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倦矣！“杀君马者道旁儿”。“民亦劳止，汔可小休”我欲小休矣。北京大学校长之职，已正式辞去；其他向有关系各学校，各集会，自五月九日起，一切脱离关系，特此声明，惟知我者谅之。
在此前的5月4日那天，北京有数千学生上街游行示威，强烈抗议段祺瑞军阀政府在丧权辱国的《凡尔赛和约》上签字，愤怒的学生火烧了赵家楼，痛打了驻日公使章宗祥。于是，段祺瑞军阀政府紧急派兵进行镇压，造成一些游行学生被打伤，还抓捕了30多名学生。蔡元培闻讯后，旋即与段祺瑞军阀政府进行严正交涉，迫使当局立即释放了被捕的学生。
蔡元培于1917年12月从法国归来，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仅仅一年有余，在他力倡科学与民主、实行“囊括大典，兼容并包”和教授治校的方针下，北京大学一改过去传统陋习，校园风气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并迅速成为了中国新文化的中心，也由此成为中国“五四运动”的策源地。
在担任北大校长的一年多时间里，蔡元培的确干了许多实际事情，为北大做出了前所未有的贡献，以至于因此为后人所深深地怀念。至于“五四”运动期间他亲自出面与军阀当局交涉把被抓学生全部保释出来，费了多少周折和口舌，又采取了哪样的方式方法，因他从未向外界表露过，人们自然不得而知。今天的人们所知道的也仅为他在《启事》中所说的“我倦矣”、 “我欲小休矣”而已。
对于蔡元培辞去北大校长职务一事，段祺瑞军阀政府也并非无动于衷，曾专门发出“大总统指令第1332号”作出正面回应，其中不仅对蔡元培个人和所做工作赞赏赞美有加，而且还一再诚恳挽留，其措辞恳切，也不像一篇应景的官样文章。
然而，不管段祺瑞军阀政府做出了怎样的努力，也无法让蔡元培改变辞去北大校长职务的坚决态度。1919年6月15日，蔡元培公开发表了《不愿再任北京大学校长的宣言》，向当局和社会亮明了他辞职的主要原因：
（一）我绝对不能再做那政府任命的校长：为了北京大学校长是简任职，是半官僚性质，便生出许多官僚的关系……我是个痛恶官僚的人，能甘心仰这些官僚的鼻息么？
（二）我绝对不能再做不自由的大学校长：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学的通例。德意志帝政时代，是世界著名的专制国家，他的大学何等自由。那美、法等国更不必说了。北京大学向来受旧思想的束缚，是很不自由的。我进去了，想稍开点风气……哪知道旧的一方面，看了这点半新，就算“洪水猛兽”一样了，又不能用正当的辩论法来辩论，鬼鬼祟祟，想借着强权来干涉。于是教育部来干涉了，国务院来干涉了，甚而什么参议院也来干涉了，世界有这种不自由的大学么？还要我去充当这种大学的校长么？
（三）我绝对不能再到北京的学校任校长。北京是个臭虫窠。无论何等高尚的人物，无论何等高尚的事业，一到北京就都染了点臭虫的气味，我已经染了两年有半了……难道还要我再做逐臭之夫，再去尝尝这气味么？
一向以性格温和宽容著称的蔡元培，却把他的这篇辞职宣言写得如此直抒胸臆、壮怀激愤，似乎容不得半点讨价还价。这也许正是蔡元培竭力反对官僚教育专制、崇尚科学民主、追求学术自由和思想自由的伟大之处。（薛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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