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子（贞观二年六月，即628年7月19日），上（指唐太宗）谓侍臣曰：“朕观《隋炀帝集》，文辞奥博，亦知是尧舜而非桀纣，然行事何其反也。”魏徵对曰：“人君虽圣哲，犹当虚己以受人，故智者献其谋，勇者竭其力。炀帝恃其俊才，骄矜自用，故口诵尧舜之言而身为桀纣之行，曾不自知以至覆亡也。”上曰：“前事不远，吾属之师也。”
这段记录出自宋代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历来被视为重要的历史教训。但魏徵其貌不扬，在隋只是下级官员，可能都没见过隋炀帝，他如何能知隋炀帝性格？从言辞看，用意显豁，场面亦戏剧化，让人很难信以为真。
在隋亡唐兴中，隋朝旧臣多叛（魏徵也是其一），形成了集体妖魔化隋炀帝的心理需求，前引文字或是“人造历史”中的一例。但初唐时，人们泼污隋炀帝，尚不提重用宦官、生活奢靡、沉迷淫乐等事，这些本是明代世风，后被小说家附会到隋炀帝身上。
法国历史学家格鲁塞称：“杨坚的儿子杨广是个了不起的君主，或者更准确地说，他的统治时期是一个了不起的时期。”
那么，该怎样评价隋炀帝呢？
隋炀帝可能确有性格偏差，但隋朝灭亡作为重大历史事件，背后原因多样，归因于一人，未必准确。事实上，隋末大瘟疫也是压倒骆驼的一根稻草，只是长期被史家忽略。
初唐这样减轻农民负担
“天下凡有郡一百九十，县一千二百五十五，户八百九十万有奇，东西九千三百里，南北万四千八百一十五里。隋氏之盛，极于此矣。”这是《资治通鉴》所记大业六年（610年）的盛况，时隋炀帝登基仅6年。疆域之广，达汉后400多年之极。
据史料载，隋此时垦田5585万顷，人口4600多万人（890万户），远超“贞观之治”（杜佑《通典》称：“国家贞观中有户三百万。”），直到安史之乱前，唐朝才至900万户，垦田1430万顷。
对于隋朝之富，唐人认识很清醒。
贞观二年（628年），唐太宗说：“隋文不怜百姓而惜仓库，比至末年，计天下储积，得供五六十年。”
差异大，可能与隋苛于括户有关。括户又称查浮客，即将隐漏不报的逃亡人口遣送回乡，强制农业劳动。括户是皇权与民争利，唐太宗主张“藏富于民”，括户较宽，致税收受损。
不过，李世民派兵先后战胜东西突厥、薛延陀、吐谷浑、焉耆、高昌等，修“参天可汗道”，打通丝绸之路东线。商道一通，财富自来，减少了唐廷对农业税的依赖。
隋炀帝也很重视西方商道，于609年派重臣裴世矩（入唐后避李世民讳，改名裴矩）在张掖主持互市，免费为胡商提供食宿，甚至免关税，以“引致西蕃”，致“每岁委输巨亿万计，诸蕃慑惧，朝贡相续”。
然而，615年隋炀帝出巡雁门关，被突厥的40万大军包围，吓得大哭。可见隋朝未真正掌控丝路东线，贸易规模受限。
隋炀帝为何爱扬州
隋朝更依赖农业税，为长治久安，兴作远多于唐朝。首先，强化常平仓制度。
常平仓始于民间义仓，汉宣帝时，中央政府仿义仓，建常平仓，隋朝达于极盛。隋朝常平仓由中央投资，强令农民上缴部分收成。饥荒时，需中央下令才能开仓。可从地方申请，到中央批准，再到执行命令，耗时甚多。
据学者孟宪实钩沉，刘武周、罗艺、张须陀等反叛，均与开仓不及时有关。唐代马周说：“自古以来，国之兴亡不由蓄积多少，惟在百姓苦乐。”常平仓本为利民，因管理不当，反成害民。
其次，修大运河。
汉代以降，全国经济中心在关中，随着大量移民进入，人多地少，饥荒频发，隋炀帝遂开大运河。黄仁宇说：“608年可以充分地被视为中国历史上重要的一年。从这年起，不仅隋炀帝统治下的每一个行省都可以从水路到达，而且到19世纪，中国任何一个统治者都离不开利用运河所建立起来的漕运制度。”
隋大运河分四段，每段耗时一年（最短才5个月），却被小说家写成用工“五百四十三万余人”，还虚构出总监工麻叔谋，专吃婴儿，共吃“三五千人”。
其三，巡游天下。
隋炀帝在位13年，在洛阳、长安只待了4年多，曾4次北巡、3次南巡、1次西狩、3次东征，特别是长驻扬州（5年左右），被视为耽于享乐。其实这些巡游多有政治、军事目的。隋炀帝刻意远离关陇贵族盘踞的关中，对提振江南，使其成为新的经济中心，意义深远。
科技让隋朝富裕
隋朝集权度高，国家能力空前强大，科技水平亦超前朝，这也是富裕的一个原因。
据学者韩隆福研究，隋朝造桥技术高超，赵州桥首创“敞肩拱”技术，比欧洲早1000多年，被美国土木工程学会评为“国际历史土木工程里程碑”。
在湖北当阳玉泉寺，仍存隋炀帝时铸造的铁锅，是中国最古老的铁锅，重450多公斤（铭文称用铁三千斤），明谭元春说：“念唐以后之古人，后此镬生，先此镬朽。”可见冶炼技术之卓越。隋朝还在“陶瓷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
隋朝曾有当时全世界最好的历法——刘焯编制的《皇极历》。地球绕太阳一周是一年，但每年冬至点略西移，71年零8个月差一度，刘焯算出的是75年，当时西方历法是100年。《皇极历》未颁行，但对唐宋历法影响深远。
隋炀帝重视教育，提出“君民建国，教学为先”。隋最早开科举，建成世界上最早的医科学校——太医署。在国子监中，设有算学博士。
可再富再强，也难堵决策失误造成的损失。
隋朝由盛转衰，源于征辽东失败。辽东本汉朝故土，后被渤海高氏占据，对中原构成巨大威胁，隋炀帝、唐太宗均三征，足证其战略地位。
大业七年（611年），隋炀帝首次征辽东，集中113万士兵、民工200多万，分24军，每天发一支，相距40里，总长达960里，前军已至辽阳前线，后军还没出山海关。
唐代最多时仅有60多万府兵，隋朝应相差不多，而渤海高氏总兵力不足30万。
父子都是不听劝的主
隋炀帝为何摆出这么一个怪阵？
大业三年（607年），隋炀帝北巡，元寿曾建议：“请分为二十四军，日别遣一军发，相去三十里，旗帜相望，钲鼓相闻，首尾相隔，千里不绝，此亦出师之盛者也。”
隋炀帝采纳后，诸部胡人果然惊恐，争献牛羊驼马。突厥启民可汗上表，称愿率全部落变服式，一如华夏。
征辽东时，隋炀帝故技重施，怕士兵鲁莽，在24军中均设受降使，“不受大将节制”。名将段文振提醒：“夷狄诈，深须防拟。”隋炀帝不听，因段文振是鲜卑段部人。
杨坚的父亲曾受赐鲜卑姓普六茹，杨坚有鲜卑名，叫那罗延，他的妻子独孤伽罗也是鲜卑人。篡位后，杨坚为拉拢关陇贵族，冒籍弘农杨氏，刻意与鲜卑保持距离。
隋炀帝上位后，不满勋贵把持朝政，于大业三年（607年）行新法，百官不再循年资提拔，改用考核德行功绩，与官僚群体关系变得紧张。他对虞世南说：“我性不欲人谏。若位望通显而来谏我，以求当世之名者，弥所不耐。”
这算杨家的家风，隋文帝杨坚也“性多忌刻，不纳谏争”。
杨坚惧内，妻子去世后，纵欲无度，不出2年便病倒，后悔说：“使皇后在，吾不及此。”杨坚四月患病，七月病危，非暴毙，更非隋炀帝所弑。
隋文帝死后，妃子被隋炀帝收入后宫。隋炀帝哥哥杨勇被赐死后，妻子也被收入后宫，这是游牧部落的收继婚（女性在丈夫死后，改嫁夫家其他男性，亲子除外）习俗，后被当成荒淫无道的证据。
隋军为何惨败？
虽有战略失误，但隋军名将如云，兵力充足，为何会惨败？
《上帝的跳蚤》的作者王哲认为，毁灭隋军的真凶可能是鼠疫。在医学史上，发生过三次全球鼠疫大流行，第一次在公元542至710年间，持续170年，最严重时，每天5000至7000人丧生，被称为查士丁尼大鼠疫。此次鼠疫源于埃及，一路经地中海传到君士坦丁堡，再至叙利亚等地；一路从海路传到罗马，再遍及欧洲大陆和爱尔兰岛。
这两条路线都能到达隋朝。
先说陆路。大业期间，隋与西域40余国有往来，达于西海（即地中海），直通拂林国（可能是东罗马，也可能是今叙利亚，都属疫区）。在太原的隋代虞弘墓中，DNA检测发现，墓主有欧洲血统。
再说海路。隋炀帝主张“无隔华夷”，海路直通赤土（今属马来半岛）、安南（今属越南）、日本等，汉代萌芽的海上丝绸之路，隋朝时已成固定航线，来自西亚疫区的商人可至广州、泉州。
此外，从辽东到欧洲的乌克兰，万里草原相通，鼠类繁多，也可能成为鼠疫的传播通道。
生于西魏、历经隋朝的名医孙思邈在《千金方》中曾记瘟病阴阳毒，表现为“头重颈直，皮肉痹，结核隐起”，与鼠疫极相似。
还有一个旁证，首次征辽东遇挫后，据《隋书·食货志》载：“辽东覆败，死者数十万。因属疫疾，山东尤甚。”这次瘟疫遍及山东（今河北一带）、河南（今黄河以南），是征辽士兵、民工的主要提供地，很可能是从辽东回来的人引发鼠疫流行。
编著医书比唐代多得多
一般来说，传染病在流行初期病死率最高，随着部分人体形成抗体，病死率、传播率等会下降。鼠疫从疫源区传入隋，历60多年，为何破坏力还这么大？
一方面，可能与征用士兵、民工数量太多有关，多人密集行军、居住，一旦发生疫情，很难应对。
另一方面，开通大运河后，人口流动速度加快，且南北有温差，旅行者抵抗力下降，易被病菌所乘。
隋炀帝非常重视医学，他亲自下令，医学博士巢元方编成中国第一部病理学专著《诸病源候论》，昝殷撰著现存最早的妇产科专著《产宝》。隋朝还完成了《四海类聚方》2600卷，全面总结古代医方。隋祚仅38年，却比唐代290年编成的医书多146部721卷。
隋朝还大量吸收印度医学的成果，但传统医学对传染病的认识不足。隋太医署中常设咒禁博士一人，以诵梵文驱疫。隋医喜灸，认为“待要安，三里常不干”，即经常在足三里穴上灸起几个脓包，据说可防病。隋医开始提倡体育锻炼，并用药物熏蒸来治病。
这些办法对付普通传染病，也许有疗效，却基本应对不了鼠疫。与唐代相比，隋代本是传染病高发期，从统计看：汉末到三国，疫情频度是7.6年/次，魏晋南北朝是4.6年/次，隋朝是6.17年/次，唐朝是8.83/次。再加上来自欧洲的鼠疫冲击，隋朝之难可知。
时运不济，隋炀帝又不能审时度势、与民休息，导致天下板荡、生灵涂炭，被后人加诸恶名，也是活该。
原标题：谁害了“了不起”的隋炀帝？
来源：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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