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兰芳《生死恨》
《生死恨》是梅兰芳先生移居上海之后他的智囊团根据齐如山《易鞋记》剧本集体改编，由许姬传执笔。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再版的《生死恨》京剧曲谱中，有许姬传先生所写的序，其中将改编《生死恨》的前后经过说得非常详细。《生死恨》改编的工作是在1933年排演《抗金兵》之后，但梅先生究竟何时首演《生死恨》并无准确说明。
现在有几种说法：
《梅兰芳艺术年谱》
谢思进、孙利华编著《梅兰芳艺术年谱》（文化艺术出版社2009年11月出版）190页：
1934年2月26日在上海天蟾舞台首演新编戏《生死恨》；
2月29日《生死恨》在上海演出三天后，又转到南京大华戏院连演三天，排队购票的观众把票房门窗挤坏了。
王长发、刘华著《梅兰芳年谱》（河海大学出版社1994年7月出版）133页：
（1936年）2月26日，……由齐如山根据明传奇《易鞋记》改编的京剧《生死恨》，在上海天蟾舞台与观众见面，……连读三日爆满。
2月29日，《生死恨》在上海演出三天后，又转到南京大华戏院连演三天，观众特别踊跃，排队购票竟至把票房门窗挤坏了。
刘彦昌《梅兰芳传》（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12月出版）263页：
一九三三年，梅兰芳参与改编并上演了历史剧《生死恨》。
293页：
（1936年）二月二十八日，梅兰芳率团在南京大华大戏院连演三天《生死恨》，排队购票的观众及其踊跃，竟至把票房门窗都挤坏了。
《中国京剧》2003年12期 何威逊“《生死恨》的继承与创新”：
《生死恨》是梅兰芳大师中期代表作之一。此剧初稿由齐如山根据明代董应翰《易鞋记》传奇改编。后由许姬传执笔整理并更名《生死恨》。1936年2月26日初演于上海天蟾舞台。
《北京文史 》 2007年2期 姚宝瑄“《抗金兵》与《生死恨》”：
《生死恨》1934年在上海黄金大戏院演出，继《抗金兵》之后有一次轰动全国。
《中国京剧》2007年第07期 王永运“梅兰芳的爱国名剧《生死恨》”
《生死恨》于1936年2月26日在上海天蟾舞台首演,当即引起极大轰动，连演三天,场场爆满，旋即转至南京大华大戏院上演,排队购票的观众竟把戏院票房玻璃挤碎。
综合上述说法：
1、首演年份有三种说法：1933年、1934年、1936年；
2、首演的具体日期，除了没有说明的都说是2月26日；
3、演出地点一说是天蟾舞台，一说是黄金大戏院；
1934年2月26日《新闻报》广告
这是1934年2月26日上海《新闻报》上荀慧生、杨宝森在天蟾舞台的演出广告，天蟾舞台的这一期是荀慧生和杨宝森，荀慧生26-28分别演出《三春结婚》《全部新玉堂春》《红楼二尤》，所以《梅兰芳艺术年谱》所载梅兰芳2月26日在天蟾舞台连演三天《生死恨》不实；
《梅兰芳艺术年谱》称《生死恨》1934年2月29日在南京演出，然而1934年的2月份只有28天，不知道这日历本上都找不到的日子，梅先生是怎么唱的？如此无中生有不免令人惊诧。
1934年5月10日《申报》广告
查得上海《申报》1934年5月10日，梅兰芳在上海黄金大戏院演出《生死恨》的演出预告，其中注明：本星期五夜场初次公演。5月11日演出当天《申报》和《新闻报》同款广告中间还有“最新排演初次公演大悲剧”一行注解，可以明确梅兰芳首演《生死恨》实为1934年5月11日。这一期梅兰芳演出于上海黄金大戏院，二牌老生是王又宸。从1934年4月13日开始一直演出到6月10日，每周五、六、日登场，最后一场也是《生死恨》。这一期演出《生死恨》是前后各一场，并未“连演三天”。
《梅兰芳艺术年谱》记录1934年4月13日，梅兰芳在黄金大戏院头天打炮居然有白天场《生死恨》，而上海各家报纸既无提前预告，更无梅兰芳当天登台的广告。按照当时上海京剧演出的惯例，只是在周日才有日戏，如果不是春节等特殊节日，其他的日子一般不会加演日戏，更不可能头天打炮先来个日场。
只要稍微了解一下就知道梅先生1934年、1935年分别在胜利和高亭公司灌制过《生死恨》唱片（也有人考证是在1935年底到1936年初灌制），1936年首演毫无根据，完全不是选项。另外，还有诸如“连演三天”之类的说法，撰文者在没有确切依据的情况下，何故能言之凿凿“连演三天，场场爆满”？
那么梅兰芳南京演出《生死恨》竟然把票房都挤坏了又是什么来由呢？
1937年2月23、24日《南京晚报》《新民报》新闻
1937年2月23日《朝报》广告
1937年2月，梅兰芳率团到南京大华戏院演出，2月19日全本《宇宙锋》打炮（《梅兰芳艺术年谱》所载此次演出时间、剧目皆有出入）。2月23日，南京《朝报》刊发一则昨日“大华戏院因购票发生纠纷”的新闻，其原因是梅兰芳的演出先有戏院内部人员订票、次有大量提前预订座位，这样一来，当天放到售票处的戏票自然只有少量，不能满足大量戏迷购票的需求，还有不少的戏票流向黄牛手中，引发不满。吵闹之下，将戏院玻璃柜栏打碎，并有人倒地受伤被紧急送医。戏院方面紧急求助军警干预，南京负责维持娱乐场所秩序的“首都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出面调解此事，要求戏院23日停止售票，并提出一些改进的意见。谁知次日，有一部分人并不知道购票的事已经在进行处理，看到戏院“暂停售票”，群情激奋，将戏院大门玻璃全部砸毁。为息事宁人，大华戏院做出承诺：以前预订的对号座位从24号起一律无效；当天的戏票交军警验明数字后由首都新运会监督当天发售。售完为止；原售三元、四元的戏票各增加一元，款项交新运会冲作社会公益款。
这件事当时在南京确实引起很大社会反响，当地的《新中华报》《南京晚报》《新民报》《中央日报》等均进行了报道，《朝报》还以此为由，专门发了一篇社论“平剧与社会”，来讨论这件事情的影响。
1937年3月1日《中央日报》广告
梅兰芳南京演出共12天，2月28日、3月1日、3月2日最后三天夜场《生死恨》，之后又演了一场义务戏结束南京之行。《生死恨》在南京确实是“连演三天”，但是这个“连演三天”与“损坏票房”却扯不上因果关系，不知道从什么时候、什么人竟然妙笔生花，硬生生将1934年《生死恨》的首演、1937年南京演出、打坏票房等事件移花接木、张冠李戴都“混搭”在了一起，以讹传讹，越传越没谱。
小编并没有能力研究梅兰芳，只是偶尔看到一个资料触动了仔细找找的念头，也可以说是率性而为。不查不知道，一查才发现许多的资料真不可靠。小编前面罗列的关于《生死恨》演出的那些资料，既有传记，也有年谱，也有专论，作者也都是专门家，可就这样一个不难考证清楚的问题，这些位专家学者却不是不假思索、含糊其辞，就是人云亦云、照搬照抄，或者索性凭空想象、向壁虚构，实在令人难以置信！唱戏需要有戏德，难道为文者就不需要“文德”吗？这些虚构的、错误的信息流传后世，蒙蔽后学，岂不是失德的行为？《年谱》一类的工具书，本来就是对于人物一生重点活动的精要介绍，不怕粗略，务求准确，然而以上所列的两本《年谱》，殊难使人满意。有些作者的名字经常出现在一些京剧学术刊物上，讲古论今头头是道，文字昭彰，就不需要负点儿责任吗？从这也给我们提个醒了，从今往后，此类人物的文章大多得留神一二，所言所论不可轻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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