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八十年代，四川嘉陵江北岸正有一群人在劳动。
观音桥公社社民刘定全与乡亲们在田地里三三两两聚在一起，时不时响起一两声吆喝，这是走向丰收的号子。
农人辛苦，一年到头挣不了几个钱，刘定全有时候会想，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从天而降一块金子，正好让他捡到。
不过这样的想法只是一闪而过，刘定全自嘲地笑笑，接着继续干自己的活。
他知道只有劳动才能创造出财富。
正在刘定全用心劳作时，他被远处的一道折射出来的金光晃了一下眼睛。刘定全赶忙上前查看，只见湿漉漉的泥土中间埋了一块四四方方的小金印。
白日梦竟然成真了？
刘定全将它小心翼翼地挖了出来，悄悄藏在衣服里拿，回了家中。
这方金印到底是什么，它的价值又有多高？
偶然捡到的金块，竟然是一件文物
回到家里，刘定全兴高采烈地告诉自己的老婆，说在劳动的时候捡了一块金子。
妻子听后，嘲笑刘定全是白日做梦，怎么可能会有这么好的事情。
刘定全见妻子不信，就把自己从江边捡到的那个小金印给老婆看。
只见那金印通体金黄，上面雕刻有栩栩如生的乌龟，下面还有古朴的字。
刘定全夫妇对着这些字认了半天，没法准确地认出这些字到底是什么，不过他们可以看出这件东西的做工是很精致的。
不过他们现在的关注点不在金印的做工与文字上，他们更关心的是这枚印章到底值多少钱，看着漂亮也不知道是不是金子。
刘定全想起别人所说的，真金都比较软咬一口下去会留下牙印，于是他便让妻子试一试，果然，妻子一口咬下去之后，就在金印上留下了牙印，两人这下可以确定，刘定全捡到的就是一块金子。
这可把夫妻俩高兴坏了，这么大块的金子，肯定是十分值钱的，要是将它卖出去，一定能卖个好价钱。
刘定全所处的村子不大，住户大多是熟人。
刘定全捡到金子的事情很快就在村子里不胫而走，村民们纷纷上门想要看看这个金子的样子，当看到这金子雕刻成精致的形状后，有人就对刘定全说，这很有可能是一个古董，要是卖出去的话会比一般的金子卖得更贵。
这个说法得到很多人的认同，但刘定全却不敢这么想。
能卖出金价他就已经满足了，没指望再卖出更高的价格。
金印是古董这件事在刘定全看来，不过是村民的一种猜测，他们谁都不能拿出有力的证据来证明，它就是一个古物。
刘定全的事情很快就传到了外面，有文物专家专程找到刘定全，希望能看一下那枚金印。
刘定全本不想太多人看他的金印，但听见对方说自己是文物专家，可以鉴定出那方金印的来历，他就同意了。
一见到金印，专家就忍不住发出了赞叹。
只见通体以黄金打造，上饰龟钮，下阴刻有“偏将军印”的篆文。
仔细观察后，专家发现，这枚金印和1954年在陕西宁强县阳平关出土的“朔宁王太后印”在制式、印体上十分相似。
“朔宁王太后印”是朔宁王隗嚣母亲的印章，光武帝刘秀在征讨隗嚣时 ，他带着家眷出逃西域，他的母亲在逃亡途中去世，死后便葬在陕西阳平关附近。
正是这样，“朔宁王太后印”才会在陕西阳平关出土。
这枚金印的出土对研究东汉时期的官印制度有非常大的作用，能够弥补东汉时期玺符制度的空白，刘定全捡到的这枚金印和“朔宁王太后玺”形制一样，这将是我国对汉代官印的又一大发现。
在得出这样的结论后，专家劝说刘定全将手中这枚金印上交给国家，因为这枚金印的研究价值非常高，如果流落在民间，很容易造成国宝的损失。
可刘定全显然有些犹豫，自己不偷不抢捡到的宝贝，就这么交出去，他还有点舍不得。
见刘定全心有不甘，专家态度严肃地对刘定全说，倒卖文物会触犯国家法律，如果他将这枚金印卖出去，那么他就会被追究法律责任。
遵纪守法的刘定全听到这话，当即决定将手中的金印上交给国家，他虽然爱钱，但也从没想过触犯国家法律。
不过他倒是有些好奇，这枚金印的来历了。
刘定全找到的这枚金印实际上是典型的东汉官印——“偏将军印”。根据东汉时期的制度，高官一般用龟钮（即雕成或铸成龟形的印钮），中下级官吏用鼻钮。偏将军印和朔宁王太后印都是这样的建制。
所谓“偏将军”就是指将军的辅佐，有的是帝王任命的，有的则是将军自己任命的。而军印就是权力的象征。在发布军令时，有印才能成行。
见印行权，这种制度被称为玺符制度。官方的公文要是不加盖相应的印章，就不算数，命令也就无法推广下去。
玺本也是印的一种，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将皇帝的印与普通人的印区别开来，玺就成为皇帝之印的专称。
《尔雅·释书契》云；“玺，徙也，封物使可转徙，而不可废也。印，信也，所以封物为信验也。”
玺符的用途就是加密通讯，防止有人僭越行使权力。
而“符”则指的是军符，有铜、玉、竹、木等材质的，一般都分为两半，左符归中央，右符在执行人手中，需要调兵时，必须有一个完整的兵符才能出兵。这样起到了限制将领权力，将调兵权掌握在中央的作用。
总结下来就是，古代君王以玺来控制文官，以符来制约武将，在这样的制度约束下，君王的权力和国家的统一都能得到保证。
玺符制度发源于春秋战国时期，伴随着分封制的瓦解和郡县制的推广，逐渐兴盛。
秦始皇在继承秦国旧有玺符制度的基础上形成了符合统一国家要求的新的玺符制度。它等级严明，规制完善，适应了新的统治需要。
在一众严密的玺符中，最为尊贵和具有传奇色彩的就是秦始皇的传国玉玺了。
根据记载，这枚传国玉玺是丞相李斯奉始皇之命将和氏璧打造而成，上钮为五龙，底部刻有：“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个篆字。意指得此玺者是天命所归之人，有玺可保国祚绵长，无玺则得国不正，国将不寿。
作为国之重器，传国玉玺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也许是太过重要，传国玉玺在王朝换代之际总是莫名消失。
公元前219年，秦始皇嬴政游洞庭湖，忽然风雨大作，他几乎要被水淹没，危急关头，嬴政将传国玉玺丢进水中，立马风雨骤停，嬴政因此平安渡过洞庭湖。
传国玉玺因此失落，八年后，华阴平舒道上有人将玉玺献上，它才再次陪伴在始皇帝身边。
没有人知道传国玉玺在这八年中经历了什么，华阴平舒道之人又是如何将其找回的，也没有人怀疑过再次现身的玉玺的真实性。
当秦朝末年天下大乱时，秦皇子婴将传国玉玺献给刘邦，西汉因此得到传国玉玺，代代相传。
西汉末年，王莽篡政，要其弟王舜夺玺，太后将玺怒掷于地，致使玉玺缺失一角，王莽将其收回，以金补充，就成为金镶玉玺。
此后，传国玉玺就在历史中时隐时现，帝王有时有传国玉玺，有时没有。当传国玉玺不在帝王手中时，皇帝就会打造数方不同的宝玺用来安慰自己。
在宋以前还能看到传国玉玺的踪迹，但在靖康之难后，北宋皇室全部被掳到金国，传国玉玺也在此次浩劫中彻底销声匿迹。
除了帝王的玺外，百官所用的印在古代也有严苛的规定。
官员在行使权力的时候必须要用印来证明他们行权的正当性。朝廷会根据官员的品阶来颁发相应的官印，从材质上讲，会有金、银、铜的区别。材质越珍贵，也就表明地位越高。
刘定全捡到的官印材质为金，很明显是汉代高官所用。若是低阶官员，大多只能用铜制官印。
从艺术上讲，汉代造印技术发展迅速，对篆刻艺术的影响深远。汉印匀整朴拙，雄浑大气，一改秦印之柔美清丽的特点。
汉代官印上的文字是由小篆演变而来的“繆篆”，兼有小篆和隶书的特点。
总之，刘定全捡到的偏将军印有非常高的价值，如果他将这枚金印随意倒卖，那么就会造成我国珍贵文物的流失。
很多与刘定全有相似经历的人，都产生过将国宝据为己有的贪念，他们想，反正也没人看见，随手捡的东西，卖了就卖了，又能怎么样呢？
很明显，有这种想法的人都忘记了一句话：“法网恢恢，疏而不漏。”
如果不上交国宝，会有什么后果？
与刘定全一样，在张献忠沉银处彭山区江口镇居住的宋某也捡到了一枚金印。
与刘定全不同，宋某早就知道哪里可能会有宝物。
居住在张献忠沉银处附近的宋某看到官方划定的遗址范围，他就动了歪心思，趁着黑夜跳入湍急的岷江水流中。
凭借着高超的水性，宋某很快就在水中找到了一个金虎，通过在周边的搜索，宋某又找到了一个底座，上面的四角空缺正好能与之匹配。
两相组合后，正好可以形成一个完整的金印。在金印底座上刻有“永昌大元帅印”的字样，宋某意识到，这枚金印应该可以卖个好价钱。
他就托人找买家，果然，他很快就找到了一个出手阔绰的商人，对方几乎没有犹豫地出价1300万元。
如此高昂的天价，宋某自己也没有料到，他将金印卖给了对方，一跃成为了千万富翁。
宋某自此过上了纸醉金迷的生活，他对自己擅自出卖国家重点文物的严重性估计不足，他还对自己发了一笔横财的事情洋洋得意，但千万富翁的日子他没过多久，2016年，他就被警方逮捕归案。
根据法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地下、海水、内水中的一切文物，属于国有。宋某在江水中找到的文物，并不是他的个人财产，因此，不能用于买卖。
一旦私自倒卖国家文物，就有可能构成犯罪。会受到法律的制裁。
宋某将找到的“永昌大元帅印”私自卖出去，已经构成了违法犯罪，他在获得千万的款项之后过上了纸醉金迷的生活，三年来都在逍遥快活。他以为自己会平安无事，但最终还是没能逃脱法律的制裁。
与宋某相比，刘定全显然要清醒得多。当文物专家告诉他，手中的偏将军印是国宝时，刘定全就立马决定将这枚金印上交，他因此获得了博物馆的表彰证书和三百五十元的奖金。
这枚偏将军印现在藏在重庆三峡博物馆，是现存的十几枚汉代官印中的一个。由于存量稀少、材质金贵，汉代金印有着非常高的市场价值，刘定全捡到的这枚偏将军印如果卖到市场上去，至少能卖出两个多亿。
但他没有选择这样做，对法律的敬畏之心和对国家文化遗产的保护理念让刘定全将这枚金印主动上交。他现在最开心的事，就是拿出博物馆颁发给他的那张表彰证书，每次一看，刘定全都感到十分骄傲。
随着岁月的流逝，这张薄薄的一张纸开始腐烂、脆弱，博物馆知道了，就立马又给刘定全重新补发了一张。
领到新证书的刘定全十分开心，他笑呵呵地望着手中的证书，脑子里或许还在对比这张纸与上亿人民币的体量差异。
不过，到底是哪个更重一些，刘定全自己，早已给出了答案。
刘定全妻子留在偏将军印上的牙印无法修复，现在再看这枚汉代金印的话还是能看到。
这个牙印正好可以做为一个印记，记录了那位找到它，并将它归还给祖国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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