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个不寻常的夜晚。
1048年正月十八，宋仁宗正在皇后寝宫里休息，一声凄厉的惨叫却撕碎了夜空。侍卫叛乱，闯进后宫杀人。这让习惯了文治的皇帝多少有些紧张，倒是曹皇后先镇定下来，吩咐严守宫门，保护皇帝，又派心腹去调救兵、预备救火——这一点非常聪明，正是她的预见，叛贼们纵火烧宫的计划流产了。
这一夜之后，曹皇后在史书上留下了生动的形象。
宋仁宗有三个皇后：第一个郭皇后是“包办婚姻”，垂帘听政的太后一死，他就找个理由把皇后废了。第三个是深受宠爱的张贵妃，不幸早亡，仁宗思念之下追封为后。真正陪伴了他大半个帝王生涯的，是第二任皇后曹氏。
在北宋，许多皇后和妃子系出平民。曹皇后的出身，可以说是非常高贵了——她是北宋开国名将曹彬的孙女。大多数时候，她温柔简朴，最喜欢的活动是带着宫女妃嫔，在宫里种点庄稼，采桑养蚕。唯有“夜半平宫乱”之际，才显示出将门之女的非凡胆识，令宋仁宗大为佩服。
有个显赫的娘家，对皇后来说，未必就是好事。外戚干政，是所有帝王都小心提防的。曹皇后饱读史书，不愿重演历代皇后家族的悲剧。终她一生，不单独和娘家人见面，连对亲弟弟曹佾也不例外。册封皇后的当天，她的叔叔曹琮上奏，辞谢皇帝的封赏：“我既然成了皇后的亲属，就不应该再受恩典了。”另一个亲戚曹仪也自请罢免军职。
在朝廷，曹家没有一个高官；在后宫，皇后没有争过一次宠。张贵妃仗着得宠，越礼提出要借皇后的仪仗出游，曹皇后并不介意。得意忘形的张贵妃回宫后向仁宗炫耀，仁宗十分生气，狠狠训斥她扰乱礼仪。
然而人生在世，总有在乎的事。不在小处，就在天下。一旦涉及国家问题，曹皇后十分主动。“夜半平宫乱”过后不久，闰正月十五，仁宗兴致勃勃，想在宫中再张一次灯，重温“灯火阑珊处”的元宵气氛。曹皇后觉得，一来铺张，二来百姓会有闲话，便据理力争，再三劝阻，让仁宗取消了计划。多年以后，她对孙子宋神宗回忆这段皇室夫妻的生活时，说道：“我以前听到了民间的疾苦，一定会告诉皇帝；仁宗皇帝听了我的话，也常常会颁发赦令。”
轰轰烈烈的范仲淹“庆历新政”，在宋仁宗的支持下开始了。此时，曹皇后提出过一些反对意见。但总体上，她保持了一个旁观者的清醒。大变法带来的人心动荡、新党和旧党的激烈论争、丈夫作为皇帝如何驾驭朝局，这一切她都看在眼里，成为日后她竭力纠正宋神宗变法的经验之源。
1063年，仁宗去世，英宗继位。
然而，这一次皇权交接，并不像表面看到的那么顺利。仁宗无子，继承人空悬多年，皇族和大臣暗潮涌动，各有人选。自幼被曹皇后领养在宫中的赵曙，一直徘徊在太子位置的边缘。即使仁宗晚年，决意立他为储，位子也不稳固。英宗赵曙在惴惴不安中登基，随时可能动荡起来的政局，却因为两个人得以平稳过渡。
一个是宰相韩琦；另一个，就是刚刚升为太后的曹氏。
仁宗死时，曹皇后就在他身边。众人嚎啕大乱，她忍泪而起，下令封锁死讯，宫廷上下装作仁宗在世的样子。她特意把御医们留下，以防泄密。
这个秘密一直保守到第二天天亮，韩琦奉命进宫。来不及哭灵，头等大事是确保太子即位，避免皇位之争。两人安排好一切，才公布仁宗驾崩、英宗即位的消息。从这时起，韩琦成为曹后有力的支持者。
但事情还没完，英宗病了。
这个在皇宫中战战兢兢十余年的新皇，终于不堪长期心理压力，精神失常了。仁宗大殓当天，他神智不清地号呼奔走，不能成礼。韩琦没有办法，只得向曹后建议垂帘听政，主持大局。
与很多垂帘听政的太后不同，曹后深受丈夫的影响，“天下计不从一人出”。大臣有疑而不决的事请她定夺，她会召集众人商议。垂帘，对曹后来说不是一种权力，而是一种责任，这个责任关乎她祖父血战而来的江山、她丈夫经营一生的天下。她不得不冷静而谨慎地担负起来。
垂帘一年，朝政井然，两朝交接平稳度过。英宗康复后，她得以还政，重新隐居深宫。
纵观北宋历史，后宫女性真正发挥政治作用，都是在成为太后之时。
身为母亲，曹后是悲伤的。英宗在位四年，就一命呜呼，短暂得让人觉得曹后所有努力，都像徒劳。然而，英宗皇位的确立，为年轻锐进的宋神宗铺好了一条路。神宗是英宗的独子，没有继承人压力，又得到了祖母的悉心栽培，他心中有万丈蓝图，渴望创造一个盛世强国。
曹后目送心爱的孙子走上皇位，本来十分欣慰。但没过几天，她就懵了——自己一手培养的孙子，竟和当年被仁宗冷落的王安石一拍即合，决意厉行变法！
此时，朝中还有不少仁宗“庆历新政”的老臣。但是这一批人，已亲身经历了那一轮激进改革的痛苦，以及后来仁宗长期温和路线的成效。所以，王安石更加激进的变法方案提出之后，反而没有得到他们的支持。
宋神宗和王安石陷于空前的孤独。
他们不得另选一批新人。但这些人，或为钻空子，捞油水；或走捷径，爬仕途。他们把改革变成了一个“怪胎”——群臣反对，百姓也反对。
王安石喊出了石破天惊的“天命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掀开了一场关于“国是”的争论。这场争论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形成于宋太祖，延续至仁宗、英宗的开明议事风气，开始消失。朝廷成了“一言堂”，容不得不同的声音。
深居后宫的曹后，最担心的就是“一言堂”。政令的改变，对国家的影响是一时的；政风的改变，却有无穷后患。她终于出面：“新法有其弊端，现在民间深怨青苗法和募役法，难道皇帝不该想想吗？”动情处，她声泪俱下。
政策上的劝说宣告无效，曹后转而致力于人事问题，以此维系朝政的平衡，不至于出现向改革派一边倒的情形。
1079年，在欧阳修、韩琦、富弼等名臣相继因反对变法而被贬黜之后，轰动朝野的“乌台诗案”爆发了，苏轼因诗中有不满改革的句子而获罪。
弥留之际的曹后，把宋神宗叫到病榻前：“当年仁宗在科举考试中得到苏轼、苏辙两兄弟，高兴地对我说 ：‘皇后，我替子孙觅得了两个宰相之才。’现在苏轼入狱，你怎知不是仇人中伤呢？就算他的诗有所不妥，也只是小过错，不可伤了朝廷的中正平和之本。”
苏轼由此得以保全。
与此同时，对已成众矢之的的王安石，曹皇后也叮嘱神宗：“王安石的确有才学，可惜仇人太多，你若真爱惜人才，不如让他暂时离京外任。”
言毕，是年冬天，曹后病逝于开封。
曹后一生，经历了北宋两次变法。身为女子，她的角色受到了限制。但是，当一群士大夫为了确立自己的主张而大闹朝廷时，深宫中的曹后却能致力于保全双方的精锐力量，为后世子孙留下一批声名卓著的人才。这样的远见，让后世无法忽视她对国家长远发展的贡献。
6年之后，宋神宗也抱憾而亡。哲宗即位，祖母高后垂帘听政。北宋没有第二个曹后，高后不是一个具有宽大胸襟和冷静头脑的人，她全面否定了王安石变法，变法大臣一律被贬。后来，哲宗亲政，叛逆的小皇帝又全盘反对祖母，要全面恢复王安石新政。但北宋也没有第二个王安石。一来二去，北宋朝廷上再听不到不同的政见，只有不断加深的党争和一遍一遍被修正的“国是”。
亡国的钟声，已经慢慢敲响了。
宋代后宫，除了烛光斧影疑案外，从无铁血相争，也无阴谋杀伐，这也是曹太后面对权力理性从容，放眼大局，开了个良好的开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