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历史上，曾经有过这样一位挽救过中国国运的人。
他不但是中国现代医学的奠基人之一，还是剑桥大学第一位华人医学博士，也是诺贝尔奖史上第一位华人候选人。
就是这样一位堪称国士无双的人物的名字，知道的人却寥寥无几。他叫伍连德，字星联。
梁启超先生曾赞誉道： “科学输人垂五十年，国中能以学者资格与世界相见者，伍星联博士一人而已。”
从1908年到1937年，历经晚清、北洋政府、南京国民政府、中华共和国人民政府等历史时代，他的人生贯穿了近代中国卫生事业发展的各阶段。
他为国服务30年的履历，是中国现代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历史的一个缩影。
他的一生中所取得的成就可谓极尽辉煌。
直面东北大鼠疫
1907年，二十八岁的伍连德同时收到两封重要的来信，一封是伦敦来的，邀请他参加世界禁烟大会；另一封是中国直隶总督袁世凯签名发来的，邀请他回国，担任天津陆军医学堂副总督，也就是副校长。伍连德决定接受邀请，先去英国参加会议，然后改道天津担任副校长。
决定放弃收入丰厚的诊所，选择报效祖国，这对出生于华侨世家的伍连德来说，并不奇怪。只是他没有想到，仅仅担任副校长两年之后，教学工作还没有来得及完全铺开，他就接受清廷之命，奔赴东北直面正在疯狂肆虐的大鼠疫，那是20世纪发生在中国的最大的一场鼠疫。
当时的清廷腐朽、落后，国家满目疮痍，而日、俄两国正对东三省虎视眈眈，伺机鲸吞。然而就在清廷败落、民不聊生的当口，一场罕见的大鼠疫几天之内在吉林、黑龙江疯狂传播，两省死亡病例三天之内就多达四万，哈尔滨一带尤为严重。更为严重的是，面对疯狂肆虐、完全失控的大鼠疫，清廷没有一点办法，因为现代公共卫生、防疫对中国人来说，完全是陌生的概念。
别说是卫生防疫组织，中国人连这个概念都没有，从古到今，中国民间都将鼠疫说成是“发人瘟”，就是某一地人死光了、死绝了、全死了。之后会有几个和尚、道士出来收尸、掩埋。面对东北爆发的大鼠疫，曾经在国外留学时与伍连德有过交集的清廷财务部顾问施肇基，知道伍连德的学识，他当即向朝廷推荐了伍连德。接到朝廷命令后，伍连德和他的助手、天津陆军医学堂高材生林家瑞一起，冒着零下几十度的酷寒赶赴哈尔滨。
此时在哈尔滨，鼠疫已呈燎原之势，能跑的人全跑光了。政府机构完全束手无策，只能派有限的警察将死于鼠疫的人就地掩埋。因为不知道如何防止交叉传染，导致鼠疫患者呈几何倍数疯涨，死亡人数也越来越多。
伍连德几番打听得知第一个患者是在哈尔滨郊外一个小城傅家店发现的，他当即赶到这场大鼠疫的源头——傅家店。此时赶到傅家店对他来说非常危险，但是他是一名防疫工作者，哪里有疫情他就要出现在哪里，这是他的天职。伍连德在傅家店被很快查明，第一例患者是一位开客栈的日本女子，她在发病后很快死去。他进一步调查又发现：此地出产的土拨鼠皮毛深受国际市场欢迎，需求量激增。本地猎手知道哪些圭拨鼠可猎捕，哪些土拨鼠有病，不能猎捕。
而最近一段时间，一大批来自外地的猎手进入傅家店，他们根本不知道这个特殊情况，见到土拨鼠就捕获，然后回到日本女子开设的小客栈就地剥皮晾晒——鼠疫就这样从这个小客栈开始传播，继而通过住店的客人向外散发。伍连德顺藤摸瓜，查明鼠疫走向：从满洲里开始，经齐齐哈尔、哈尔滨、双城、长春、奉天（沈阳）、新民、锦州、天津、北京、秦皇岛、济南等地向外传播——疫情是沿铁路向外传播的，那基本上是猎手们沿铁路回家的路线。伍连德当即在傅家店租了一间房子作为消毒站，教当地人把硫黄和石炭酸放在罐子里烧烟消毒，灭杀空中的病菌。然后通过政府封锁铁路，控制疫情向外传播。
伍连德（坐者）在哈尔滨的第一个鼠疫实验室内（1911年）
但是由于疫情失控时间太长，短时间内很难有效控制，到了春节期间，死亡病例仍然在疯狂上涨。当时哈尔滨的气温达零下三十多度，而导致鼠疫的一种革兰氏阴性小杆菌，一般可以在零下四十五度以下的严寒中繁殖，所以寒冷并没有阻挡鼠疫传播的速度。而且当时冰天雪地、天寒地冻，土地上根本挖不开墓穴，等待埋葬的尸体在雪地上排成了长蛇阵，足足有两三里路长。伍连德看到后吓了一大跳，这样的露天摆放从公共卫生和防疫角度来说，实在是太可怕了。更可怕的是，知道这些鼠疫传染性极强，挖坑埋葬的人逃的逃、溜的溜，结果是根本没人管了。伍连德当即拟定了一个火葬的办法，可是实施起来困难重重。因为几千年以来中国人习惯对亡者一律土葬，这种习惯根深蒂固，你现在让他把自己的亲人火化，没有人能够接受。
眼看着尸体越来越多，伍连德心急如焚，他想到了一个办法：圣旨。从古到今，让当官的执行、让老百姓害怕的只有圣旨，圣旨传到哪里，没有人胆敢违抗。伍连德在十万火急中以朝廷派来的要员身份与当地官僚协商，然后写了奏章，说明陈尸路旁的危害与严重，呈请皇上下一道谕旨，将几千具疫尸全部火葬，以绝后患。全城官僚一致同意，巡抚也在奏章上签名盖章，然后一级级上传。三天后的下午，北京外务部发来电报，说皇上批准了伍连德的请求，可以火化病尸。
当天晚上，所有的尸体以一百具为一堆架在木柴堆上，然后浇上煤油，冲天大火烧了一个通宵，所有的尸体被烧成灰烬。肆虐了东北三省长达七个月的鼠疫，至此全部扑灭。
作为围剿这场大鼠疫的主攻手，伍连德留下了一部著作——《肺鼠疫专论》，由日内瓦国际联盟出版发行。他还在奉天（今沈阳）组织召开了国际防疫大会，对刚刚结束的东北大鼠疫从学术上进行回顾与探讨。这是中国人主办、在中国境内召开的第一次国际性防疫学术大会。中、美、英、法、德、俄、日、意大利、荷兰、奥地利、墨西哥、印度等十二个国家派遣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大会。这次会议非常成功，使中国医学界在国际上声誉大增。此后，伍连德出任外务部医官长达二十年，同时仍然兼任天津陆军医学堂副校长一职。
亲历东北大鼠疫，以及在国际防疫大会上与国外同行的深切交流让伍连德认识到，组建一个系统性的防疫机构与组织，对中国来说迫在眉睫。他的提案受到当局重视，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基于东北大鼠疫的惨痛教训，决定在东三省设立防疫事务机构，指导各地开展卫生防疫。此机构隶属外务部，每年拨款白银六万两。伍连德利用这个组织与经费，对包括鼠疫在内的卫生防疫进行系统研究，先后出版了《防疫手册》《肺鼠疫专论》《华北鼠疫之研究》等著作，并初步建立了与国际接轨的公共卫生、防疫系统。满洲里、大黑河等一大批专门的防疫医院也相继建立。后来爆发的山西疫情和东北第二次大鼠疫，很快都在伍连德的主持下扑灭。
东北大鼠疫中，伍连德租下这些民房收容疑似病例
军阀眼中的香饽饽
作为中国现代公共卫生、防疫第一人，伍连德的朋友全是政要名流，包括学界泰斗梁启超、胡适、严复、辜鸿铭等都是他的好友。在他的朋友圈里，更多的是军阀，他们一个个财大气粗，但一旦打仗，伤兵就很多，就迫切需要医护人才，他们将伍连德当成了香饽饽，争相抢夺。第一位是袁世凯，正是他将伍连德邀请回国内，出任天津陆军医学堂副校长。伍连德不知道，袁世凯将他留在身边，其实也是有着自己的一份私心。
东北大鼠疫结束后，袁世凯接见了伍连德，赞扬伍连德为扑灭东三省大疫情做出的贡献，特地委任他为医学顾问，说白了就是让伍连德在工作之余做他的私人医生。此时袁世凯正在请人起草临时宪法，目的是将大权集于一身，并把总统任期由五年延长到十年，而且在任期满后还可以连任，称帝之心昭然若揭。后来他称帝，但不到一百天就在全国人民的唾骂声中倒台。袁世凯下台后不久，就一病不起，他的儿子袁克定亲自来请伍连德为他治病。
不管怎么说袁世凯出任过大总统，是民国时期人人皆知的政界闻人，而且对伍连德有知遇之恩，伍连德自然不敢怠慢，他和另一位受过西医训练的医生一起负责对袁世凯进行病情检验与诊断。
伍连德发现袁世凯面容肥肿，两脚也肿胀，同时伴有高血压、心跳无力，这是典型的糖尿病症状，还伴有肾火。其实因为定期给他检查身体，伍连德对袁世凯的身体状况早就了如指掌。结合袁世凯的身体状况，伍连德开出了精准的药方。第二天一大早他过来查看时，却发现袁世凯并未服用全部的药，也没有再派人去按方取药。伍连德暗自吃惊，在袁世凯病重的时刻，其身边的人竟如此马虎对待，他不能理解。他当即通过仆人通报见到了袁克定，但是袁克定也有他的难处，他正在和袁世凯的几房太太争吵。
原来，太太们怕袁世凯死了自己也不得善终，不但不放心外人请来的医生，连各位太太、妻妾自己请来的医生也互不放心。他们各请各的医生，导致袁世凯病重期间，家中医生成群结队，各开各的药方。以哪位医生的诊断为准，按哪个药方取药，袁世凯的儿子们和妻妾们吵成一团。儿子、太太们意见不统一，医生的药方也互相矛盾。伍连德认为是糖尿病合并肾炎，而另外一些医生则认为是内热所致，病因是阴阳失调，还有说是元气亏损太甚——真正是厨子太多，熬不成汤。群医无首，杂药乱投，袁世凯重病架不住如此折腾，很快就一命归天了。
袁世凯死了之后，副总统黎元洪继任总统，他马上任命伍连德为总统特医，同时还兼任京汉、京张、京奉、津浦四条铁路总医官。伍连德有一天晚上给黎元洪检查完身体，黎总统设宴款待。从来不饮酒的黎总统当晚开怀痛饮，临走时还送给伍连德一颗名贵的鸽血红宝石。伍连德推托不了，只好收下。但是到家后他心里仍然十分不安，忧心忡忡。第二天到朋友那里打听了一下，发现鸽血红宝石不仅是一种名贵宝石，而且是举世罕见的稀有珍宝。伍连德当天回家告诉了太太李淑贞，李淑贞当即二话不说，将鸽血红宝石交还给总统府。黎元洪得知后有点不悦，让秘书将那颗鸽血红宝石再次送交给伍连德。伍连德最后还是拒绝了，他是趁着给总统检查身体时交还的。
伍连德不但拒绝过黎元洪，同样也拒绝过蒋介石和冯玉祥。北伐时期，蒋介石声名日隆，他发现北伐军军医紧缺，而且急需一个有丰富医疗经验的人担任北伐陆军医务主任，负责整个北伐部队医务部，并且要由该主任做出大刀阔斧的改革，将旧军队中随军的郎中改造成现代意义上的军医。有人向他推荐了伍连德。蒋介石对伍连德在东北大鼠疫中的表现十分赞赏，特地抽出时间接见了伍连德，并向他详细介绍了北伐部队的医疗状况。伍连德答应回家考虑后再答复。他没有多想，第二天一早就打电话到北伐部队驻地，婉拒了蒋介石的盛情相邀。
他认为北伐军中的郎中，虽然没有多少医学知识，但都有丰富的民间中医经验，短时间内很难将他们进行改造。而且在他们中间进行改革，将会遭到上下的强烈反对，这样就会耗去他很多精力。经多方考虑，他最终没有接受蒋介石的邀请。这个消息马上传到冯玉祥耳朵里，他出面邀请伍连德到他的部队去。一番接触后伍连德发现，冯玉祥为人急躁，野心很大，难以长久合作。李淑贞也说：“伴君如伴虎，你最好离政治、离军队越远越好。”太太的话与伍连德的所思所想如出一辙，他最后写信婉拒了冯玉祥的邀请。
1950年，伍连德（前排右二）全家福
打造中国现代卫生、防疫体系
伍连德晚年所做的一件事是：系统打造中国现代公共卫生、防疫体系。他认识到，要让这个体系顺利诞生并与国际接轨，必须有一支现代意义上的医学研究机构。1914年5月，由他发起的中华医学会在上海成立。这个一成立就联系了全国三百二十三位会员的我国首个国家级医学学术团体，以巩固医家友谊、尊重医德医权、普及现代医学卫生、联络华洋医界等为宗旨。在中华医学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伍连德理所当然地成为会长。与此同时，经过他的长期努力，北洋政府在北京设立了中央防疫处。
1937年，中华医学会公共卫生学会成立，伍连德任首任会长
这时候袁世凯早已去世，北洋总统徐世昌找到伍连德，想请他出任政府官职。面对走马灯似的北洋总统，长期与北洋政府合作的伍连德心有顾虑，他知道出任一个政府官职，将要耗去他大量的时间与精力。而置身于一团乱麻似的北洋政府，想做成任何一件事都是举步维艰、困难重重。
为了表示诚心，徐世昌特地选在伍连德生日那天宴请他，并且还是最高级别的家宴。徐世昌有一个侧室石雅如会做菜，徐世昌特地将石雅如请过来，做了好几道带南洋特色的菜品。伍连德面对南洋风味的家乡菜和特地为自己祝寿的美酒，分外感动。但是对于接受中央防疫处处长一职，他还是颇为踌躇。盛情难却，伍连德最后接受了这个职位，他对徐世昌说：“好，我接受总统安排的这个职位，但是总统也得听我一句话。”徐世昌说：“有什么话但说无妨。”伍连德说：“我已经向政府提起了至少三次，收回中国海关检疫权。”
中国海关检疫始于1873年，上海和厦门海关率先实行检疫，当时主要是为了防止在泰国和马来西亚流行的霍乱传入。奇怪的是，海关检疫这样的大事一直掌握在洋人手中，中国所有的海港检疫权全被外国人所垄断，外国人担任检疫医官，他们对海关检疫不重视，多起国外流行的霍乱由海关传入中国并流行。
伍连德的一番话引起徐世昌的高度重视，他任命伍连德全权代表政府负责全国海关检疫事务，最终拿回了属于中国的海关检疫权。青岛和厦门海关迟迟不想移交，徐世昌甚至派出心腹协助伍连德工作。他们在厦门连吃闭门羹，最后一次吃了闭门羹之后，他们铺着被子在厦门海关门前的台阶上睡了三个晚上。门房无奈，将情况通报给洋关长，最后才勉强同意交还海关检疫权。
身为北洋政府中央防疫处处长的伍连德自此开始进入职业生涯的全盛期。他主持出版了至今仍在连续出版的著名学术杂志《中华医学杂志》，该杂志面向全世界，中英文并用办刊，是国内第一本以中英文双文出版的杂志。伍连德多次代表中国出席世界顶级医学会议，接受洛克菲勒基金提供的资金资助，赴海外进行专项研究，并向洛克菲勒基金会提议，要求在中国北京地区建立一所现代化的医学教育、研究机构。这一建议最终被采纳，著名的北京协和医院就这样在中国北京落地。以此为中心，伍连德在中国强力推进现代公共卫生、防疫体系，并与国外同行密切合作，多次带领中国医疗卫生代表团前往世界各地，参加卫生、防疫研讨会和学术活动。
伍连德拍摄并珍藏的北京协和医院建成时的图片
一个小小的诊所，是他人生最后的寄托
时间终于到了1931年， “九一八”事变爆发，当时的东北三省已经成了“满洲国”。这一切的幕后策划者就是那个日本的中国通——土肥原贤二，他在侵华日军最高部门负责情报工作，他派人“邀请”伍连德会谈，明确提出要他与日本人合作。伍连德当即拒绝，并且愤而出走。
那天暴雨倾盆，道路被淹，汽车根本走不了。伍连德带着随从雇请挑夫挑着他的研究资料与药品徒步行走在烂泥路上，一天只能走上十多里。就在他从哈尔滨前往大连的途中，土肥原贤二派密探追上了他们，污蔑伍连德是间谍，将他拘留在沈阳。最后因为英国大使出面解救，伍连德一行才重获自由，南下上海。
几年后爆发“七七事变”，大好河山战火纷飞，国内已无安宁之地。日本人对伍连德的追查从未停止。为了个人安全，伍连德悄悄举家漂洋过海重返马来西亚。如同他当年从海外留学归来一样，一个小小的诊所，就是他人生最后的寄托。起点变成终点，仍然是一个小小的诊所，庇护着他最后的人生追求——救死扶伤。其实即便到了晚年，他仍然有许多机会出任要职：二战结束后，马来西亚总督派人来邀请他参加吉隆坡联盟议会，后来的联盟党领袖也盛邀他出任政府高官。但所有的邀请全被他一一拒绝，只要拥有一个小小的诊所为人看病，对他来说一切就足够了。他不需要喧闹，他只需要安静地休息。
1960年1月21日，伍连德——这个中国现代公共卫生、防疫的开创者，在他的出生地——槟榔屿与世长辞，享年八十一岁。
（本文原标题《伍连德：中国现代公共卫生、防疫第一人》，刊发于河南文艺出版社主办的知名期刊《名人传记》2016年第11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