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芜
作为“七月派”重要成员，舒芜与绿原、牛汉的关系向来没人研究。但他们的关系，不是一般性的人事关系，而是可以观察和研究携带着社会思潮起伏走向的一种特殊社会关系。它关涉人们对20世纪五十至九十年代历史巨变的认识难度，而这种认识难度往往要具体个人去承载，这就呈现出了容易被忽视的多重的层面。
从现有材料看，他们五六十年代和七八十年代两个时期，尤其是干校时期的关系，是比较正常的。1979年，因舒芜调到中国社科院所属的《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离开了人民文学出版社，不常见面，交往逐渐减少，但1985年胡风案件彻底平反过程中一些“事实真相”的披露，是三人关系突变的主因。尤其是在绿原连续公开发表批评舒芜的文章后，终至断绝。因此，围绕“胡风案件”这个中心点，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至九十年代社会历史对普通人生活的冲击和渗透的方面入手，是理解胡风圈子成员关系的一个新尝试。
一、三人关系史的梳理
虽然舒芜、绿原和牛汉都在胡风主编的《希望》杂志发表过文章和作品，三人却没有交往，他们是1949年后在武汉和北京才认识的。1950年代齐聚北京之后，由于舒芜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部、绿原在外国文学部、牛汉在现代文学部（他们此前曾在楼适夷任负责人的“编译所”就职），成为同事的缘故，加上有胡风这层特殊关系，交往开始变得密切起来。1960年代末至1970年代初，他们是干校受难者。七八十年代先后平反，他们可以理直气壮地投入所热爱的编辑工作。这一时期，他们之间的关系可以用“密切”来形容，后来的变化，也许是连他们自己都始料不及的。
舒芜与绿原的相识要早于牛汉。据《舒芜口述自传》，他1950年10月从南宁到北京参加中苏友好协会总会的会议，拜访几年未见的胡风、路翎，回南宁前，顺道到武汉去见绿原，因此才会有“我结合这些学习体会，写出一些思想和文艺问题的短论，寄给在《长江日报》担任文艺组组长的绿原，总是很快就能在《长江日报》上发出来”①。根据时间推算，这应该是从北京返回南宁前，经胡风或路翎牵线搭桥，两人得以认识，之前他们有无通信，还不知道。寄文章应在该年10月，因为次年11月上中旬，中南区的文代会在武汉召开，舒芜在会议闭幕后，“又在绿原家住了几天，11月23日才离开武汉回南宁”②。《口述》在此之前，没有两人来往的记载，由此推断，两人是于1950年10月认识，应该基本属实。
绿原也证实，他们第一次见面是1950年舒在北京开中苏友好会议南返武汉时，他到“《长江日报》社找过我，我虽是第一次和他相晤，却对他表示了一个老朋友的情谊，并介绍他认识了曾卓”。第二次见面，是在1951年中南文代会期间。③绿原夫人罗惠对这个材料有些补充，她说绿原与舒芜过去不认识，没有交往，虽然都是胡风《希望》的作者，但一个搞理论，一个搞创作，不搭界，而且不在一个地方（注：当时绿原在川北十分偏僻的岳池县新三中，舒芜任职于重庆上游江津白沙镇的“国立女子师范学院”，尽管他们先后到重庆看过胡风，但如正巧碰上恐怕很难）。1950年舒芜到北京开会，回程主动到《长江日报》拜访绿原。因为《诗垦地》诗社时的朋友很年轻和单纯，所以绿原像对这些朋友一样热情接待了舒芜。只是舒芜走后，绿原说，舒芜比《诗垦地》的朋友要复杂，他不像曾卓，让人一下子能看清楚，舒似乎“喜欢过分地琢磨别人的意思”④。
从舒芜自北京南返的日期来看，可大致弄清楚以下情况：一是舒芜和绿原的结识，缘于胡风或路翎其中一人的介绍，他在回程途中，并不急于抵南宁，而是主动去《长江日报》找绿原，原因是希望日后能在那里发表文章；另外还有，武汉是中共中南局所在地，号称中南六省湖北、湖南、河南、广东、广西（现含海南）首府，是不是舒芜也有希望通过认识绿原和其他执掌权力的人，以后脱离南宁调来武汉的心理在里面？这里暂不猜测。⑤二是双方见面气氛热情友好，绿原不仅留其在家中短住，还陪他去见了中南区文艺界的领导和头面人物，比如陈荒煤、熊复、于黑丁、李季、黎辛等人。受此气氛感染，舒芜向绿原坦率谈了胡风在北京的情况和处境，恐怕绿原也不知道其中的内情。但围绕着“胡风问题”，以及思想和文艺观点，两人有一些争论，第二次见面还争论得比较厉害。这一潜在的矛盾，《舒芜口述自传》没有记述，绿原直到1980年代末才在一篇文章里公开披露，之所以隐而不发，也许他们当时是28岁的年轻人，彼此都十分珍视这种青年时代的友谊。这种友谊所以从1950年代维持到1980年代，说明不管后来发生了什么事变，双方仍然想在心灵深处为对方留下一个美好的角落。
《舒芜口述自传》首次提到牛汉，在287页，内有“我回编译所前不久，绿原已调进来了”“他在里面改造得好，所以第一个出来。是林默涵亲自安排他到人民文学出版社来的，放到编译所，搞翻译。从此，绿原就和我在一起工作了。同在一起的还有牛汉”的叙述。他还补充说，因为大家都背着所谓“问题”，没有什么区别，何况彼此认识，我们三人经常交谈，当然我们也会经常谈一谈胡风。⑥绿原是1962年6月9日，被林默涵亲自安排到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译所的。因为绿原是中宣部干部，所以出来后由原单位负责人谈话，也经他重新安排工作，是理所当然的。但这里容易有错觉，以为舒芜是这时才认识牛汉的，其实不然。牛汉1953年从志愿军转业到人民文学出版社，1955年因胡风事件被隔离调查，1958年2月被从现代文学编辑室转至编译所。编译所成立之初，有社长冯雪峰想集中国内著名专家学者来搞一些工程的考虑，冯被降职后，也被贬到编译所，于是这里就变成安置各种有问题人士的地方。绿、牛三人重聚此所，原因在此，由此也发展出他们几十年的友谊。经此材料可以认为，舒芜和牛汉是1953年同时调到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而非相识于1962年绿原来编译所之时，相类似的命运，把他们聚到了一起。
由于《我仍在苦苦跋涉——牛汉自述》2008年才姗姗出版，原稿中有没有对“三人行”轶事踪迹的叙述，不得而知；因此前已发生绿原对舒芜的批评，三人关系转冷，这就使本书对他们历史交往的讲述多少会受到一些影响。在本书“我与胡风”连篇累牍的章节里，虽间或跳出舒芜的名字，有不少批评、抱怨之处，例如关于他与聂绀弩私下议论舒该不该交信，这种交信行为对胡风的伤害究竟有多大等。由于回忆录晚于绿原的批评，这就使对他们三人历史关系本应占有一定篇幅的内容，在无形中被压缩，也是一个不应排除的因素。社会形势经常在正常进行的回忆录、口述史等历史著作写作过程中，产生干扰和扭曲作用，并非仅在舒、绿、牛三人对过去历史记忆的追溯中才有，它显然不是孤例。在中国浩如烟海的同类著述里，这种现象其实经常发生，也没必要奇怪。只是对于研究者来说，轻易地失去对一些有价值材料掌握的机会，却尤感可惜。
不过，牛汉与舒芜交往的情景，还是出现在他亲身经历的干校时期生活中，虽内容不多，但仍值得重视。比如《自述》在173页至174页提到，1973年秋冬，因大批干校干部陆续返京重新安排工作，另一些人自找门路，到其他各省的大学和文化单位就职，干校只剩下百十个人。当年热火朝天的劳动场面已不再现，取而代之的是人心涣散，许多人开始抱着混日子的心理。这种背景下，一些人借口回京治病，逾期不归。另一些人则借去湖南学习参观之由，搞起了变相旅游。他和舒芜是后一类人（此时绿原也滞留在此）。
我们，我和舒芜，还有缠着要我们带她走的十三四岁的卢小冰（人民出版社的卢敏、人民文学出版社办公室前主任陆耿圣之女）。放一周假，我们三个人，打着……的名义，实际上坐火车从武汉一路到了桂林，游了两三天漓江。《华南虎》就是在桂林起草的。到阳朔还待了一天。回来说……深受教育……
……
舒芜家学渊源很深。他没有上过大学。他们家有大房小房之分，舒芜出自小房。他祖父方守东字写得很好，在河北当过县太爷。他离任走时雇书童挑书，一担书，怎么会这么沉？原来书页中夹了一片片金叶子（这个桐城流传的故事是我老伴吴平说的，他们方家的孩子在吴家的私塾寄读）。⑦
干校滞留干部毕竟有“百十来个人”，但与牛汉同游桂林的为什么是舒芜而非别人？这个事实，恰好说明他们个人关系不错，否则一切都不会发生。这情形竟像是回到了一二十年前，同为天涯沦落人；虽然人文社已经复办，回京名单肯定不会考虑他们。尽管干校尽力在将遗留人员推荐给相关省市的大学和文化单位，无人认领，仍是他们必须面临的尴尬局面。我认为，相同的命运（绿原也在其中），产生了某种惺惺相惜的心理情绪，更何况有十余年的交际作为基础，这是牛汉约舒芜同游、而舒芜也乐意同往的主要原因。
舒芜小女儿方竹提供的材料，也足以说明所说的“三人行”并非是主观臆猜，而是确实存在的事实。
1975年，父亲从湖北咸宁文化部五七干校回到北京后，经常来往的有周绍良先生（笔者注：人民文学出版社老同事）。
……
还有几位朋友，渊源更深，年龄也基本和父亲相仿，可称密友，就是胡风派的几位了。不过主要是绿原、牛汉两位先生。因为都在北京，又同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上班，交往方便些。
往往是傍晚下班后，绿、牛二先生，有时还有文学出版社另一两位谈得来的同事一道，和父亲一同回家，他们先在黑屋神聊一通后，便挺热闹地一涌而出，去饭馆吃一顿。
我一直感觉，仿佛父亲还是胡风派的人，他们依然是患难与共的朋友。
他们密切的友谊，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一直持续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⑧
方竹是与晚年舒芜同住的子女，她对三人下班后不回家，而是意犹未尽地到舒芜位于崇文门外胡同矮旧的平房来“神聊一通”，余后“挺热闹地一涌而出，去饭馆吃一顿”的情景之所以记忆犹新，因为她是现场第一见证人。这个时间，大概是在1975年三人返京到1979年舒芜调到社科院《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间。这时胡风案件尚未平反，没有外来因素干扰三个人的正常来往。从这个角度看，方竹对三人关系是“胡风派”“可称密友”“他们密切的友谊”的直接感受，可以说是非常真实和确切的。由此证明上述对三人关系的梳理，有一定的现实基础，这种历史事实，不能因后来他们关系的破裂而予简单否认。
如果说方竹的传主亲属身份，在叙述事实上尚难避免某些偏袒的倾向的话，那么人民文学出版社年轻的编辑王培元，对牛汉和舒芜关系的就近观察，应该比较客观，至少是可以作为方竹这个旁证的支持性材料。王培元1984年由北师大硕士分配到人文社任编辑的时候，舒芜已调至《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初来乍到，是出版界新手，因此需要尽早结识本社、包括调往他处的资深编辑，以便拓展人缘，增长编辑的视野、经验和知识。这种情况下，他便跟着牛汉去西直门皂君庙舒芜的宿舍拜访他。“那时的《新文学史料》主编牛汉先生，有一回到皂君庙去登门造访舒芜先生，并向他组稿时，我也相跟着，由此认识了舒芜先生。”⑨王培元所说的时间应在1984年和1985年之间，与方竹所说的时期大致相符。
果然，王培元1993年做了人文社出版的舒芜《周作人的是非功过》一书的责编，两位忘年交相互赠书、切磋学问，这种关系一直到舒芜去世。
绿原
二、他们关系疏远、破裂的内外原因
近来，我一直在查找绿原、牛汉和舒芜关系出现问题的相关材料，一无所获。还是方竹这份材料，某种程度上能说明一定的问题，而且时间、事件等也都有一些凭据，虽然目前，它仅是一个孤证，这只能寄希望查出更多材料来继续开展研究。
据方竹说，1980年代前期的一个星期天，聂绀弩“文革”时期的狱友刘羽来访，谈到舒芜在《中国社会科学》编稿的闲话，又谈了一些别的无关紧要的事情。刘羽起身告辞，她送他边走边聊，行至理工大学附近时，他突然冒出一句：“胡风一案迟早要平反，你爸爸当年交胡风信的事，还会被翻出来。”她听后颇觉突兀，心想此事可能早就传开，只是他们一家还蒙在鼓里。当时，平反冤假错案已在全国全面铺开，此举大得人心。方竹私揣，中央1980年已撤销了“胡风案件”，但下一步怎么处置不得而知。
刘羽接着问了一个更尖锐的问题：“你爸爸当年干吗要交信？”方竹更是一惊，感觉一片懵懂，一是不知“借信”“交信”之间的区别；二是不知道其思想渊源。虽是晚辈，根据过去的经验，她不由得联想到：“当时刘羽常去聂绀弩家，与其他文化界名人也时有往来，在他们那里，胡风一案肯定已成为重要话题，甚至在来我家之前，他们有可能刚刚议论过，不然恐不会有此一问。”⑩
此事并非空穴来风，舒芜两次被拒之门外的事，早已发生。一次是舒芜堂妹方徨的追述，大概在1979、1980年前后，舒芜听说胡风被释放出来，想与聂绀弩一起登门探望，结果被拒之门外。还有在重庆时期亲若兄弟的路翎，他也想登门看望，亦遭拒绝。追述人是舒芜亲属，此时表现得通情达理，她推测：“他们不能原谅三哥，这不能怪他们，因为他们被迫害得太深了。”11方徨是新华社资深记者，有很高的政治敏感度和思想自觉，自然对那个年代的社会生活比较了解，无论是从妹妹角度，还是从外围角度，她对事情有一个相对辩证的认识，应与其身份相符。
牛汉也说，1983年，在中国作家协会开过一个有关胡风的座谈会，会后舒芜欲拜访胡风，胡风没让他进太平巷的门，他认为，胡风拒绝见他的态度已经非常明确坚决。12联系到1954年夏天，何剑熏从重庆来北京参加九三学社会议，与聂绀弩、舒芜聚到一起。聂绀弩事先知道舒芜跟何是老朋友，何和胡风也是老熟人，三人吃完饭后，聂便说胡风就住在附近，建议一起去拜访，没想进院子后反遭胡风拒绝。胡还说出了“老聂，你也事先不通知一声什么人都往我这里带”的难听话（胡则对何另有一番客套说辞）。因此，胡风在回京后，两次拒见舒芜，实出于历史积怨。众所周知，鉴于胡风在胡风派成员中的崇高威望，包括众人对他命运遭遇的深切同情，结合当时形势，他的态度，以及后来彻底平反事件这一“时势”所产生的影响，绿、牛、舒三人关系的疏远乃至破裂，应在意料之中。
所以，方竹认为三人关系出现问题，主要原因是胡风案件被彻底平反这件事。她向读者坦露：
果然不出刘羽所料，1985年，胡风一案被彻底平反。公开出版物上，有关文章逐日增多。
反映在父亲生活中的，首先是他的几位密友的疏远。随着胡风一案慢慢浮出水面，他们的关系就渐次疏远，但是过程缓慢，不易察觉。
最判若两人的就是绿原先生。13
她补充说，其实此事前几年已有预兆，只是因三个人在一个时期里过从甚密，来往频繁，一般人不易觉察罢了。这个预兆，就是1981年绿原、牛汉合编、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诗集《百色花》，令人奇怪的是，在他们两人签名送舒芜的这本书上，称谓上发生了蹊跷变化，扉页一改过去送书时的“舒芜兄”字样，而改称“方管兄存念”。两字之差，大有深意焉。方管是舒芜原名，舒芜则是后来发表文章时的笔名。她和父亲隐约感觉裂痕已然出现，他们推测，改“舒芜兄”为“方管兄”，意在强调他们与舒芜只是一种历史关系（原名反映的是历史现象），因“舒芜”一词容易联想到胡风事件，显然早有避讳之意。尽管表面还维持关系，没有翻脸，大概是胡风案彻底平反的“时势”尚未形成而已。
方竹的推断不错。不过在我看来，致使三人关系疏远的起因表面是胡风彻底平反，这个起因不能忽略，然而另一层原因也不应该忘记，这就是随着当年被查抄材料归还当事人，与之有关的人士的访谈、回忆、口述开始浮出地表，例如林默涵、王文正14、叶遥，包括胡风女儿张晓凤整理的“胡风书信”，亦在《新文学史料》陆续刊出，还有我们没有掌握的逸事、小道消息、传闻等，许多不知就里的真实细节，令胡风派成员震惊，舆论为之哗然，尤其是当年舒芜怎样和胡风决裂的“真相”被曝光在光天化日之下，其震撼效果已非读者能够想象。这些追忆和著述对归还材料“逐日增多”的多方面解读分析，将大不利于舒芜的在世形象。胡风被释放后，舒芜几次登门探望，除内疚负罪之外，也不妨存在通过与胡风和解，以便劝阻他披露更多真相的深层恐惧心理。
方竹说“最判若两人的就是绿原先生”，所指即绿在胡风故世后写的三篇文章：一篇是应《人民文学》主编王蒙邀约写的《悼念为艺术真理而献身的胡风同志》，第二篇是1988年中央为胡风文艺思想平反后给《人民日报》写的文章，第三篇则是1989年应《我与胡风》一书编者邀请，撰写的长文《胡风和我》。绿原在胡风圈子里有诗人中的学者之名声，因此其著文，向来以思想缜密和擅长说理分析而见长。最后这篇长文，不仅对舒芜指名道姓，还依据各种真相材料，对舒芜背叛胡风的思想行为作深入探讨，由此得出导致酿发胡风一案的根本原因归咎于舒芜主动写文章和交信的结论：“胡风作为批判对象的尴尬处境解放后突然明朗化并日益严重起来，则是由于舒芜1952年的‘转变’和反戈而促成的。要研究胡风问题及其对中国文化界和知识分子的教训，不研究舒芜是不行的；不仅应当研究他所揭发的‘材料’，更应当从那些材料研究他的人品，研究当时的领导层通过舒芜向知识分子所树立的‘样板’，并通过这个‘样板’研究某些人所掌握的知识分子改造政策的实质。”而且他认为舒芜对熟人朋友一向如此，例如1957年，舒芜把冯雪峰跟自己私下谈的话公布出来，为进一步批冯提供依据。1970年在干校清查“516分子”时，“又写大字报当众将他的军”，等等。15
绿原结合材料谈出他不原谅舒芜的理由之一，即不是他被动“卷入”，而是在“主动”出击。这就牵涉到“人品”，也即“道德”的问题。对此，需要将绿原妻子罗惠女士与绿原两篇文章对照着解读。罗惠证实，舒芜1952年5月25日刊于《长江日报》的文章《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被《人民日报》转载后，北京举行“胡风文艺思想讨论会”，他路过武汉没找绿原，而去见曾卓，曾卓劝告他，你可以说自己，不要扯别人，他没听从忠告，于是在《文艺报》又发表第二篇文章《致路翎的公开信》。言下之意，他认为这是舒芜越过了做朋友的底线。16绿原对舒芜的行为有更严密的分析。他在《胡风和我》“补注”中说，从胡风平反后发还的材料可以看出，周恩来曾通过周扬给胡风转信，希望他做自我批评，跟上时代步伐，在中间有缓和冲淡之意。批胡风那些人，起先也不是非得把胡风斗倒，只是希望他改正文艺思想。相较之下，舒芜则是一而再、再而三地主动表现：“他在转变前后的思想活动，我不妄加猜测；但那些思想活动的一些外在表现，我却从头两次的接触中有所感受。舒芜的转变，或曰由此岸向彼岸的过渡，是靠三篇文章来完成的：一篇是《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篇是《致路翎的公开信》，又一篇则是《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一些材料》。至于胡风被‘反革命’化以后，舒芜所写的一些批判文章，或者为扩大批判影响所作的报告，大都是以上三篇的归纳和演绎，没有什么更新的实质内容。关于这三篇的写作和发表经过，一些研究者正在搜集背景材料加以研究；例如，第三篇所揭露的那些私信，究竟是舒芜主动交出来的，还是临时被调卷调出去的，目前说法不一。不过，我觉得，第一篇虽然简短，却带有宣言的性质，并为知识分子改造树立了‘榜样’，是更值得研究的。”总之，他判定舒芜不是出于被动，而是主动所为，这就使这种行动具有了“宣言”“决裂”的性质。17
随着胡风案件彻底平反而发酵的“真相”材料，还不止绿原、罗惠这些，而是比他们搜罗更勤，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影响的李辉所著《胡风集团冤案始末》一书。很可能，他们对材料的搜集和回忆，起先还是以此书为基础而展开的。此书1986年至1988年7月完成，1989年2月出版。但事实上，作者对胡风派成员及相关知情人的走访、材料搜求，恐怕在胡风去世前就已开始。李辉认为自己所著大多属于“事实材料”，材料本身丰富复杂，不需要自己再做想象性的发挥，《作者后记》说：“写这本书，我越来越感觉到与其说自己是一个作者，不如说是一个‘记者’——名副其实的记者。从全书来看，所尽到的责任和完成的任务，无非是在记，记当事人的谈话，记从报章上抄下来的文字，记侥幸从不同角度获得的第一手资料。除此之外，我还作了些什么呢？没有精心设置的结构，完全是按时间发展顺序平铺直叙，没有深刻而酣畅的议论，仅仅在事实的叙述中间或流露出几句不痛不痒感叹；没有生动的场景描绘和心理剖析，一切都让位于也许是枯燥的、直接了当的叙述。”18李辉是复旦大学中文系七七级学生，毕业后分配到《北京日报》。因他是湖北随县人，自然走进了同为湖北人的胡风家庭，以及湖北人居多的胡风派圈子。这本成名作，确实如他所说，用的是一个“记者”的手法和眼光，力求叙述事实，不作个人判断。这番表白，无疑增加了它作为“真相材料”的分量。
行文至此，我不由得想，接触到这本书后，绿原和牛汉对舒芜的观感，与1950到1980年代的大部分岁月相比，大概要发生极大的变化了吧。因为此前数年，他们也知道舒芜信，是胡风案得以“成立”的凭据之一，但没想到的是，舒芜的自觉行为，居然在其中还起着如此大的作用。这对他们从“慢慢地”与舒芜疏远，直到最后决裂，确实具有不可估量的影响，与此同时，也可能极其深广地波及到其他胡风成员与舒芜之间的关系，致使舒芜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19
为便于了解这本书对上述人士产生的冲击性影响，我们不妨将李辉著作的“记者叙述”分摘如下，以供参考。
4月13日，舒芜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胡风文艺思想反党反人民的实质》。就在这期间，对前来约稿的《人民日报》的一位编辑，他拿出了胡风四十年代给他的信。他拿出这些信，他想用这些信证明胡风并不像自己说的那样，当年是不赞同他的《论主观》的观点，而是充分肯定他的文章，并对当时的批评极为反感。
……
不管舒芜是否清楚地意识到，交出私人间的通信作为批斗的武器意味着什么，他的举动，在这场事件中，无疑具有特殊的意义。不管他是否情愿，是否承认，他在历史悲剧中成为一个重要的角色，也成为上面求之不得的人选。
……
根据要求，舒芜的信分成四类。四部分的小标题分别是……舒芜……还在每一类信的后面，加上批注性的话。在整套材料的后面，他写下两段言辞激烈的话，既表示出对胡风的憎恨，又恳切地表示自己悔悟的愿望：
整理胡风给我的信中这许多材料之后，不禁触目惊心。这些材料，现在摆在面前，反共反马克思主义的气息，卑鄙的个人野心的气味，是这样的强烈。可是当时，却把这些信经常指导自己整个生活、工作和思想的宝贵文献，从来没有看出什么不对的地方。这就是一个镜子，可以照见自己当时的面貌是何等的丑恶！
我在这里提供这些材料，主要为了帮助大家进一步认识胡风文艺思想错误的实质，同时也为了促使自己进一步检查过去的错误。
……
1944年之后，高中没毕业的他，却成了一些高校的教授，讲授的科目“读书指导”“墨子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历代诗选”等齐集于一身，足可见只有20几岁的舒芜出色的才能。
真正将舒芜推到一个赫赫然位置的是胡风。在短短时间里，舒芜的兴趣集中在哲学问题上，经胡风之手，连续发表《论主观》《论存在》《论因果》《论中庸》，洋洋洒洒，纵横捭阖。说不上西方哲学家冷静、严密的思辨，但贯穿其中的气势、挥洒自如的旁征博引，倒是让人惊奇它们都出自二十四五岁的舒芜。
……
需要的是与胡风、路翎划清界限——舒芜不会不明白这一点。
他开始做到了。在这篇文章中，舒芜点出了路翎的名字，赞同《人民日报》上批评路翎的小说中工人形象的“品质特征”：浓厚的个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思想，流氓和无赖的作风；工人阶级的“精神状态”竟是歇斯底里，精神病患者。
……
就在胡风、阿垅分别给路翎写信的第二天，5月25日，《长江日报》发表了舒芜的《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
胡风于5月30日给绿原一信：
此文看到了。应该想象得到的。原来我们把他当作书生，现在看来，倒是我们是书生了。我想，这是示范，恐怕是经过长时间工作的结果。20
限于目前条件，如想对李辉著作的材料来源一一加以查证、核实和勘校，查明哪些确是出自“事实真相”的“记者叙述”，哪些是作者的判断评述，没有相当多的时间和精力，是很难做到的。需要指出，李辉在撰写这部名著时，虽不过三十上下的年纪，但他与这一历史很有心灵同感，通过走访大量人士，核实材料，对胡风事件始末有了比当时大部分人都要更具深广度的把握，他对有些问题的叙述分析，是令人钦佩的。然而，毕竟因为年轻，又处在“胡风案件”彻底平反社会思潮的湍急漩涡和氛围之中，“揭露真相”显然就成为他著书立说的根本宗旨。所以综合上述因素，他很难做到纯粹客观的“记者叙述”，而难免忍不住要给予评判，作一些结论。比如“1944年之后，高中没毕业的他，却成了一些高校的教授，讲授的科目‘读书指导’‘墨子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历代诗选’等齐集于一身”等措辞，就不免有讥讽之意；再者，与紧接而来的“真正将舒芜推到一个赫赫然位置的是胡风”一句相联系，“忘恩负义”之罪名，就是板上钉钉了。如此的表述和语意链接，在此书中不止一处，可以摘出不少，有一些话，主观色彩应是十分浓厚的。但是，想到作者撰写该书也只“两年”，又要赶着出版，自然打磨不够，可能也没向更多资深人士征求意见，就急忙抛出，是它容易被舒芜亲属和有识读者诟病的因素之一。但这丝毫未损它作为最早一部研究“胡风案件”名著的历史地位。
不过，纯粹从专业训练的角度看，我不认为这些采自社会各方面的材料，已达到了“穷尽”的程度，它偏重于胡风而未兼及其他，与对史料的占有深广度不够有关。举例来说，该书所引舒芜对胡风四类通信的批注，来自胡风亲属提供的公安部发还材料，假如是原件，那上面应留有舒芜的“批注”；一些来自绿原，如胡风因舒芜发表《从头》一文致他的信，也是发还的材料之一；而胡风提携一个高中没毕业、然而才华出众的舒芜，没有胡风，也不可能有1940年代中后期登上文学理论舞台的舒芜的材料，大概出自梅志的讲述。对李著所引材料，舒芜亲属表示有些只是一面之词，他们对李著主动“交信”的叙述尤感不悦，理由是作者既未到舒芜这里求证，也不顾忌当时大环境对具体当事人精神、生活的挤压等因素的存在，而匆促作出判定。舒芜亲属不认可绿原文章和李辉著作的一些观点，根源即是对材料是否真实、全面，符合当时事实存在怀疑。此议将在文章下一部分征引，这里暂存。21因此，由此引出的一个问题是，研究者在引用材料的时候，如何站在历史高度，更辩证复杂地思考和叙述，给出相对客观的结论，是对作者的考验。
这些摘自李辉原书的文字段落，给人以下较突出的印象：一是凸显了胡风和舒芜关系中的“道德因素”。胡是舒的恩师，对他从一个偏僻的女子师范学院走向全国文学界和理论界，起了关键作用。路翎和舒芜是重庆时期的好友，两人相濡以沫，在各自的事业上认真切磋，相互激励，而且还是路翎把舒芜引荐给胡风的。在我国的人际关系中，向来以“师生之道”“朋友之道”为做人首要原则，对违反该规则的人与事，均视为大逆不道，不管它是以什么理由和名义，都会在朋友圈子中，乃至在整个社会观感中丧失道德形象，为众人甚至为历史所不齿。在李辉叙述中，舒芜恰恰是违反这一规则的典型事例，绿原、牛汉等胡风派成员，包括当时的读者，凡是看到这种叙述，心灵深处的震惊反应大概可想而知。二是舒芜“交信”并在私人信件上批注，对当时胡风事件的升级更无疑火上浇油。当然，从目前显露的各方面材料，包括具体知情者以及舒芜亲属的叙述材料来看，他并非孤立的个人行为，而是受到有关方面和人士的指引、安排，只是他没有、在当时也没法拒绝而已。正因如此，舒芜当时究竟是“交信”还是“借信”，是因为他写文章批评胡风、路翎，提供这些信件，才直接促发和影响了“胡风案件”的最后结果，还是事先已有安排，舒芜的文章、材料不过是用来包装，即使没有舒芜交信，也是大势所趋等观点，一直是胡风和舒芜关系研究中的焦点和难点。双方各执一词，互不退让，有些现象，至今还令人迷惑不解。我与牛汉先生1990年代初在武汉一个会议上初识，至现在的大学任教后，曾多次登门拜访就教，遂成为忘年交，尽管听他多次讲述自己的历史经历，却从未涉及和舒芜先生的关系。牛汉先生的风骨，我是很佩服的。我与舒芜先生有一点很是浅显的文字之交，原因是拙著《艾青传》出版后，有一天他突然致信，指出我所引1930年代一篇文章的署名错误。后来还寄来一份贺年卡，并在《舒芜口述自传》一书中对我略有提及，这对一个晚辈学者来说，都是太客气和过于抬举了。可惜的是，老先生在世的时候，我竟未寻机登门求教，其实我对舒芜先生的《周作人的功过是非》及其他著述的渊博学问是十分敬佩的。而我在北京几十年，居然未曾与绿原先生相遇，也是一件奇事。我早知绿原先生1940年代政治抒情诗的诗名，以后又拜读他复出后的《重读圣经》等名诗，在课堂上讲过这些作品。绿原先生令人称道的译笔，我不是很了解，但读过他写的诗论和其他文章，对老先生严整的逻辑和精湛观点一向注意，还惊讶它们是出自一个诗人之手。他和牛汉先生合编的《白色花》，包括他执笔写的诗序，对我们这代人有很大的影响。由此可知，我写这篇文章并没有“站队”的问题。我之所以写它，纯属偶然，是在写一篇关于牛汉、绿原干校生活的文章的时候，偶尔看到涉及舒芜的材料。于是产生了好奇心，想继续追踪他们20世纪五六十年代和八九十年代的心路历程，将它们作为上下文，来观察他们干校时期的心灵史活动。保持客观态度，并秉笔直书，是我写此文的初衷。如果行文中有未尽之处，还望三位九泉之下的老先生及亲属海涵。
自然，这种争论所引发的舒芜和绿原、牛汉关系疏远乃至断绝的“道德”和“时势”问题，还需在下一节继续讨论。
牛汉
三、对关系破裂的“道德”问题的探讨
说到引起三人关系从疏远到决裂的“道德”和“时势”问题，不能不回到1980年代初期到中期的社会环境。
1979年，中共中央及时作出为各类冤假错案平反的英明决定，不仅卸掉了沉重的历史包袱，团结广大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向着改革开放的伟大目标坚定前进，更是大获人心，对营造改革开放初期宽松和谐的社会环境，产生了深远影响。还应看到，随着揭露冤情和整肃“三种人”运动的深入，也使某些相关当事人的“道德”问题，逐步浮出水面，例如作家中汪曾祺与江青关系的风波、张承志首提“红卫兵”的口号、余秋雨“文革”时期在上海写作组等等，都曾经使他们在社会公众中的形象大跌眼镜。作为曾被封存在公安部档案中的“舒芜现象”，一旦材料发还给个人，众多受害者心目中原先扑朔迷离的印象，经这些材料一再证实，舒芜“卖友求荣”的“真相”便成为一个铁板钉钉的事实。这番波澜在刘羽造访舒芜之际，已是暗流涌动，到胡风彻底平反，才掀起了惊天大浪，这话前面已经说过。由此，绿原、罗惠夫妇对舒芜与他们关系，以及舒与胡风关系的前因后果，包括对隐蔽事实的公开大胆的披露，李辉著作对胡风一案材料的辛勤收集和研究性叙述，即是这一过程中的产物。
牛汉此前在评价舒芜的问题上，虽较绿原态度温和谨慎，也没在1980年代中期的集体声讨中赶趟，但还是在二十年后“补课”，即在2008年出版的《牛汉自述》一书中作了直接回应。该书第七、第八和第九章用了整整三章（我与胡风及“胡风集团”上、中、下），长达57页的篇幅，讲述了自己自结识胡风，到受牵连被审查，以及几十年来一直为此背着沉重包袱的详细历史过程，其中，直接点名批评舒芜的地方不少于9处，还提到1938年舒在家乡入党和自首的问题（作者为此配了详注：“建国后，自首的性质和叛徒差不多。这是他人生最大的隐患。舒芜内心难免恐慌。要有新表现也在情理之中。”）。对舒芜背叛胡风，最具分量的是118页的这两段话：
舒芜肯定是上边对他做了工作，让他揭发“胡风集团”的内幕。1953年4月他奉调人文社古典室搞《红楼梦》研究。……是把他当“胡风集团”的“起义”分子看待的。
……舒芜交出信件是个大事件，证明“胡风集团”有人“起义”了。舒芜说聂绀弩同情他，我知道绀弩内心不是这样。我跟绀弩谈过。你舒芜交信考虑过后果没有？你舒芜交出的信，成为中央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定性的主要依据。后果他知道，不仅仅是交材料，都是自己的好朋友，怎么能这样！22
作者在113页，特意加上自己与胡风重逢的情景，读之实在哀婉感人，想必那时期的读者在感情上都会难以自抑吧。
梅志同志领我到他们的住处，胡风已立在门内。我们紧紧地握手，他的手还是有力的。我止不住涌出了热泪。离别多年，他的容颜和体态比那次我在法庭上望到的样子，又有了很大的变化，他真正衰老了……23
牛汉批评舒芜虽较绿原晚二十余年，但提供的新材料，如“自首”“绀弩内心不是这样”等措辞，对舒芜行为的指责则比绿原更加严厉。“都是自己的好朋友，怎么能这样！”尽管在《自述》中，他回忆了与舒芜的友情，干校时期的患难之交，以及1980年代初的继续交往，然而前面的表述，已足以解释他为什么后来与舒芜最终关系破裂的真正原因。他显然认为，这不是形势所迫必须做出的举动，而是做人的问题，这件事已远远超出做人的底线。
“交信”是事关舒芜个人道德的尖锐问题，它后来成为舒芜研究，以及舒芜和绿原、牛汉关系的主要争执点，也就在意料之中。
较早触及“交信”还是“借信”问题的是舒芜本人，他在《新文学史料》1990年第1期刊发的由奚纯（马蹄疾）整理的《第一批胡风材料发表前后》中有所交代。24他说信不是自己“交出去”的，而是来约稿的《人民日报》编辑叶遥要借，理由是要校对与信相关的他的文章。交信、借信事件的当事人叶遥先生，乃舒芜夫人陈沅芷北平师院（后改为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的同学，曾同住一个宿舍，因为既是熟人，又是舒芜文章的责编，“借信”一说，应该可信。叶遥后来也证实，当时确是“借信”，而非舒芜自己主动“交信”，她在文章中回忆了具体细节。
我问他那些信是否还在，他说在。我现在已记不清楚，他当时说，那些信是存放在安徽老家没有运来，没有整理。只清楚舒芜妈妈动作很麻利，弯腰从双人床下拉出一个小皮箱，把箱子打开说：“信都在里面哩。”舒芜同志说，他想根据这些信说胡风的宗派主义。我说，那你就给我们写一篇这方面的文章吧。舒芜同意。25
这里有具体的情景、对话、人物动作和心理，真实复原了当时“借信”的历史原貌。因为叶遥与舒芜及家人是一般熟人关系，没责任要为他辩护，而且她与胡风一方，也向来没有交恶，所以作为直接见证人和经手人，提出“借信”的说法，应当站得住脚，符合历史事实。
“借信”还是“交信”并非一般小事，而事关重大道德问题。同情舒芜一方认为，这是对他做人的唯一有力的辩护，所以有极大的现实价值和历史价值。
有意思的是，可能是出于平衡的考虑，在绿原、舒芜两位老先生先后离世后，2010年第1、第2期的《新文学史料》，分别发表了双方的怀念文章，虽说“怀念”，但争执还在这些文章中进行，令人不读不快。同情并为舒芜辩护的，是聂绀弩、朱正、罗孚、姚锡佩和吴永平等人。聂绀弩是发起者，朱正紧跟，而吴永平最厉害，提出了胡风之前也曾拿出“私信”揭发舒芜一事，试图将两件事相提并论。
朱正沿袭了聂绀弩评论胡、舒关系的观点，即不应该让一个普通人为历史错误承担责任，而应看到他当时在大、小双方的取舍中，软弱无力的地方，这个地方，恰恰就是个人在巨大历史变动面前无力选择的悲剧性。需要注意的是，聂绀弩和胡风是老朋友，和舒芜是人文社关系较密切的上下级关系，朱正引用他的观点，可能认为聂并未偏袒任何一方，而是希望尽量客观公正和更具包容性而已。朱正对聂绀弩的观点作了一些新发挥，指出：报纸发表的第一个“罪证”，是舒芜署名的《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内容是胡风给他的一些信件的摘录，用这些摘句去证实有一个以胡风为首的宗派集团。运动按照它自身发展的逻辑，迅速升温升级。“从此，说到胡风冤案的时候，舒芜就脱不了干系了，一直到现在（估计以后也还会有）对舒芜作道德谴责的颇不乏人，说他不应该背叛和出卖胡风，不应该交出胡风给他的信件，他这样做了，就突破了做人的底线。”在对事件后果的评价上，他又与聂绀弩的观点不谋而合，即第一，不能认为有舒芜这篇《材料》才发动反胡风的运动，而是因为要发动，才由人组织舒芜编写并炮制了材料；第二，舒芜是出于对上面的信赖才批评胡风的，其实他和胡风一样，起初都信任上面，只是结局不同。另外，朱正对舒芜的学养才具赞不绝口，有爱才之意，然而他指出：“后世看待这一位历史人物，不论谅解他也好，不了解他也好，请注意一下他所处的时代。”26
在分析舒芜的责任时，罗孚比朱正要更加直截了当。他认为，舒芜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告密者”，而是有关方面向他索要，他所告的也只是他认为这些人搞的宗派主义活动。在此情况下，特别是这一冤案终于真相大白之后，一些媒体硬把“告密者”的头衔加到他的头上，“这是不够公道的”。对发起反胡风运动，罗孚还有自己的新解，他认为不能只注意舒芜提供“材料”这一条线索，更重要的线索是胡风三十万言上书，真正触怒了上面。综上所述，他认为将舒芜捆绑在“道德”问题上去问责，其实站不住脚，为此，他还引用了舒芜《〈回归五四〉后序》为自己辩护的观点。27
吴永平在2010年第1期《新文学史料》的“舒芜专辑”发表《舒芜胡风交往简表》，对舒芜所谓“主动”一说提出质疑。《简表》披露，舒芜在《从头学习》一文之后，接着又写《致路翎的公开信》，事出有因，是有关人士要他“写篇较详细的检讨和批评文章”，约稿信是叶遥执笔，由《长江日报》转交南宁的舒芜。这就与绿原、罗惠的“主动”投稿有了较大事实出入。而且为反击以“交信”为由审判舒芜的诸家观点，吴永平在陈半湾所编、显然是为舒芜辩诬的研究专集《思想者的知情意——读忆舒芜》一书中，发表了厉害的反驳性文章《细读胡风之“关于舒芜问题”——兼及“将私人通信用于公共事务”问题》。文章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胡风将‘私人通信用于公共事务’早于舒芜一年整”，他举例说，胡风“三十万言书”第三部分的第四节，“最令人惊奇的发现是：胡风用以证实论敌舒芜‘气质’和‘品质’的十一则材料几乎全是私人书信”。不仅如此，舒芜最早在文章中引用胡风信件的时间是1955年4月底或5月初，而胡风引用舒芜书信则是1954年4月，要早一年。在他看来，舒芜引用胡风书信，是因此而起，还是另有原因，目前不知详情。第二部分“胡风利用私人书信之例证”，较为详细地举出了这些书信的用途：第一则通过两封私信，用意是澄清自己在《论主观》事件中所持的态度，证明是自己的书信才避免了舒芜的情绪化，避免了矛盾走向激化；第二则是说舒芜有“市侩主义”气质；第四则材料摘引了三份书信，用以证实解放后舒芜不愿留在南宁，希望到大城市工作，通过他们的通信，舒芜终于接受了胡风建议，表示要向老干部学习，因为“在老干部身上看到了‘毛泽东思想的化身’”；第八则材料用于揭露“舒芜的‘虚伪’”，称他1952年到北京参加“胡风文艺思想讨论会”，是要帮忙“开刀”，他其实对形势看得很清楚，信上却佯装不知，只说“两年多来，不大清楚你的行踪，事情又忙，故一直不曾写信”；第九则材料列举舒芜的一封信，目的是批驳舒芜对他的诬陷；第十则材料则继续揭发舒芜为人之“虚伪”，特别引用舒芜一次离京前写的一封信：“那篇文章（指《向错误告别》），回去后将重写。因为大致是要发表的，将只检查自己。那篇里对你所提的意见，则想着是几个人看看的性质，所以尽所能理解地写出来，其中不对的地方当然一定有，仅提供参考。”又问胡风：“不知何时返沪？何时移家来京？”舒芜一方面替自己的冒犯开脱，另一方面又假装关心。胡风评价此信说：“他安详得很，这是转过头用笑脸把我也当作小孩子看待了。”吴文另外指出，除以上外，还有五则材料是为“揭露舒芜的政治‘品质’的”，而这些内容，都来自“私人谈话”，怎么能轻易地公之于众。28
令人庆幸的是，吴文并未止步于替舒芜辩护，用其他人指责舒芜的方法再加罪于胡风，而是从事件漩涡中走出来，用一种更为理性和学术的眼光，来看待两人以“私信”揭露对方的行为。他对双方“互加罪名”进行了较深入的“解析”，说胡风利用私信给舒芜戴了四顶帽子，而舒芜则在《关于胡风的宗派主义》一文中，不当地大量摘引胡风书信，他们这种“将私人通信用于公共事务”的行为，不仅伤害了彼此感情，而且开了一个坏头，因为它僭越了学术界一直坚持的“伦理底线”。他强调，在这个意义上，胡风和舒芜以私人书信入文肯定都有悖法理。“新中国的第一部宪法（草案）公布于1954年6月14日，正式颁布于1954年9月20日，第九十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护’。舒芜作于次年5月的《关于胡风的宗派主义》摘引他人书信之违法自不必说，即如胡风的《关于舒芜问题》摘引他人书信也是违法的。身为全国人大代表的胡风自当年4月27日起就‘参加了宪法座谈会’”，“他应该非常清楚宪法草案中关于‘通信秘密’的相关规定”。如此来说，当年两人在引用对方书信时“互加罪名”，从法律的角度看，都有点“盲”。除此之外，“或如胡风家属所说，关键问题在于谁运用了‘歪曲事实、移花接木的手法’。胡风摘引舒芜书信，应该作如是观；舒芜摘引胡风书信，也只能从这个角度来判断”29。
值得注意的还有，舒芜亲属也并未一味替其辩解，舒芜堂妹、新华社资深记者方徨女士在舒芜去世后撰写的《痛悼三哥》一文中就写道：
当时我在新华社浙江分社当记者，也参与过浙江反胡风运动的一些报道。我的家人当时对三哥交出信件的做法也表示不满，对他此举不能理解。我的九姑方令儒在杭州时见到我就说：“小管子太不像话了，他怎能糊涂到这种地步。”她还要我不要参加这方面的报道，说，政治斗争太复杂，你不懂。30
四、三人关系变化中的“时与势”
在舒芜和绿原、牛汉关系的起伏波动中，有一个问题也需要相当地注意，即在他们身外、也在其里的那个年代的“时与势”。
在绿原接连发表批评舒芜的文章以后，方竹与父亲有过几次零星的谈话。她记得他曾经困惑地说：“绿原现在这么恨我，怎么当初还和我那么好呢？那真是无话不谈。”方竹则答道：“仇恨一直埋在他心里，可能他自己都没有意识到。胡风一案一翻也就算了，案子一翻，仇恨全出来了。”她还指出，这种分析恐怕适合胡风派的其他人，比如贾植芳。2007年媒体曾经炒作过一阵所谓的“贾拒认舒”这件事，经父亲拿出并无此事的证据后，我看见李辉也跟着改口说，贾先生去看父亲，是想看他有无道歉之意，而实际上，贾来北京，是由绿原、牛汉等陪着来的，父亲事后请他们吃饭，饭后还一起去琉璃厂逛了一下旧书店。方竹不想就此罢休，她接着问舒芜：“他们不也从当年过吗？难道不知道解放初的情况？”舒芜苦笑着说：“怎么不知道，都是从那时候过，就要那么说嘛！”31这说明，舒芜对他和绿原、牛汉关系的理解，仍然停留在1950至1980年代初，而没有与时俱进。据方竹回忆：
舒芜虽与绿原等人不再来往，依然关注绿原在翻译和研究的动态。1994年，绿原翻译的《浮士德》出版，这是一项难度很大、很有学术价值的工作，此前仅有郭沫若翻译过歌德的作品，据说翻译此书，还来自胡风的建议。有一天，舒芜对女儿说起此事，“《浮士德》终于出版了，我在文学出版社时，绿原还和我说过‘以后咱们一起翻译《浮士德》好不好？分房子时，最好要求住到一起，你住楼上，我住楼下，我把德文关，你把中文关”。这件事证明，舒芜是很欣赏绿原的才具的，认为他不仅诗写得好，而且翻译和写文章也样样拿手，不过，这也印证出他身上有书生气的一面。另有一次，他对女儿赞扬绿原说:“很少有绿原这样的，理论文章写得好，诗也写得好……‘人活着/像航海/，你的恨/你的风暴/你的爱，你的云彩’，说得多好！”32
为探究关系破裂后绿原对舒芜的真实态度，我查找了另一些材料，有两处可以列举。一处是2005年，绿原在《新文学史料》第1期发表的《漫忆楼适夷同志——为纪念他的百年诞辰而写》一文。楼适夷是年长绿原和牛汉一辈的老作家，在他们落难人民文学出版社后，作为副社长的他，并未采取鄙夷或冷淡的态度，而是一如往常，这是他们非常尊敬这位文坛前辈的地方。绿原回忆道，释放后他到中宣部见副部长林默涵，“他以平等的语调对我表示谅解和期望”，还专门为“绿原同志”给人文社写了一份介绍信。他匆匆赶到人文社，遇到神情冷淡的韦君宜，她的话里似乎还有刺，形成鲜明对比的，却是楼适夷的温和。“她起身把我引到编译所去见所长楼适夷，意思大概是把我这个人交给了他。我在五十年代见过楼适夷几面，这时他像个长者接待了我，让我先接替冯雪峰编制‘五四新诗’目录。”33在这篇充满怀旧之情的文章里，绿原对楼适夷感念有加，也提及干校时期的牛汉，却对同在干校一起患难的舒芜，只字未提。另一处材料是两年后，多年整理“咸宁五七干校”史实的李城外来访，分别采访过绿原、牛汉、舒芜、周汝昌和臧克家。在访谈中，舒芜谈到牛汉、绿原，说他们三人呆在一起的时间最长，在大多数人都撤回北京，干校日趋寥落的背景下，这种相处，可以算作“患难之交”。“1974年底，我和牛汉、绿原等人集中到‘四五二高地’，眼见同事一批批调回北京，留守者明显是原单位不欢迎”，“何去何从，我们心里茫茫然，甚至想到过到某个县城文化馆搞点抄抄写写维持生计”。读到此处，不由得想到，大概绿、牛那时与舒芜也有过这种“茫茫然”的私下交谈，而且不止是一回吧。但令人诧异的是，绿原在被问到与人的接触时，只提到许觉民、牛汉和刘岚山三人的名字，舒芜被有意忽略。34
对舒芜为人“懵懂”的一面，绿原其实十分清楚。他在《胡风和我》中有这样一段话：
一位和舒芜共事多年的老专家，在赞叹他的才学的同时，几次对我谈到过：“人都有弱点，舒芜兄也不例外，他的弱点就是政治上的自我表现欲。每逢什么运动初起，他都表现出惊人的敏感，不论是批判别人还是检讨自己，都跑到了别人前头，似乎总是胜人一筹；然而，结果往往超出了实际需要的限度，难免还伤害了别人。但是，要说他存心害人，倒也未必是他的本意。”35
尽管绿原根据多年与舒芜的接触了解，愿意“半信半疑地接受”这位专家的“平议”，但他依然在同篇文章里作出了“要研究胡风问题及其对中国文化界和知识分子的教训，不研究舒芜是不行的；不仅应当研究他所揭发的‘材料’，更应当从那些材料研究他的人品”的厉害决断，实出意想之外。确实，胡风一案对他全家的伤害很大，妻子受牵连，小女儿婚姻也被戕害，以致被逼发疯，实乃人间的惨剧。可“文革”中此类现象十分普遍，而这位老友对另位老友公开指责，乃至不惜到决裂地步的事情，却发生不多。
这就多少牵涉到舒芜父女对话中“懵懂不知”，而被聂绀弩看得非常清楚的“时与势”的问题了。
聂绀弩的看法与上述“老专家”的见解，有异曲同工之妙。这都是不单就事论事地看一个人的是与非，还应该关注站在许多具体的人与事之上的那个“时和势”。对舒芜、绿原和牛汉关系来说，这个“时”，就是贯穿于1970年代末到至今的改革开放运动，它改变了几代人的观念和生活；而这个“势”，就是人们须在“思想解放”的背景中考虑自己的言与行，这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人们对人与事在态度上的取舍。所以，既然聂绀弩清楚地看到了1980年代这个“时与势”的运行，所以，他不是仅仅从1950年代初胡风和舒芜的具体关系中想问题，而是在“一架天平”中想问题，判断是非。在他看来，既然1950年代初是这架天平在左右和支配着人们的言行的，那么，谁能否认八九十年代以来，它不是在继续有力、强烈地和根本性地左右着人们的言行呢？这就点出了他在那段著名“平议”中，自己“非常愤恨”心情的缘由了。
但是，即使有这个巨大的“时与势”在，胡风派成员也不是都与舒芜从此不来往的，比如彭燕郊和曾卓。他们并没有因一致指责的声浪而“转变”。
舒芜亲属回忆说，父亲本来与彭燕郊先生不认识，是1979年“四次文代会”时，由绿原、牛汉陪同着来家才结识。他回湖南后，开始和父亲通信，“遂成好友”。他1997年5月9日的来信有11页之多，是“推心置腹”的语气。
回忆50年代初，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我们谁不曾“刻苦”学习“讲话”？谁不曾写“心得”做“检讨”？我以为，现在想起来，可以难为情，但不必以为那是可耻的，我们是把这当作必须为革命做出的牺牲的一部分，心情是悲壮的，因为对于我们，牺牲文艺理想几乎等于牺牲价值。胡先生的伟大在于，即便他受精神、政治迫害而至病时，肉体是部分地垮了，精神却没有垮，他从未放弃自己的文艺理论。那位朋友写这样的文章，难道不觉得是侮辱死者吗？而他却自居（亦假居）胡风先生的嫡传弟子。36
这个“写这样的文章”的“胡风先生的嫡传弟子”究竟指谁，有待考证。不过重要的是，彭燕郊却对在胡风彻底平反因“墙倒众人推”而陷入极度尴尬、无助之境地的舒芜，表现出与舒芜九姑方令儒和与绿原谈话的那位老专家，在评价舒芜时相类似的看法：“糊涂”却并非“存心害人”。尽管后来，2002年在上海召开的纪念胡风一百周年诞辰及第二届胡风学术讨论会上，“几个当年胡风派的人在会上抱头痛哭，其中有彭燕郊”，这个场面又影响到彭，使他逐渐不再和舒芜通信、来往了。舒芜还是“非常正式、非常动情”地在家人的面前，朗诵了彭燕郊2000年写给他的长诗《先生：五位一体》，这说明，在这二十年间，当朋友们纷纷散去，孤独自守中的他，愈发觉得彭燕郊这份友情的珍贵和稀少。
在“时与势”的背景下，除彭燕郊，还有一位与舒芜始终保持着朋友之情的胡风派成员，这即是曾卓。“‘七月派’诗人曾卓直到去世前都是父亲的好友，另一位好友是彭燕郊。两个人都是如春阳般让人感到温暖的人。”37舒芜亲属对曾卓为人的好评，与绿原、罗惠夫妇对他的评价，以及牛汉《自述》中认为曾卓“是个非常重感情、非常真诚的人”的看法，却在这里达成了一致。
在结束这篇以材料和事实写就的长文之前，我要说，对舒芜、绿原和牛汉“三人行”关系及其转变的认识，不能仅仅局限在已有事实当中，还应将这一关系放置到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至八九十年代所有重大的历史事件对一个具体人的影响的角度之中来认识。在重大历史事件对一个人的挤压和影响下，每个人的反应和应变之举是有差异的，这种差异性，只能从人性的方面来体察，而不能单纯从人性变化本身来体察，尤其是不能简单地只从“做人”的方面来作结论，虽然，“做人”在人的全部社会实践中，仍然是极其重要和珍贵的品质。所以，绿原在《胡风和我》中“关键在于，我不能像舒芜那样公开‘检举’胡风，把一切污浊泼到他身上”的决然表示，是铮铮铁骨，至今都是令人钦佩感动的。但也应看到，那个年代的特殊性，毕竟在两三百年来的历史空间中，是非常罕见的。舒芜、绿原和牛汉从友谊始到友谊终，正是那个年代的历史产物。而正因为20世纪五六十年代和八九十年代，是中国历史的两个大变动的年代，所以越是在一个大时代中，人与人关系的近与远，才容易成为一个被人关注和研究的文学史现象。
文/程光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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