年的数据，该医院门诊日均接待患者接近2万人。没有克菲勒基金会的援助，就没有今天这所救死扶伤的医院。可以说，洛克菲勒基金会是为世界作出过巨大贡献的。
北京协和医院
但张启发院士与该基金会并没有什么联系，张启发院士出国留学是官派，一切费用都是国家资助。据华中农业大学的党办人员介绍，关于张启发院士是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水稻顾问”的说法，那纯粹是子虚乌有的编造。洛克菲勒基金会从来就没有设立这样的职位，也无需设立。她只是一家普通的公益慈善机构而已，又不是商业企业，要这些东西干什么？
后来张启发在20世纪80年代学成回国，没有下海经商，没有去高薪外企，就拿着微薄的一点工资，即使还不如“卖茶叶蛋的”，也依然坚守清贫，只是一心一意地扑到科研工作上去。在本世纪初，他的一家还挤在很狭小潮湿的旧楼里面，破破烂烂的灰色墙体，阴天还总漏雨，他也没有丝毫抱怨。物质条件的匮乏，没有动摇他报效祖国的决心，他义无反顾地钻进课题，总是想着怎么样把工作做得更好。最让他开心的是，2009年2月27日，56岁的他获得了2008年度湖北省科学技术突出贡献奖。站在颁奖台上的张启发，被认为是荆州人民的骄傲。也就在这一年，媒体送给张启发院士一个“转基因水稻王”的雅号。
张启发院士作为荆州中学的杰出校友，被邀请回母校参观访问。在母校，张启发向恩师们深深地鞠躬，以表感激之情。他的恩师们拉着张启发的手，回忆当年的学习情景，勉励他继续攀登科学，为国家多做贡献。这时候的张启发，已经是国家农作物分子技术育种中心主任，他向恩师们详细介绍了自己的工作，他说，我的课题目标就是“少打农药、少施化肥、节水抗旱、优质高产”。
张启发在京领取2018年未来科学大奖生命科学奖
一说起他的工作，张启发就控制不住，总是谈个滔滔不绝。张启发的亲人和同事们也都认为他很“怪”，是一个“怪人”。“就是和陈景润那样的传统知识分子一样。什么都不懂，把科学研究当成生命。”认识他的小薇老师说。据张启发院士的妹妹张晓萍说，自大哥留校任教后，就极少回老家，嫂子是同校的教授在重点实验室工作，夫妻二人整天扑在事业中废寝忘食，平常根本看不见人影。张晓萍说，除了回家看望父母，大哥极少回来，哪怕是全国人民最重视的春节期间，别人家家户户都在娱乐放松，可是大哥依然一门心思的扑在工作中，“我们打电话给他，都要赶在早上7点半前，或是晚10点后，否则联系不上。”“他回来滞留的时间也短，最多不过两天。每次回来都必定要转一下农田，看一下作物长势，非常关心农村现状。”张晓萍还说，大哥从事的研究主要在实验室，但他非常关心环保，经常询问施用的农药和成本，作为他的相关科研课题的第一手资料。
在华中农业大学，大家对张启发院士的印象，一是他穿着朴实，皱巴巴的老旧褂子能穿十年；二是为人谦虚，从来没有架子。他曾经做过生命科学技术学院的院长，却被公认为是最没有官样子的人。后来当选了中国科学院院士，一样是平常人的模样，学生可以直接去请教问题。
三是张启发是标准的“科研狂人”，他不但自己以身作则忘我的投入科学工作，对自己带的研究生也是高要求。他曾经给学生们写了一份信，说“博士生每天的工作时间12小时仅为下限”：对博士生而言，每天工作12小时是正常的，少于这个时间就不正常了；每周工作六天半以上是正常的，少于六天半就不正常了。我这里是基于美国PhD四年学制所得到的概念。在我们目前三年学制还要强制性学半年英语的情况下，上述时间的投入充其量也只是一个下限。对此，张启发的学生也有“抱怨”但又满怀敬佩，“周末被叫到实验室？这太平常了。有回我连续两个星期天去迟了，便接到张老师的邮件，说我的时间投入不够。”一位弟子说，“不过，任何时候，他给我们打电话，一定是在实验室。他对学生的一切要求，自己首先做到了。”
张启发还总是直截了当地鞭策和激励学生，他说，“我很希望我们实验室出去的人将来在国际上都成为知名人士。博士论文做得好，竞争性就强，我也乐意推荐，用人方也愿意接收。博士论文做得不好的，我不愿意推荐，而且推荐起来难度也大。其实，各人的路在各人自己脚下，各人的命运在各人自己手里。成败兴衰，全在各人，请各自勉。”
四是不张扬，个性非常低调。张启发院士不忘回报家乡，当得知家乡要修建村级公路时，他慷慨解囊，拿出自己多年的科研奖金和工资积蓄，给予了捐助，并积极前往县里争取资金。经他的多方努力，2007年，由埠河通往雷州的泥巴路终于变成了水泥路。水泥公路建成后，镇政府非常感谢张启发院士为此作出的贡献，便悄悄把他老家门口的一段200米的路段修成了水泥路，方便了周边数十户村民。张启发知晓后，因这“特殊化”很是忐忑不安。据张晓萍回忆，“每次回家探亲之前，都要和我们通电话，要我们千万别惊动了镇里村里的领导，有时邻居都不知道。不过，只要他回来，在农田里总能找到他。”
张启发院士的家教极为严格，他对亲人朋友乐善好施，对自己的家人却非常抠门。他的女儿上大学，提出需要购买一部手机，因为同学们全部都有了，没想到父亲自始至终都没有同意还训斥女儿不要乱花钱，凡事要奉行节俭。可是这样“吝啬”的人，他却资助了妹妹的大女儿上大学的所有费用，一连资助了5年之久。但是到了侄女大学毕业找工作的时候，他又铁面无私地拒绝为亲人走后门，拒绝他们借助自己的影响力。张启发院士说，你们要自己闯天下，不要依靠父辈。
认真听张启发讲课的研究生新同学
张启发院士还非常注重学术道德的塑造和坚守。2016年起，华中农业大学《科学道德与学术规范》作为研究生新生入学的第一课开课，张启发作为华中农业大学学术道德委员会的主任，为学生们担纲第一讲。张启发从学术规范的定义谈起，他结合具体案例，阐释了学术规范的内涵，并告诫研究生新生要引以为戒，时刻谨记科研讲诚信，护之如“爱眼”，做实事求是的科研工作者。在华中农业大学内西体育馆的讲课台上，张启发院士对面前的同学们一再强调说：“对学术不端行为‘零容忍’是华中农业大学一直以来的坚守”。张启发结合自己治学育人的经验和担任学术委员会主任的工作心得，为同学们解读了基本学术规范制度，并分析了抄袭、剽窃、伪造或篡改数据、重复发表、不当署名等学术不端行为的判定依据、界定方式及处罚细则。他语重心长地对新生们说，希望你们一定树立科研诚信意识、提高科学道德素养，成为优良学术道德的践行者。
张启发院士在PNAS上的署名
张启发院士还有一个非常固执的习惯，就是只要是在PNAS上发表论文，坚持要用中文署名。据不完全统计，2015年以来张启发院士团队发表在PNAS的7篇论文，每篇的署名都是如此。PNAS是全球最权威的科学核心期刊，与Nature、Science齐名，是被引用次数最多的综合学科文献之一，全球科学家以在上面发表文章为荣。而用英语以外的母国文字给论文署名的，这种情况自创刊以来非常罕见。像张启发院士这样要求必须以中文署名且不容商量的，则是头一份。熟悉他的朋友都说，老张是一个有强烈民族自尊心的人，总是执拗地向外界表达：我是中国人，我是来自中国的科学家。
但这样一个在工作和事业上严肃、耿直、古板，甚至有点“古怪”的人，却会做出一些让人会意一笑的事情来。
一位张启发的学生回忆，在实验楼旁边有一块绿油油的草地，有些学生放学后为了抄近路，总是经常从草坪中穿行。张启发院士观察到这个现象，就说“小草被踩疼咯”，于是他亲自动手制作了一块警示牌让人摆在草坪的显眼位置，上写：“草坪变小路，于心何忍?”
还有一次，一名学生在校园的马路上随手丢了一张废纸，恰好被旁边的一位老师看到了，这位老师立即皱起眉头，批评丢废纸的学生。一通数落让这名学生脸上通红，后来一问同伴才知道，批评她的竟然是张启发院士。
这样一位可爱的老师，总是对年轻后辈充满了期盼。人民日报记者田豆豆曾经请张启发评价水稻研究团队中的青年教师。在早些年，在水稻研究领域，有个无人不晓得“八大金刚”，就是张启发团队中的八个优秀青年教师。这些青年教师每年总有成果发表在国际权威学术期刊上。1998~2009年水稻文献发文量中国前10名的研究机构中，华中农大居第六位，篇均引用次数达到14.89，位居全国各科研院所之首。田豆豆本来以为，张启发肯定会对团队中某些老师的工作进行表扬，没想到他却皱起眉头，说：“我很焦虑，这些年轻人中将来会不会有领军人物。”他说，你们看刘后利先生，都说他是两个院士的老师，那么将来评价我的工作，也要看学生中能不能出院士一类的大家。
为了鼓励学生成才，张启发还把自己的工资和科研奖金都捐献了出来，用作奖学金。前面我说过，在2009年的时候，张启发获得了2008年度湖北省科学技术突出贡献奖，当时的奖金是100万元人民币。他在颁奖大会上化用美国黑人社会活动家马丁·路德金著名演讲《我有一个梦想》的经典句子，发表了获奖感言。颁奖典礼过后，采访他的记者就问：“这100万元奖金您打算怎么花?”张启发不假思索地说，“捐出去，做奖学金！”
张启发院士获奖
其实，早在2003年年底，张启发就将他获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所得到的20万港元奖金全部捐出来，在华中农业大学生命科学技术学院设立了启发奖学金。他对学生们说：“叫启发奖学金不是要你们记住我张启发，而是希望启发你们思考自己为什么学习。”2009年4月23日，他又给母校荆州中学捐款了5万元设立奖学金，资助该校的学业优秀者和高分考取华中农业大学生命科学院的学生。
曾有记者问张启发，当年为什么要借用马丁·路德金的《我有一个梦想》做演讲，张启发说，我是研究“绿色超级稻”的，为的就是让中国的农民少打化肥农药。其实我还有一个更大的梦想，就是希望与广大热爱生命科学的青年学子一起建设伟大的事业，让我们中国人自主产权的农作物种子占据和垄断国际市场，“中国人的农业命脉，不能掌握在外国人手里，我们要有作为”，张启发说。
飞来峰上千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
—— 王安石 《登飞来峰》
但张启发的人生梦想在现实中遭受了重大挫败，时至今日，张院士团队研发的科技成果还静静的躺在那儿，就那样过了整整27年之久！
张启发水稻团队的成员林拥军曾经在9年前对记者说，“转基因作物发展已到关键时刻，需要国家作出决断。海外公司正在觊觎东南亚巨大的水稻市场。中国有4.5亿亩，印度有7亿多亩，还有越南、泰国、缅甸等。我国水稻的转基因研究，目前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领先的，这是可以在任何场合说的话。但我很担心，这好不容易领先的技术会无限搁置下去，优势就会逐渐丧失。”
这个优势已经在不断流逝之中。更让人痛心的是，由于转基因被“妖魔化”，导致这些年报考相关专业研究生的学生越来越少。山东农业大学一位白发苍苍的老教授感慨地说，搞不清为什么外面这样看待他们，为国家奋斗了一辈子，却要背负污名，连研究生都少了。
朱作言院士认为，之所以某些人一听就害怕，是因为“转基因”这个名词起得很不好，属于翻译错误，很容易误导不具备生物学知识的普通群众：“这个名字，我不太喜欢。因为别人听了，什么是转基因啊，转个什么基因啊，莫名其妙，说不清楚。准确地说，人们理解的转基因、常说的转基因，应该是一种分子杂交，或分子杂交育种。”
朱院士指出，传统的杂交技术非常粗糙，属于“听天由命”，就是一次性转5万个基因以上，就如袁隆平那样，没法精确地控制，有优点的基因和有缺点的好几万个基因都放在一起洗牌了，将来长成什么样，完全靠运气了。运气好，则得到好一点的产物。而袁隆平的工作就是这样一天到晚的筛选。而现代分子育种技术（转基因）就不用那样盲目性，“比如野生稻，如果我知道这个野生稻里的一个基因是高产的，或者粒穗多，或者粒穗饱满等等，那我把这个基因拿出来，跟现在我们种的常规水稻杂交，结果呢，既保持了现在种植的常规水稻的生产优越性，又只改变了它一个原来的缺点，比如说产量不够高等。这样就说得非常清楚，不是什么转基因。否则别人听了，转了个什么基因啊，搞得糊里糊涂，听了就恐慌。”
那么，转基因的安全性是不是如某些自媒体所述，存在“争议性”呢？
对此问题，南京农业大学博士生导师董汉松直接说：“生物学界不讨论转基因问题，因为这项技术根本没有问题。转基因农产品，生物学界也不认为会有问题。”“对生物转基因，世界生物学同行、科学研究人员，应该没有一个反对的。低年级学生有的会随社会舆论人云亦云，研究生最多二年级以后，就不会有反对转基因的了，因为他们对生物科学、生物进化有了较多了解。”他还补充了一点：“农业大学里面教授也有反对转基因的，都是社会科学的。“”没有一个是学农业或者生物学的。”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研究员朱祯则说：“主流科学家对转基因技术和转基因食品是认可的。极少数科学家对转基因食品的争议，也不是安全性的争议，而是一些哲学理念和其他方面的讨论。”
那么，为什么网络上会出现种种“证实”转基因“有害”的报道呢？这些报道的可信度如何呢？
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瑞法对转基因的“争议”很感兴趣，打算通过课题研究找出真相，经过批准，他组建了一个“转基因生物安全研究课题组”，自己担任组长。课题组的研究成员们通过对境外《科学引文索引》论文（SCI）中有关转基因农作物的全部9333篇论文进行逐一分析，发现仅有32篇论文提出“可能有风险”，而且论文作者都标注这是临时性结论，有待做更多样本实验。课题组成员又重点对这些论文的后继进行了追踪，对其后续研究进行分析。分析的结果是，所有提出“可能有风险”的论文，尽管一开始都引起强烈关注，但由于全球科学共同体的重复实验接踵而至，最终都推翻了原先的结论。而这些作者也承认原先的实验存在科学标准不规范，样本数量太少等缺陷。胡瑞法据此在《转基因农作物生物安全：科学研究进展与网络观点溯源》的研究报告中做出总结：通过研究人员对全部论文最终结论的系统分析，结论是，所有得出转基因食品不安全结论的论文，最后均被证明是错误的。
北京大学校长、国际著名植物生理学家许智宏院士则表示，检索了关于转基因的所有论文，没有一篇说“有害”的论文最终被证明成立。许智宏院士还指出，目前的转基因动植物，转进的基因大都是动植物自身的基因，而这些动植物食品，人们平常就可正常食用。
北京大学校长许智宏院士
这里有两个典型的例子：
第一个例子，卡昂大学的塞拉利尼团队在杂志《食品和化学毒物学》发表了文章，说给老鼠喂养转基因玉米可能造成健康损害，但事实上就在同一期杂志上，同时还发表了一篇中国的中国农业大学研究团队的相关毒理学研究论文，结论和塞拉利尼的说法截然相反。随后《食品和化学毒物学》编辑部又特地邀请中国农业大学对塞拉利尼论文的谬误之处专门撰文说明，并发表在该杂志最醒目的位置上。此外，日本京都大学、俄罗斯萨拉托夫国立农业大学等全球120多家生物实验室做了大规模双盲重复性试验，全部推翻原先的结论。法国、德国、意大利、比利时、丹麦和荷兰六个欧盟成员国的食品安全监管机构都得出了相同结论，一致否定塞拉利尼的研究结果。欧洲食品安全局作出了塞拉利尼实验结果不能被其数据支持的最后结论。《食品和化学毒物学》最终决定将塞拉利尼的论文撤稿。
但塞拉利尼团队并没有被打压，恰恰相反，欧盟机构还继续拿出300万欧元资助为期两年的转基因食品饲养老鼠的试验。但他随后的一系列试验再也没有重复之前的结论。
但欧盟依然不放心，有“强迫症”的法国及欧洲当局又展开三项研究计划，历时六年之久，三项研究于2018年均已结束，共耗资1500万欧元。所有的研究结果被公开披露在多个期刊及近期的法国植物生物技术协会的报告上。这个最终的结论就是：参与实验的转基因玉米品种在动物实验中并没有引发任何负面效应，也没有发现转基因食品存在潜在风险，更没有发现其有慢性毒性和致癌性相关的毒理学效应。一句话，就是塞拉利尼团队的结论是不成立和错误的。
第二个例子，知名反转人士陈一文于2011年10月22日发布了一篇译文，据称“哈佛医学院确认美国环境医学科学院转基因食品健康风险观点。”但事实是，“美国环境医学科学院”是一个受宗教组织资助，与任何政府或大学或科研机构都没有联系的民间机构，该机构的主要宗旨就是收集、散发不利于转基因的文章。在该机构任职的人员没有一个是从事生物学科研工作或者具有相关专业背景的人士。
陈一文又把外文中的“哈佛医学院乔斯·B·马丁中心”翻译和直接等同于“哈佛医学院”，而这个“哈佛医学院乔斯·B·马丁中心”并非教学楼，也不是科研组织，纯粹是一个供大众举办各类学术报告会和讲座的大楼，任何人或者组织只要缴纳费用，都可以在此进行报告。换言之，任何人都有权租用学校的大礼堂念一些文章，文章的观点与学校无关。而且，按照惯例和相关规定，历史上的哈佛大学医学院绝对不会以校方身份公开表态支持什么观点。
被念的这篇论文是曾经在《国际生物科学》上发表过的。但是，第一，《国际生物科学》后来将这篇文章撤稿，宣告其论点不成立。第二，仅仅是念了一遍，并不能代表“哈佛大学医学院“确认”。第三，原论文作者在文章中明确表示，这仅是一个临时的结论，而且仅仅说存在“毒性的征兆”，并没有证明存在毒性。作者说，我这个实验还不是最后的定论，不能证明所用的转基因食物有害，更不能证明所有的转基因食物有害。因为我的样本数量太少，恳求科学界进行更长期的实验（2年），使用三种以上的动物模型，来重新确认实验的结果。
结果，陈一文略去这些关键部分，把“毒性的征兆”直接说成是“确认有毒性”。
据了解，自1971年以来，在全球有据可查的超过100000篇涉及转基因的SCI论文，其中提出“可能有风险”的论文一共为30多篇。而这些论文全部都是这类情况，不但结论后面全部被证明是错误的，而且作者本人也承认实验程序有种种严重的设计缺陷，不符合科学规范。而在代表科学界最高权威的《科学》《自然》等高影响力因子的学术期刊上，最起码20多年内没有发表过任何一篇证明“有害”的论文。恰恰相反，有30多个国家的科研学者发表1095篇论文证明转基因的安全性。
据科技媒体的资深记者调查，凡是“证明”转基因“有害”的“科学机构”，没有任何例外，都不属于正规科学机构，它们与任何的高等院校、科研所、国家科学院等都没有丝毫关系。而在这些伪科学机构中，他们所谓的“科学家”，没有任何一个人从事过分子遗传育种或者生物基因领域的工作。即使有个别的“职业科学家”，也是已经退休多年不再从事科研作的人，而且其在退休前也不从事相关直接领域的研究工作。
有一个例子，反转人士金微经常提到一个反转基因的国际著名科学家何美芸，其所宣称的“有机体物理学”“香港ChanKaiMing生物学奖”“美国国家遗传学基金会”“英国社会科学院”“转基因与食品安全研讨会”，要么是子虚乌有从未存在过，要么是仅有一个人的野鸡机构，或者是把名称故意模仿正牌机构。所谓的反转基因的“科学家”何美芸女士原来不是真正的科学家，而是反进化论，信仰“水有意识”，提倡顺势疗法伪科学的一位“民间独立学者”。
除了正规的论文没有一篇证明“有害”，还有一种特殊的情况就是，某些自媒体个人通过混淆概念和编造数据来进行反转活动。而这种对事实明目张胆歪曲的行为，是最能煽动的，造成的危害性最大。绝大多数反对转基因的网民就是直接受到了他们的蛊惑。
比如，某网民在2010年2月24日发表了一篇文章，在文章引述”2004年7月27日美国科学院发表的 《Safety of Genetically Engineered Foods: Approaches to Assessing Unintended Health Effects》 研究报告”，说该研究报告证明“转基因食品可导致难以预见的主基因（Host DNA） 破坏，而用现有的审核和监测系统，美国各政府机构不能发现这些破坏”。还说某种“从未发现过”的“嵌入基因产生的蛋白”“可能遗传给下一代”。
但研究人员找到了美国科学院的研究报告的原文，对内容进行逐条的阅读和分析，结果发现报告全文中丝毫不存在该人士所述的那些内容的任何一条。恰恰相反，这份研究报告提出，即使非转基因技术的传统农业改造技术，是存在不可预测的风险的。该报告的第42~44页还具体列出了通过传统方法选育的蕃茄、马铃薯和芹菜品种危害人类健康的案例。
世界卫生组织（WHO）曾经有过一段表述，说“不同的转基因生物，是以不同的方式基因插入。这意味着在转基因食品的具体安全应评估个案中，不可能用通用语句表述所有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目前在国际市场上已通过安全评估的转基因食品，不太可能对人类健康的风险。已消费转基因食品的国家，未发现其对人类健康产生影响。”而还是同一个人，直接将这段话中的“目前在国际市场上已通过安全评估的转基因食品，不太可能对人类健康的风险。已消费转基因食品的国家，未发现其对人类健康产生影响。”截取抽掉，将“不可能用通用语句表述所有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的这句话，故意篡改为“世界卫生组织说，不可能确认转基因食品是安全的”。这样，意思就截然相反了。
如此云云种种，例子太多，难以枚举！本人考察了关于转基因的4000多个网页，对其中的322个负面消息予以分析，发现全部是无稽之谈。
反转人士一个很普遍的操作手法就是，把历史上某一个反对转基因人士（往往是非自然科学工作者）讲过的原话，通过改名换姓和文字拼嫁，硬套在国内具有极高信誉度的大科学家身上，就变成“袁隆平说”“钟南山说”。但实际上，真正的科学家不会反转基因。就说钟南山院士，早在1982年就以实验论文《转基因因子研究》获得过1982年广州市科技成果一等奖。2013年7月，钟南山作为我国参加联名信的61名院士之一，请求尽快推进转基因水稻产业化：“推动转基因水稻种植产业化不能再等，再迟缓就是误国！”
钟南山院士
至于袁隆平院士，对转基因的态度更加明确清晰，他不但支持科研，更身体力行的支持应用推广。
这里稍微举例几处：2010年3月12日，袁隆平院士团队和张启发院士团队开展合作，共同研究转基因水稻。在合作交流会上，袁隆平称，为了消除公众对转基因抗虫稻米安全性顾虑的问题，他愿意作为第一个志愿者来吃！袁隆平在报告会上就转基因抗虫水稻的安全性实验、抗除草剂转基因作物为什么能够减少除草剂用量等问题与张启发院士进行了讨论，并表示支持政府关于转基因作物研发的决策。2015年，袁隆平曾经对记者表态：“关于转基因的问题，我曾经对很多人说过，不要再问我了。因为我的观点已经很明确了。那就是，转基因技术是不可避免的技术，它是利国利民的。我坚决反对一谈转基因就色变，那是缺乏了解。”2018年4月14日，袁隆平院士在海南参加农业工作会议，在接受凤凰财经记者胡玲的采访时，袁隆平指出，只要是通过安全检测的转基因作物，包括转基因大豆，都是没有问题的。他说，“美国转基因大豆加入的是除草基因，这个对人体无害，中国每年从美国进口几千万吨大豆，这个完全没问题。”袁隆平还明确表示，转基因是农业的未来发展方向。
袁隆平院士
就这样多次在不同公开场合表态支持转基因的科学家，居然也被某些人写成了反转基因的主将，如果要评价这种捏造科学家言论的造假人士，只能说他们是：罔顾事实，断章取义，捏造数据，篡改原义，混淆是非，玩得真溜！
本人是普通农民，一个70岁的老庄稼汉，经过我在田间地头的实地调查，发现现代农村老鼠之所以“稀少”，与城镇化运动、噪音污染、乡村马路水泥硬化工程、鼠药投放数量、捕鼠工具先进性提升、储粮仓改造、房屋结构变化、乡镇农村卫生运动的实施、农村改厕运动等要素有关。
—— 任志林 普通农民 原坚定的反转人士，现为转基因支持者
很多网民往往会问，科研人员吃不吃，他们的家人吃不吃？这些都是老生常谈的“问题”。其实，如果稍微懂得一些科学常识，就会知道，这些所谓的“问题”根本就不值得一提。在我本人来看，这等于是问一个清华大学的数学系主任，“你会不会十以内加减乘除？”即使回答“我会”，也感觉智商受到了侮辱。回答“会”，能证明什么？证明这个数学家“技高一筹”吗？其实，吃转基因食品本就是最自然不过的事情，就和喝水睡眠一样稀松平常，就算吃了，也不值得炫耀，更非什么壮举。笔者身边的朋友，每一个人都会食用转基因油，但并不会刻意去吃——因为在他们眼中，根本不值得关注是不是转基因——而是哪种便宜就用哪种。
之前提到过，华中农业大学生命科学技术学院拿转基因大米给教师们发福利，结果一传十十传百，外院的人也找上门来索要，弄得供不应求。而在中国农业科学院也是情况类似。笔者虽然知晓提出“您和学生、家人吃不吃”属于侮辱智商的提问，但依然为了满足某些人的“好奇心”，去专程询问了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副研究员柳小庆博士。柳小庆博士对我表示：“目前我国的转基因食品主要是是转基因木瓜和转基因大豆油、菜籽油等。木瓜我们经常吃，转基因大豆油我自己既买也吃，老师和学生也吃。我本人就连续食用了10多年以上。餐饮大量使用转基因大豆菜籽油，我们在外买早餐，或者在外聚餐就会吃到转基因大豆油等转基因产品。全球超过几十亿人食用了20多年，并没有发现一例问题。”
转基因食品入市前都要通过严格的毒性、致敏性、致畸等安全评价和审批程序，不计算实验室时间，仅进入安全评价阶段一般需要三年以上时间。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主任委员吴孔明表示：“现在国际上对转基因的评价基本上是两种模式，美国模式是对产品进行评估，欧盟模式是对技术过程进行评估，而中国既对产品、又对过程进行评估，此外还增加了大鼠三代繁殖试验和水稻重金属含量分析等指标，从这个角度来说，我国的评价体系是全球最严的。”
吴孔明院士还表示，“我家吃的油就是转基因的。”吴院士指出，原则上转基因农作物从开始研究到进入市场，至少需要20年，其中用于转基因的时间大约5年，剩余15年则用于环境、食品安全性评估。在实践中，实际上要远远超过20年，比如张启发院士团队的科研成果明明已经拿到了安全证书很多年，但27年都没有批准应用。迄今为止，我国尚未有任何大作物转基因品种获得商业化许可。
可以说，国家对转基因产品要求之严苛，比所有的药品都要严格很多倍。
让人费解的是，医院和市面上超过40%的药品都是转基因产品，大家直接服用了几十年却毫无怨言，为什么对转基因食品却如此担忧？关键之处在于，药品是必需品，人一旦生病了就得用。像胰岛素（全部是转基因的），不用则后果很严重。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研究员杨晓光指出：“转基因食品推到市场之前须经过严格的食用安全性评价，这套评价体系相对于传统食品而言更加严谨甚至苛刻。其中就包括了对人体长期健康效应的评价，在试验过程中采取的是超常量试验，即大大超过常规食用剂量。之所以采用超常量试验，就是考虑到了长期效应，科研上的模型相当于长期效应试验。”
我在之前的文章也指出过，“世界上所有的啤酒、奶酪都是利用转基因技术生产的，全球人食用多年也未见任何一例可以证实的不安全案例。1989年瑞士政府批准的第一个转牛凝乳酶基因的转基因微生物生产的奶酪，到现在人类已经食用了有32年的历史；1994年，转基因番茄在美国批准上市，迄今27年的历史；1996年，转基因大豆、玉米和油菜大规模生产应用，迄今也有25年的历史。这些产品经过几十亿人上千亿份的大规模长期食用，没有发现一例食用安全问题。在实验室里，很多科研人员自80年代就开始长期食用，迄今为止没有发现任何问题。用转基因产品去喂养动物，有些动物吃了至少上千代，没有出现任何问题。全球的农民用转基因大豆喂养鸡鸭鹅等家禽，也喂养了很多年、很多代，鸡鸭鹅的数量也没见少。”
反转人士有一种阴谋论，即所谓的“万一种子公司不再给种子了怎么办？”我以印度为例做出反驳：
首先，转基因种子都是完全可以留种的。所谓的不能留种，与转基因没有任何关系，而是因为采用了杂交育种技术。比如，袁隆平的杂交水稻就是不能留种的。目前在全球范围内，并没有生物学上无法留种的转基因作物上市，所谓的不留种只是公司为了保护知识产权而签的法律协议约束。而且这些协议只在部分国家生效。如果农民想留种，给公司缴纳一笔专利费，就完全可以留种。
其次，万一真的不给种子了，也可以通过破解技术来迅速国产化。转基因产品的信息都对应它的DNA序列，测序后就可以进行数字化存储和传播，所以很容易破解并且大量的复制，世界上任何一家公司都无法对转基因封锁技术。这种破解技术并不特别难，破解后就可以提供给国内本土公司。
第三，印度国内仿制药品是合法的，印度政府完全可以宣布这些种子专利不再具有法律效力，逼迫外国企业坐下来重新谈判，得以保障本土棉农的利益。
第四，印度本土也在积极进行转基因技术的研发。印度德里就设立有专门的生物科学研究机构，获得了不小的进展。
至于所谓的“癌症”问题，没有任何实验数据能够证明转基因食品和癌症之间存在关联性。癌症与几个因素有关，最主要就是人均寿命的延长，人的寿命越高，癌症发病率就越大。2018年，国家癌症中心发布了全国癌症统计数据，全国癌症发病率为278.07/10万人（城市302.13/农村248.94）。按年龄分布： 0-14岁~0.59%，15-44岁~10.4%，45-59岁~27.7%，60-80岁~49.2%，80岁以上~12.3%。由此可见，年龄增长是癌症发病率的最绝对因素。其次，与人的膳食结构有关，比如接触到亚硝胺、黄曲霉毒素、苯并芘等致癌物，中国有超过6000万人喜欢咀嚼槟榔，而槟榔就是一种高发致癌物。还有一些不良的饮食习惯，如长期吃过烫的食品，或者盐分过多，也会增加患癌的概率。公共卫生学家进行了流行病学调查和统计学分析，也证明转基因与癌症无关。比如，鼻咽癌分布有明显的地区性差异，在转基因食品进入国门以前，广东地区本就属于已经高发区。我国的卫生部做过调查，广东、青海地区的癌症发病率在全国属于最低的档次，而这两个地区是转基因大豆油的消费最集中的区域。也就是说，消费转基因大豆油最多的两个省份，癌症发作率反而为全国最低。
再看看国际上的调查数据。1996年以后，英国在1996年以后为极少转基因食品消费的国家，所以把美国和英国同期的8种肿瘤发生率做了比较，结果是大量食用转基因食品的美国与吃转基因食品很少的英国，二者的癌症发生率并没有统计学上的差异。也就是说，吃与不吃转基因食品，都不会对癌症发生率造成影响。
癌症发病率走势图
世界癌症研究基金会和美国癌症研究所联合发布《2018年世界癌症患病率总排名》，中国排在第70名。癌症发病率前十名的国家有：澳大利亚、新西兰、爱尔兰、匈牙利、美国、比利时、法国、丹麦、挪威和荷兰。这些国家都是人均寿命名列前茅的地区，正好符合“寿命越高，癌症率越大”的科学判断。每十万人中统计癌症患病人数，澳大利亚468人，第十名荷兰334.1人。而我国癌症患病率在国际上处于中等偏上水平（发病率为271.7人）。值得一提的是，除了美国，排名前十的国家都基本上没有种植转基因作物。这都证明癌症发病率与转基因毫无关联。
2017年的排行榜，中国未进入前20位
而反转人士最经常说的两条理由就是：为什么欧盟不推广？为什么俄罗斯要禁止？
这些主要是由于政治、经济、宗教方面的原因，而与科学无关。欧盟委员会和俄罗斯国家科学院都认可转基因的安全性没有任何问题，但各国政府出于贸易保护的原则，会在某些地区采取严厉措施。
先说欧盟，特点就是农产品过剩，其生物技术却比美国落后。美国出口到全球的农产品，据统计大约80%是转基因的，欧盟为了阻止美国农产品大量进入欧洲市场，达到保护本地区传统农业企业利益的目的，所以采取对转基因的严控措施。欧盟对待中国的产品更加严厉的贸易壁垒，专门对中国采取一种叫做real-time PCR的检测技术，其灵敏度为万分之一，1万粒米，只要一颗含有转基因成分，就可以被检测出来。这样，欧盟方面就可以找理由抵制中国农产品。而对美国，就不采用这个real-time PCR检测技术，而是采取普通检测技术，灵敏度小了100倍，也就是说，美国产品出口到欧盟要容易100倍。
要注意的是：第一，欧盟所有的国家都不禁止进口转基因农作物食用和用作饲料。例如，2019年7月26日，欧盟委员会宣布批准10种转基因产品在欧盟上市，其中9种用作食品或饲料，另一种用作观赏性切花。自始至终，欧盟一直在批准转基因产品的进口。欧盟从来没有以转基因不安全为由来拒绝转基因。第二，仅仅是欧盟中的部分国家禁止种植，也并不是所有的欧盟国家都禁止种植。西班牙和葡萄牙对转基因就持有积极开放的态度，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Boris Johnson就积极推广转基因的应用；而法国、德国、瑞士等国则态度摇摆不定；卢森堡、希腊、奥地利和匈牙利等国，转基因作物种植仍然被暂时禁止，但是已经出现松动迹象。
欧盟这些年对转基因政策的保守，已经让它尝到了苦果。首先，欧洲农业长期处于被动防御地位，很难再有所作为。其次，还殃及到了其他产业。比如，德国曾经拥有一家著名的巴斯夫股份公司，这家公司是欧洲最大，也是全世界上最大的化工厂，在欧洲、亚洲、南北美洲的41个国家拥有超过160家全资子公司或者合资公司。该公司的总部原本位于莱茵河畔，但现在被迫搬到了美国。第三，欧洲的生物技术遭受极大阻碍，难以参与国际竞争。传统农业技术毕竟属于过去式，无法与新兴技术竞争，一步落后就步步落后，现在科学界都认为欧洲的生物技术比美国要落后30年，基本上出局了。
再说俄罗斯。俄罗斯是欧盟的“难兄难弟”，同样在生物技术领域落后，但科学界认为俄罗斯更惨，比美国落后60年左右。俄罗斯的政策和欧盟基本一致，禁止在境内种植，但允许进口且用于本国居民食用。俄罗斯在2013年批准了《转基因作物注册和登记法》，每年进口大约几百万吨的转基因食品。如下图：
图1
图2
图3
2016年进口大豆总量是228.3万吨；2017年是223.6万吨；2018年是224.0万吨。
国际贸易中心网站的统计截图
（数据来源：国际贸易中心网站http://www.intracen.org）
俄罗斯政府早期制定计划为本国的有机农业做宣传，严控转基因种植是为了向外界做广告宣传。但由于这一策略的低效，俄罗斯政府逐渐转变了观点，承认选择有机农业为主打是一个“错误的选择”，而“转基因生物技术具有光明的前景。”
为此，逐渐醒悟过来的俄罗斯政府于2019年批准了一项联邦计划，打算耗资17亿美元（1110亿卢布）的计划，旨在未来十年内开发30个转基因的植物和动物品种，为转基因的商业化做好准备。《莫斯科报》评价说，“过去的我们失去了太多，尽管技术储备薄弱，但科学家们雄心勃勃，希望通过对转基因生物技术的追赶，在未来全球科技农业市场上分一块蛋糕。”俄罗斯国家科学院的一位负责人切克诺夫则对此表态说，“转基因作物和动物，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其安全性在过去几十年中里经历了严苛的检验。”
尽管如此，人们对俄罗斯生物技术发展的前景并不看好。首先是技术储备太薄弱，由于俄罗斯政府对转基因等现代分子育种技术的轻视，偌大一个国家找不到几个一流的生物学家，从头培养又不知到猴年马月。甚至有人认为，俄罗斯的生物技术比美国落后一个世纪以上。其次，科学家在俄罗斯没有话语权，政策一旦出现波动，他们几乎没有反抗之力，这也让俄罗斯的科学界忧心忡忡。所以说，俄罗斯国内的氛围就是：想回头搞转基因技术，感觉力不从心、前途渺茫，继续咬定保守政策，又发现这必然死路一条，真是“想说爱你并不是很容易的事”。一旦出现重大的天灾或者其他不可控的事件，俄罗斯农业必然会一塌糊涂，被外国企业控制也是时间问题。
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
—— 韩愈 《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
而中国恰好比欧洲和俄罗斯要强太多。这多亏了还有张启发这样的科学家在深植耕耘，才没有被发达国家甩下太远。但形势依然不然乐观，甚至可以说到了非常严峻的地步，因为我们在过去二三十年来培养的科技人才在大量的流失。科技迟迟不能转化为生产力，乃至于科技人员要背负骂名，明明是呕心沥血的拼命干，做的是利国利民，反而被误会为“做坏事”。浙江大学双抗12-5玉米研发团队负责人沈志成对记者说，“前几年好像我们在做坏事，觉得我们是为个人利益，来害国家，我们其实是想做一些好事。”
这种种不利因素，都严重阻碍了中国生物技术的进步。
张启发院士为此曾经用万分悲愤的笔触写下一篇《中国转基因水稻之殇》，读来真是字字透着心酸、惆怅、痛苦、失望。原文比较长，这里节选几小段：
“综上所述，转基因抗虫水稻是目前世界上安全评价项目和内容最多、审批程序最严格的转基因作物，具有坚实的安全性保障。在我国法律保护下，无论从知识产权、安全性、技术性，还是市场的层面评价，转基因抗虫水稻商业化生产的条件完全成熟。
现实的困境是，尽管“华恢1号”在中国获得了生产应用安全证书，FDA认定在美国可以合法销售，但在世界上却没有地方可以合法生产。
其结果，自1999年以来除木瓜外没有批准新的转基因作物商品化生产；已经发放安全证书的转基因水稻和转基因玉米迟迟不能进入产业化程序，成果转化工作停滞不前，续发的证书也在2019年底失效。具有广阔的产业前景、巨大的潜在生态环境和经济效益且深受农民欢迎的转基因作物新品种不能造福社会，导致了研究成果的闲置和浪费，科研人员积极性受到压抑，致使我国在该领域的国际领先优势在犹疑中逐渐丧失。
举全国之力，历时十余年，投资100多亿元人民币的国家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重大科技专项将面临无果而终的严重局面。”
我曾经在《中国要不要批准转基因大豆种植？答案让人警醒 》（链接： https://www.toutiao.com/i6939150372879696391/?group_id=6939150372879696391 ）一文指出：如果我们不进口或无法进口，就要在国内种植传统大豆，那么按照传统大豆的产量，必须增加种豆面积近十亿亩。而中国全部耕地面积加起来也不过是十八亿亩左右。国内不允许种植，只能依赖进口，进口的数量越来越多，国内企业更加不可能有竞争力，恶性循环。最后，反转人士硬生生给我们国家制造出粮食危机，让我们世世代代受制于人！如今巴西、印度、阿根廷等国由于大力推广、应用，不但由纯进口国一跃转为出口国，还可以在国际市场与美国企业竞争，可以说早就走到了中国前面去，我们实际上逐渐被逼到了绝境！
张启发院士目睹这一切，空有一腔忧国忧民的热血，却又无能为力，还要背负千夫所指，又怎么不陷入悲苦绝望之境？正所谓世溷浊而不清，蝉翼为重，泰山为轻；黄钟毁弃，瓦釜雷鸣；谗人高张为“脊梁”，贤士郁郁成灰烬。一介布衣的书生，手无缚鸡之力，他还能如何呢？心灰意冷，却不能终老于林泉，为了心中的责任感，那就只能把最后一丝生命力奉献给祖国的科研事业。
就在刚刚，我读到我的朋友，中国农业大学分子生物学博士汤波发表在科学网的一篇博客旧文，标题叫做《转基因黄金大米在多国获准上市》，在文章的最后一句，汤波写道：“但是科学一定会取得最终胜利的。”是的，科学一定会取得最终胜利的。科学家也一定会取得最终胜利的。但之前要经历种种的挫折和磨难。只希望我们国家这些可敬、可爱、可佩的科学家，能够少一些挫折和磨难。
朱作言院士说：“我们不看现在，过20年后，回过头来看，这是一场笑话。为什么？科学的发展就是这样。布鲁诺、哥白尼、伽利略，当时他们有人受到宗教的迫害，有人被烧死，现在看来，他们是被冤枉的，当时的愚昧造成的。”
我认为，类似信息茧房的效应往往让反转人士迷失了自我，是他们制造了科学史上的冤案。信息茧房是指人们关注的信息领域会习惯性地被自己的兴趣所引导，从而将自己的生活桎梏于像蚕茧一般的“茧房”中的现象。比如，现在的算法具有一定的智能，只推送人们喜欢的内容和观点，以至于让人产生一种错觉：我的想法代表了大多数，也代表了真理。凡是和我想法相悖的，都是少数派，都是不可理喻的。在这种效应下，人变得越来越膨胀，越来越自以为是。美国科罗拉多大学波尔得分校、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斯）、宾夕法尼亚大学和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共同完成了一项《极端“反转群体”知道得最少，但以为他们懂得最多》的研究课题，课题结论发布在《自然-人类行为》上。研究结果表明，在转基因问题上，对于极端主义者而言，知道得越少，越认为自己懂得越多。而这些人往往会具有一种“我看穿你的阴谋，一切尽在我掌握”“我才是忧国忧民的大英雄”的错觉。很多人仅凭“这个人敢说话，是条汉子”，就得出他“更可靠”的结论，却对科学家和科学机构嗤之以鼻。还有一些人凭着“直觉”，比如说“虫不吃，人焉能食”就直接给转基因技术宣判了死刑，却不会花费半分钟时间去了解背后的科学原理。这些人实际上处于一种心理闭环中。
想破除给人带来愚昧的信息茧房效应，就只能武装人类的大脑，接受更多的知识，多与主流科研工作者交流，提升自身的科学素养。我相信，科学必然战胜愚昧，在未来的浩瀚星空，一定会有一颗行星以“张启发”来命名。
作者：怀疑探索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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