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时期之后，魏晋文学迎来了第二个高峰期-----正始时期，如果说建安文学的代表诗人是三曹的话，那么正始文学的代表诗人就是竹林七贤。而其中，阮籍与嵇康在文学上取得的成就是最高的。
竹林七贤
正始之音魏取代了汉之后，建安文学慷慨雄壮的诗风逐渐从诗坛消失。正始时期，魏国内部发生了血腥的权利斗争，司马氏采取了残酷的领导政策。文人们受到政治局面的影响，也借诗歌逃避祸患。在这样的背景下，玄学开始兴起，玄学诗也应运而生。
玄学的代表人物是何晏，他还提出了名教与自然的关系。名教，便是指的以君臣之义作为教。阮籍和嵇康生活的时代，关于玄学的争论更加地激烈。文人们对司马氏以名教作为杀人武器的行为感到十分地愤怒，因此对于名教及名教的理论也怀有否定的态度。
何晏
嵇康认为批判名教及六经，有利于文人摆脱外在事物对自我的束缚。这个观点证明了正始文人已经摆脱了名教对文学创作的束缚，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自由的文学创作心理。
玄学之争也牵扯出了一系列的问题，比如对才性的争论。才性之争使得正始文人注重对人格的完善。在魏晋时期，对于理想人格的追求已经成了成为了评价文人人生态度与文学创作的重要标准之一，这也是文学自省的表现。
正始时期还提出了神貌、风姿等概念，这些概念的提出表明了文人对于神的追求，不仅在文学创作中，在绘画等方面也要类似的倾向。这些迹象说明，古代文学的美学追求进入了新的高度。
阮籍的文学创作阮籍为人放荡不羁，对司马氏的拉拢利用持敷衍态度，但内心却十分愤怒。他一方面对司马氏夺取曹氏政权的行为感到愤怒，但另一方面，为了保全自身，却只能选择沉默不语。正是因为如此，他的内心充满了矛盾，诗歌的风格也偏向于含蓄。
阮籍擅长于著论，他的文章富于文采，并且能够准确地切中问题与事件的要害。阮籍的文章目的在于批判现实，隐而不显地对政治斗争进行描述。
如《大人先生传》，这是一篇表明心性、发泄愤懑的作品，但是这不仅仅是自述，又是对当时礼法之士的总结性描绘。同时，阮籍又借大人先生之口，对礼法之士进行了批判，更深层次的目的在于指责司马氏将名教作为了杀人的工具。
阮籍
阮籍擅长于写五言诗，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是《咏怀》，《咏怀》并不是一首诗，而是一组诗，这组诗里有八十二首，而且是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创作的。
其中，有的诗在于表明他的心性，如第十二首；有的诗在于借史事讽刺曹魏集团的失政行为，才导致了亡国的结局，如第三十一首；还有的诗描写了面对司马氏的残酷统治，不知能否自保的忧虑，如第三首。
《咏怀》这组诗 ，表现了阮籍一生的情感态度，钟嵘在《诗品》中将这八十二首诗的特点都总结为"厥旨渊放，归趣难求"。之所以会形成这个特点，是因为司马氏在易代之际选择了高压的政策，阮籍对此十分怨愤。
最能体现《咏怀》风格和目的的诗是那一首"夜中不能寐......"，这一首诗描写了诗人在夜晚的所见所闻，并由此引发的感慨。从诗中的"不能寐"、"孤鸿"等词中，我们可以预见诗人的寂寞、忧愁，并猜测出造成诗人这种心态的原因。而方东树也说，这首诗便是《咏怀》的发端。
虽然《咏怀》的风格大体相同，但是在具体的表现手法上，却又有各自的个性。《咏怀》吸收了《诗经》、《离骚》的特点，在艺术上表现出了兼容并蓄的风格，并首创了我国五古抒情组诗的体例。
嵇康的诗歌嵇康的妻子是曹魏宗室沛穆王林的女儿，并且官位极高，正因如此，他和曹魏集团的关系十分地紧密。再加上他的性格比较刚正，所以他的诗歌风格也比较峻切激烈，并且经常谈到了时政。
嵇康
嵇康的文章，不仅是在谈论玄理，而在于谈论政事，并且具有极强的针对性。如《与山巨源绝交书》中，就拒绝做官，并对司马氏持有激烈的否定态度。嵇康对六经的强烈批判，是从未有文人达到过的高度。嵇康的文章虽然没有阮籍的文章有才气，但是却具有壮烈的气势。
嵇康擅长于创作四言诗，钟嵘曾说曹操、嵇康和陶渊明的四言诗是后人无法超越的。曹操的四言诗以气取胜，而嵇康的四言诗则以意象取胜。嵇康的四言诗意象鲜明，意境深远，对晋宋四言诗的美学品格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嵇康还写了《幽愤诗》，这首诗作于他被司马氏关进牢房，被行刑之前。嵇康在诗中对自己的生平做了简述，并且表明了自己的心志，还有被冤枉入狱的怨愤。具有词气峻切、言必尽意的特点。
竹林七贤的其他作家竹林七贤在人生态度上都具有相似的特点，他们都任情放达、发言玄言。随着司马氏的统治日渐残暴，竹林七贤的政治态度和处事风格也发生了转变。
嵇康被司马氏所杀，向秀选择了进入洛阳，投奔司马氏。王戎奉命讨伐吴国，官拜司徒。曹氏失势后，山涛先是选择了隐居，后来也选择了投奔司马氏，并成为了吏部尚书。
向秀
向秀的《思旧赋》是正始文学转变的最后一篇作品，这篇作品描写了司马氏的残酷统治，也抒发作者的怨愤难平。但在嵇康被杀后，向秀的作品便逐渐变得缜密，可见向秀对司马氏心生畏惧。
结语：竹林七贤张扬个性的批判精神，曾是正始文学中最光彩夺目的部分。但是从竹林七贤的诗风转变，我们可以看出，在司马氏的高压政策下，竹林七贤的幸存者选择了依附于现实政权，正始文学中愤世嫉俗的内容也逐渐减少直至完全消失，而这时的正始文学也彻底变成了西晋文学的虚浮华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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