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Xi | 本文首发于微信公众号artag
前段时间拿下金棕榈奖的韩国电影《寄生虫》刷爆朋友圈，这部电影讲述了住在半地下室贫穷的一家四口，通过伪造学历等方法，像寄生虫一般全都进入了富有的朴社长家中工作。然而，舒适的工作环境和优渥的报酬并没有让他们满足，反而更加意识到了自己与社长一家不可逾越的贫富鸿沟，阶级分化导致的仇富心理最终因贯穿影片的“穷人味”而引爆。看到朴社长对地下室男人做出捂鼻子的动作，金司机捡起地上的刀，向朴社长的胸口狠狠扎了下去。
寄生虫 기생충 (2019)
在电影中，两个阶级的共存似乎只能通过穷人对富人的寄生实现，而阶级对立的打破只能诉诸暴力，我们无法将悲剧完全归咎于穷人或者富人。这让我想到了1933年在法国发生的真实杀人案件——帕品姐妹（The Papin Sisters），27岁的克莉丝汀（Christine Papin）和21岁的莉亚（Lea Papin）是一同做女佣的亲姐妹，她们极其残忍地杀害了夫人和小姐，受害人的脸和身体几乎被捣碎，眼球被挖出扔在地板上，作案手法被生动的描述为“血腥狂欢”，但是她们却引起了知识分子的同情并为其辩护，因为知识分子认为谋杀是“剥削工人”的结果，反映了阶级斗争。
Léa (left) and Christine Papin
案件的复杂性还远不止于此，案发后，警察发现帕品姐妹躲在房间内赤裸相拥，她们间竟存在着乱伦关系。案件当时在法国引起了激烈的讨论，萨特和波伏娃都在自己的书中详细阐述，精神分析学家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专门写了一篇论文《妄想症犯罪动机——帕品姐妹的犯罪》。之后，帕品姐妹的故事被多次改编成电影、舞台剧和小说，也成为了经典的精神分析案例。我在很多年前看过三部改编自帕品姐妹案件的电影——《激情姐妹花》（吐槽一下这个译名！）、《冷酷祭典》和《幽情秘恋》。据说让·日奈（Jean Genet）的话剧《女仆》（1947）也是以帕品姐妹为灵感。
激情姐妹花 Sister My Sister (1994)
冷酷祭典 La cérémonie (1995)
幽情秘恋 Les blessures assassines (2000)
不称职的父母，不幸的女儿帕品姐妹来自法国勒芒一个不幸的家庭，父亲叫古斯塔夫（Gustave Papin），母亲叫克莱曼斯（Clémence Derré）。据说结婚前，克莱曼斯在与古斯塔夫约会的同时与自己的雇主有染。然而，当克莱门斯怀孕时，古斯塔夫还是选择与她结婚。两人于1901年10月结婚，五个月后，生下了第一个女儿艾米莉亚（Emilia）。
The Gruesome Case of the Papin Sisters截图
孩子的诞生未能维系家庭的纽带，古斯塔夫怀疑妻子与雇主的关系没有断干净，于是在另一个城市找了一份新工作，想要带全家到新城市开始新生活。然而克莱曼斯宣称她宁愿自杀也不愿离开勒芒，夫妻关系越发恶化，两人都开始酗酒。
当艾米莉亚大约10岁时，克莱曼斯发现年幼的女儿竟然被古斯塔夫强奸，她立即与古斯塔夫离婚。她坚信是女儿勾引的父亲，作为惩罚，她把艾米莉亚送去了邦巴斯德修道院，这家修道院以极严格的纪律闻名。
The Gruesome Case of the Papin Sisters截图
为了报复，克莱曼斯后来一直逃避做母亲的责任，不曾抚养后面出生的两个孩子。然而多亏了酗酒暴力父母的远离，姐妹们在亲戚家和修道院度过了相对健康的童年，关系变得非常亲密，还在修道院学会了许多生存技能。后来艾米莉亚成为了一名修女，这让母亲非常愤怒。
纪录片《寻找帕品姐妹》截图
克莉丝汀出生于1905年3月8日，从小跟姑母和姑父生活，度过了幸福的七年时光。本计划和姐姐一样进入天主教孤儿院成为修女，然而母亲不愿意浪费用她赚钱的机会，逼迫她就业。克莉丝汀工作非常勤奋，擅长烹饪，只是有时会不服从管理。
最小的妹妹莉亚出生于1911年9月15日，从小和舅舅一起生活，直到舅舅去世。之后，她住进了天主教孤儿院，直到15岁参加工作。莉亚的个性安静、内向、顺从，她被认为不如克莉丝汀那么聪明。帕品姐妹在勒芒的各个家庭中担任女佣，尽可能地在一起工作。
young lea papin
完美女佣1926年，克莉丝汀和莉亚开始在兰斯林家担任女佣。男主人勒内·兰思林（René Lancelin）是一位退休律师，他与妻子蕾奥妮（Léonie）和小女儿吉纳维芙（Genevieve）一起生活（大女儿已结婚搬走），住在勒芒市布鲁耶街（rue Bruyère）6号一栋漂亮的两层联排别墅中。
兰思林先生，纪录片《寻找帕品姐妹》截图
根据外部账户显示，兰思林家对帕品姐妹不薄，按时支付标准工资，提供和主人一样的食物和一间有暖气的房间。帕品姐妹也工作得非常出色，是人人称道的完美女佣。
Lea and Christine
然而看似和谐的主仆间却有着令旁人匪夷所思的相处方式，在案发前的整整七年，帕品姐妹都没有和女主人蕾奥妮说过一句话，她们仅通过书面指示进行沟通。就连姐妹间也很少说话，她们仿佛有心灵感应，不需要语言的交流。
蕾奥妮是一位要求完美的女主人，她经常在家具上进行 “白手套测试”，以确认家具一尘不染。在帕品姐妹为兰思林一家工作几年后，蕾奥妮患上抑郁症，姐妹们可能成为了她发泄的对象，有时甚至会让女佣跪在地上捡起遗漏的纸屑。
蕾奥妮与吉纳维芙，The Gruesome Case of the Papin Sister
血腥狂欢1933年2月2日，这是一个星期四的晚上，女主人蕾奥妮和女儿吉纳维芙外出购物回家后，发现家中断电，克莉丝汀下楼向夫人解释道，停电是由于自己插入了有故障的熨斗。蕾奥妮变得怒不可遏，可能在一楼的楼梯平台试图惩罚克莉丝汀。
克莉丝汀的怒火突然被点燃，她冲向吉纳维芙，掏出了她的眼睛，还命令妹妹把蕾奥妮的眼睛也挖出来。失去双眼的母女无力放抗，克莉丝汀跑到楼下厨房拿了一把菜刀和一把锤子当武器，还用一个沉重的锡制水壶猛击母女头部。据说当时吉纳维芙正值生理期，姐妹两掀起她的裙子，用刀在她的臀部和大腿上乱割乱划，把她的鲜血和经血泼在蕾奥妮身上。
帕品姐妹的暴力大约持续了30分钟，两位受害人的面庞和身体几乎被捣碎，这段暴行被法国精神分析学家雅克·拉康生动地形容为“血腥狂欢”（“orgy of blood”）。
Papin sisters, diagram of scene of crime
狂欢结束后，帕品姐妹首先清洗了这些凶残仪式中所用的器具，并在沐浴更衣后同寝一榻，最后，互相道一声“太脏了!”总结方才自己骇人听闻的行径。
供认不讳兰思林先生本来与妻女约好当天参加晚宴，然而抵达晚宴后却不见妻女的踪影，于是他大约在18:30至19:00间和女婿一同返回住所。当他们到家后，发现整个房子一片漆黑，只有帕品姐妹的房间有微弱的灯光，房屋前门从里面闩上了，使他们无法进入。他们觉得可疑，立即到当地派出所寻求警察的帮助。
警察翻过花园围墙进入了兰思林的家，一打开门，屋内的场景让所有人目瞪口呆，兰斯林夫人和女儿吉纳维芙的尸体血肉模糊地摊在泊中，根本无法辨认，兰思林夫人的一只眼睛落在她脖子上围巾的褶皱处，吉纳维芙的一只眼睛在她的身下，另一只在附近的楼梯上。
The discovery of the bodies
警察随即上楼去寻找帕品姐妹，两人的房门紧锁，敲门也没有回应，只得找了一名锁匠把门打开。打开房门，发现帕品姐妹赤身裸体地一起躺在床上，一把沾满鲜血并粘着发丝的锤子放在床边的椅子上。经过询问，姐妹们对杀人供认不讳，警察也很快找到了作案工具作为证据：一把菜刀、一把锤子和一个锡制水壶。
The funeral of the Papin Sisters' victims
审判帕品姐妹被捕后并未供述任何可被理解的犯罪动机，也没有流露出任何对死者的恨意或愧疚，只是担忧要共担责任。
Discovery of the sisters on evening of the murder
The two sisters readily admitted to the murder
当她们被分开监禁后，克莉丝汀变得异常痛苦。有一次狱警心软，同意让姐妹两见一面，据报道克莉丝汀一看到莉亚就扑到她身上，解开她衬衫上的纽扣，乞求道“请说是的！”，这暗示着两人间不同寻常的乱伦关系。在1933年7月，不堪忍受与妹妹分离的克莉丝汀甚至试图掏出自己的眼睛，并陷入“性暴露”活动中，此后不得不被套上紧身衣。当地方法官介入调查时，克莉丝汀声称自己在试图自挖双目时和杀害兰思林母女时所经历的感受相似。
关押帕品姐妹的监狱
9月30日，法庭对姐妹的审判开始。法院委任三名医生对帕品姐妹进行心理评估，以确定她们的精神状态。尽管帕品姐妹的家庭中有精神病史（叔叔自杀，堂兄住在收容所），医生最终还是认定帕品姐妹没有病理性精神障碍，她们是在理智的状态下犯下罪行。陪审团花了40分钟给姐妹定罪，基于医生的诊断，谋杀罪名成立，姐姐先是被判在勒芒广场斩首，后改为无期徒刑，而莉亚则被认为是受到姐姐的操控，所以得到轻判，被判10年有期徒刑。
与莉亚分离后，克莉丝汀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时而抑郁，时而癫狂，最后拒绝进食。监狱官员把她转到雷恩的精神病院，期望那里可以为克莉丝汀提供专业的帮助，然而这一切只是徒劳，失去妹妹的克莉丝汀像失去太阳的花朵迅速枯萎，最终于1937年5月18日死于恶病质（消瘦而死），终年32岁。
Christine being lead to a mental institution
而莉亚由于在狱中表现良好，获得了2年减刑，于1941年被提前释放。之后她与母亲一起住在法国西部南斯的小镇，用假身份在酒店当女仆谋生。
Lea Papin, photo taken the day of her release
有些人认为莉亚在1982年去世，但法国电影制片人Claude Ventura声称在2000年发现莉亚居住在法国临终关怀中心，并制作了电影《寻找帕品姐妹》（En Quête des Soeurs Papin）。在影片中，他声称是莉亚的女子由于中风部分瘫痪并无法说话，最终于2001年去世。
《寻找帕品姐妹》(2000)
莉亚的照片
《寻找帕品姐妹》声称是莉亚的女子的照片
妄想症关于帕品姐妹的精神状态人们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虽然当时法院认定帕品姐妹没有精神疾病，但心理学界后来普遍认为她们患有“共享偏执症”（Shared Paranoid Disorder），这种疾病多发生于一群或一对与世隔绝的人中，由其中一个人主导，“主动的妄想主体向被动的愚笨主体施加某种偶然的暗示”，犯罪行为可被理解成由“妄想型信念产生的犯罪动机”所触发出的一种激情反应。在帕品姐妹的关系中，个性驯服的莉亚完全听命于固执且占主导地位的克莉丝汀。
雅克·拉康在《妄想症犯罪动机——帕品姐妹的犯罪》一文中提出克莉丝汀曾说过许多“妄想性的主题”，她询问两位受害人还好吗，她认为受害人复活于另一个身体中，还宣称“我坚信下辈子我会是妹妹的丈夫。”至于“姐妹俩之间是否存在性关系”这个问题，至今都没有定论，当时为帕品姐妹辩护的罗格尔（Logre）医生提出过“心理上的夫妻关系”这个微妙的术语。
镜像的姐妹
姐妹二人未分开之前是共生的关系，她们相互将对方置于镜子的位置，通过从对方身上映照出自己，来给自己以根据，并发现自己。姐妹俩看起来都有各自独立的人格，实际上，相互把自身的形象映照在对方身上，并将它作为自己的形象来接纳，因而在对方身上演出了自己的人生。
姐妹二人相互以对方为镜像中的自己，从而获得在分散零乱的自己当中发现一个整合性的契机，热内在其作品中，描述了两人每晚轮流表演“夫人—女仆”游戏的情景，就是巧妙地表现了这一点。热内的剧本将案件作为游戏的延伸谨慎地表达了出来。
案件在经常构成的游戏这个镜面的替换中，突然作为异样的东西显现出来。尽管如此，姐妹事件酷似埃梅事件。埃梅围绕着发现自己的认同机制，就像与认同主人性的对手争夺一样，对镜像的认同变成了转向残虐事件的直接诱因。当然，镜中之像由于嫉妒关系这种不均衡的关系，将攻击性导入了自己的内部。
这样，争夺主人性的姐妹二人必然被卷入你死我活的本源性的破坏活动中。而且，将象征她们主人性的夫人和小姐大卸八块。
——福原泰平 《拉康：镜像阶段》之帕品姐妹题外话，拉康在1933 年与达利等超现实主义艺术家交往密切。他连续在巴塔耶命名的超现实主义杂志《米诺托》上发表文章，讨论精神病与艺术风格的关系，讨论帕品姐妹命案的这篇文章尤其引人瞩目。
阶级斗争帕品姐妹的案件在当时被大肆报道，法国民众大多惊诧于作案手法的残暴，要求将姐妹处以极刑；而法国知识分子则对帕品姐妹报以同情，认为姐妹是阶级剥削的牺牲品。帕品姐妹每天工作14个小时，每周只休息半天，这难道不是对工人赤裸裸的剥削吗？革命必然伴随着鲜血，为了解决对立阶级之间的矛盾，帕品姐妹只得举起了手中的刀，谋杀是阶级斗争的象征。
在鲁昂，在勒芒，甚至在我学生的母亲中，都不怀疑那个因为打碎盘子克扣女佣工资、带上白手套去寻找家具灰尘的女人值得死一百次。在报纸刊登的老照片中，克莉丝汀和莉亚头发卷曲、身穿白领，看上去多么理智啊！怎么在案发后被拍的照片中就变成了被公众谴责的憔悴的复仇姐妹呢？应该谴责的是她们童年的孤儿院、农奴制度、整个被体面人建立的丑恶制度，这个制度产生了疯子、刺客和怪物。这台吞噬一切的机器只能通过惩戒性的恐怖行为才能被正当地谴责：这两姐妹把自己变成了一种黑暗形式的正义的工具和殉道者…两个被砍成碎片的资产阶级女人必须进行血的赎罪。真正的凶手没有受到审判。
——波伏娃 《岁月的力量》（La Force de l'âge）1960
如果说刻薄的兰思林夫人被勤勉的帕品姐妹杀害是罪有应得（其实也并没有确凿的证据表明兰思林夫人虐待帕品姐妹），那么《寄生虫》中善良的朴社长被好逸恶劳的金司机杀害也是可被理解的吗？朴社长一家单纯又多金，简直是完美的雇主，然而还是逃不过被仇视的命运，这让我想到了夏布洛尔根据帕品姐妹事件改编的电影《冷酷祭典》。《寄生虫》的导演奉俊昊在戛纳的采访中表示自己深受夏布洛尔影响，他很可能也看过《冷酷祭典》。
共生还是毁灭《冷酷祭典》不像另外几部改编电影着重表现姐妹间的禁忌之情，略去了感情线，个人觉得是改编电影中最好看的一部。概括来说，《冷酷祭典》讲述了女佣苏菲因自己不识字而自卑，在仇富朋友珍的教唆下萌发反抗心理，最后仅仅因为这个秘密被发现就恼羞成怒杀死雇主全家的故事。
《冷酷祭典》主演 伊莎贝尔·于佩尔 和 桑德里娜·博内尔
以此片获得第52届威尼斯电影节 沃尔皮杯 最佳女演员
这个故事和《寄生虫》有一些类似，首先，两个故事中的雇主都很友善，苏菲的雇主送她配眼镜、出钱送她去学车、知道她是文盲后还想教她识字，完全不会像苏菲想象得那样看不起她；其次，两个故事的主人公都对自己的问题采取逃避态度，《寄生虫》中的金司机一家叠个纸盒都投机取巧，不愿通过努力改变贫穷的现状，而《冷酷祭典》中的苏菲不愿意面对自己的阅读障碍，选择逃避、说谎、甚至去威胁知情人。自卑源于自恋，觉得自己是委屈的受难者，不会检讨自己，一味把问题归咎于他人，从而无法看到他人的好（例如认为雇主的善良都是伪善），很容易以怨报德去犯罪。
正因为如此，观众在看完这两部电影后都很难对主人公产生同情，甚至会非常厌恶。有人觉得《寄生虫》的导演奉俊昊是个“圣母婊”，有人觉得《冷酷祭典》里的苏菲和珍就是两个反社会人格的疯女人。
坦白说，我最初只是把帕品姐妹案件当做一个猎奇的故事看，完全没有联想到阶级斗争，后来得知法国知识份子把案件和阶级斗争联系在一起还觉得很惊奇，如今仔细查阅了帕品姐妹的资料后依然觉得有些牵强。如果按辩护者的逻辑，基本所有犯罪都可以归咎于阶级矛盾或原生家庭，就连杭州保姆纵火案的莫焕晶也不是没有可怜之处，只不过是谁更惨更惹人同情的问题。
在帕品姐妹案件和电影中我感到的更多是人性的困境，阶级矛盾只是起到催化剂的作用。特别是《冷酷祭典》中苏菲为了掩饰自己文盲的一些行为让人有毛骨悚然的共鸣，我们生活中多多少少会为了隐藏自己的自卑而撒谎、掩耳盗铃、在幻想中构筑一个理想化的自己，当幻想的泡沫被戳破后，极端者宁愿一起毁灭也要维持假象。一个人对待自身缺陷和逆境的态度决定了他品性的最低处。
苏菲为了掩盖自己不识字，假装自己近视，把自己关在房间看电视假装没听到电话声和敲门声。
犯罪者并不是恨上层阶级，而是恨自己不是上层阶级。只要人类还存在个体差异，就必然会有阶级存在，彻底消灭阶级是不可取的，能做到的只是缩小差距。富人的善良纵使是伪善，但却给对立阶级提供了体面的共生环境。选择寄生还是共生，共生还是毁灭，这是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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