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人推翻殷商后，为了统御广阔的新领地上，大封诸侯国。诸侯的来源有前朝的遗老遗少，有历史悠久的部落方国，有功臣后裔，但更多是姬姓子弟。比如周武王立国后，给自己的十几个弟弟都封了国，周公当政后，将自己的儿子们也都立为诸侯。周室稳定政局后，历代周王几乎都会册立王族新成员为新诸侯，加入姬姓诸侯国的行列，而异姓人除了开国那一波红利，就很难获得诸侯身份了。
在周朝的册封体系中，姬姓诸侯国在数量上占据了绝对优势，所谓“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而且周人向来遵循肥水不流外人田的原则，姬姓诸侯国大多封建在富庶的膏腴之地，或者交通紧要的战略重地。姬姓诸侯国享有此多的优势，理应是发展势头最好的诸侯，然而到了战国时代，姬姓诸侯国势力全面萎缩，战国七雄中只有燕国是根正苗红的姬姓，齐国为妫姓，楚国为芈姓，赵秦为嬴姓，韩魏两国虽属姬姓，但他们早早分家立氏，并靠自家实力跻身诸侯，和周室的册封体系已无关联。姬姓诸侯国们是如何沦落到此等地步的呢？
成败皆由分封
中央如何有效管理地方一直以来都是历代统治阶层的最大课题，分封制正是周人破局这一课题的初次尝试。
周人发源于关中，殷商时期的地盘也局限在这一带。推翻商纣王的统治后，广大关东地区出现了权力真空，为了迅速有力的接管这些新领地，周人采取了分封制。原有的方国部落只要承认周王的共主地位都可继续存在，成为周室的诸侯国，旧殷人的地盘或其他无主之地由周室委派诸侯管理。许多偏远地区只要委派管理者即可，既不用出兵，也不用出钱，如此周人迅速在名义上占领了全部已知区域。至于如何在当地建立有效统治，就看这些诸侯的个人本事了。
是时周国拥有华夏世界最强大的军力，有他站台，新诸侯们迅速掌控了新地盘。这第一批诸侯中异姓诸侯的比例很高，毕竟周国刚刚建立王朝，没有足够的成年子嗣去掌控所有。所以周人保留了很多夏商时期遗留下来的诸侯，比如夏朝姒姓的鄫国、杞国、越国，商朝子姓的邓国，偃姓的诸舒、六国、英国，祁姓的蓟国，嬴姓的黄国、江国。这些诸侯数量庞大，有些历史比周国还要久远，周国予以承认并纳入周人的册封纳贡体系之中。除了这些旧诸侯，新诸侯中要安排异姓功臣、殷商遗民，姜尚后裔的齐国和商纣王之兄微子的子姓宋国就是代表。
这批新诸侯是周人对付旧诸侯的得力帮手，因此给予了很多政策倾斜，领地最广，位置最佳，而且他们还可以蚕食旧诸侯，扩张势力。而往后再册封诸侯，就没这么多红利了。因此生存到春秋战国时代的诸侯大多是第一批诸侯，后面的诸侯虽然与王室关系更近，但出头的几率反倒更低。春秋初期的诸侯除了郑国之外，其他影响力较大的国家如鲁、齐、宋、卫、邢等都是老牌诸侯。而第一批册封诸侯恰恰是异姓比例最高的一批。
分封本是帮助周室巩固对新领地的统治，但经过代代延续，逐渐演变成对王室子弟的例行封赏，无法停止。原因很简单，上一代有，凭什么到我们这一代就没有了。可供分封的领地越来越少，而姬姓子弟越来越多，要想解决这一矛盾，无非两种途径，不断缩减新生代诸侯的领地面积，或者分割王室直属领地。至于为何不对旧诸侯的领地进行重新划分，原因很简单，王室从没有对那些领地进行过直接统治，划分这些领地合法不合礼，就算要褫夺已经分封出去的诸侯领地，出去对周室公信力的考虑，也不可能只从异姓诸侯身上薅羊毛。姬姓诸侯国必要要做出适当的牺牲，甚至要比异姓诸侯牺牲的更多。
在分封制下，随着直属领地和人口的减少，周室的力量被不断削弱。到了西周后期，关中的千里京畿已经剩不下多少王室直属领地，周室的军事和财政越来越依赖诸侯的供养，周天子地位的下降也就可以预期了。而周天子和姬姓诸侯是俱损俱荣的关系，周天子没落了，姬姓诸侯也就没有了所谓的特权，和异姓诸侯无异。
不光是周王统御天下会用分封，诸侯统御地方，也会采取类似的手段，即再在下面置领主，享有采邑上的赋税，甚至完全的所有权。这是国君笼络臣属和公族的重要手段，有利于维护国内稳定，扩张本国势力。由于姬姓诸侯国受周室影响更深，所以对这种诸侯国内的分封贯彻的更加彻底。以鲁国和齐国为例可以很好的说明这个问题。
鲁国和齐国分别是姬姓周公和姜姓吕尚的封国，两国差不多同时立国，还同处山东，而且都是侯爵国。起初鲁国的发展势头要比齐国的好，列国迈入春秋时，鲁国也是和齐国平起平坐的大国。但到了春秋中期，鲁国和齐国的国力就已经不再是同一个档次了。鲁国跟不上齐国脚步的原因之一是国内不和，政出多门。
鲁国深受周室影响，是诸国中保留继承周文化最后的国家，在分封制的承袭上同样如此。鲁国历代国君几乎都会赏赐同辈兄弟或者嗣子之外的儿子土地，将他们立为世卿，这些无缘公位的旁支仍然可以世代影响鲁国的国政。最出名的公族莫非“三桓”，即鲁桓公的三个儿子所建支族，三桓力量庞大，几乎垄断了鲁国官场。《孔子》一剧就曾有过相关描写，三桓的影响力甚至超过了当世国君，而国君不能制，根据祖制，他们有权分享权力，只要不篡位做什么事几乎都是合法的。国君和公族、公族与公族之间的斗争就是鲁国政坛的主旋律，自然难以跟上时代的步伐。
齐国也曾深受公族过强的影响，即使是在齐桓公时期，也要对以国高二氏为代表的的公族妥协。在管仲改革中，甚至将齐国三分之二的国土直接归属到国高名下。然而齐国本身并不像鲁国那样有重用公族的传统，国高二氏的特殊地位是由周天子指定的，具体缘由已不可考，大概是这两家为周室立过大功吧。除此二家，齐国没有其他具有持续影响力的公族支系，齐国既继承了周文化，也吸收了不少当地的东夷文化，对财富继承和分配有着独立理解和方式，国家的主体权力和财富一直集中在公室直系手中，力量不会在传递过程中过度消散。
内部的相对团结帮助齐国在历时数百年的国运竞争中压过鲁国，成为东方第一强国，而鲁国无所适从，逐渐沦为诸强的附庸，至战国时期已经完全发不出自己的声音。
齐鲁之争就像姬姓诸侯与异姓诸侯的缩影，严格奉行分封制的姬姓诸侯在世代交替的过程中不断产生新贵族，公室力量不断受到削弱，国力由此也大受影响。而像齐国这样的异姓诸侯没有那么多包袱，对国家的直接掌控力远非姬姓诸侯所能比。这也是中国历史上集权时代的先声，姬姓诸侯明显慢了一拍。
姬姓诸侯权利多，义务更多
姬姓诸侯享有作为国姓诸侯的诸多特权的同时，亦有为数不少的专属职责。
头一桩便是响应天子征召征兵出战，周昭王南征楚国的时候，便大规模征召江汉流域的姬姓诸侯随军出征，后来周穆王西征犬戎，东平徐国，也都有征召姬姓诸侯国军队的记载。这些还都是发生在西周前期，到了后期与东周初年史料增多，周室征召姬姓诸侯的事例更多。
西周末期，周室实力大降，凡是遇到犬戎侵袭，周室都会征召诸侯勤王。周平王东迁后，政局不稳，他就多次请求晋国、郑国出兵襄助。后来周桓王对郑庄公不满，发兵讨伐郑国，蔡国、卫国等姬姓诸侯国就应征而来。可惜在这场小规模的世界大战中，周桓王败北，此战亦成为一道分水岭，周室再难召集诸侯为天子而战。周室遇事征集的诸侯军队，虽然不会总是由姬姓国出人，比如助平王东迁的最大臂助是还处雏形的秦国，但姬姓国无疑占了最大比例。尤其是在后期，周室军队逐渐丧失优势地位的大背景下，周室不敢大肆征用异姓军队，生怕遭到反噬。姬姓诸侯国被征兵的频次由此越来越高，这自然会对姬姓诸侯的国力产生影响，过多的不必要战争对积蓄国力不会有何帮助。
姬姓诸侯国的第二项主要义务是上交贡赋，这本是所有诸侯的义务，定期向周室上缴钱粮，以示臣服。但这只是理论上而以，周室强盛时自然会遵从，但周室没落后，子姓的宋人便言“我不（向周）输粟，我于周为客，若之何使客”。姬姓诸侯对周室有更多道义上的责任，在进贡这件事上，不得不为天下诸侯做个表率。然而这种单向的赋税对本国自然是有害无利，减少了姬姓诸侯的腾挪空间。
姬姓诸侯国的第三个重要职责是代替周室监控天下，这个任务必须交给同姓诸侯，而监控的对象主要是四周“未服王化”的戎狄蛮夷。所以周室的边境上安排了大量姬姓诸侯，燕国正是北疆提防山戎等部的战略支点。这些外部威胁有大有小，有些并不是单独的诸侯国所能对付的，比如南方的楚人不能吞并了江汉流域诸多本来对付自己的姬姓国，还将郑、蔡等姬姓诸侯拉为自己的盟友和附属。还比如周室还在镐京时，关中京畿册封了大量近亲姬姓国，帮助周室抵御西北游牧民的入侵。这里面的多数诸侯都在西周末年的犬戎入侵中亡国，只有郑国早早迁国才幸免于难，但还是搭上了开国君主郑桓公。
这些任务给姬姓诸侯国们增添了额外的负担，道义上的包袱更是令他们束手束脚。
周人信奉的周礼建立在井田制和奴隶制之上，从思想文化到经济生产，对民众都做了方方面面的规定。周室和姬姓诸侯是周礼的天然维护者，自然要以身作则。但到了春秋时代，随着铁制工具的出现和牲畜的大量应用，社会生产力有了极大提高，但井田制限定了底层民众活动范围，故周制一定程度上抑制生产力的发展。还有，周人认为战争是贵族的专利，崇尚观赏性极强的车战，拒绝对战争技术进行革新，这必然导致姬姓诸侯在军事发展上比异姓诸侯受到更多的制约。
以上还只是长期发展的策略问题，但在一些具体操作中，姬姓诸侯同样受到很多限制。比如嫡长子继承制，周礼要求由家族的嫡长子来继承家业或国家，这种限定继承人的规矩对维持家族、国家稳定起到关键作用，但在乱世可能起到的作用恰好相反。因为国人往往会更崇尚强君，一旦“嫡长子”的身份没有和“强人”重叠，就很容易发生争位内乱。越奉周礼的诸侯越容易乱，原理很好理解，凡事稍稍违背周礼的举动都会掀起轩然大波，换句话说叫“抗逆性差”。而许多异姓诸侯就没有那么多讲究了，秦国就曾长期兄终弟及制和嗣子继承制并存，即若前任国君没有成年子嗣，就从同辈兄弟中选择继承人。
姬姓诸侯的特权既是优势也是拖累，他们不但负有更多责任，还受到颇多不必要的限制，不管是想锐意革新，还是想“耍个横，使个坏”都是备受瞩目，结果处处掣肘，自然难同异姓诸侯竞争。
地缘优势变成了劣势
这张图更清楚地显示了姬姓诸侯的位置
周室分封时，优先将地理位置优越、土地肥沃的领地划给姬姓国，边远地区大多划给了异姓诸侯，这本是人之常理，什么人遇事都会向着自家人。在具体划分中，祖地岐山和经济发达的中原腹地由周室直辖，紧邻的周边地区大多都是姬姓国，再往外的边缘地带则多是异姓国。姬姓诸侯国向内拱卫周室，向外防范外敌，对周人来说，这是最理想的布局。然而正是这种理想布局限制了姬姓国的发展上限。
在周天子权威逐渐下滑的背景下，诸侯要想扩大势力，必然就要扩大疆土，然而多数姬姓国的周遭不是王室领地就是其他姬姓诸侯，向外扩张要背负很重的道义包袱。春秋小霸郑国吞并的祭国、邘国、密国都是姬姓国，郑国的争霸主要发生在周室、卫国、宋国和鲁国之间，除了邻国宋国都是姬姓国。因此郑国的争霸处处受制，而且周室和附近的姬姓国也不希望位置和关系都很近的郑国成为强权，郑国也就不可能成为超级大国。
而外围的异姓诸侯则没有那么多顾虑了，周遭是其他异姓国，即使兼并了也不会那么多反对声，如果是向外同狄胡蛮夷抢地盘，就更什么可置喙的了，周室甚至还要奖赏。在同外族的战争中，并不是总能取得成功，有不少周系诸侯就在历史长河中消失了，但只要有几个成功的就够了。
春秋时期四大强国齐楚秦晋正是最好的例证，他们分处华夏世界东南西北四个方向。他们在崛起的过程中，不断吞并其他诸侯和外族领地，相互之间也很少干扰，足够强大后开始向里争霸中原。
四强中只有晋国是姬姓，但也是最强的一国。晋献公是晋国称霸路上的关键人物，他在位期间“并国十七，服国三十八”，这十七国中，霍、魏、虢、杨、贾、郇、北虞七国均是姬姓兄弟国。晋国在扩张过程中无疑犯了众怒，一度和周室关系也很僵，这种同姓间的压力不是一般诸侯所能承受的。晋国硬熬了过来，晋国更加强大是有道理的。
春秋时代确定了四大强权后，其他诸侯很难再崛起，他们占据了四个方位的最佳战略位置，姬姓诸侯国集中的中原腹地成为他们的角斗场，郑、卫、宋这样的老牌诸侯在其中左右摇摆，最终沦落为无足轻重的小国。
燕国的幸运
其实燕国比晋国更有资格代表北方诸侯，晋国祖地翼城和曲沃南距黄河还不到一百公里，而燕国，也就是现在的北京一带已是华夏世界的最北极，气候寒冷，人烟稀少。这种位置可以说最差，也可以说绝佳。最差是因为燕国周遭几乎都是异姓国和外族方国，稍不留神就可能亡国。绝佳是因为这里远离诸侯争霸战场，也没有强权对这里感兴趣。
燕国起源自周召公，西周建国时这是位仅次于周公的大人物，周武王举办大典时，左右两边正是周公和召公。按说召公的封地不可能太差，为何分得了这么边缘化的地区呢？事出反常必有妖，周室绝不会亏待召公及他的子嗣，真相是彼时的燕地还是个好地方。
有充分证据表明西周初年气候温暖，甚至桃树在十二月就开花了。当时燕地降雨充沛、土地肥沃，环境远比后世好，商朝的重要封国孤竹国正居于此。燕国的设立正是为了统御这块宝地，监制孤竹国等殷商遗民。只是随着后来气候变冷，据《竹书纪年》记载，连汉江都两度冰封。燕地只能更冷，变的不再适于居住，这才成了鸟不拉屎的地方。
迈入东周时期，燕国的外部环境逐步恶化，寒冷的气候令燕国人才流失严重，北地的山戎等渔猎部落也不断南下劫掠，燕国苦不堪言。齐桓公时期，齐人“尊王攘夷”，燕国成为这一运动的最大受惠者。齐国派兵援助燕国，赶走了山戎，并狠狠敲打了下孤竹国，并赠予燕国不少土地，燕国这才转危为安，由此北境第一大国的地位得到保障。
整个春秋时期，燕国都需要防御北方少数民族部落的侵袭，所以在南方诸国中毫无存在感，这帮助他们熬到了最后。
燕国只在燕昭王时期高光了一段
燕国偏远，燕人还低调，危难时刻有贵人襄助，这种气运着实难得。
到了春秋末年，华北地区中小诸侯凋零，形成晋齐争强的局势，唯一的地区大国燕国成为两国争相拉拢的目标，燕国又靠着自己的独特位置熬成了战国七雄。
结语
姬姓诸侯国与周室之间虽然时有争斗，但实质还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没有足够强大的姬姓诸侯支撑，周天子也失去了控制天下的基础，而没有了周室这棵大树，姬姓诸侯国所享有的优势立即转化成了劣势。燕国成为姬姓诸侯在战国中的独苗，更多还是运气使然，要不然姬姓国在春秋时代就要消亡殆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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