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戴志强
整理｜方晓 王菁菁 转自《中国收藏》
钱币收藏从民国到当代，有一段“子承父业”的佳话被广为传颂。父亲戴葆庭——近代著名钱币收藏家、鉴定家与泉学家，一生过手珍泉无数，立著颇丰，是极富传奇色彩的大家；儿子戴志强——中国钱币博物馆首任馆长、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中有关钱币的条文基本都是由他起草的。之所以能演绎这样一段佳话，少不了“天时、地利、人和”。
2021年秋，《中国收藏杂志》杂志记者在京专程拜访戴志强先生，戴老兴致勃勃的讲述了他的成长世界：家庭熏陶的耳濡目染、高人齐聚的泉社雅集、著名学者执着的“一本书主义”……年少时得天独厚的成长经历，对戴志强先生后来的人生起到“非一般”的影响。对于钱币的收藏研究，他会给年轻人哪些建议？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聆听戴老的深情回忆吧。
60多年前，10岁的戴志强第一次走进父亲友人彭信威的书房，看到了使他无比震撼的一幕：
“到处都是书，塞满了书，人坐在书桌前，就好像埋进了书海里。”
采访中，当年逾七旬的戴志强先生几度描述起这个令自己毕生难忘的场景时，他的眼中有光，划过时光荏苒，好似某种力量在我们心头轻轻地点了一下：
也许这一刻，当年那个小小少年的身影，正跨越时空，与倾听往事的我们渐渐重合……
（以下内容为戴志强先生的角度讲述。）
戴志强 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 中国钱币博物馆首任馆长
转折——
在古玩市场“泡”大
我父亲的生活很简单，白天工作，晚饭后不喝酒不吃茶，就是去书房看钱币，这是他几十年养成的习惯。如果哪天没有看钱币，他会觉得少了点什么，这一天都过得不完整。
所以自我懂事起，看到的就是钱币；等到年纪稍微大一点，在父亲把玩钱币、翻看泉谱的时候，也会凑过去默默地跟着看。两个人都不怎么说话，最多他兴致来了会给我指点，比如这两枚都是开元，区别在哪里，那两枚五铢又有何不同，几句话而已，没有刻意地灌输，更没有强求。但毕竟耳濡目染，家庭熏陶催生了我对钱币的情感萌芽。
要说比较大的认识转折点，应该是在我9岁到11岁上小学五六年级的时候。说起来很有意思，我的学校在上海河南路与延安路拐角处，隔壁就是上海自然博物馆，斜对面是上海博物馆，文化氛围很浓。父亲的“戴葆记”店铺开在老的上海古玩市场，地处广东路与江西路交汇处，而我们家又搬到了江西中路130号，离市场非常近。照这个路线，放学回家，我要先经过古玩市场，因此总会到父亲店里待上一会儿，周末几乎就在市场里泡着了。可以说，中学之前，我是在古玩市场“泡”大的。
戴葆庭先生过八十大寿时留影。据戴志强先生介绍，照片中的这把太师椅，戴葆庭先生晚年甚为喜欢。这也是此张照片首次公开发表。
雅集——
如此场景很难重来
当年，钱币界的精英人物主要都在上海，珍贵的藏泉也集中在这里，中国泉币学社就在沪上活动。学社的社长是丁福保先生，具体事务执行者是罗伯昭先生。每周六下午，学社会举办社员谈话例会，相当于现在的沙龙，地点基本都在罗先生家里。
罗伯昭先生的生意做得很大，他的家是安福路上的一幢小洋楼，那一片区域用现在的话形容就是“富人区”。托父亲的福，我有幸在上世纪50年代赶上了他们的聚会，如果没记错的话，参与者中就我一个小孩，也算得上是特例了。
在我印象中，每次参加例会的大约十来个人，今天看来，那都是一个个响当当的名字。罗伯昭先生做东，常去的除了我父亲，还有沈子槎、孙鼎、张絅伯、郑家相、王荫嘉、马定祥、杨成麒等先生，都是泉社的骨干力量；彭信威、陈叔通等先生有时候也会去。
我父亲与人交往很谦虚，比如马定祥先生的年纪其实比他小了21岁，但他也会称马先生一声“兄”，这是一种客气，所以我也随着称呼他们为“伯伯”。
参与交流的藏品包括几个方面：一是珍品，二是有争议的，三是新发现。除此之外还会有一点别品，即根据各人爱好，纯粹拿过去供赏玩的。他们之间的交流总是在文雅的气氛中进行，展示藏品也是痛痛快快，谁有意见都可以发表，看法坦率直接。我记得，张絅伯先生是这些人当中脾气比较大的，但即便如此，也未见他跟人争得面红耳赤过。
等到讨论结束，诸位伯伯带来的钱币就允许让我看了，而且可以上手。正是有了这样的经历，不夸张地说，包括上海博物馆、中国国家博物馆在内，这些国有博物馆的重要钱币当年尚在民间收藏时，绝大多数我都见过。
戴志强先生与父亲戴葆庭先生的合影 摄于1961年
影响——
“一本书主义”令人震撼
高人相聚，令我既增长了知识，又陶冶了情操。而父亲的友人中我印象尤为不一般的一位，是复旦大学教授彭信威先生。
1956年，彭信威著《中国货币史》出版面世。这是他数十年专研的心血之作，也是中国货币研究领域的扛鼎之作。时至今日，当代中国任何一位金融货币史的爱好者或研究者，都离不开这本书。而1953年到1955年间，我常跟父亲去他家，恰好见证了《中国货币史》的成稿过程。
为了写这本书，这期间彭先生每个礼拜都要来找我父亲，一待就是半天。他人比较高大，性格特别爽快，进门以后笑声朗朗。
彭先生来时，只要我在家，一定要去听他俩聊天。待到我父亲去给他送资料，我也跟随前往。我至今都不会忘记第一次进他书房所看到的情景。四周靠墙全是书柜，摆满了书；一张大书桌的上面也都是书，桌边、凳子上放的还是书……人坐在书桌前，就好像埋进了书海里。对于才10岁左右的我而言，这个场景在脑海里简直难以磨灭！
回家的路上，父亲告诉我，说彭先生是“一本书主义”，《中国货币史》没有出来，他是不会结婚的。后来彭先生终于成家，我有幸参加了婚礼。新娘是他的研究生、出书的得力助手。
“一本书主义”还有另外一层意思。在彭先生看来，自己毕生研究的意义就在于这一本书，因此第一版不是终结而是新的开始。他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寻找和补充资料，于1958年出了第二版，上世纪60年代出了我们现在常见的第三版，该版的文字比起第一版翻了几乎一倍。我相信，如果不是他在上世纪60年代就去世了，《中国货币史》肯定还会有第四版、第五版……
就这样，在父亲的引路下，了解他的“朋友圈”，年少时这些得天独厚的经历，为我后来的学术道路做了非常重要的铺垫。
插曲——
不相信它是“一孔之见”
1966年，我从复旦大学历史系毕业，后被分配至河南安阳的文博系统工作；1984年调京，又与当代货币制造、货币金融打交道，并且在上世纪90年代主持筹建了中国钱币博物馆。这个过程中，钱币学研究的大门开始彻底向我敞开。
早年前我曾经提出过一个观点：钱币学与历史学、考古学、文献学、化学、金融学、银行货币学等等都有关系，它是一门交叉学科。
不像中国的历史研究有大量丰富的文献资料，西方人尤其是欧洲人，对于自己国家历史的了解和说明，主要就是靠钱币。因此，钱币学研究在欧洲非常受重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下直属的几个学科就包括了钱币。相比之下，中国在钱币学学科理论研究方面，无论是认识还是起步都比较晚。这又让我想起了当年的一个小“插曲”。
上世纪60年代戴志强先生留影 （图片由戴志强先生提供）
上世纪80年代初，江苏盱眙出土了一批春秋战国时期楚国“郢爯”金版，数量多、体量大，十分重要。后来它们入藏南京博物院，我特地去看过一次。
那一次，时任南京博物院院长的姚迁先生接待了我。他非常照顾我，专程拿出了库房文物。但姚先生说话耿直，在他眼中，钱币就是“一孔之见”“一得之见”，他不理解我为何要执着于这个门类的研究。
现在想来，有不同的看法也很正常。不过那时年纪尚轻，猛地一下听他这么说，我有些接受不了。这句话给我的刺激很大，当下便立志，非得把这“一孔之见、“一得之见”做成一个学科不可。
应当看到的是，近年来，国内对钱币学的关注和研究已经有了很大的起色。而随着研究的深入，我的认识也在不断更新。譬如最近我就常常思考：钱币有自己的研究对象、方法与目的，称之为独立学科似乎更加合适。
传承——
靠教科书教不了鉴定
既然是一门学科，就离不开人才的培养。
一方面是对体制内专业鉴定人员的培养，对此，上世纪80年代曾做过的一次培训，其效果和影响哪怕现在看来，也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这场培训由中国钱币学会发起，国家文物局组织，在河南省文物研究所举办，为期3个月。当时来自各地博物馆、文物系统的从业者和钱币学会的会员参加。
前两个月的培训内容，由包括考古、古泉、纸币、金银币在内的全国顶尖专家集中授课；最后一个月用来实践。由学员在文物研究所选择古钱，然后写亲历报告，带队指导老师是唐石父、高桂云与董德义三位。后来这些学员逐渐都成长为了系统中的骨干精英。
2019年10月18日，位于浙江绍兴的戴葆庭钱币文化博物馆正式开馆。近百位泉界人士参与此次盛会，戴志强先生在开幕式上致辞演讲。
（图片由陈宝祥先生提供）
那次我也去讲了十天的课，分两个部分：一是钱币的名词解释，讲了两天，二是两宋钱币，讲了八天。
同一时期，文博领域还发生了一个大事件，即摸底各地文博单位所藏书画。过后，国家文物局内部也产生了一定的观念变化。时任局长张文彬就曾说：对文物鉴定人员的培养，可能还是要采用一些家学的办法。
作为过来人，我深感真正的文物传承，从教科书上是得不到的。跟着高人实战，他走到哪你跟到哪、看到哪、听到哪，日积月累才会得到最好的效果，传统家学式的培养不能完全摒弃。
后辈——
帮助他们站高看远
除了对体制内专业鉴定人员的培养，对民间收藏研究群体的培养也是十分重要的。我从2014年开始招收徒弟，目前有贾晖、刘飞燕、赵梓凯、佟昱、董瑞、陆昕、陈宝祥、陈文军、汪洋、宋捷十位弟子。他们中最大“60后”、最小“80后”。
收徒弟我最重视的是人品，其次是对方本身要具备一定培养基础，再就是灵气和悟性。
入门后他们十个人做的第一件事即成立了善泉社，这个名字出自我送给他们的师训——“为人之道善友友善，治学之道善见见善”。这几年我也借鉴了父亲他们当年雅集的模式，不定期地召集徒弟们一起聚会、交流，同时指导他们以善泉社的名义将各自的研究成果汇集整理出版。其实他们本身已经很用功了，我无非就是点拨一下，帮助他们能站得高一点、看得远一些。
戴志强先生从2014年开始招收徒弟，他们中最大“60后”、最小“80后”，并成立了善泉社，这个名字出自师训——“为人之道善友友善，治学之道善见见善”。（图片由陈宝祥先生提供）
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喜欢钱币收藏，这是我乐于见到的。但进来以后怎么走？一是对他们的引领，二是自身的学习，这两点都很重要。比如我注意到，很多年轻收藏者尤其在意品相，越漂亮越好。品相当然很重要，这一点我不否认；但品相绝对不是唯一标准，过于强调就容易让你的收藏流于表面。
近一两年，我看到市场上不少普品的价格都在上涨，有的甚至还涨得很快；但某些真正数量少的泉品，价格反而上不去，这是不正常的。说明人们对其在钱币史上的地位认识仍然有欠缺。一个真正的藏家，对钱币的历史和学术价值显然会重视。所以我建议年轻收藏者要坐下来、钻进去，进一步深造才能提高。否则，你的收藏是不能持续的。
责任——
与他们共事是“神仙开会”
前面提到国家文物局组织摸底文博机构馆藏书画，引出了我的另一段回忆——进入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这也是我所担任过的最为严肃、重要与特别的一个职务。
1986年，在时任国家文物局流散文物处处长刘巨成的主导下，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成立。对于委员人选的考虑，刘巨成的标准很直接，就是鉴定眼力。眼学是鉴定的核心，如今回忆起来，我认为在这件事上，他的想法是很具开创性的。
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第一届成员一共54名，其中8人在60岁以下，50岁以下的只有两个人，我当时42岁，是这批成员中年龄最小的。我们中绝大部分人都跟古玩市场打过交道，更有当过学徒、做过生意的。
戴志强先生是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的第一届成员，而且是这批成员中年龄最小的。
（图片由戴志强先生提供）
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成立后的第一届大会在北京国谊宾馆召开。国家对此事很重视，成立大会结束后，又举行了一个小规模座谈会，时任国务委员谷牧同志在会上说得很明确：第一，在座的各位是鉴定国宝的人，你们自己也是“国宝”；第二，只要没有特殊情况，终生任职。
与老先生们共事，最初的鉴定委员会开会俨然就是“神仙会”，怎么聊都可以。其中我印象很深的是启功先生，只要有他在就很热闹。启先生十分豁达，譬如聊到当时市场上仿他书法的人很多，他哈哈一笑：“他们写得比我好”。与人交往，他并不在意对方身份，该怎么说就怎么说。
在外界看来，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的工作多少有那么一些神秘的色彩，好奇我们日常做些什么，我归纳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国有博物馆藏品定级；二是对自己专业领域内有争议的疑难问题进行研究，并且拿出意见；三是对触犯法律的文物，例如走私文物定级，为司法机关定罪量刑提供参考。
但一听便知，这当中每一个都是责任重大，特别是第三个。举个例子，同样是国家一级文物，青铜器、书画与钱币相比，市场价值是不一样的，甚至相差很大。我当然希望钱币的珍品、精品发现多多益善，让这个门类在文博机构中拥有一定收藏地位，所以定级时往往据理力争。可是一旦牵涉量刑，要考虑的就不只是文物了。为难的时候是有的，一旦出现，更要求作为专家的你保持谨慎，不能违背原则，影响司法公正。
从收藏到做学问，再到以经验和学识来反哺社会，回顾所走过的路，我的体会就是要实事求是。“钱”这个词不是只代表利益，真正走进它的世界，会让你领会到做人的真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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