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骨文是商周时期的占卜记载，它不是典型意义上的思想文献，后人只能从甲骨文的字形、字义以及它的记事倾向上，了解到它的某些思想意识和思想倾向。早在商周时期，甲骨文就被埋入地下，直到1899年，古文字学家王懿荣确认它们是中国早期文字，甲骨文的重大价值才被人们发现。虽然春秋以后老子、孔子等中国历代重要思想家都没有见过甲骨文，但这并不意味着甲骨文对中华思想文化的影响仅限于商周时期和1899年以后。这是因为，甲骨文虽然被埋入地下，但它可以通过多条渠道，对后世中华思想文化产生影响和作用。语言文字就是其中的渠道之一。
中华文脉之所以几千年没有中断，其中一个重要原因要归功于汉字：从殷商到当代，汉字形体虽然几经重大变化，但总体来说是一脉相承的。那些刻有文字的龟甲兽骨虽然被埋，但商周文字并没有随之永远消失，它们还会以其他载体形式进行传播。例如，与甲骨文同时的还有镌刻在青铜器上的铭文，据专家统计，殷商时期甲骨文与铭文共同使用的字大约有550多个。此外，还有更多的商周文字是通过简册传播到后世。甲骨文所蕴含的思想意识和思想倾向，也就伴随着语言文字的传承嬗变而对后世中华思想文化产生影响。特别是甲骨文中的某些关键字，经过后世重要经典的运用以及重要思想家的征引和发挥，对后世中华思想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
这里以周原甲骨文中的“思”字为例。周原甲骨文中有十几个“思”字，字形写作“
”。例如H11：“思又(有)正。”H11：2：“五月思尚(当)。”H11：6：“思克事。”H11：11：“思亡咎。”美国汉学家夏含夷将“
”解释为“思”，意义为“愿”。这个说法得到李零的赞同。李零认为，带“思”的语句是祈神之语，“思有正”意为“愿有所端正”，“五月思尚”意为“愿五月是适当的选择”，“思克事”意为“愿能够胜任其事”，“思亡咎”意为“愿不要犯错”。
周原甲骨文“思”这个“愿”的字义，在先秦祈神语境中，一直保留到春秋中期。鲁僖公(前659―前627年在位)在当政时期，委派大夫奚斯重修周人始祖姜嫄庙宇，这被鲁人视为一件可与当年周公制作颂诗歌颂祖宗神媲美的大事，所以鲁国史臣创作了四首《鲁颂》对鲁僖公予以颂美，这四首《鲁颂》被收入《诗经》之中。《鲁颂》第一首是《駉》，歌颂鲁僖公的马政。马政在春秋时期诸侯国政治中至关重要，衡量一个诸侯国力量大小，首先就是看它拥有多少辆战车(四匹马拉一辆战车)，当时大的诸侯国号称“千乘之国”。《駉》由四章构成，每章八句，分为三层意思：前两句写肥壮的马儿行走在林外郊野，中间四句描述马匹各个毛色种类，从中可见鲁国马多且壮，后两句祝愿神祇保佑鲁国马匹越来越繁盛。《鲁颂·駉》中有四个类似于周原甲骨文的祈神祝愿诗句：“思无疆”“思无期”“思无斁”“思无邪”。“思无疆”“思无期”“思无斁”三句意义大体相近，意为“愿鲁国马匹发展无穷无尽”。“思无邪”意义则与周原甲骨文“思有正”相近，意为“愿鲁国马政不要走上邪路”。周原甲骨文是文王、武王、成王、康王、昭王、穆王时期的占卜记录，可以肯定《鲁颂·駉》的作者没有见过周原甲骨文，他为什么能够写出与周原甲骨文“思有正”意义相近的“思无邪”呢？这其中的原因，就在于周原甲骨文所包含的信息借助于语言文字符号进行传播。周原甲骨文虽然早已被埋，但是像“思”这样的甲骨古字，像“思有正”这样的祈神用语，却在先秦祈神语境中被巫史们代代相传，以至于在《鲁颂·駉》中出现了与周原甲骨文祈神用语近似的诗句。
时间又过去了一百多年，到春秋末年，中国出现了一个文化巨人——孔子。《论语·为政》记载了孔子一章著名语录：“《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孔子借用《诗经·鲁颂·駉》“思无邪”诗句来概括《诗经》的思想倾向。孔子究竟是如何理解“思无邪”，特别是孔子如何理解“思”字的呢？由于《论语》经过孔门弟子后学的提炼加工，所记载的孔子之语大都是点到即止，因此我们已经很难准确知道孔子对“思”字的理解。后世经师对“思”有各种解释，大体可以分为两种代表性意见：一是将“思”视为没有实际意义的语气词，“思无邪”就是“无邪”，这种意见以王质《诗总闻》为代表；二是将“思”解释为“心思”“思虑”，“思无邪”意为“思虑纯正”，这种观点以郑玄《毛诗传笺》、孔颖达《毛诗正义》、朱熹《诗集传》为代表。两种意见之中，以第二种意见占主导地位。“思”字意义从甲骨文本义“愿”到“心思”“思虑”，不仅字义发生变化，词性也从祈愿动词变为名词。导致“思”字意义变化的根本原因，乃在于历史文化条件产生变迁，当初产生“思”本义的先秦祈神语境，已经渐渐被历史所遮蔽。于是，后人大体上是按照“思虑纯正”来理解《鲁颂·》的“思无邪”。
以甲骨文为元素的“处暑”“白露”“秋分”节气标识光明图片
由于孔子在中国历史文化中居于圣人的特殊地位，因此他用“思无邪”来概括《诗经》，这对于中国后世《诗》学乃至于中华文艺思想，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孔子之语规定了儒家后学对《诗经》文本的解释，必须符合“思无邪”的准则。《诗经》的创作年代上至殷商下迄春秋中叶，其地域以黄河流域为主而涉及江汉，其作者包括王侯、卿士、大夫、士、庶人各个层次，一部产生于如此广博的时间和空间的诗集，其作品思想必然呈现出多元倾向。由于圣人说《诗经》“思无邪”，因此后世解说《诗经》的经师肩负着一个使命：必须把诗作体现的各种思想倾向全部解释为符合封建伦理道德。例如，《诗经·鄘风·桑中》是一首描写青年男女在桑林约会的情诗，是经师眼中典型的“淫奔之诗”，“淫奔之诗”当然是不可容忍的，可是它又被收入《诗经》之中，如何解释这种文学现象呢？《毛诗传》将《桑中》之旨解释为“刺奔”，“奔”是不好的，是邪恶的，但是“刺奔”就“无邪”了，就“归于正”了。在这里，关键是一个“思”字，这个“思”就是诗人创作的宗旨，诗人之“思”纯正无邪，那么即使是邪恶的题材，也会被处理成为教化民众的好诗。一部《诗经》，就是这样在“思无邪”思想原则指导之下，被经师们塑造成封建道德教育的教科书。
“思无邪”对中华思想文化的影响远不止如此，由于《诗经》是五经中唯一的文学典籍，因此中国封建时代的《诗》学除了解释字词句、阐述诗旨之外，还承载了一个文学理论建设任务，儒家要借助对《诗经》的阐释，构建以诗教为核心内容的文学理论。这种理论认为，诗人对封建现实政治和移风易俗肩负有不可推托的社会责任，因此诗歌创作应该坚持反映现实的创作精神，必须履行诗歌讽谏封建政治、刺时正俗的神圣使命。诗歌讽谏封建政治的方式有美刺两种：赞美政治清明的封建盛世，讽刺封建政治中的黑暗现象。无论是赞美还是讽刺，都不能直说，而要采用委婉托讽的比兴手法，以此体现诗人的温柔敦厚之风。而要履行这一使命，诗人首先要做到自己的“思”纯正无邪。这种诗教思想不仅深刻地影响到中国古代诗歌创作，而且在辞赋、散文乃至小说、戏剧创作领域中也有广泛影响。中国封建时代的作家们虔诚地践行诗教学说，将实现政治理想和人生价值寄托在用文学作品讽谏政治之上，他们高举“思无邪”的旗帜，自觉地履行文学风化的社会责任，由此给中国文学宝库增添了无数瑰丽的篇章。
2018年4月4日，烟台市福山区王懿荣纪念馆，来自芝罘区潇翔小学的学生在学习甲骨文书法。光明图片
审视周原甲骨文“思”字影响中华文艺思想个案，可以窥一斑而见全豹，它说明在中华文脉之中，实实在在地流淌着商周甲骨文的血液。甲骨文对中华思想文化的影响，远远不止一个“思”字；甲骨文对中华思想文化的作用，也不局限于文艺思想一个领域。我们应该认真清理中华思想文化中的甲骨文因素，全面展现甲骨文对中华思想文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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