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小曼在北京就喜欢唱戏，来上海自从认识了翁瑞午而跟他学戏，因体弱多病多亏翁瑞午擅长推拿手到病除，又跟他吸上了鸦片，徐志摩为此仄逼无奈。这一段家庭隐私给小报《福尔摩斯》作了影绰可辨的色情渲染，致使陆徐等人将该报告上法庭而闹得满城风雨。这些事我们都知道，凡陆小曼传记也都讲到她唱戏，但本文根据当时上海的报纸，颇多有趣的细节。
陆小曼，《上海画报》1927年7月15日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六日、七日上海美术社团天马会在夏令配克戏院举办了两天的演出，陆小曼演了两场戏，第一日与翁瑞午、徐志摩、江小鹣合演《玉堂春》，第二日与著名坤伶琴秋芳合演《奇双会》（也称《贩马记》）。对于陆小曼这两日的表演，剧评赞多弹少，一致首肯其演技的进步。其实大多数观众是来看陆小曼和徐志摩的，两人来上海已经一年多，传奇色彩仍浓郁，正如一篇报道写道：“陆小曼徐志摩伉俪亦欣允加入串演，盛会罕觏，群欲捷足。”（《小日报》，12月8日）另一篇报道说:“陆小曼饰苏三，将上场时，新闻记者纷纷至后台，环立而观。票界怪人王燧之曰：‘他们都去观新娘子，我也去瞻仰瞻仰。’遂急趋而入。”（《小日报》，12月8日）记者忙于追捕幕后花絮，如《晶报》上转陶的《天马剧艺中之一对伉俪》一文：
陆小曼女士，尤为群众注意之点。陆所演之玉堂春及奇双会，博得好誉最多。新派诗人徐志摩在会场中，亦极奔波劳碌，然与陆形影不离。第一日郑毓秀博士戾止时，徐陆夫妇引入包厢；郑博士就坐，徐陆夫妇亦随侍于侧，文农即为速写一像。未几，陆女士戏将上场。化装时，徐亦随侍于旁，为调脂粉。陆有小婢，伫立以待驱使，而陆挥手令去，独让其夫婿在旁照料，可知徐诗人体贴夫人，别有独到处也。女士上装后，徐则时加慰问，陆女士亦屡问：“扮相佳否？”徐必答曰：“漂亮，漂亮。”陆女士始冁然微笑，从容登台。（12月9日）
文中透露出徐陆与郑毓秀的亲密关系，对此周瘦鹃的《天马剧艺会琐记》一文有所补充：“是夕司法界名人如王宠惠、魏道明二博士与郑毓秀女博士俱戾止。郑女博士与陆小曼为素识，特探之后台。会玉堂春将登场，因亲为化装，涂脂抹粉，有若内家，小曼称谢不已，化装既毕，款款登场。”（《上海画报》，12月15日）转陶此文给配上漫画家黄文农的速写，一幅是徐志摩牵着陆小曼的手，另一幅是徐陆站在郑毓秀的背后，形象颇为滑稽。
黄文农速写，郑博士与徐陆夫妇
现在我们的聚光灯须移至《玉堂春》里的另一要角——翁瑞午。在开演前三天，《上海画报》刊登了他的一幅《春香闹学》的剧照，并介绍说：“翁瑞午君吴县人，幼承家学，书画并皆精妙，而推拿术更为海内独步。暇时喜研究戏剧，昆乱均所要优长，为票友中不可多得之人材。天马会因请其客串，翁君因事关提倡艺术，概允加入表演。翁君原青衣花旦，近改习须生，天马会串青衣。”（12 月3日）在这次天马会演出中他有四场戏，戏份最足，作为名票友，无论是生是旦，演来皆当行里手。
翁瑞午字恩湛，其父翁绶祺是翁同龢的门生，官至广西梧州知府。说他“幼承家学，书画并皆精妙”，此言不虚，在四月一日的《联益之友》刊登了翁瑞午的一幅画，题曰：“名票友翁瑞午君之艳荷图，绘赠无锡花国总统谢文玉者，并有文学家赵眠云先生题句，为可珍。”所谓“花国总统”即经由选举而居榜首的花魁女，大多是文人品题的结果。看来翁是花界常客，颇有袁寒云的做派，只是小巫见大巫罢了。
翁瑞午《春香闹学》，《上海画报》1927年12月3日
而对《玉堂春》的评论则集中在王金龙和苏三身上，且对两人的默契搭配赞叹有加，如迪庄的《天马会之第一日》：“小曼上妆后，娇小玲珑，较平时益美，嗓音不高却还清脆，叫板一声‘大人容禀’，如出谷雏莺，惟运腔转折处，略有特殊声浪，谅因久习昆曲之故。翁君本以青衣名于时，忽易钗而弁，居然能落落大方，一段南梆子唱来珠圆玉润，耳鼓一新。”（《小日报》，12月8日）陈小蝶说陆小曼演《玉堂春》，“得瑞午之王公子为配，顿觉生色不少，瑞午聪明隽逸，无角不能，予谓瑞午小生犹胜旦角，一片清新俊逸之神，与振飞有异曲同工之妙，使振飞为王公子，必不能胜瑞午”（《天马聆歌记》）。说王金龙这个角色如果让俞振飞来演，也绝对没有像翁瑞午那么出色，这等于说翁瑞午把王金龙演活演绝了，而对于小曼来说也幸亏得到这样一个绝配。至于剧中的江小鹣和徐志摩，有人也会提到，如周瘦鹃的《红氍真赏录》：“陆女士之苏三，宛转情多，令人心醉。翁为王公子，潇洒可喜。江被蓝袍作吏，一洗其法兰西风，亦居然神似”，而徐志摩则“台步如机械人”，令人发噱。（《上海画报》，12月24日）
其实就戏论戏不会有什么问题，然而“人生如戏，戏如人生”，就像抛空一枚铜板卜彩头，对于艺术世界的虚构与真实，中国人善于翻云覆雨，最精粹的莫过于《红楼梦》中的表述：“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戏里的一对情人演得如此情深意真，观众也看得如此如痴如醉，在一旁穿着红袍的徐志摩是否会突然眼皮一跳，会把此当作现实生活中的情景？事实上据一则报道说，就在小曼演唱《玉堂春》时，“有人台下大叫：‘大家自家人，还要问些啥？’”看戏发生这种情况似乎很突兀好笑，也很可怕。正如作者解释的“盖江翁俱徐陆之好友也”（《罗宾汉》，12月9日）。说明有人不是在看戏，而是在看人，对真人的相互关系更为好奇，而“大家自家人”似话中有话。陈小蝶在《春申旧闻》里说自从翁瑞午演了《玉堂春》，“小曼的五百风流孽冤，却从此引起”。这么说过于戏剧化，可是对于徐志摩这恰恰是在生活中真实发生的情景，而《玉堂春》像一场噩梦，几乎击碎了他的“妇唱夫随”的价值观。
陆小曼《思凡》，《上海画报》1927年8月3日
关于陆小曼几时遇上翁瑞午有几种说法，陈小蝶的肯定不可靠。陈巨来在《安持人物琐忆》里说陆小曼时有晕倒不省人事，对这种“奇疾”医生束手无策，“后经人介绍，请瑞午推拿，他一搁小腹穴道，立即清醒如恒了，故志摩及陆氏夫妇遂认瑞午为最知己之人了。同时小曼遂向之学习《汾河湾》、《玉堂春》二剧”（上海书画出版社2011）。照这么说在八月演出《汾河湾》之前小曼就认识了翁瑞午。很有可能是通过江小鹣的介绍，同是票友。翁瑞午曾跟名医丁凤山学习推拿，得其丹田运气的真传。圈里人都知道翁瑞午，坤伶们也找他看病。再有徐志摩的《小言》、陆小曼的《自述的几句话》以及其他一些报道都说陆小曼跟徐老太太学的《思凡》，至于《汾河湾》是她原先学的还是来沪之后受高人指点，则未见说明。
靠谱的是周瘦鹃的《曼华小志》一文，刊于一九二七年十月三十日《上海画报》上，说晚上“与小鹣、小蝶饭于志摩家，肴核俱自制，腴美可口。久不见小曼女士矣，容姿似少清臞，盖以体弱，常为二竖所侵也。女士不善饭，独嗜米面，和以菌油，食之而甘。愚与鹣蝶，亦各尽一小瓯。座有翁瑞午君，为昆剧中名旦，兼善推拏之术，女士每病发，辄就治焉”。这给徐陆的私密空间露出个裂隙，可知在中央大戏院演剧之后陆小曼已是奇疾缠身，好似身边总要有翁瑞午在。翁瑞午开始浮上媒体的台面，应当说在朋友中间已算不得秘密，如陈小蝶《春申旧闻》所述，翁瑞午“常为小曼推拿，真能手到病除。志摩天性洒脱，他以为夫妇的是爱，朋友的是情，以此罗褥襟掩，妙手抚裟之际，他亦视之坦然。他说：这是医病，没有甚么避嫌可疑的”。很可能因为陆小曼与翁瑞午的关系令人产生疑问，才会有志摩“坦然”的回应，且有他一套“爱情哲学”，对此陈小蝶作了深度评论：
瑞午本世家子，父印若历任桂林知府，以画鸣时，家有收藏，鼎彝书画，累箧盈厨。小曼天性爱美，则时时袖赠，以博欢心，而志摩不能也。又常教吸阿芙容，试之，疾良而已。于是一榻横陈，隔灯并枕。志摩哲学：男女的情、爱，既有分别，丈夫绝对不许禁止妻子有朋友，何况芙蓉软榻，看似接近，只能谈情，不能叙爱。所以男女之间，最规矩，最清白的是烟榻。最暗昧、最嘈杂的是打牌。所以志摩不反对小曼吸烟，而反对小曼叉麻雀。实则志摩的爱小曼，无所不至，只要小曼好，甚么也都能牺牲。但是女子的心理，是复杂、神秘的。小曼确是爱志摩，但她也爱瑞午，爱志摩的学问，爱瑞午的风流。
唐瑛、陆小曼两女士之滑稽叫画，《上海画报》1927年8月3日
志摩的“爱”是从概念出发的，对陆小曼的爱也难说完全无条件。即使在狂热的追求期间，“我爱你朴素，不爱你奢华”，徐志摩没有花好桃好的满嘴涂蜜，对于“玩人丧德，玩物丧志”之类的道学家训诫，陆小曼好像是一种被动的接受，却也暗示两人在性格和生活习惯上的差异。新婚之后必须面对各自和对方的真实，他送给小曼的“年礼”是一本《曼殊斐尔的日记》，代表他的“美的理想”。当陆小曼被置于这样一个“纯粹性灵”的模特儿旁边，不免会逊色。他说：“总有一天我引你到了一个地方，使你完全转变你的思想与生活的习惯。”结果到了上海，却坠落到失乐园里，他开始发现“最容易最难化的一样东西——女人的心”。这些日记里的话记录了他的理想的破灭。在陆小曼方面，也不外在寻找适合自己的人生，几年的婚姻生活感情上千疮百孔，说她任性也是有限的，最终也是为了一纸婚约如戳不破纸糊的灯笼。
徐志摩与陆小曼，《晶报》1927年12月9日
千不该万不该演了这么一出《玉堂春》，徐志摩、陆小曼和翁瑞午把私密空间中暧昧的三角恋搬上舞台。如果徐志摩演的是王金龙，或者他干脆不参演倒也罢了，然而恰恰让这本戏造成角色错位，在众目睽睽之下坐实了小人之心的猜疑。如媒体反复提到的，给人印象最深的是苏三的出场，如前面提到叫板一声“大人容禀”，“如出谷雏莺”，或如周瘦鹃说的“一声哭呀，已博得彩声不少”。（《上海画报》，12月15日）有人问唐瑛对《玉堂春》中陆小曼的观感，她回答：“扮相既美，唱工亦佳，几声‘大人容禀’，叫得人心花怒放。”（《罗宾汉》，12 月9日）“心花怒放”的这个“人”，难道仅仅指观众？反正此时此刻无论君子小人在迷醉之余莞尔一笑，舞台与人生浑然一体，也不由人不浮想联翩，更堵不住人们嘴五舌六。
徐志摩演崇公道，王济远速写，《上海画报》1927年8月12日
所谓“家丑不可外扬”这句话，是有身份要体面的人家讲的，乃上流社会的金科玉律。梁启超在徐陆的婚礼上的严厉训斥，与其是关乎两人的私德，毋宁是针对其高调炫耀的浪漫，也是讲给自家子弟听的。两人逃离北平而落脚上海，颇有冒险家色彩。上海固然更为包容，但在放逸风流的表象之下潜规则处处在是，其中首重家庭价值，而且尤其在半殖民五方杂处的条件下，家庭是激烈商战中凝聚战斗力的桥头堡。从这个角度看《玉堂春》这场戏是徐陆高调浪漫的余波，却踩着了公众的道德底线。
的确徐志摩有苦说不出，在日记中写道：“我想在冬至节独自到一个偏僻的教堂里去听几折圣诞的和歌，但我却穿上了臃肿的袍服上舞台去串演不自在的‘腐’戏。”（《徐志摩全集补编》，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
本文摘编自《陆小曼与上海戏台风云（上）》一文，原刊于2017年3月号《书城》杂志，现标题为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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