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权遗像
在他那个时代贪官好做，清官难做，但清官还是有的，这些清官，大都是深受孔孟民本思想的哺育而敦品励行的学者。王权如此，王权的老师陈雪炉如此。王权的学生张育生也如此。王权的《送张育生之官甘泉序》，总结他做地方官的实践和体会，谆谆告诫张育生在好官难做的情况下如何做好官，他首先强调指出：当今做地方官的只顾“尽心于上”，“上官曰”‘行’，民虽病之弗罢也；官‘罢’虽利之弗行也。探伺捷于机先，揣测及于幽隐，闾阎之病苦，政令之乖边，勿恤也”。这样容易升官，但不是好官。要做好官，必须“尽心于下苟利于民上曰‘勿为’，弗敢已也；不利于民，上官曰‘为’，弗敢徇也。民安则心怡，比病则心凄，而上官之喜，己身之利钝，勿恤也”。按他这样说，要做到“尽心于下”，已经很困难，但他又进一步指出，仅仅做到“尽心于下”，还不一定是好官，因为在做到“尽心于下”时可能会产生三种“恃”，而“恃”是有流弊的’“操非廉不立，而廉不可恃，恃廉则啬，啬之流也刻；职非勤不举，而勤不可恃，恃勤则躁，躁之流了蹙；事非明不判，而明不可恃，恃明则察，察之流也苛。”能“廉”、能“勤”、能“明”而不“恃”，以免产生流弊，这就好了，但还要杜绝三种“歧途”：“一曰诡异以动物，一日纷更以凯功，一曰姑息以媚众。”关于第一种歧途，他说：“利弊难逆睹也，兴革难轻试也，挟喜事之成心，凿空造端，张皇旦夕，令未行而民先扰，效未睹而弊已丛，则纷更之过也。”关于第三种歧途，他说：“刑威者起痫之药石，法令者制奔之辔策，以轻刑为惠，以执法为慈，将使奸民贺而良民戚，此姑息之过了。”这三种“岐途”，是他对官场现状的概括和针贬，他慨叹道：“嗟呼！今之牧令贤且能者众矣，然吾察其所挟持，未有外此三途者也。”走此三途中的任何一碎的，都还不是贪官、庸官，而是“贤且能者”，但对于做好官来说，这都不是正路，而是必须杜绝的“歧途”。接下去，王权又对他的门生指授了杜绝歧途而在正路上迈进的诸多要领：“杜歧途，修实事，可以聚行之而不室、不行之而不敝者，简乎！可以济简者，其严乎！累民之事端，而皆由烦出，一简则众累祛焉，奸猾之害万变，而皆由宽生，一严则百窦塞焉，然简非疏之谓也，严非忍之谓也，所以行之者诚而已。既诚矣，则简与严其无失矣。犹不敢满也，平其心以防意气之偏，虚其心以省意尤之伏，一日在此官，一日存此心，勿闲之而已矣。”结尾一段，回到“送张育生之官甘泉”的问题上：“甘泉治北山之冲，兵饥频仍，土荒民散，抚揖尤难为力，然苟以吾说处之，民病倘有瘳乎！呜呼！讲吏道以救疲氓，吾知育生之急于行也。”既勉，又激励，更寄托无限期望，真可谓语重心长。可喜可敬的是：张育生以卓越的治绩回报了老师的教导和期望。他先任甘泉知县，继而士民挽留连任多年渭南知县，以至放弃了升迁的机会，在当时和事后多年，关陇一带的士民都称他“张青天”。兴犹未尽，霍松林即赋七律《王权逝世一百周年纪念》：
风雨飘摇忆晚清，
哲人奋起伏羌城。
为官只顾苏民困，
讲学真能育国英。
抒愤高吟曾警众，
图强卓论尚骇闻。
家乡喜设百年祭，
华夏腾飞万里晴。
此诗霍松林于2004年夏写于陕西师大博导南楼
作者天水文史专家王耀
《陇原天地》肖军编辑
王耀（左）赠王小军（右）书法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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