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仙配，改本于1953年9月由我团（省黄）在安庆市首排，10月1日首演。首演主创人员：导演李力平、乔志良；音乐设计方绍墀、潘汉明；主演陈月环、查瑞和。1954年重新排练，9－11月曾在华东区戏曲观摩演出大会参赛中获多项奖励。此次主创人员：导演李力平、乔志良；编曲王文治、方绍墀；舞美设计王士英；主演严凤英、王少舫。
《天仙配》又名《七仙女下凡》，移植自青阳腔，经历代艺人的表演加工而具本剧种特色。
传统戏剧情：秀才董永家贫，父亡，卖身傅府为奴，得资葬父，教行感天，玉帝命七仙女下嫁董永，赐婚期百日。成婚后七女为傅府一夜织成十匹锦绢，傅员外喜，认董永为干儿，焚卖身契。时满百日，傅员外赠银送董永回家，途中夫妻泣别。七仙女临时告之有孕，留白扇进京进宝，董永进宝得官，七仙女如约送子旋返天庭。董永乃与傅员外之女结为夫妻。
1953年5月，陆洪非根据胡玉庭口述本改编。改本主要改动处是：
1.七仙女奉旨下凡为向往人间，私自下凡；
2.改董永秀才身份为农民，删去其拜傅员外为干父和进宝得官，娶傅女为妻等情节；
3.将傅员外主动焚契改为百般刁难，将傅员外赠银送董永回家改为七仙女织绢争得三年长工改百日；
4.改众仙女立观渔樵耕读四人过场为众仙女见景生情而翩然起舞；
5.删去董父、舅父、舅母、金星、傅小姐、天使、雷神、太监、四功曹等共十二个人物；
6.改原本18场684句唱词为7场442句唱词（七场为卖身、鹊桥、路遇、上工、织绢、满工、分别）；
7.唱词多为重新撰写，沿用传统之词也经过不同程度之修改。摘自《安徽省黄梅戏剧院50周年院志》
二、天仙配舞台及影院上映影响非凡
1955年6月－12月，上海电影制片厂根据陆洪非之改本，由桑弧进行改编，拍摄了黄梅戏第一部电影《天仙配》。
1956年5月参照电影文学剧本进行舞台演出本之改编，此稿改编者为金芝（特邀），导演乔志良，作曲王文治、时白林、方绍墀，舞美设计王士英，主演严凤英、王少舫。此稿基本保留电影剧本之四场（鹊桥、路遇、织绢、分别）略加唱词，恢复上工和满工共为六场。将七仙女作仙术使傅员外杖责董永时及笞其子的细节，由“上工”改置于“满工”之中。此稿在北京演出时座谈会及报刊上发表过对改本及二度创作的不同意见，专家们认为有对电影艺术形式与舞台艺术形式区分不当之处。
1957年4月，陆洪非再次改编，未及全面重排，但对其中足以体现舞台演出特点，充实生活气息乡土风韵的部分均予以恢复。如恢复“卖身”；恢复“路遇”一场，董永、七仙女、土地三者之间有关包裹、雨伞、白扇开展的细节及其表演语言；恢复大姐较为夸张的诙谐风趣表演和语言；恢复“织绢”的唱词及舞蹈；恢复打击乐的应用：将家院还原为傅公子；变更实体槐树景及其地位。
“文革”期间，以“宣扬小农经济思想”、“破坏农业合作化”、“宣扬阶级调和论”等罪对《天仙配》进行大批判，直至1979年9月，《天仙配》影片与舞台剧才得以重新映演。
《天仙配》是黄梅戏艺术的精品，五十来长演不衰。《天仙配》舞台剧及电影的演映是黄梅戏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三、陆洪非全本《天仙配》的改编（此前，安庆地区剧作家曾整理演出过《路遇》一折），首先在思想性上有较大突破，这突破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是变弘扬孝道为讴歌自由爱情，顺应了当时社会的思想主流。众所周知，“七仙女下凡配董永”是一个流传千年的民间故事。其基本情节是董永“卖身葬父”感动了上天，玉皇大帝即派膝下七公主下凡，与之结配 “百日姻缘”，明显地表现了正统文化对孝道的褒奖。这与建国之初摈弃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旧有包办婚姻秩序，建立青年男女自由恋爱、自主婚姻的新的婚姻观念和社会思潮颇相违背。是时，新中国第一部《婚姻法》刚刚颁布，作为那个时代的青年知识分子，陆洪非首先就对董永和七仙女的爱情本质作了思考。变七仙女的“奉命下凡”为“偷跑下凡”，让七仙女在天宫看到“忠厚老实”的董永便首先萌动了爱恋之心，便“私下凡尘”，与董永缔结了“槐荫树下好夫妻”。董永和七仙女的成功结合，是新婚姻规则对旧规则的战胜；是新婚姻道德对旧道德的冲决，成为新婚姻观念的一首凯歌。
其二是变董永的秀才和官宦身份为农民身份，弘扬了劳动创造幸福的时代观念。新中国的建立，使劳动人民当家作主，全社会的情感天平倾向下层劳动者。旧本黄梅戏《天仙配》中的董永起初是一个家境贫寒、尚未获得功名的穷秀才，其后，由于七仙女的帮助进而受封得官。可以看出，董永的幸福都由外部“施舍”而得，含有不劳而获的成分。陆洪非的改编取消了董永的秀才身份，还以草根身份，使之紧贴当时社会价值取向和大众情感诉求，成为一个具有时代意味的典型人物形象。也正是因此，七仙女虽然仙女身份未作改变，但其下凡后从思想感情到表现行为也都彻底地“农民化”了，成为一名可以和董永无缝对接的“村姑”。这一点，电影《天仙配》的导演石挥就曾明确指出：“董永不能娶一个文质彬彬、弱不禁风的老婆，它必须与一个不怕穷苦、能劳善作的人共同生活，这样才符合人民的想像。 ”在这一点上，七仙女完成了与董永的身份与精神同构，使得“你耕田（来）我织布，我挑水（来）你浇园”的爱情境界和生活理想有了发生的基础。
其三是变大团圆结局为悲剧结局，揭示了新思想新道德建立的艰巨性。旧本《天仙配》在七仙女奉命返回天庭后，傅员外又主动将女儿傅赛金许配给喜得“进宝状元”、荣归故里的董永，是一个大团圆的结局。陆洪非的改编旨在讴歌青年男女的自由恋情和自主婚姻，当其目的不能实现或遭到破坏时，悲剧便不可避免地出现。尽管新中国已颁布了《婚姻法》，但男女青年真正的婚姻自由还面临重重阻碍。习惯于包办子女婚姻的家长，还很难接受年轻人自谋婚嫁。七仙女的“自嫁董永”“未得善终”即是对这种破坏力量的揭示。改编后的《天仙配》以七仙女被迫上天为结局，表现了追求自主婚姻的艰巨性。从而激起人们的抗争，用“不怕他天规重重活拆散，我与你天上人间心一条”的决心和意志，去争取自己的爱情与婚姻，争取人的自我归属。这里，悲剧给人以力量，也带领人们走向崇高，激励了一代又一代追求自由爱情和幸福生活的青年男女。
通过这样改编，新中国舞台上的黄梅戏《天仙配》不仅耳目一新，而且紧扣了时代与大众的心音。也正因此，一曲“树上的鸟儿成双对”才口口相传、久唱不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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