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第三野战军首长下达了《淞沪战役作战命令》：
以第九兵团从浦东、第十兵团从浦西两翼迂回，进逼吴淞口，断敌海上退路，尔后再围攻市区，分割歼敌。
除此之外，还明确指示了，上海解放后的警备工作由第九兵团负责，宋时轮任淞沪警备区的司令员。
其实，解放上海是有它的独特性的，当时，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曾对解放上海做出过一系列指示：
既要打一场城市攻坚战，又不能把城市打烂，要将上海完整地接管过来。
于是，宋时轮做出指示：在市区作战不得使用重武器，要尽可能的减少对城市的破坏。
宋时轮自己是这样形容这次作战的：“就像在瓷器店打老鼠，既要把老鼠打死，还要尽可能地少打瓷器，任务十分艰巨，但必须做到。”
最后，九兵团各部硬是绕开敌人的火力点，奇迹般地完成了任务。
等战斗节节胜利的时候，宋时轮又及时转变了作战方式，他指示部队：
在继续加强军事攻势的同时，大力开展政治攻势，瓦解敌军斗志，促使敌军起义投诚。
各部认真执行，并取得了不错的效果，27军178团5连在包围凯福饭店后，通过政治攻势，促使敌师长率1000多人放下武器。
九兵团进入上海后，在地下党的配合下，更是争取了国民党淞沪警备区副司令兼北兵团司令刘昌义部4万人投诚。
5月27日，上海顺利解放。胜利的九兵团士兵严格执行党的城市政策和纪律，在没有找到营房的情况下，直接睡在马路边上。
当时，有部队看管食品仓库，仓库里的罐头堆积如山，战士们又渴又饿，硬是没有一个人从里面拿东西吃。
上海百姓们也从战士们的一举一动中认识到了解放军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无不交口称赞，由衷敬佩。
很快，上海的社会秩序便稳定了下来。这时，华中分局联络部长扬帆为了庆祝上海解放，特意举办了一场小规模的宴会。
杨帆和宋时轮是相识很久的好友，这次聚会自然少不了他。
本来，宋时轮是不想去的，因为他性格比较安静，不太喜欢凑热闹，可架不住杨帆软磨硬泡，这才勉强答应。
聚会那天，宋时轮为表重视，很早便到了会场。看见潘汉年一个人坐着，便上前跟他聊天，聊得十分投缘。
就在这时，门突然被打开，走进来一位风韵犹存的妇人，宋时轮循着响动看了一眼，然后大吃一惊，这人竟然是董竹君！
说时迟那时快，宋时轮几步走到董竹君面前，一把握住她的手，向她道谢：“董大姐，我来向你表示感谢。”
董竹君被吓了一大跳，她在脑子里想了半天，也没想起这是谁：“您认识我？”
宋时轮这才意识到自己有些唐突了，他放开董竹君的手，礼貌地做了自我介绍：
“我叫宋时轮，你记不记得20年前，有个拿着李棠萼介绍信的落魄乞丐，您资助了他800大洋，那个人就是我啊！”
董竹君仔细回想了一下，总算想起了这事。
事情发生在1929年，那一天，衣衫褴褛的宋时轮敲响了董竹君的家门。董竹君打开门一看，以为是乞丐行乞，便准备进屋拿点吃的。
宋时轮赶紧叫住她，然后把一封介绍信递给董竹君。这封信是董竹君的好友李堂萼写的，信中表明宋时轮是革命者，并希望董竹君能为他提供一点帮助。
董竹君很爽快地给宋时轮安排了住宿，之后的几天，她对宋时轮嘘寒问暖，还带他去治了病。
后来，董竹君问起宋时轮的遭遇，宋时轮感恩于她的帮助，便和盘托出。
1927年“四一二”后，共产党人被大肆捕杀，就连黄埔军校也扣留了100多名共产党学生，宋时轮便是其中之一。
这群学生被足足关押了一年多，后来，国民党找不出定罪理由，只能将这群学生释放。
出狱后，宋时轮四处寻找党组织。他风餐露宿，一路乞讨来了上海，还是没有半点消息。
走投无路下，他遇到了黄埔校友李棠萼，对方于心不忍，给他写了一封介绍信，让他来投奔董竹君。
听完宋时轮的经历，董竹君又佩服又心疼，一个年轻人从广州走到上海，只为寻求党组织，这份坚持非常人所有。
很快，宋时轮养好了伤，考虑再三，他决定回湖南老家打游击。当他把这个决定告诉董竹君的时候，董竹君二话没说拿出了全部家当。
宋时轮推脱着这800大洋，表示自己只要20大洋就够了，可架不住董竹君执意要给，她说自己这是支持革命事业，让他一定收下。
最后，宋时轮还是没拗得过董竹君。从此，“董竹君”这个名字就在宋时轮心里扎了根，他始终盼着，自己有朝一日，能够再次向董竹君道谢。
看到董竹君恍然大悟的表情，宋时轮知道她想起来了，他再次握住董竹君的手：“这么多年了，我就想着，若是有朝一日再遇到您，一定要好好谢谢您！”
董竹君微笑了一下：“一点小事情，何足挂齿。”
从青楼到都督夫人董竹君出生于1900年的上海，自幼漂亮聪明的她，被邻居们称作“小西施”。
她父亲是黄包车夫，母亲是洗衣妇，收入微薄，家境贫寒。尽管如此，这对开明的父母还是努力将女儿送进了私塾。
学习机会来之不易，董竹君非常珍惜，然而好景不长，父亲患上怪病，不仅借了一屁股债，还彻底失去了劳动能力。
没办法，上了6年学的董竹君只能辍学去做工。最开始，她跟着母亲做些粗活，可家里还是入不敷出。
最后，母亲狠心将她送去了长三堂子抵债。这里的长三堂子其实就是旧时的青楼，里面的姑娘懂些琴棋书画，卖艺不卖身的叫“小先生”，正式接客后叫“大先生”。
董竹君跟长三堂子约定好的是卖艺不卖身，为期3年，债务一笔勾销。
就这样，13岁的董竹君因贫困坠入青楼，她有了个“杨兰春”的艺名，并很快大火。
1913年，董竹君碰到了一位很特别的客人，这人名叫夏之时，第一次见她，夏之时便对她说：“有空还是好好看些书，看你的样子可不像吃这碗饭的人。”
而且，他跟一般的客人也不太一样，别人都是玩笑取乐，被姑娘们簇拥，只有他安静地坐在一边，偶尔点点董竹君的牌子，也不动手动脚，只是微笑地听她唱戏。
后来，有人告诉她，夏之时早年留学日本，后跟随孙中山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中，重庆成立署军军政府，他被选为副都督。
不久后，夏之时辞职前往上海，参加“二次革命”，谁知讨袁失败，袁世凯下令逮捕革命党人。
饭馆茶楼人多眼杂，夏之时没有办法，只能选择比较隐蔽的青楼，作为开会议事的地点。
得知夏之时是爱国志士，董竹君对他生出了些渴望，她期盼夏之时能带自己离开这里。
因为堂子里的好心人曾跟董竹君说过，“小先生”长大后，老鸨会威逼利诱她们去卖身，就算签的“卖艺不卖身”的契约也没用。
董竹君是长三堂子的摇钱树，老鸨一定不肯轻易放她回家，怕是只有赎身，才可能逃离苦海。
于是，董竹君鼓足勇气，问夏之时能不能带自己走，没想到，夏之时马上回说能。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悬赏3万银元捉拿夏之时，无奈，他只能躲进日租界。
董竹君担忧不已，她废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找到了夏之时租住的房子，一进门，夏之时便抱住她失声痛哭。
从这一刻开始，董竹君真正爱上了他。
患难与共中，夏之时提出要帮董竹君赎身，没想到老鸨狮子大开口，喊出了3万元的天价。
董竹君对贪得无厌的老鸨恨之入骨，所以，她拒绝了夏之时的提议：
“我无论如何都不想你拿钱赎我。我又不是一件东西，不能用钱买，大家有做夫妻的感情，彼此愿意才在一起，否则你日后不高兴说出，‘你是我拿钱买来的’，那我是受不了的，所以赎身的事情，我自己想办法吧。”
某天晚上，董竹君趁着喝酒玩牌的机会，灌醉了堂子的看守。然后，她将身上的绫罗绸缎和金银首饰都脱下来：
“我是为了给爹娘尽孝才来堂子的，为了做生意才穿戴你们的，现在我要离开了，以后永远也不会见到你们了。”
说完，董竹君穿着一套贴身的白衣裤，跑到了和夏之时约定好的会合地点。然后，两个人一起转移至松田洋行。
1914年春末，15岁的董竹君和27岁的夏之时秘密举行了婚礼，几天后，夫妻俩奔赴日本。
然而，欢爱过后，只剩下一地鸡毛。
1918年，夏之时带着董竹君回了四川的夏家大宅。在婆家的生活令董竹君心力交瘁，婆婆挑剔苛刻，夏之时视而不见。
董竹君每天忙里忙外，却还是没能得到夏家人的认可，只因为她是青楼歌妓出身，太过“低贱”。
1921年，夏之时被解除兵权，闲赋在家。从这时起，夏之时彻底变了，他染上了赌瘾，稍不如意就对董竹君破口大骂。
董竹君悲哀地看着曾经意气风发的爱人变得陌生，她最担心的事情发生了，夏之时在气愤时骂她：“你居然敢跟我顶嘴了？你有什么资格！是我把你从堂子带去日本的！”
真正的导火索是在1926年，当时，4岁的女儿夏国璋腰椎患病，导致右腿粗大，需要穿刺抽出脓水，异常痛苦。
董竹君看着日渐消瘦的女儿，心如刀绞。然而，祸不单行，就在夏国璋病危的时候，另一个女儿夏国瑛不慎从二楼摔下，昏迷了几个小时。
两个孩子同时生命垂危，董竹君着急地四处求医，可作为父亲的夏之时却不闻不问，甚至还在指责董竹君家务没做好，伺候自己不够舒服。
终于，董竹君想明白了，若是不想再接受夏之时的施舍，就必须经济独立。
于是，董竹君聘用了几名师傅和女工，在正屋后面的房子里，办起了“富祥女子织袜厂”。
等到生意有了起色，董竹君又用挣到的钱，创办了“飞鹰黄包车公司”，并交由她的父母打理。
1927年，革命形势再起变化，为了东山再起，夏之时决定去南京探听消息，顺便到上海治病。
1929年，四川战事又起，董竹君索性卖了公司，去到上海投奔夏之时。
许久未见的妻儿出现在自己面前，夏之时却一点都不高兴，当得知董竹君卖了公司后，他更是火冒三丈，责怪起董竹君断了财路。
董竹君压着火气，跟夏之时商量，想让孩子们在相对安全的上海读书，夏之时却全盘反对，他的理由是，女儿长大嫁人后，就是泼出去的水，读书浪费钱不值得。
还有更过分的，一天早上，女儿夏国琼和男友打闹玩笑，这一幕刚好被夏之时看到。
他蛮横粗暴地将女儿揪进卧室，然后把剪刀、绳子扔到她面前：
“男女授受不清！你的羞耻心哪去了？我让你不要听你母亲的话，你偏不听，你给我去死，这两样你自己选一样！”
董竹君闻声跑了进来，紧紧抱住女儿跟夏之时争论，夏之时摔门而去。
不久后，两人又爆发了一次争吵，这一次，夏之时用马靴狠狠踢了董竹君一脚。
董竹君害怕夏之时情绪激动做出更极端的事，赶紧转身往楼下跑，果不其然，夏之时搬起箱子就往楼下砸，董竹君将将躲过。
后来，红了眼的夏之时拿着菜刀，疯狂追着董竹君跑，好在两个侄子拦住，才没发生更可怕的事情。
董竹君一路逃到表兄家，两周后，她向夏之时提出了离婚。
夏之时有些不屑，他说：
“咱们来个君子协定，暂时不考虑离婚。分开5年，在这5年里，你若是带着4个女儿没有在上海饿死，我到时在手心里给你煎鱼吃。”
董竹君同意了。
很快，四川报纸上便刊登了夏之时和董竹君婚变的消息，两位女中共党员看到报纸后，辗转联系到了董竹君。
董竹君经她们介绍，阅读了《妇人与社会》《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进步书籍，视野变得更开阔后，董竹君提出了入党。
其中一位女同志告诉她：
“现在入党人员流动性很大，你若是被调动，父母孩子由谁来照顾呢？我劝你还是先在经济上取得独立，然后再考虑入党。若是经济上取得独立，在经济上资助也是可以的。”
董竹君考虑过后，觉得说得有理，于是，她四处筹集资金，于1930年创办了群益纱管厂。
可惜的是，在1932年的淞沪抗战中，群益纱管厂被炮火摧毁。
1934年，夏之时回到上海赴五年之约，一见面，他便问董竹君：“几年不见，事业上有什么成就？”
事到如今，夏之时已经后悔了，他想留住董竹君，可董竹君却态度坚决地与夏之时离了婚。
离婚公证的时候，夏之时想起了两人的聚散恩仇，不自觉流了泪，可董竹君却一滴泪都没有流。
正式离婚后，董竹君打算再次开办实业，但苦于没有资金。就在这时，一位川军青年军官上门拜访，借给了她2000元钱，原因是：敬佩她的为人和品质。
拿到钱后，董竹君决定在上海开个四川菜馆，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1935年3月15日，“锦江小餐”正式开业了。
正宗的川菜，周到的服务，别致的环境，使得“锦江”刚一开业便受到了追捧，又或是董竹君的传奇经历，总之，“锦江”成功了。
客人络绎不绝，就连上海滩的很多头号人物，也成了店里的常客。
杜月笙几乎天天都来，每次等座等得不耐烦，就会冲着店员叫嚷：“让你们老板赶紧扩充店面，这点店面够谁吃的，要是困难直接找我。”
没过多久，他真的出钱让“锦江”旁边的房东搬走了，就这样，“锦江”扩充成了能容纳三百人同时就餐的大店，名字也改成了“锦江川菜馆”。
就在“锦江”如日中天的时候，卢沟桥事变爆发，战火很快烧到了上海。
作为上海滩知名餐馆，“锦江”也受到了日本人的欢迎，于是，董竹君被要求在虹口开设分店，以服务日军。
董竹君不同意，所以，她遭到了暗杀。正巧，女儿夏国琼准备去菲律宾学习表演，于是，董竹君安排好饭店事宜，跟着女儿一起去了菲律宾。
同行的还有董竹君的另一个女儿夏国琇，她报考了菲律宾大学音乐学院，母女三人住在一起，互相照顾。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三人被困马尼亚，好在董竹君依靠生意头脑又挣了不少钱，才没有让日子过得太过潦倒。
她每天都要去码头眺望大海的另一头，望眼欲穿，盼着能早点回到祖国。
这一等就等了4年，1945年初，日本红十字会有艘船取道台湾去上海，董竹君使尽浑身解数，终于弄到了一张船票。
安顿好女儿后，董竹君上了船。船内拥挤不堪，还有传染病肆意蔓延。死去的人和将死的人都被毫不客气地扔进大海，日本人不把这些人的生命当回事。
董竹君也不幸染上了疾病，上吐下泻，腹痛难忍。她踉踉跄跄地找到日本医务室，对方一见她是中国人，像看到什么脏东西一样把她往外赶。
情急之下，董竹君用流利的日语说了句：“请给我治疗”，对方一听董竹君会日语，立马变了张脸，给董竹君做了治疗。
40多天后，董竹君终于回到上海，回到“锦江”。回去后，她立马开除了一名老员工。
这名老员工名叫张进之，董竹君离开上海前，委托他代理饭店业务。
后来，上海盛传董竹君在菲律宾被炸死的谣言，张进之听说后，便开始大肆贪污，购买洋房、汽车，还讨了个德国老婆。
开除张进之后，董竹君力挽狂澜，带着“锦江”慢慢恢复了元气。随后，她又创办了永业印刷厂、协森印务局、美文印刷厂等企业，用自己的公司印刷革命宣传材料和机密文件。
与此同时，她还动用自己的人脉关系，送许多苏北青年参加新四军，营救了不少身陷虎口的中共党员和先进分子。
1947年，董竹君受命开办锦华进出口公司，以经商形式掩护中共上海局从上海到南洋的交通线。
解放前夕，她还秘密参与协助了策反工作。
1950年，上海市政府决定设立一个接待中央首长、国际友人的食宿场所，董竹君接到任务后，将“锦江”迁移至长乐路89号，并正式更名为“锦江饭店”。
不久后，她将市值15万美金的锦江饭店，无偿献给了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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