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占彬
打麦场和麦秸垛，是中国北方乡村最后一幅集体农事风俗画。我说这话并不夸张。从理性角度看，无论是画家还是作家，要想准确描绘和叙述那段历史，都离不开打麦场和麦秸垛，因为它是农村和农民的根，是集体主义道路、集体主义生活的生动体现和直接表达。
故乡的打麦场对我的印象是深刻的，何止深刻，它简直是我生命的某一部分，它养育了我，操劳着我，热爱着我，也忧郁着我……打一个真实的比仿，那时的打麦场犹如现在年轻人须臾不可离的超市和网吧，在打麦场上最活跃的人，就是现在的”网红”。
最大的打麦场建在村东口，有三四亩大，几乎是半个村庄农人农事表演的舞台。从春到冬，打麦场很少有清净的时候。
春天，打麦场上残留着去年的麦秸垛，一个一个地圆垛塌陷了，猪狗在里面作窝。阴雨天，母亲做饭找不到引火柴，就让我作“偷儿”，扛上背篓，去麦秸垛掏几缕干麦秸，回来塞进灶膛，这一顿饭就有了指望。社员们很自律，不到十分紧要的地步没人去偷麦秸，因为那是集体的东西，偷回去属于”损公肥私”，要遭到阶级斗争学说的批判。
紧挨打麦场挖一个大粪圈，麦秸以及麦场上的其它杂物都是用来沤粪的材料，当时流传一句话：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起粪常常是一件令人惊乎不已的事，在”学雷峰”活动热潮中，社员争当“无名英雄”，一个晚上一圈粪被撩出来，其“功劳”竟无人认领。村革委会宣传组在宣传栏里一再表扬。不知其人，但颂其德，画了三个大大的！。
临近麦收，是要清场的。打麦场有半个多月的安静。
天气炎热，晚上，我和伙伴们在小沙河里洗完澡，带着一身污泥味来到打麦场上听潘寨大叔讲故事。潘寨大叔是队里会计，全村唯一一个中学毕业生。他已经把鞋子脱了垫在屁股下。讲孟江女哭长城，讲孔雀东南飞，偶尔仰头望一眼北斗星，诵一句唐诗：纤云弄巧，飞星传恨，亏了牛朗织女……全然不懂那女人有多大怨屈能把长城哭倒，孔雀又为什么往东南飞，那是一种很美丽的鸟儿，它会落在梧桐树上吗？我们瞎问。麦场周边长满绿草，发出淡淡的清芬。这时的潘寨大叔变成麦场上最大的”网红”，人们搬着凳子纷纷凑过来听他讲古。
有一段时间，家里一只母鸡常丢蛋，母亲吩咐我去找，说最有可能在麦场上的麦秸垛里。大中午，我去了，没有找到我家母鸡，倒是捡了两枚鲜白的鸡蛋，拿回家喜不自胜。从此，天天中午到麦场溜一圈，把麦秸垛翻看个遍。
过了几年，村里分队了，由四个生产大队变成八个小队。我们队失去了村口大场，在村南岗上硌了一个小场。说小场也不小，有二亩大。硌场那天全队社员出动，先是用犁铧把场地划破，然后撒上细麦秸，再淋上水，等太阳把土壤晒到劲道时，众人挥动铁笆子搂平，套上牛拉动碌碡在上面反复碾压一一一块新鲜平整的打麦场诞生了。
我的青春便与这块打麦场建立了协约关系。
七十年代中后期，农村逐渐脱离牲口拉碌碡压麦子的历史，换上了当时认为先进的脱粒机人称”扑楞子”一一大铁皮裹一根轴，轴上焊上一条龙似的有规则的铁棍。这样的机械带动的脱粒机如张开大饕餮大口，打麦子进度快多了。麦收时节，打麦场上日夜喧哗，灯火通明。男男女女干得累了，实在支持不了，手握杈把扫帚往麦秸堆上一躺睡着了。魏兰和大明平日形影不离，这一躺便躺出了奇闻：俩人一睁眼，如鱼儿嘴对嘴“相濡以沫”一一抱在一起了。有了第一次，便有第二次、第三次，俩人如胶似漆，也不顾灯火通明和昏天黑地了。往往干着干着活二人不见了，大家心知肚明，叽叽喳喳笑着议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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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欲年代，文化大革命尚没结束，正常恋爱也会上升到生活作风问题，那可是阶级斗争的一项内容。对这种花红柳绿的事人们先是惊奇，后来习以为常。但总归这个样子太影响生产，污染公众道德。村革委会副主任民兵连长兼治安组长前来“逮奸”，从麦秸垛里将二人翻出，勒令站在麦场上向全队社员做”检讨”：”怎么回事，说说？”
俩人并肩站着也不害臊。大明说：“到年龄了，憋的。”
”憋的，那是屙屎吗？能憋得住？”
大明说：”就是因为没憋住，才犯了错。”
民兵连长骂：“憋你娘的屁！”又对魏兰说：”女方，你也说说？”魏兰脸红得透心。
这种事不扒皮还有点脸面，扒破了怎能不流水呢！她咬咬牙：”俺这不是丑事，是真正恋爱。”“什么，还真正恋爱？”
民兵连长是自村人，知道他们的家史。指着魏兰的鼻子骂：”你不要脸了，你老子还要脸，你爹娘还要脸！再说，你不知道大明什么成分吗，富农，富农羔子！你是拿自己的青春蘸砒霜呀！”……
打麦场上鸦雀无声。魏兰先是气恨，后来抽泣了，麦粒大的泪珠掉下来。
民兵连长又道：“乡邻乡亲的，犯了这种丑事，瞒是瞒不住的，交由公社革委会处理吧。”当下，俩人被两个民兵押着去了公社革委会治安办公室。
接下来后果可想而知，俩人戴着牌子游了三天街。丑名丧尽了，被放回来。如此一场大劫，彻底消弥了两个年轻人的心气儿，青春，如柳树上的叶子，不至秋，黄了，落了！史书上说：有情人终成眷属。可惜大明和魏兰棒打鸳鸯两厢飞。
打麦场像个吸盘，与社员群众的生活紧密相连。父亲当队长那几年每年种二亩黍子，解决社员们使笤帚问题。黍子熟得早，刚到秋头上就收割了。上午趁社员出工打个召呼，中午吃过饭都到打麦场上刮黍子去。这是个一举两得的事。黍子这东西口紧，不容易碾落，借让人们整笤帚的口，将黍米刮下，又省工又快当。我见过那场面，随母亲去，带了刀具，争抢着把到手的黍子握成束，用镰刀或菜刀垫到凳子上猛刮，刮得越多，获得的黍秸越多，整出的笤帚越多，也意味着家庭生活干净和谐。用笤帚扫地虽说慢但扫得净。因为那会儿买把竹扫帚很贵，人们舍不得花钱。至于缚笤帚则是另一种技术活，很有趣，不在此赘述。
打麦场是社员群众的生活场、生命场。哪个麦场上的麦秸垛多，标志着那个生产队打得粮食多，社员生活也较富裕。诚然，秋天收割的谷子高粱和大豆也运到麦场上处理。
有趣的是，冬天，打麦场变成了一个童话。白雪皑皑的夜晚，几个人去看场，守护那些沒有分到农户的红薯胡萝卜。心生野趣，在场边挖个坑，用坷垃围着垒起来，像尖顶城堡，大家管它叫“坷垃窑”，捡一些好红薯准备在旁边，用干柴塞进窑里拼命烧，直烧得坷垃变红，把红薯轻轻放进去，猛然把坷垃砸碎砸成面覆住红薯，再盖上一层湿土，摁实了。从容地躺进庵棚睡上一小觉，再合伙去扒开，热腾腾的土窑将红薯焖烤的皮焦瓢面，香甜如蛋黄，非常可口。堪比现在电烤箱里烤出的红薯，别有一番风味。
最后一次在打麦场上作业，是改革开放前一年，和父亲到场上脱水坯。水坯是用来盘炕的。初春和秋后若谁家炕坏了，要换水坯，都来打麦场上脱。因为麦场边有上好的泥土和柔细的麦秸，这是脱水坯的上等原料。脱出的水坯方正光亮，质地柔韧，抗拉力强。麦场上早有几家脱出一大片。或许大家预感到生产队要解散，提前做些必备的家务事儿。
一九八一年，生产队正始解散。打麦场闲了下来，后来分田到戶了。打麦场那片楞是不长庄稼。生长的麦子矮矮的瘦瘦的，原因是土壤太板结，过了三四年才好起来。
我曾在一篇短文里诗意地赞美打麦场和麦秸垛，称它们是母性的，是一个时代中国农民生活的产床。麦秸垛像母腹闪耀着盛壮的细柔的纹理的光辉。它们培育了不止一代人的集体意识和集体精神。至今回忆起来仍感到温暖。
打麦场和麦秸垛消失了。做为亲历者，耽于回味那个岁月。如今大明和魏兰也老了，他们分别住在不同的村庄。经历那样一场火热的带着邪恶意识的考验，他们有着怎样一个人生呢？他们对打麦场和麦秸垛会有更深刻的记忆和热情的眷恋吧！
2022年8月31日于北京
（作者系河北省作家协会会员，高邑县作家协会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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