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档生活角色互换的真人秀，《变形计》自2006年首播起在湖南卫视掀起了一阵追剧热潮。
它以城乡少年互换角色为逻辑，通过不同社会阶层的置换来反应巨大贫富差距下，不同社会群体之间早已形成了难以突破的壁垒和隔阂。
在制作人李泓荔的操刀下，这档节目的主人公虽是城市少年和乡村少年两组主人公，但不可否认的是，无论是制作人的发力点，还是看客们的关注点，实则还是在叛逆的城市少年身上打转。
在李泓荔看来，偏远贫瘠的农村是一个田园牧歌般的存在。它不仅能够洗去人们心灵的污垢，甚至可以治好专家们都束手无策的城市独生子女病。
而在观众眼里，与坚强懂事的乡村少年在大都市继续坚强懂事的故事相比，他们更热衷于见证一个脾气暴躁、叛逆不羁的城市小孩在乡村生活的“大改造”。
毕竟“浪子回头”的戏剧效果永远比“坚强懂事”要抓人眼球的多。
于是在这种偏颇的价值观中，从《变形计》中“变形”成功的小孩个个都吃上了流量的红利：有的成为了粉丝百万的明星网红，有的成为了流量庞大的带货主播，再不济的也成为老师和同学们眼中的红人。
而这些小孩无一例外，都是来自城市的主人公。
显而易见的是，在这场属于富人的游戏中，狂欢的永远只是那些本就不必为衣食忧愁的富人家的小孩。
而那些通过这次机会，走出大山体验城市生活的乡村少年，在这个游戏中，也只是短暂地感受了一下光明而已。
《变形计》第七季的农村女孩王红林，便是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只是她的运气不太好，在这个游戏中不仅没“玩”尽兴，反而让这份阳光灼烧了自己。
在挑选第2期主人公的时候，总导演蒋良曾看到了几张王红林和王多权的照片。
照片中，女孩身材瘦黑，脸色蜡黄，明明才七八岁的年纪就懂得将心事藏在镜头之外。
而她的大伯王多权因双腿残疾，瘫痪在出租屋的小床上，一边费力地忙活手里的十字绣，一边低声和身旁炒菜的女孩低声说着什么。
“我觉得有的乞丐都比他们好。”看完这组照片后，蒋良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
正因为有了这个结论，王红林便成为了此次拍摄的乡村主人公。因为这个底层家庭的窘境，完全符合制作人李泓荔所谓的“苦难孕育美德”的逻辑。尽管蒋良对此并不认同。
“像这样一个连自己都拯救不了的家庭，又怎么有力量去改变一个桀骜不驯的城市小孩呢？他们的坚强和懂事，不过是因为他们对命运别无选择罢了。”
蒋良虽是这样反驳，但也实在架不住观众们就喜欢看这些有冲击力的东西。于是2014年在一个灰蒙蒙的阴雨天，节目组还是踏上了前往陕西省安康市八仙镇的旅程。
八仙镇是一个让人难以想象的地方。这里的树木很高很绿，地势陡峭，人烟也很稀少，几乎方圆半公里才看得见另一户人家。
用作家袁凌话来说就是，这是一个比世界的尽头还要遥远的地方。
在这里，你能见到人群只有老人和小孩。因为那些身强力壮的青年，早已在16岁的年纪，就开启了外出打工的人生。
走过十几公里泥泞的小路，节目组终于在狮坪村看见了一间款式像是上世纪80年代的土坯房。那里，便是王红林家的老家。
因为房子建在山阴，屋里一年到头都很潮湿。哪怕艳阳高照的天气，房子里依旧会散发出一股霉味。这股霉味，似乎在王红林家每一位成员身上都能闻到。
在土坯房的后院，养殖了很多类似猪、鸡的家畜。据王红林的奶奶说，靠着这些猪生下的小猪仔，能顶这个家一年的收入。
而这笔收入，满打满算不过是一万元左右。除了养家畜，奶奶还会在后山种满大量的果蔬。其中，她种的最多的蔬菜就是扁豆。
“扁豆耐吃，也不容易坏掉。每隔几天，我都会从山上的菜地里摘些给红林他们送去。一般一顿饭那就是吃这个菜了。”
是的，王红林和她大伯王多权平时并不住在老家。为了让红林读书方便些，在她刚上小学的时候，家里就在距离老家十几公里的镇上租了一套出租屋。
说是出租屋，不是两间狭小破旧的杂屋而已。
在这个出租屋里，没有厕所。每次要方便的时候，红林和大伯只能去附近的公厕解决。
房子的地势很陡峭，楼下便是那条川流不息的岚河。因为没有专门的厨房，每次炒菜红林都将锅具架在阳台上。尽管每日的菜单，不出意外的话，依旧是吃了好几周的扁豆。
“便宜，一年2000 块！”当被问及房租时，原本神色恹恹的王多权，脸上都是会带几分激动，仿佛能找到这么划算的房子，是他一生最幸运的事。
尽管每次在这间划算的出租屋里写作业时，红林总是要忍受着屋外不绝于耳的车流声。
但对于这种生活状态，王多权还是十分珍惜的。而他的这份珍惜，或许是源于他早年承受了太多的苦难。
18年前的王多权并不是个残疾人。和八仙镇大多数的壮年男子一样，20岁的他也曾是一名煤矿工人。
八仙镇，又叫煤矿镇。因为父亲职业的关系，这里的孩子在很小的年纪，就明白了冒顶、透水以及瓦斯爆炸的含义。
在八仙镇，这些煤矿工人大都老实本分，勤劳坚强，尽管最后靠采矿富裕起来的人并不是他们。
而因为频繁下矿，他们的身体也早早地患上了各种疾病。更有甚者，甚至会因为意外葬身在这些矿中。
王多权比较幸运，在一次矿难中，他并没有丧失性命。但遗憾的是，他永远丧失了行走的机会。
“当时也没有别的门路 ，一般都是下煤窑。那天，顶上垮了一车煤下来。当时就把我打翻了。可能下面还有煤块，这一压，就把我几节脊椎给砸碎了。”
每次谈起那段往事的时候，一旁的奶奶总是会跟着他抹眼泪。
一个是身患残疾的大伯，一个是尚且年幼的女童，在这个苦命的家中，一切的开销只能由年过6旬的奶奶一人承担。
为了补贴家用，在这几年，王多权打通了一门新的技艺—刺绣。有时他会花费十多天的时间绣一双绣花鞋垫，尽管这双鞋垫拿到市场上也不过15元左右。
为了增加收入，如今他已经开始入手单价更高的十字绣了。
每次看见大伯躺在床上缝缝补补，红林总是会忍俊不禁：“他做这个事着迷得很，电视都不看，就这么绣啊绣啊。因为他绣了要挣钱 家里肯定要用嘛。”
尽管生活拮据，这个一家三口却过出了另一番艰难而又温暖的生活。
在这个家里，王红林的亲生母亲是一个不可提及的禁忌。对于王家来说，她不仅是红林怨恨了好几年的母亲，更是王多权一辈子的伤痛。
在嫁与王多权的弟弟前，王红林的母亲曾是王多权的未婚妻。
1996年，因为王多权在矿难失去了双腿，她才嫁与了王多权健康的弟弟。没多久，两人生下了王红林。
后来，因为发现丈夫出轨的照片，在红林三岁的时候，夫妇俩便去办理了离婚手续。
从此，女方改嫁它村，为另一个男人结婚生子。而男方酗酒撒泼，逃往外地务工挣钱。
被两人遗留在老家的红林，成为了王多权生命全部的寄托。
在红林爷爷去世的时，母亲也曾悄悄地看望这个女儿。当时，红林发现角落的母亲后，显得很兴奋。
甚至企图用自己平日里都舍不得喝花生牛奶留住她。然而，这个女人最后还是离开了她。因为在她的新家，已经有了两个活泼健康的儿子需要照料。
而在这之后，对于弃自己而去的母亲，红林从不掩饰自己的憎恨。她表达自己这份憎恨的方式，便是在所有孩子都幸福地唱着《世上只有妈妈好》的时候，执拗地重复“世上只有奶奶好，有奶奶的孩子像块宝，妈妈是世界上最坏的人”。
每次在为圈里的小猪仔接生时，红林总会想，猪宝宝是在猪妈妈的养育下长大的。
而养育她的人，却一直是自己年迈的奶奶和残疾的大伯。想到这，她对母亲的憎恨又加重了几分。
在节目组的镜头下，这个年仅8岁小孩，似乎一直都在忙着干活。有时是洗衣做饭，有时是喂猪喂鸡，有时是帮大伯处理臀部的褥疮。
从她的身上，总导演蒋良看见的一个清教徒的影子。“她的坚强懂事，她的无欲无求，都是她的原生家庭带给她的。除了早熟，她别无选择。”
因为身处黑暗，才极度渴望阳光。当得知自己即将与另一位同村的少年蒋鑫一同前往大都市，与一个家境优渥的城市主人公交换一周的生活时，这个一向成熟稳重的乡村女孩的脸上也不由得流出出几分对新奇事物的期待和向往。
毕竟在她的以往的人生中，除了大山，她从未踏入过那个世界，那个喧闹而又繁华的世界。
当然，这份向往并未将她骨子里的早熟彻底冲去。临行前，在即将出发的大巴车下，红林还是将奶奶手里那叠已经泛黄的百元大钞推了回去，只留下一张钞票以备不时之需。因为她知道，为了攒下这叠钱，奶奶究竟花费了多少精力。
而当飞机终于离开这片土地，飞往另一片她未曾触及的空域时，红林才彻底流露出对这趟旅程的兴奋。
第一次坐飞机的红林，拉着旁边的小伙伴向下瞭望，兴奋地呼喊道：“看啊，我的家在哪呢！”
根据节目组的安排，在乡村主人公抵达南昌时，与两人交换生活的城市少年施宁杰还没有离去。为了迎接两位乡村孩子的到来，施宁杰特意买来了玩偶和花束以表欢迎。
尽管作为富家子弟，他并不清楚，在王红林奶奶的眼里，这些东西的实用价值估计连几个鸡蛋都不如。
受到奶奶的嘱托，红林特意给施妈妈带来了一大包腊肉和核桃。对此，施妈妈只是淡淡地道了声谢，而后迅速地将其放到车的后备箱里。
因为作为一家酒店的老板娘，她的时间有限。等会忙完了两个农村娃的欢迎会，她还得赶紧赶到酒店完成剩下的工作。
欢迎会在施宁杰的酒吧里举行的。那个酒吧本是施妈妈的会客场所，后因被儿子闹烦了，才将其改造成了酒吧。
为了感谢这个城市大哥哥的款待，红林在欢迎会上唱了好多喜庆的歌。
歌声中不太标准的发音引得在场所有人哈哈大笑。看着众人大笑的神情，尽管红林并不知道他们在笑些什么，但不明就里的她最后也跟着憨憨地笑了起来。
在聚会的最后，施妈妈推着一个漂亮的奶油蛋糕走上前来。在这两位农村少年的生命中，这样的蛋糕他们之前只是在电视上见过。
在工作人员的示意下，两个孩子用蛋糕玩起了涂抹游戏。两人东奔西跑，你追我赶，使劲将奶油摸到对方的脸上。
因为新衣服被小伙伴弄脏了，红林心里有些委屈。在卫生间里清洗脸的时候，红林便忍不住朝着蒋鑫泼起了水，同时朝着摄像头大喊道：“反正从今往后我不理他了，他把我头发和衣服都弄得全是奶油！”
事实上，孩子间发生这样的打闹是十分正常的现象。加上两人突然来到了一个陌生的环境，心情有些沮丧，发生争吵也是在所难免的。
但是，在摄像头的记录下，这样的画面却成为了这个乡村女孩娇气的“有力证据”。
很多观众在看见这一幕均忿然表示，到底是城市的烟火气把这个小女孩内心的骄纵激发出来了。
而让观众对年仅8岁的女孩更加愤愤不平的事情，便是接下来她在借读学校与蒋鑫之间发生的“洗脚事件”。
当时，因为在绑脚预选赛中受伤，红林被迫退出了比赛。为了缓解红林脚部的红肿，蒋鑫特意在午休的时候为其带来红花油和创口贴。
不料在蒋鑫为其擦药前，红林竟执拗地命令其为自己端来洗脚水洗脚。
在节目组“在城里住了几天，红林就有了城里孩子的娇气 ，而蒋鑫脾气也很暴躁”的画外音中，荧幕前的观众的情绪也被提升到了一个高度。
一时间，关于红林患上“公主病”的言论在网上迅速流传开来。
对于“两个在乡下关系很好的孩子，一到城市就有了矛盾”的现象，大量的网民更是直接将矛头对准了王红林，嘲讽她莫不是没有公主命，却偏偏患上了公主病。
而在后来结束录制后，随着红林在家里用沐浴露洗澡的事情被曝光，这个原本勤劳淳朴的农村女孩，更是仿佛犯了什么不可饶恕的罪行，被无数网友的口诛笔伐。
然而，事实真的像网友们认为的那样吗？
后来在观众一片讨伐声中，2020年《变形计》停播了。这时候，当事主人公站出来一个个发声。
倘若这个节目对王多权带来了什么积极的影响，那就是他很快掌握了社交平台为家人的委屈发声：
“节目组太欺负人了，所谓的洗脚事件根本就是节目组自导自演出来的，目的是为了制造话题度。”
而王多权对节目组造假的指控，最终在另一个乡村少年蒋鑫的口中得到了证实。
据蒋鑫所说，当天中午，节目组突然带着他来到王红林所在的宿舍，说是要安排他给对方洗脚。
当这行人出现在红林宿舍时，王红林正在床上午休。因为美梦被搅醒，懵懵懂懂间红林就忍不住朝着给她洗脚的蒋鑫发了点脾气。
而这原本再普通不过的情节，呈现在观众面前后，在舆论的发酵下，也逐渐被渲染成了“娇气的农村女孩竟颐指气使，强迫同伴为其洗脚”的恶劣事件。
不过，在王多权认为，最让王家人难以接受的，是在节目录制后期，节目组不顾当事人感受，就私下将王红林的母亲叫来与红林接触，美其名曰帮助他们缓解矛盾。
也正是这个母女相认的片段，博得了无数观众的眼泪。
对于这场感动无数观众的情感大戏，红林却是无奈表示：“她是我的母亲，也是我们全家的一块疤。这个世界上，谁的伤疤被人大喇喇地揭开不会疼啊。但是没办法，当时工作人员跟我说，我要是不配合他们，就不让我回家了。”
对于节目组的疑似作秀的行为，作为城里主人公的施宁杰在乡村接受“改造”时也是深有体会。
和所有叛逆不羁的城市主人公一样，在《变形计》的镜头前，施宁杰同样经历了初来时桀骜不驯、相处中渐显真情、打工赚钱回报农村父母这三种状态。
但在回归城市生活后，与观众期待的“大彻大悟”相比，回忆起这段时光带给自己最大的感触，施宁杰却表示他人生最大的幸运，便是投了个好胎。
“在那个地方，每个人家里都好像有吃不完的苦。哪里谈得上救赎啊，能吃饱穿暖就已经很不容易了。”
后来，施宁杰甚至透露，和镜头前所呈现的吃土豆宴、干农活、下煤矿干活不同的是，在红林家居住的15天里，他每餐吃的都是节目买来的盒饭，哪怕无聊到数虫子，他也没怎么去下地干活。
据施宁杰所说，甚至那场感动无数观众的下矿打工的桥段，都是工作人员帮他完成的。
而他，只不过是根据节目组的要求，镜头前做了场秀罢了。
对此，施宁杰无奈表示，倘若他不乖乖按照剧本走，就只能继续呆在这个穷乡僻野数蚂蚁了。
随着节目的停播，这些说法已无从考证，孰是孰非终究难以定论。
但据相关媒体的报道，因为被冠上了“公主病”的“罪名”，回归农村的王红林，不仅需要承受网络世界的霸凌，甚至在现实生活中也会有人对其指指点点。
据网传，王红林自从她进了趟城，就仿佛变了一个人似的。连平时用的肥皂的都瞧不上，洗个澡都得“矫情”地央求奶奶给她买来沐浴露。
尽管在后来，节目组得知王红林所遭受的网络暴力后，曾对其发起每年3000元的“芒果V基金”的援助，且这项援助计划将持续到她大学毕业为止。
但是，这场富人游戏对这个农村女孩的伤害，却是用再多的金钱也无法补救回来的。
毕竟，对于一个出身贫寒的孩子来说，比起生活的苦难和压力，更让他们受伤的其实是他人高高在上的同情。就好比一个人，在贫穷的时候，其实最不需要的就是有人来告诉他们有多苦。
但有一说一，这个节目也确实有一些真正感动我们的事例。比如那个被大连母亲收养的“天使女孩”李勒优；那个打架斗殴，却极重感情，给农村爷爷盖房子、配家电的王晨正。
他们也属于“富人团队”的，却用自己的行动，传递了一份正能量。
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无论事情发展的什么样，或许一切的初衷都是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