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老一辈革命家中，论起身份的特殊性复杂性，没有谁比得过廖承志：
他是国民党元老廖仲恺公子，与蒋经国“兄弟”相称，却在革命低潮时投奔了共产党；
他一生曾坐过7次牢房，连外国人的牢房都坐过，却每次都奇迹般地生还;
他出生在日本，有着许多日本朋友，却长期从事抗日斗争；
……
今天，隐者与大家聊一聊这位国民党元老之子，为何参加共产党，因何坐过7次牢，在中国人民革命建设以及和平统一事业上，是如何发挥自己独特作用的。
一、名门之后的七次牢狱之灾1908年9月25日，廖承志出生在日本东京。
熟悉中国近代史的人都知道，明治维新之后，日本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经济社会面貌发生巨大变化。由于地理位置原因，日本成为我国先进知识分子看世界的重要窗口。在满清政府压迫之下，一些仁人志士流亡到日本，一来将日本作为了解外部世界窗口，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二来由于日本是我国紧邻，将日本作为暂时避祸之所，静观国内形势发展，时机成熟时，即可快速返回国内，领导国内革命。
所以，孙中山、廖仲恺等人都曾长期旅居日本。
父亲廖仲恺是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盟友和坚定追随者。廖承志耳濡目染，从小就接受革命思想熏陶，积极参加学生运动。1924年就加入国民党。
廖承志
但是，1925年8月，廖仲恺被国民党右派杀害，紧接着蒋介石发动“四·一二 ”反革命政变，大批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被屠杀。这种情况之下，廖家对国民党彻底失望，廖承志也愤而退出。母亲何香凝为防止廖家姐弟被再次谋害，就送廖梦醒、廖承志姐弟俩到了日本学习。从此之后，廖承志踏上了不同于父辈的革命之路。
曾经有人统计，廖承志一生中，平均 7 天就有 1 天是在坐牢。可见，中国革命道路是曲折且艰辛的，如果没有做好牺牲的准备，根本无法成为一名真正的革命者。同时，这7次监狱经历，也使得廖承志成为一名能够抗得起任何风吹雨打的共产主义战士。7次牢狱之灾分别是：
两进日本监狱。
到日本后，廖承志到早稻田大学第一高等学院留学。在此期间，经友人介绍，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东京特支组织的 “社会科学研究会”，开始系统地研究学习马列原著，对比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他想明白了很多道理。
如今的早稻田大学
1928年5月，“济南惨案”的消息传到日本，东京特支联合各地同乡会配合国内进行坚决斗争。日本政府马上逮捕了“特支”成员，并驱逐出境。廖承志将留学生重新组织起来，搞联络、撒传单、干纠察，然而却被日本警方以“聚众闹事”“搞反日活动”的罪名两次逮捕。后来，在日本朋友帮助下，警方又没有抓到有力证据，只好将廖承志驱逐出境。
一进荷兰监狱。
从日本返回到上海后，随着大革命失败，广州起义被镇压，白色恐怖加剧，斗争形势日益严峻，然而廖承志依然义无反顾，于1928年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随即他听从党组织安排，前往德国。
在德国，他被德国共产党任命为国际海员俱乐部支部委员，后又担任书记。之后，廖承志走遍欧洲一些重要港口，在鹿特丹、安特卫普、阿姆斯特丹、汉堡等地活动并组织了海员工会罢工斗争。
1931年初，受国际海员码头工人总工会派遣，廖承志来到荷兰鹿特丹，教授中国海员学英文。在这里他领导了两次罢工。6 月上旬一天深夜，因包工头向国民党驻荷兰领事馆告发，廖承志在住所被荷兰警察带走，关进鹿特丹警察拘留所。两周之后又一次被驱逐出境。
一进德国监狱。
回到德国汉堡中国海员工会后，他照样出期刊、画漫画，鼓动中国海员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9月，中国海员争取同工同酬大罢工取得了胜利，廖承志住所再一次被德国警察搜查，在监狱中被折磨了半年之后，在德国共产党营救下出狱，但他还是被“永远逐出汉堡”。
上面四次都是在国外坐牢，下面三次是在国内。
二进国民党监狱。
第一次是从德国回上海之后。1932年，廖承志从德国取道苏联回到上海，担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宣传部长、全国海员工会党团书记。此时，淞沪抗战已然打响，他奔走于海员、华侨和外国友人之间。为不连累母亲，也为了自己的安全，母子俩虽近在咫尺，却不能相见。
廖承志母亲何香凝先生
返沪两个星期后，3月28号，是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罗登贤主持接头的日子。哪知上海中共特科领导人顾顺章叛变，上海地下党面临灭顶之灾。安排好海总其他同志转移后，经验不足的廖承志鬼使神差地跑回接头地点再探究竟，结果自己投进了英国巡捕房的罗网。
廖承志开动脑子，叫来英国巡捕，表示自己要交代一条“大鱼”。巡捕高兴地跟着他去“抓鱼”，跟着他来到法租界何香凝住宅门前。一见廖承志手上的手铐，何香凝什么都明白了。
第二天，何香凝就致电全国军事长官，表示情愿：“与儿共留囹圄，唯不愿留外国囹圄，要求解往华界”。通电发出不久，又有消息传来，当局要将廖承志押回南京。何香凝不顾心脏病发作，叫人用藤椅把自己抬上汽车，由柳亚子陪同，来到上海市公安局据理力争。
之后，宋庆龄亲自出面，聘请上海有名的大律师吴凯声出庭辩护，并召开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会执行委员会议，发表宣言向上海当局施压。在社会各界人士积极周旋、奋力营救下，迫于各方的压力，蒋介石不得不指示上海当局放了廖承志。
宋庆龄先生
一次戴着镣铐长征。
1933年，怀揣着党中央给红四方面军的指示信，廖承志装聋、作哑、 装病,躲过敌人一次次搜查, 辗转来到了川陕苏区。 就在他带来的这封中央指示信中,中央领导同志对张国焘没有坚持鄂豫皖根据地的斗争，提出的严厉批评。对此,张国焘把廖承志当作受命来监视自己的异己分子, 这也成为廖承志在川陕苏区这段不幸日子的开端。
在川陕苏区，廖承志担任川陕省委常委、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看到张国焘的一些做法很有问题，就在一次省委常委会上提出疑问，张国焘拍着桌子把廖承志压了下去。
张国焘
但是张国焘等人并没有善罢甘休，11月的一个晚上，他亲自突击审讯，逼问廖承志来川陕苏区的目的，煽动一些人批斗廖承志，让一个被屈打成招的干部指证廖是“特务”、“奸细”，当晚便将廖承志铐起来。
1934年12月，川陕省委召开扩大会议，省委负责人周纯受张国焘指使，在会上说廖承志出身国民党要人家庭，他的家庭出身是资本家，海外关系复杂，这样的人够格当共产党员吗？如果不够格该怎么办？结果廖承志被开除党籍，打成“反革命”，准备将他处决掉。
1935年5月，他被押解着参加长征。1936年9月，红二、四方面军到了黄河边，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周恩来下部队，看到了被押送途中的廖承志，很快意识到他的处境，紧紧握了一下廖承志的手，然后上马走了。
身着八路军军装的廖承志
原来，周恩来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时，廖仲恺任黄埔军校党代表，周恩来曾来家中找过廖仲恺，以后他又见过周恩来几次，渐渐熟悉起来，从此周恩来就称他“小廖”。
晚上，周恩来派人把廖承志叫到司令部，当着张国焘、朱德、刘伯承等领导的面，佯装发怒地说:“廖承志，你认识错误没有？”
廖回答:“认识了。”
“改不改？”
“改！”
“改了就是好同志！张主席还是欢迎你的。”
周恩来机智地将张国焘的嘴给堵了起来，也为廖承志的“错误”结了案。张国焘本来要处决廖承志，可是见周恩来站在自己一边训斥了他，顿时觉得周恩来给了面子，心头的火气也消了，下令说:“不杀廖承志，以观后效！”
身着八路军军装的周恩来
1936年12月，张国焘在预旺堡召开的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上，公开承认逮捕廖承志等人是错误的，使他们“受了委屈和冤枉”。廖承志在周恩来的挽救下捡回一条命，恢复了党籍和自由。
廖承志到延安后，在红色中华通讯社，负责日、英、德、法文的电讯翻译，后任中央党报委员会秘书，他认真的工作态度和极强的业务能力，很 快赢得了同志们的信任。
1937年6月25日，毛泽东在给何香凝的信中说：
“……先生一流人继承孙先生传统，苦斗不屈，为中华民族树立模范，景仰兴奋者有全国民众，不独泽东等少数人而已。承志，在此甚好，大家都觉得他好，望勿挂念。”
解放后毛主席与何香凝先生交谈
再一次进国民党监狱已经是1942年。
此时，廖承志是一位斗争经验丰富的革命者了。
1942 年5 月，由于叛徒出卖，廖承志在广东韶关乐昌县坪石镇被国民党军统逮捕，秘密押解到赣南马家坝集中营，后转至重庆歌乐山“中美合作所”的渣滓洞、门公馆和黄家同子。相比于前面几次，这次坐牢近4年时间，受到的折磨最多，处境也最险恶。
关押期间，廖承志得了肺病，面黄肌瘦，但他依然不向恶势力低头，并做好了随时牺牲赴死的准备。由于是廖仲恺之子，国民党当局游说他的人很多，廖承志对游说他的人讲：
“你们不必频繁找我谈话，我同你们没什么可谈的。”
“三民主义，我在东京时就听到孙中山先生与我父亲谈过很多，那时各位还在襁褓之中，今天何必对我上这种政治课!”
在赣南时，蒋经国“主政”江西，也以“兄弟”身份前去探望并劝降，被廖承志严词拒绝 。
无论受到怎样的折磨，他都没有屈服。在托人带给周恩来的信中说：
“……小廖至死也不会辱没光荣的传统!就此和你们握手，中国共产党万岁!”
廖承志的信和他在狱中顽强的斗争精神，得到毛泽东和周恩来等同志的高度赞扬，1945年4月在延安召开的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上，仍在狱中的廖承志被代表们选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这从另一个方面也说明了党对廖承志工作和能力的肯定。
l946年1月，廖承志被转移到重庆。蒋介石以“世伯”身份召见他，虚情假意地说：“辛苦啦，只要你不再给共产党做事，我一定重用你。如果放了你，想留你在我身边，怎么样? ”
又说，“你是廖仲恺、何香凝的后代，要对得起他们。”
蒋介石
廖承志明确地回答：“我只有现在这样才对得起他们!”
老蒋怒道：“既然这样，你就不要后悔。”
廖承志没有再说话，又被带回歌乐山中美合作所集中营。
不久，中共根据重庆谈判签订的《双十协定》，一再提出释放政治犯；宋庆龄、何香凝也再三向蒋介石交涉，迫使蒋介石把廖承志列入交换政治犯的名单。廖承志于1946年1月22 日终于获释。
1946年出狱后邓颖超与廖承志合影
二、开启党抗战时期对外联络重要“窗口”1937年，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八路军、新四军英勇抗日,赢得了海外广大华侨的钦佩, 他们纷纷捐助物资、药品和款项，需要在香港设立可靠办事机构接收。
岗位的特殊性和重要性，客观上需要有一位能够沟通各方、有着特殊身份的人来才能胜任。
在这里，隐者不得不说，我党识人用人上确实高明。在当时，指挥打仗的干部不缺，但适合搞外交、统战的人确实非常稀缺。而廖承志的父母本身就是华侨，他又出生在日本，德国、荷兰等国留学，与国民党左派、民主爱国人士关系密切，又经受过复杂斗争环境考验，可以说是驻港办事处主任的最佳人选。
实事也证明，廖承志在这个岗位上干的很出色，短短的3年多时间，完成了大量工作：
一是输送各类保障物资。
1938年6月14日，宋庆龄在香港成立“保卫中国同盟”并担任主席。廖承志担任秘书长，许多具体任务都是他完成的，是“做实际负责工作”的人。
《保盟》以强大声势,团结了许多国际友人和海外华侨,推动了很多国际组织和华侨团体从世界各地募集了大批款项、物资和药品、医疗器械等。这一批批的物资、款项都是廖承志以极端负责的精神, 经过周密安排、及时安全地转运到武汉,再运到延安等地的。
廖承志（右一）、宋庆龄（右四）与其他保盟成员
二是宣传党的抗日政策。
廖承志等人首先在香港组织出版了英文版的毛泽东著作,这是毛泽东著作在香港第一次印刷出版。他亲自安排把这些著作寄往欧美各地，还利用当时广东余汉谋支持抗日的时机,在广州公开出售了毛泽东的《论持久 战》等书籍,使人民群众、海外华侨和国际友人更好地了解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的方针政策。他在香港积极促成表亲邓文田、邓文钊兄弟出面,办起了蜚声海外的《华商报》，大力支持其他民主党派人士办的各种进步报纸，有效地宣传了中国抗战形势。
三是支持建立东江游击队。
1938年10月13日, 中共中央即电示八路军香港办事处和中共广东省委, “要在东江日占区开拓游击区”。廖承志接到中央指示后,立即在香港召开会议,研究在东江敌后开展游击战争问题，他在会上指出,要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指示,放手发动群众、武装群众,在敌后建立我们的基干部队,开展游击战争。
根据会议决定,12月24日,他派当时海员工作委员会书记曾生等同志率领一批党员和香港爱国青年前往惠阳平山, 组织人民抗日武装,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很快组织了一支有100多人的抗日人民武装,经过勇敢斗争,建立了东江地区第一个抗日民主政权。与此同时,由王作尧率领的东莞人民抗日游击大队也正式成立。
曾生将军
中共东江特委和曾、王两部队遵照廖承志的意见,经过努力,分别取得 了第四战区第三游击队挺进新编大队（曾生部）和第四游击区挺进直属第三大队（王作尧部）的番号。部队接受国民党番号后,得到了海外华侨和港澳同胞更有力的支援。
廖承志在港澳地区、海外华侨中,不断动员广大爱国青年学生、工人参军作战。有许多华侨千里迢迢回国参加这支游击队。到1939年底，发展到1700多人,成为威震祖国南疆的东江纵队。同时，竭力发动海外侨胞、港澳同胞募捐款项、物资支援东江纵队。
1942年1月,香港失陷后，廖承志把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与中共中央、中共中央南方局联系的电台呼号交给东江纵队。从此，东江纵队能够直接得到中共中央的指示,为进一步发展抗战队伍和坚持抗日斗争提供了有利条件。
四是组织爱国华侨奔赴抗日前线。
在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和东团（东江华侨服务团的简称）香港办事处的组织安排下,东团下属吉隆坡队于1939年5月从南洋回国参加抗日救亡斗争。全队73人,都是自愿报名的青年,在离开吉隆坡时,个个都抱定破斧沉舟的决心，不到英国当局领取重回吉隆坡的入境证，以表示自己救国救民、绝不回头的决心。5月29日, 廖承志安排他们参加东江第四游击队新编曾生大队。曾生游击大队的成员多数都是归侨,他们在战斗中英勇顽强,多次给日寇以沉重打击,一直坚持到抗日战争最后胜利。
1939年5月,菲律宾华侨慰问团到达香港,欲转往延安。在八路军驻香港、桂林办事处的帮助下,冲破重重困难,终于到达新四军军部—云岭,受到新四军的热情欢迎, 后来这批华侨都参加了新四军。据不完全统计, 经廖承志领导的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先后介绍到八路军、新四军去的爱国青年、爱国华侨、港澳同胞达1000多人。这些青年经过长期艰苦锻炼, 许多人成为党和军队的优秀干部。对壮大人民抗日武装力量,抗击日寇侵略作出了重大贡献。
新四军云岭总部
五是安排在港爱国人士撤回内地。
1941年12月8日，日军偷袭珍珠港海军基地，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的形势也日趋复杂严峻。根据中央军委副主席、南方局书记周恩来的指示，廖承志迅速投入到在香港的文化界和党的工作者的撤退工作。
廖承志冒着炮火在市内寻找散居的爱国人士并安排隐蔽。
1942年元旦之夜，廖承志和连贯二人在日军枪口下，乘小船偷渡到九龙，找到东江游击队和粤东省委负责人，交待转移计划，把他们顺利撤至海丰马宫港，再转往内地。
到5月初，八路军驻港办事处安全转移了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茅盾、夏衍、胡绳、梁漱溟、胡风、宋之的、邹韬奋、蔡楚生等800多名著名爱国人士、文化精英和党的干部；此外，还接应2000多名去内地参加抗战的爱国青年，护送一大批国际友人到达内地和海外。
就以上五个方面工作，没有“三头六臂”本领是根本无法完成的。
三、中日交流的“民间大使”新中国成立后，我们面临着西方国家的严密封锁和围堵。缓和与近邻日本的关系，对于打破西方国家对我国的战略围堵，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因此，周恩来提出：
“先在中日两国人民间进行国民外交，再从国民外交发展为半官方外交，这样便突破美国对日本的控制。”
但是，就当时的国际形势来说，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既不可能，也不现实，广泛发展与日本的民间关系，就成为推动中日交流的重要方式，在这方面，廖仲恺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
廖承志生在日本，长在日本，在日本生活、学习了16年，后又入早稻田大学深造，在日本有许多同学朋友。因此，他不仅谙熟日本的风土人情、社会状况，而且练就了一口地道的日本话，在日本民间极具亲和力。这样。他就以“交朋友”的方式，作了真正的“民间大使”。
1952年，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决定在北京举行。这年5月，作为会议中方负责人之一的廖承志，在北京接待了二战后来华的第一批日本友人。廖承志按照周恩来的要求，会议期间与他们频繁接触，用流利的日语同他们亲切交谈，回忆他在日本时的趣事，描述当年到过的地方，他们听得津津有味，这批日本客人都成了廖承志的朋友。
这年12月，廖承志率团参加了在维也纳举行的世界和平大会。他结识了日本参议员、外务省顾问西园寺公一，会议最后一天，西园参加了中国代表团的晚宴，并即席发表了希望发展日中友好关系的讲话。宴后他又到廖承志的房间，二人热情交谈，西园表达了前往中国访问的愿望，廖承志爽快地答应了他的请求，并很快安排他于当月来到中国。
周总理会见西园先生
西园寺公一做的第一件事，是就抗日战争期间遗留在中国的日本侨民以及滞留日本的中国人员归国问题的谈判。廖承志坦诚相见，使西园寺公一更加了解中国。后来，西园成为亚太地区和平联络委员会的日方代表常驻北京，为促进两国关系正常化呼吁奔走20多年。
廖承志与日中友好协会理事长宫岐世民也是老朋友，二人情同手足。他们是世交，当年廖仲恺和宫岐的父亲宫岐民藏就是挚友。廖承志每次到日本，都要登门拜访宫岐世民，向他介绍中国的发展情况。从1953年起，宫岐世民访问中国多达21次，每次到北京也都去拜访廖承志姐弟。
宫岐世民对大家说：“如谈论中日友好关系的发展，离开廖公是无法谈的。因为他能够用日本人的思维方法来理解日本人的观点，他熟知日本的表里。”
1973年4月，廖承志率中日友协代表团访问日本。这是中日恢复邦交正常化后我国派出的第一个大规模的代表团。抵日后的第二天，田中角荣首相接见了中国代表团。
日田中角荣首相
廖承志将笔记本中夹着的几片绿叶呈给他，说:“这是从首相为庆祝中日邦交而赠送给中国人民的樱花树上摘下来的，是周恩来总理特意吩咐让我带来的。大山樱如今已在北京扎根落户，长势良好，为感谢首相的好意，请留作纪念吧！”田中郑重地接过叶片，连声道谢。第二天的日本各大报纸都采用了廖承志赠送首相樱花树叶的大幅照片。
1978 年10 月，再次复出的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访问日本。他特意交代外交部：此次访日，一定要带上廖承志这个“日本通”。出访前，廖承志就有关问题与日方驻华机构进行多轮谈判；到达后，日方给予了极隆重的欢迎和接待。廖承志陪同邓小平出席了10月23日两国政府交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书的签字仪式，多年的努力终于见到正式成果。
1978年邓小平访日
中日关系的正常化绝不是一朝一夕之功，没有廖承志等人常年默默的“渗渠”，哪里会有1978的“水到渠成”？！
四、推动两岸关系正常化的重要“功臣”两岸关系从对立走向融合，符合两人人民的共同利益，同时也是推进改革开发的应有之义。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宣布对台湾“和平统一”的方针。
此后不久，为了继续推动两岸关系向好的方向发展，廖承志力排众议，提出了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建议——提请中央重新修复蒋家祖墓。
这个建议实在令包括家人在内的一些人不理解，甚至反对。对于廖家与国民党的恩怨，廖承志曾经对台湾朋友讲过一段话：
我们不要计个人恩怨，应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以祖国统一为己任，要向前看。
尽管很多人对重修蒋家祖坟提出了异议，但廖承志却说：“蒋介石执政期间，功罪由他自承，不应祸及先人。”
在廖承志亲自安排下，中央拨出30万元专款，修缮蒋介石故居和蒋氏坟墓。
1981年元旦，廖承志的外甥女陈香梅（陈香梅的母亲是廖承志的堂姐）带着里根写给邓小平的亲笔信来到了北京。当天，邓小平与廖承志夫妇一道，在人民大会堂亲切会见了陈香梅一行。廖承志对陈香梅说，“给经国捎个话，告诉他，奉化溪口蒋家祖墓已经修葺一新。经国如想派人回来扫墓，我们欢迎。”
邓小平会见陈香梅女士等人
当年，胡耀邦在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大会上，再次宣布：“溪口茔墓修复一新，庐山美庐保养如故”，引起海内外轰动。据说，蒋经国看到有关报道后，多次感叹：共产党做了一件好事，这笔钱应该由我来出。
利用修蒋家祖坟释放出来善意，化解台方领导人的敌意，不能不说是非常高明的一招。
1982年7月，时任中共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的邓颖超，看到蒋经国在台湾发表的悼念其父蒋介石的文章，她感到文章中透露出一种“温情”信息，应该抓住这个机会促进两岸关系的打通。于是立即召开对台领导小组会议进行研究，建议由副组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廖承 志以私人身份给蒋经国写封信，大家也认为老廖是写这封信的最佳人选。
廖家与蒋家是世交自不必说，廖承志与蒋经国既是儿时的好友，又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如果廖承志站出来写信，不仅可以展现大陆强大的政治力量，还能以同窗兄弟的口吻对蒋经国进行鼓励和劝慰，具有不可替代的私谊力量。
此举得到了中共中央的认可。这样，一封温润感人的公开信便在1982年7月25日发往台北，并在《人民日报》发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同时将这封信传遍了全世界。
经国吾弟：
咫尺之隔，竟成海天之遥。南京匆匆一晤，瞬逾三十六 载。幼时同袍，苏京把晤，往事历历在目。惟长年未通音问，此诚憾事。近闻政躬违和，深为悬念。人过七旬，多有病痛。
………………………
人到高年，愈加怀旧，如弟方便，余当束装就道，前往台北探望，并面聆诸长辈教益。“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遥望南天，不禁神驰，书不尽言，诸希珍重，伫候复音。
老夫人前请代为问安。方良、纬国及诸侄不一。
信写的情真意切，极为诚恳。据说，蒋经国戴着老花镜看完廖信的电文后，表示“来而不往非礼也”，不能沉默，要公开表明坚硬的立场。考虑到自己的政治身份，不便亲自答复，于是搬出远在美国纽约休养的继母、国民党中常委宋美龄，请她以长辈的名义给廖承志回信。尽管表面上蒋经国对廖承志的信持抵制态度，但实际上已在考虑台湾与大陆的关系问题了。特别是大陆推行的改革开放政策吸引了世界投资热潮，蒋经国不得不考虑台湾的利益。
之后，他曾派密使沈诚三度赶赴北京进行联络，得到会晤叶剑英、邓颖超、杨尚昆、邓小平等高层领导人的机会；1986 年国民党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包括解除“戒严”，“国会”改造及加快台湾开放步伐等多项重大决策。蒋经国还下令成立了“大陆工作指导小组”，他觉得“中共还是有诚意的，国共两党高层次的对等谈判是可行的。”
廖承志的公开信似乎成了一道分水岭，由原来两岸的彼此对立，铁板一块，到打破坚冰，出现悄然的松动，甚至国共两党重新走向接近。这种局面的形成应该是大势所趋，综合因素的结果，但廖承志这位“袍兄”的信发挥了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在两岸关系史上写下了浓重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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