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历七月初七这天，在夏商周时代就有人注意到了。古人认为“七月黍熟，七日为阳数”。当时在民间，这一天只有些与农事相关的活动。
在《诗经·小雅·大东》这首诗中描述说，银河两岸的织女星、牵牛星，尽管有其名，却不会织布，不能拉车。诗中对织女、牵牛两星仅是作为自然星辰形象，引出一种隐喻式的联想，并无任何故事情节。
这时人们对两星的认识，虽然很可能与当时农耕信仰中的谷物神，即牵牛星和帝女之桑女神即织女星有关，但还只是有关日月星辰简单的神话形象，同对爱情的认识和想象尚处在两个完全不同的系统之中，自然它还不能成为传说的前身或胚胎。
然而，这不是说同传说绝无关系。因为，此时的牵牛与织女，已不再是纯粹自然现象的星座而并无其他含义，牛郎和织女星作为一种文化的因素，开始进入文学的大系统之中。正是这种因素，为这个古老而浪漫传说的生成，准备了潜在的文化条件。
牛郎和织女传说中，主要人物牛郎和织女的原型是周人的祖先叔均和秦人的先祖女修。周秦文化的交融造就了这一流传千古、脍炙人口的民间传说。
关于牛郎和织女传说的典籍记载，最早见于《诗经·大雅·大东》：
跂彼织女，终日七襄，虽则七襄，不成报章。皖彼牵牛，不以服箱。
其二为《诗经·周南·汉广》：
南有乔木，不可休思。汉有神女，不可求死。
这些记录只是牛郎和织女传说的雏形，这几句话描述了织女没有织布，牵牛不拉车，显然，此时描绘的织女星和牵牛星，主要还是作为带有农耕文明和家庭手工业文明象征的两个星宿出现，至汉末，牛郎和织女的故事形成基本情节，并奠定了悲剧的基调。
到了秦汉以后，对相隔银河的织女星和牵牛星，人们附会了不少神话传说，产生了许多与之有关的民间故事，给这节日的风俗增添了很多新的内容。
七夕风俗除继承远古的一些习俗外，在汉代以后，还产生了与牛郎、织女相关的文学故事。
在西汉时期，织女、牵牛已经被传为两位神人，而且有了塑像，面面相对。汉武帝刘彻命人于京都长安开凿昆明池，并于池的两侧摆放牵牛、织女石像。如班固的《西都赋》记载：
临乎昆明之池，左牵牛而右织女。
张衡的《西京赋》也说：
乃有昆明灵沼……牵牛立其左，织女处其右。
牵牛和织女已经从天上来到了人间。原来被远远地隔离在银河两边，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爱情因素同牵牛、织女传说的结合日渐明显。
牵牛、织女两星已经具备了人物形象，弄机织布，思念流泪，并且开始被编织为一幕恩爱夫妻因受银河之隔的爱情悲剧。
到了汉代，在司马迁的笔下，织女的家庭出身才有了一些眉目。在《史记·天官书》中说：
织女，天女孙也。
意思是说织女是天帝孙女，亦称天孙，是个仙女。
仙女长年织造云锦，自从嫁与河西牛郎后，织造就中断了。天帝大怒，责令她与牛郎分离，只准每年七夕相会一次。而牛郎则未能脱俗，始终是个凡夫俗子。因此七夕相会，也就是仙凡相会。
在《汉书·天文志》中，也有牵牛、织女双星的记载。到了南北朝时，任昉在《述异记》中记载：
大河之东，有美女丽人，乃天帝之子，机杼女工，年年劳役，织成云雾绢缣之衣，辛苦殊无欢悦，容貌不暇整理，天帝怜其独处，嫁与河西牵牛为妻，自此即废织纴之功，贪欢不归。帝怒，责归河东，一年一度相会。
在汉末的《古诗十九首》中，也有这样的描写：
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
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杼。
终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
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
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
这首诗比起《诗经·小雅·大东》中说得更加凄凄切切，道出了一对有情人，两地相思，饱受隔绝之苦的爱情悲剧。
诗中虽然没有直言牵牛、织女是夫妻，但织女终日思念牵牛，渴望相见，“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的情节则是十分清楚的。
在东汉应邵编撰的《风俗通义》中有一段记载：
织女七夕当渡河，使鹊为桥，相传七日鹊首无故皆髡，因为梁以渡织女也。
这表明，在当时，不仅牵牛、织女为夫妻之说已被普遍认可，而且他们每年以喜鹊为桥、七夕相会的情节，也在民间广为流传，并融入了风俗之中。
在七夕之夜，妇女们不仅争出家门观赏“乌鹊填河成桥而渡织女”的“鹊桥之会”，而且还要祭拜牛郎和织女星，乞愿七巧。
对于这一点，可以从汉代的一些画像中体现出来。据吴曾德著《汉代画像石》一书记载，在山东历城孝里铺孝堂山的郭氏墓石祠中，有一幅石刻天象图。
图中有牵牛星、织女星遥遥相对，在织女星下有一女子正坐在织机上操作，旁边还有一只飞鸟，就是传说中牛郎、织女以鹊为桥、七夕相会的表现。
此外，在河南省南阳汉画馆中，也有一幅表现牛郎和织女的画像。这幅画像右上角有一牵牛星，星下画一牛，牛前有一人做扬鞭牵牛状，左下角有一织女星，里面跪坐着一位头挽高髻的女子。这显然也是对牛郎、织女传说的一种艺术表现。
在三国时期，更有不少诗文反映了这一内容。如曹植的《九咏注》说：
牵牛为夫，织女为妇，织女、牵牛之星，各处一旁，七月七日得一会同矣。
由此可见，牵牛、织女已经成为诗人表现爱恋和思念之苦的一种突出和常用的意象。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牛郎和织女的故事几乎发展完备，南朝梁人宗懔《荆楚岁时记》：
天河之东有织女，天帝之女也。年年织杼劳役，织成云锦天衣。天帝怜其独处，许嫁河西牛郎，嫁后遂废织紝。天帝怒，责令归河东，唯每年七月七日夜渡河一会。
天帝似乎是一个严厉的家长，这大概是汉魏时期家族生活、伦理规范的反映。
我国文学的特点是以诗文见长，早期神话传说的流传也多以诗词为载体，诗人墨客们伤怀吟哦那相思时的期待，相会时的缱绻，相离后的惆怅，而诗文的优点是可以无限浪漫缥缈，却难有实质性内容，所以，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这一传说情节并无太多进展。
后来话本志怪小说戏剧的兴盛繁荣，才使得牵牛织女的传说真正拉开了讲故事的架势，包括背景、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的来龙去脉等，眉目清晰，详细完整。
干宝《搜神记》卷一的《董永之妻》便是这个流传甚广的民间故事最早的版本，也是后来《天仙配》的蓝本。董永的孝心感动了上天，天帝派织女下凡与他结为夫妇，助他偿债。
另一篇《毛衣女》则讲了一位下凡的羽衣仙女，与豫章新喻县一名男子结为夫妇的故事。后来的《天仙配》大概把二者加上古老的牵牛织女传说糅合起来，最后成形了我们耳熟能详的故事。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牛郎和织女故事，开始与七夕节俗相互融合，七夕节成为普遍的节日，其活动也日益丰富，南朝梁宗懔《荆楚岁时记》记载：
七月七日，为牵牛、织女聚会之夜……是夕，人家妇女结彩缕，穿七孔针，或以金、银、钰石为针，陈瓜果于庭中以乞巧。有喜子网于瓜上，则以为符应。
这充分反映了民间女子在七夕穿针引线、祭星乞巧的情景。
通过观看蜘蛛结网的情状来占卜自己在针线织作方面的天赋，也是一种女性们在乞巧时经常采用的方式。南朝时的做法是将蜘蛛放在瓜上，让它在瓜上结蛛网，然后根据蛛网的密与疏来推测自己是否得巧，为它所附着的牛郎和织女的传说故事得到广泛传播，@@
这个时期，七夕原有的禁忌意义在此时已经完全消失，农历七月初七成为了欣赏天庭欢聚、乞求人间幸福的吉日。
因此在这一时期，七夕节不仅继承发展了己有的“乞巧”习俗，还添加了乞求富贵、乞求长寿、乞求生子的习俗。
同时，由于人们对牛郎和织女之间坚贞的爱情的向往和追求，七夕节成为人们的情感依托。而汉代的登楼晒衣习俗到魏晋时演变成为晒书习俗。
《世说新语》记载：
郝隆七月七日见邻人皆晒衣服，隆乃仰，出腹卧，云‘晒书’。
另有阮咸先生看见邻里在七夕曝衣，而他家徒四壁却也翻出自己的粗布破裤晾出来。这显示出七夕习俗在民间的影响极大。
这其中，乞巧爱情与求子都与女性的生活及精神密切相关，封建社会对于子嗣的重视也直接决定了女性的地位，所以求子也是当时女性的重要活动，而对于爱情的祈求则是封建女性难以实现的美好愿望。
七夕食俗也形成于魏晋南北朝，相关最早的记载是在晋周处的《风土记》中，七月初七是个好日子，这天的饮食也不同于以往，北人会吃汤饼。汤饼又称“不托”，是一种经水煮过后的面块等简单的食物。
人们在七夕节吃饼有其文化内涵。饼是圆状，古人认为“圆，阳物也”，阳物有辟邪的功能，吃阳物可以求吉利。而且，圆还暗示在七夕之夜牛郎和织女鹊桥相会，有团圆之意，所以古人也把七夕饼叫做“巧饼”。
与此同时，还涌现出许多描写七夕风俗的诗歌。其中最多的是描写七夕穿针的诗。如梁简文帝萧纲的《七夕穿针诗》：
怜从帐里出，想见夜窗开。
针欹疑月暗，缕散恨风来。
刘遵的《七夕穿针诗》：
步月如有意，情来不自禁。
向光抽一缕，举袖弄双针。
穿针乞巧的习俗在此时已出现，并被后世之人不断地延续了下来。
唐代长安盛行各种七夕节俗，在《开元天宝遗事》中，也有“宫中殡妃各以九孔针、五色线向月穿之，过者为得巧之候，动清商之曲，宴乐达旦，士民之家皆效之”的记载。宫女们长期被幽禁在宫廷中，生活的寂寞，情感的空虚，使她们对七夕穿针之事甚感兴趣。
唐代崔颢的《七夕》诗，曾形象地描述了唐代长安七夕节女性们穿针乞巧的风俗，诗云：
长安城中月如练，家家此夜持针线。
仙裙玉佩空自知，天上人间不相见。
长安城中家家户户的少女少妇，在七夕节时都要持针线、供瓜果、摆香案，向织女乞巧，其目的也正是为了想要证实自己在针线活计方面的天赋与才能。
唐代时，皇宫中也十分盛行用蜘蛛乞巧的习俗，据《开元天宝遗事》记载，当时每至七夕节，宫女们便要：
各捉蜘蛛闭于小盒中，至晓开视蛛网稀密，以为得巧之候。密者言巧多，稀者言巧少，民间亦效之。
唐宋时期，七夕食饼又出现了变化，《唐六典》中记载：
七月七日加研饼，并于常食之。
宋代以后，农耕文明进一步发展，从朝廷到民间，牛郎、织女成为了祭祀的神灵，祭祀盛行推动了七夕节的发展。七夕节俗活动更加丰富了，除了保存历代流传下来的习俗，还出现了《天河配》、《长生殿》等节令戏，七夕节成为了可以使民众娱乐放松的节日。
宋代罗烨、金盈之编辑的《醉翁谈录》说：：
七夕，潘楼前买卖乞巧物。自七月一日，车马填咽，至七夕前三日，车马不通行，相次壅遏，不复得出，至夜方散。
由此，我们能够得知当时七夕节热闹非凡的场景。978年，宋太宗下了一道有关于鼓七夕节在元代多被称为女儿节，可以看出到这时，七夕节的节俗基本是以女性为主了。
《析津志》中对七夕节这天在市中、朝中、宫中等热闹庆祝节日的场景做了详细的记载。牛郎和织女的传说已经很普遍了，南宋罗愿《尔雅翼》卷一三也说：
涉秋七日，鹊首无故皆髡。相传以为是日河鼓与织女会于汉东，役乌鹊为梁以渡，故毛皆脱去。
此时也涌现出很多颂扬牛郎和织女的诗文。例如北宋秦观的《鹊桥仙》：
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
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
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
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便是赞颂七夕的著名诗篇。
明清时期，七夕有吃“结缘豆”的食俗，《漳州府志》记载了用熟豆相亲来证明有缘，并结缘的习俗。
明代是牛郎和织女传说演变的重要时期。由于特殊的社会、文化背景，牛郎和织女传说在明代进入了文人和民间艺人的视野，被加以重述。
明代产生了以牛郎和织女为题材的小说、戏曲，短篇小说有《鉴湖夜泛记》及依据其改编的《灵光阁织女表诬词》，中篇小说有《新刻全像牛郎和织女传》，杂剧有《渡天河织女会牵牛》，传奇有《相思砚》《鹊桥》。
《鉴湖夜泛记》是明初文学家瞿佑《剪灯新话》中的一篇短篇文言小说，记述元代处士成令言一日忽至天河，遇到织女，织女诉说神界并无牛郎、织女结为夫妇的事。
小说虽继承了民间牛郎和织女传说中一些因素，如织女具有高贵的身份，但将织女塑造成一个高贵且与牵牛无关的神仙，从根源上否定民间流传的牛郎和织女传说，这是以反封建为主题的民间传说，在理学思想占统治地位的时代的必然遭遇。
明末白话小说《灵光阁织女表诬词》，内容由《鉴湖夜泛记》增益而成。由这篇白话小说可以看出，瞿佑的《鉴湖夜泛记》在文人阶层中的影响。作品反映了在理学思想禁锢下文人思想的僵化，及其对古代神话、民间传说的曲解。
清朝时期，江西七夕节有吃“油饼”，喝“巧水”的习俗。明清时期，女性们在过七夕节时又开始流行起一种新的乞巧方法，那就是通过观看针在水中的投影来验证自己的针线织作水平高低，这叫做“丢巧针”，又叫做“督巧”。
《帝京景物略》卷二《春场》记载：
七月七日许丢巧针，妇女曝盎水日中，顷之，水膜生面，缔针投之则浮。则看水底针影，有成云雾、花头、鸟兽影者，有成鞋及剪刀、水茄影者，谓乞得巧。其影粗如槌，细如丝，直如轴蜡，此拙征矣。妇或叹，女有泣者。
这种卜巧方法在《帝京岁时纪胜》和一些明清方志中均有类似记载，可见流传已久，覆盖面也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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