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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因求长生，避居西苑二十多年，长期练道修玄的嘉靖帝，晚年终于因服丹过量引发慢性中毒造成神志失常，加之信用严嵩多年，朝政一塌糊涂。之后隆庆帝朱载垕继位。隆庆早期虽然有所作为，可是三十出头却沉迷于“秃鸡散”（一种烈性春药），导致荒于政事。在位仅6年就因病去世，终年36岁。
不满10岁的神宗被推上了舞台中央。
客观的说，在他之前的三朝祖辈，折腾了七八十年，已经让大明江山元气大伤，还是个孩童的神宗朱翊钧，显然无法独自面对这么大一副烂摊子。
好在还有个张居正，慈圣太后也很贤淑，所以早年的神宗（由于神宗48年只有万历一个年号，为方便下文通称其为万历）尚算中规中矩，但是张居正撒手人寰之后，失去约束的万历突然“黑化”。
万历十二年，万历先是抄了张居正的家，所获甚微之下竟因严酷“追赃”逼使得张居正长子张敬修自杀身亡。
不久万历十四年万历册封一位淑嫔（郑氏）为贵妃，因为郑氏生了一个皇子常洵。其实万历九年的时候，万历因“一时兴起”临幸了一名年长的宫女（王氏），次年已经得了一个皇子常洛。所以常洛是皇长子。文官们猜测万历是要让常洵替代常洛成为太子。这是有违“国本”，遂群起反对。万历厌恶这些道德偏执狂和所谓的宗法卫道士，又平息不住文官们的道德狂热和捍卫祖法的“大无畏”牺牲精神，不堪其扰之下干脆消极对抗，躲进后宫闭门不出，彻底撂挑子了。
僵局一直持续，文官们也不能闲着，大搞党争，“东林党”、“浙党”、“宣党”各竖大旗。
屋漏偏逢连夜雨，万历二十和二十二年日本两次侵略朝鲜，明当然要尽宗主国的义务，虽然趁丰臣秀吉病死之机取得了胜利，但是前后糜饷近千万两，帝国也伤了元气。同时期播州杨应龙、宁夏哱拜作乱，又是丧师糜饷。虽然张居正攒了点家底，可是经不住万历肆意挥霍，年纪轻轻就为自己修建陵墓，几个皇子册封为藩王，又同时成婚光是庆典就一次性花掉九百多万两，另外加袍服费用又是二百多万两，每年还有人数高达六十余万的宗室人口需要朝廷供养。
但是万历毫不在意，只知道豪掷。
万历二十九年，万历终于立长子常洛为太子，并把最喜爱的常洵封到洛阳做福王。这回万历依旧出手不凡，向户部提出一个预算：四千四百万两！户部急了，一连半个月天天申告，真的木有。万历结果简朴了一回，只花了一千余万两。不过万历因此对户部很有意见，怀疑他们是在“装穷”。
于是，派宦官到各地去查账，搞起全国大审计来。结果发现户部所言不假，于是对户部的敛财能力大为不满，亲自派人到地方出任税监、矿使，开辟财路，并把“财税审计”工作常态化，颇有不把天下之财刮尽榨干决不罢休的架势。
然而搜刮来的钱并非用于国家建设，取之于民却非用之于民，而是统统进了内帑银库，肥了万历自己的腰包。
拿了钱你倒是办点事啊？但是万历自立过太子之后更加过分，不仅日常工作完全荒废，就连重要大臣的任用也不管不问。到了万历三十四年，情况极端严重，几乎到了无人理政的地步。吏部尚书已空缺三年，左都御史缺一年；刑部、工部都只有一个侍郎，且没有圣旨命其代理工作，勉强充充门面而已。各部院最绝的是兵部，尚书、侍郎全缺，直接唱了“空城计”。
各部院府堂上官共计应实予三十一员，竟缺额二十四人，只有七位在职，坐下来都凑不齐一桌。
然而这些都还不是最要命的。缺钱或者缺官，都不会亡国，毁灭的因子悄悄滋生于辽东。
02
这才是万历给后代种下的最大祸根。
本来大明长期以来的威胁主要是来自蒙古草原，关外的女真并不起眼，有些朝臣甚至认为女真就是使鹿部（鄂伦春族）一样的北山野人，极为漠视。
万历间的辽东总兵李成梁（在平壤之战中大破日军的李如松的父亲），于万历十一年误杀了努尔哈赤的爷爷和父亲，为做出弥补，老李极力扶植努尔哈赤。可是等李成梁年迈离职之后，辽东总兵竟走马车灯似的连换了八任（足见草率之至），辽东一派混乱，朝廷完全失控。
到万历三十年，时，努尔哈赤已经统一了建州女真，并对其他女真虎视眈眈。这时明朝竟还对其加爵、授龙虎将军，意欲笼络，幻想借其力量镇抚女真。然而此时的努尔哈赤已是尾大不掉，不受束缚了。
万历四十六年，努尔哈赤发出战斗檄文“七大恨”，誓师讨明。先是攻陷抚顺，又大败明援军。四十七年，萨尔浒之役四十万明军惨败溃退，自此明在关外的军事存在荡然无存，面对女真铁骑不得不进入长期的战略防御态势。这种被动虽然没有多大作用，但却是明仅有的选择了。
萨尔浒之役后，万历命兵部右侍郎熊廷弼巡按辽东。开始熊廷弼干得不错，可是局面刚刚有点起色，熊廷弼又因受党争牵连被罢免。
这边万历仍然不上朝，甚至人都不见。辽东边军断饷，户部空虚，于是上疏奏请使用内帑银救急，万历铁了心一毛不拔。户部尚书李汝华无奈之下，截留了广东解贡内帑库的一笔金花银，拨给辽东补发军饷。万历得知后极为震怒勒令李汝华如数补足，之后又对他罚俸一月（可能是当做利息吧）。
由于辽东的军事压力，不得以增兵，于是饷银日巨，三年内三次对天下加征辽饷，百姓益苦。
我们总结一下万历的智息之举
首先是因为立太子，和朝臣争执不下，竟赌气三十几年不上朝，不理国事。造成党争愈演愈烈，带坏了政治风气，朝廷丧失了向心力。
其次是作为天子，竟吝财悭恪如斯，视财如命，一点银子渣也不放过，都得刮到私人腰包内帑银库里头去。朝廷没钱了却一个子儿也不掏，只知道把手往老百姓兜里掏，以致民怨沸腾。
再次，就是辽东经营的失败，放任甚至助力努尔哈赤一路做大。
刮尽天下财，败完天下事。
难怪明朝实际亡于万历，这个说法久已有之。
03
万历在位48年，是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
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二十一日，万历帝病死。太子朱常洛继位，改年号为泰昌，史称泰昌帝。
此时的泰昌帝朱常洛已经三十九虚岁了，按道理讲已届不惑之年，性格理应稳重成熟。但这是基于常人而言。
泰昌帝虽然是在万历身边长大，但他从父亲那里感受不到什么亲情或疼爱之类，有的只是冷淡漠视甚至反感厌恶。
他能清楚地体会到，父亲对待自己和对常洵、常润、常瀛等弟弟们不同。而且不仅是自己，还有母亲，也远远不如弟弟们的母亲一样和父亲那般亲密。母亲恭妃王氏寂居幽宫，基本见不到丈夫万历，整日流泪度日，终于有一天双目失明。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王氏病逝，常洛又得不到父爱，精神上几乎形同孤儿。
随着年龄稍大，小常洛也渐渐知道了个中情由，长期以往日复一日，幼小的心灵不可能不受到刺激。等到再大些，开始读书受教，渐渐明白了自己的皇长子身份，也隐隐约约得知外廷之上有许多大臣为了维护自己的这个皇长子权利正在努力奔走。然而常洛并不明白，那些人要维护的并不是自己的权利，而是所谓的“国本”和“祖法”。当然常洛即便明白一样也不敢言及，只是按照母亲生前的叮嘱，谨小慎微，连宫门都不敢踏出，战战兢兢地一天天长大。这所谓的皇子，几乎就是个囚徒。
苦熬到继位，竟熬过了整个青少年时代。
骤膺大宝，长期压迫在身心之上的极限压力骤然释放之下，泰昌帝难以承受，登基仅仅十天就一病不起。
所谓久饿之人不可暴食，久渴之人不可剧饮。泰昌帝苦尽甘来，欣喜若狂之下，不禁乐极生悲。
掌御药房太监崔文升进通利药，服药后一昼夜泰昌帝连泻三四十次。挨了十几天，泰昌帝召内阁首辅方从哲等大臣入宫，定遗诏托孤。
又熬了不到十天，泰昌帝坚持要服用鸿胪寺丞李可灼所献仙丹，依次服用两丸后不久，泰昌帝暴毙。这就是有名的“红丸案”。从登基到驾崩一共仅一个月，泰昌帝也真是无福消受。可怜泰昌，明末三大案他一人就独为梃击、红丸两案的受害者。自幼饱受歧视，原生家庭的阴影一直伴随了他的一生。
说到比惨，最后丢了祖宗江山上吊的崇祯，还真的比不过他爹泰昌帝。
本文参考的资料有：
《国榷》谈迁；
《大政记》雷礼；
《今言》郑烧；
《建文朝野汇编》屠叔方；
《枣林杂俎》；
《明实录》；
《明书》邓元锡；
《世庙识余录》徐学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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