伶界有“京派”“海派”之说。伶界在“海派”之外还有“外江”一词，就笔者所见文献分析判断，伶界的“外江”大概早于“海派”。
海派与外江
伶界的“海派”是相对“京派”而言的。所谓京派，即为北京当地一派，也叫京朝派，特点是程式缜密，绳墨严京谨，干净老到，大器而少花哨。“海派”的“海”，有泛滥无边的字义，它不一定是上海之地域概念。旧京在人力洋车出现之前，客运工具主要是“轿车”和轿子，所谓轿车就是骡车。当时京城繁华枢纽之地均设有“站口儿”，就是现在的车站。比如西单牌楼，东四牌楼，前门楼子等地都是站口儿。搭车的客人在站口儿等车，赶车的车夫在站口停车，此为旧京的一条规矩。有些车夫时常不按站口儿停靠，京师人就管他们叫“跑海”，意指其任意而为不守规矩。从逻辑上分析推断，“海派”一词不应该是沪上本地人所发明。多半出自非沪人之口，很可能就是京师人。缘于京城有“跑海”一说，又及沪上伶界剧艺不墨守成规，任意一角儿，或行头或唱念或身段或切末均可随意添加，这在京师伶人眼里即为不守规矩，与那些“跑海”的骡车把式路数类似，故而生出“海派”一说。
“外江”一词早在乾隆四十五年（1780）即已出现，有该年广州琼华会馆《外江梨园会馆碑记》为证。当时京剧尚未形成，此碑记中的“外江”是指长江流域的徽，汉，川等地戏班儿。坊间说“外江”是“外港”讹音，其含义始于广州。早年广州有七十二行，凡不是出自七十二行者，即视其为“外港”（音刚）。后广州伶界大概受到商界“外港”启发，遂把外省戏班儿也称作“外江”。
京师有“本家”“外家”之说。光绪朝，慈禧太后在内廷升平署之外另扮小戏班儿，叫“普天同庆”，又称“本家”。内廷演戏档案文牍有“府”“外”“本”之分，“府”即生平署（早先叫南府）所辖戏班儿；“外”是外面京师戏班儿；“本”即帝后私人的“普天同庆”小班儿。
旧京伶界也有“本家儿”一说，意指内行。凡打小儿在毯子上练功，身段工架边式工稳，尺寸准确规矩，即称作“本家儿玩意儿”。内行把在沙土地上练功，笨拙没准头儿而不合规矩者都谓之“外江”。当然所谓规矩是以“京派”为准绳。而“京派”的规矩与内廷不无关系，由此或可视为官方正宗标准。就京剧而言，沪上是京师之外的最大码头，两地剧艺风格确有差别。如此，有人就把“海派”之“海”释为上海。这种解释从“海派”剧艺风格上看似不离大谱儿，但“海”字的肇事渊源与始末根由似仍须详考。鲁迅先生在其《“京派”与“海派”》一文说，“京派”不都是北京人，“海派”亦不都是上海人。当然他谈的是文学领域。在鲁迅先生眼里，北人的优点是厚重，南人的优点是机灵；但厚重之弊也愚，机灵之弊也狡。他认为北人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南人群居终日言不及义之说法“大体是的确的”（《北人与南人》）。
杨宝忠之《打鼓骂曹》
笔者把对传统京剧持批判态度且不大看戏的鲁迅先生扯进来，是想说明“京派”“海派”之分不仅限于伶界。同时也盼各界方家能考据出“海派”一词的相关确论。
“外江”一词虽最早见于广州，但这个词后来与“海派”大都出自京师人之口。“外江”语义更宽泛些，凡不符合“京派”规矩的外省剧艺都叫“外江”。“海派”则逐渐演变为专指上海的剧艺。这两个词意大体相同，均指剧艺不合京派规矩，或者说不合“京剧”的规矩。在旧京戏眼里，“海派”“外江”不顾规矩绳墨，添枝加叶的演法若在京师必获倒彩，且演员从此于京再无法立足。而沪人喜欢喜新奇，节外生枝的演法可大行其道。过去有人夸张地说，上海南京路建了座新茅房，沪人都得排三天大队去看热闹，可见沪上之喜新。但这些成见沪上伶界内外两行大概不予认可，尤其下层底包对“京派”多不服气。沪上伶界管京角儿有个专门词汇叫“京棒槌”，棒槌者，一窍不通之实心儿木头之谓，话也不大好听。
载自《旧京伶界漫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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