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夫英雄的重新定义，甄英雄侠士与仁者的融合，《叶问》
由甄子丹主演的电影《叶问》一改以往功夫电影对功夫英雄的定义，而度全方位的展示也引起了观众的关注和好评。
这里的甄英雄承继了前面功夫英雄的功夫技能和爆发力，但已不再是单身汉，不再是只知肩负着国恨家仇的复仇者，而是一个练拳习字、侍花品茶之人，他有正义感，有同情心。
但也有世人生活的智慧和家长里短的琐事，有不与恶势力同流合污的勇气，也有明哲保身的意识，这时的英雄已然走下神坛，走进观众的身边，完成了民族英雄与平民英雄的融合。
这个功夫英雄却不是单纯的为生计、为妻小而对外界充耳不闻，他是一个儒将，在关键时刻冲锋陷阵，也在事情平息之后韬光养晦，这样的人物形象是真实的，也是完美的，将功夫英雄从一个单纯的武士而升华为侠士与仁者的融合
一、民族英雄与平民英雄融合《叶问》，给较为低迷的功夫电影市场注入了一剂强心剂，上映不久票房便过一亿，人民网称之为一部真正的大片，更有香港影评人认为它是年最为优秀的电影，不仅给功夫电影以希望，更是给了中国电影以希望。
这部电影依然是观众所熟悉的功夫电影的套路，即一个民族英雄的诞生，用自己的拳脚保护身边的人，在比武或打擂台的过程中给敌人以强力的回击，最终维护民族尊严和国家形象。
《叶问》也不例外，它再一次用拳脚给侵略者以有力的回击，但不同的是，这里的功夫英雄是生活优越，衣食无忧的叶问，他不需要为父报仇，不需要光耀门楣。
甚至不用经营武馆以维持生计，他是拥有娇妻豪宅的少爷，他每的生活是在家习武，陪伴妻儿，品茶养性，与友闲叙，这也许是中国当下社会状态的一个真实写照，中国已经有较为充裕的资源和较为先进的科技力量，似乎正以超乎寻常的速度走在各国发展的前列。
所以，叶问的修身养性不是单纯的与世无争，而是对武德的丰富和拓展，是以无为而达到无所不为，而是进入到这样的一个阶段，拥有上下两千年文明史的泱泱大国正力图重新振兴文化，不是对文化的再次发酵和回味，而是试图在这原宥的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增入新的观念，是对传统文化的再创造和再生产。
战争的爆发打破了叶问安逸的生活，他从衣食无忧沦落到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来换取养家糊口的白米。
而这正激发了叶问的武术文化思想，他用自己的拳头击破了那些侵略者的美梦，用怒吼唤醒了沉睡着的中国人，他的努力得到了回应，百姓为之震撼。
中间势力开始觉醒，而敌对势力终于不得不重新审视中国，这部影片似乎达到了国家文化诉求的目的，也反映了国人的心声。
《叶问》用近三分之一的篇幅来表现叶问和家庭之间的关系，在外打拼省吃俭用为了给家中妻儿留足口粮，为怀孕的妻子打水，到大街上排队为全家打水，不管外面的社会如何动荡复杂，叶问用自己的双手为家庭建造一个空间。
为了兄弟情义和民族尊严，叶问赤手空拳打败了十个日本军人，却不接受敌人抛下的十袋白米，只拿走了那袋浸染着同胞血液的白米，为国人赢得了尊严；
面对敌人的诡计，不接受敌人的施舍，体现了中华民族同仇敌忾的爱国主义精神，这时，一个民族英雄的形象在不断放大。
同时，他也要为了生计变卖手表，换回一袋沉甸甸的米，向来衣食无忧的他沿街寻找工作，做矿工，做家务，为朋友的工厂当武术指导，为家里的柴米油盐操心。
但转而，走在横尸遍地的街道上，他清醒的意识到，一个人的单打独斗不能改变整个社会的命运，只有受压迫的人民能够觉醒并携起手来，才能对抗并战胜无恶不作的侵略者，一个来自民间的平民英雄瞬间笼罩着民族英雄主义的光辉。
当然，功夫电影并不只是借助主流功夫英雄的形象来表情达意，传递中国的文化和民族意识的，电影中许多其他的形象也是传递民族精神的号角。
比如《精武风云》中的小巡捕，黄渤扮演的，他对英租界的上司所发表的言论是铿锵有力、振振有词，有理有利有节，在辩说中夹杂着幽默和俗俚。
用最强烈的感情充满气势的发出怒吼——中国这个地方几千年了，来了多少外国人想兴风作浪，最后等着他们的就俩字——滚蛋！
这也是中国经济腾飞以后国民的心态的写照。
二、懦将：侠士与仁者融合所谓儒将，有将相的智慧和魄力，更有中国传统的隐忍、淡泊、慈悲的胸襟，《叶问》中的英雄是全球化时代新世纪的中国的全新诉求，打造了一个儒将的形象，他身穿长衫，即便是比武吋也衣着整洁，款款有型，含蓄而清雅。
不似以往李小龙在银幕上塑造的赤裸上身，白色腰带，黑色较为宽松的黑裤的造型那样鲁莽，既有中国人典型的儒雅和忍让，还有适应时代和潮流的拼搏进取精神。
他能隐因其胸怀广大；能让因其武功盖世反不愿锋芒毕露；
柔并非要去克刚而是柔本身才是最至刚至强，甄子丹所塑造的功夫英雄形象实现了从侠士到侠士与仁者融合的转变。
这种转变主要体现在文化价值观念上，实现从自我陶醉的文化观转变为永恒的、普世的调适性的文化观，即既有卓绝的功夫实力、强烈的民族意识、为正义献身的勇气。
但同时也有较强的主体意识、人人平等的价值取向、崇尚和平的追求和家庭责任感，具体表现在：唯民族意识与家庭观念的融合。
家是华语功夫电影中的一个母题，无论是对小家的爱还是对国家的忠，是我国儒家文化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具体体现。
和平是功夫比武中所追求的终极目的，侵略不是功夫的追求。
仁爱是每一个银幕英雄个性中最具有感染力的一方面，无论是手下留情还是劫富济贫，是对儒家仁思想的发展。
中国传统文化讲究家和力事兴，也讲究舍小家为大家，家庭是构成社会的基本元素，是连接个人和国家的关节点，是社会上最小的组织群体。
而在传统的功夫电影尤其是狭义的功夫电影中，家庭的观念被弱化了，并明显让位于国家的概念。
尤其在家和国之间产生矛盾的时候，功夫英雄首选的是为国家效力，陈真为了为师门报仇、打击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而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比武练功的事情中，却忽略了追随自己的贞子的感受，甚至面对光子的离去也无动于衷，只专注于复仇的事业；
少林功夫时代的功夫电影，更是用出家的方式最为直接的宣告了与家庭的脱离和对国家的奉献。
这在计划经济时代，在国家尚处于经济复苏和改革初期的时期，需要强调奉献与以国为家的精神。
这种理念对于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歩伐有重大意义，然而到了市场经济时代，社会生活水平普遍上升到一个新阶段，国家的发展中心又放在了和谐上。
这个和谐包括个人的和谐发展和国家的和谐发展，从而把个人、小家的提升为较为明显的位置，鼓励人们具有自觉的家庭观念。
故而在功夫影片中也出现了对家庭的描述，《叶问》在这一点上表现得尤为明显，第一部中生活宽裕的叶问把主要精力放在家里，爱护妻小，和叶准一起作画，陪妻子逛街，为我们描述了一幅幅温馨的画面；后期因日本人的入侵而导致夫妻二人流离失所，生性清高的叶问主动外出工作。
虽为生活所迫，但其在外即使再苦再累也从不把情绪传染给家人，即便在外受到委屈。
也试图轻描淡写给妻小创设一个相对安宁、和谐的世界，由此可见功夫英雄已经从有修养、有责任发展为有爱心、有隐忍的立体式人物；而在第二部中，生活较为艰难的叶问在生活的细节中体谅妻子，对怀孕的妻子照顾入微，更是在与洪镇南的较量中，直抒胸臆。
你觉得分胜负重要还是和家人吃饭重要，强化了观众的家庭观念，家庭是一个人在社会上立足的保障，提供物质基础和精神财富。
在离婚率高居不下的今天，在充满了现代精神的人们不再重视传统婚姻、家庭的现在，电影作为文化艺术的主要形式，理应宣传并鼓励人们回归家庭。
甄子丹所塑造的叶问将保卫家庭和保卫国家两种职责交叉在一起，用拳头保障一方的安全是使自己家庭能够安定生活的前提，在切磋武艺之后上街买在比武中打碎的花瓶，陪儿子作画。
从无视女性到尊重女性。功夫屯影的前身武侠电影在创作之初，因为工作强度大，戏剧演员不受到社会的认可。
因此初期的武侠电影以女性形象为主，男性演员不屑于演绎这种类型的电影，但随着武侠电影成为一种成功的电影类型，其中的女演员也因此而名声大噪，许多男性演员看到了其中的潜在价值，转而纷纷投入武侠电影的制作中。
尤其在李小龙掀起了功夫屯影的制作潮流之后，无论是男性演员还是男性角色形象都在电影中处于绝对的主导地位，女性形象成为其中的次要角色。
或是被男性功夫英雄拯救（《少林寺》）或是成为男性功夫英雄获得成功的牺牲品（《苏乞儿》、《精武英雄》），但在新近创作的功夫电影中，男女平等的意识逐渐显现，尤以《叶问》为代表的，叶问虽然拥有众人的爱戴和尊敬，但他以保护和尊重的态度对待他的妻子。
这比之陈真为了替父报仇和一雪国耻而不能给真子提供一个相对稳定的生活，是一个极大的进歩，叶问功夫高强却对妻子百依百顺，每日练武之前要向夫人请安，对待妻子的训斥没有恼怒，并竭力维护妻子的自尊心。
一句世界上没有怕老婆的男人，只有尊重老婆的男人不但没有削弱功夫叶问的感染力，反而更为其增添了人性化的色彩，也因此受到了更为广泛的认同。
除此，在比武之前，首先把妻儿安顿好，让她们尽量不受影响和伤害；外出工作回来为怀孕的妻子按摩腿，为全家排队打水；
在擂台上伤痕累累却在人群中寻觅家人的身影等等。
女性地位的攀升，尊重女性意识的觉醒是功夫电影对外传播的需要，也是对世界主流文化融合的必然结果。
三、从个人英雄主义到集体合作观念功夫英雄是功夫电影的主要表现对象，也是影片的主线，宣扬个人英雄主义，而其他人物只是陪衬，以凸显功夫英雄的功夫和能力。
虽然这仍是近来功夫电影的主要表现方式，只是增加了对次要人物的刻画，并且不再把个人胜利置于一个不可逾越的地位，越来越强调集体合作、互帮互助的整体力量和团体意识。
比如对抗侵略者不单纯是一个功夫英雄的任务，而是唤醒了整体的抗敌御辱的情绪，无论是棉花厂工人们摆开的咏春拳阵势，还是擂台之下充满愤慨之情的百姓的围观，都在宣告团结的力量和群体的作用。
甚至在叶问因敌人的暗算而倒下，是他的众多好友将他妥当安排并送到安全地带。
似乎在说明一个道理，如果仅凭叶问或任何功夫英雄的一己之力，都无法也不可能取得斗争的最后胜利，只有集体合作才能实现最终的胜利。
从胜者为王到人人平等。李小龙时代的功夫电影宣扬为国人扬眉吐气，比武的对象多为外国人，或者是本侵略者，或者是欧美霸权者。
而比武常以敌人的惨败告终；成龙时代的功夫电影虽然比武的对手为同族，但经过惨烈的比武之后，以同族对手的毙命或匍匐在地上苟延残喘为结局；
李连杰时代以黄飞鸿系列人物为代表的功夫英雄们更是面对外忧内患、肩负复兴的重任，寻觅的是师夷长技以制夷。
到了甄子丹所塑造的儒将时代，比武虽是胜负、生死的较量，但是处处暗含着点到为止和人人平等的思想，比武的对象也不局限于外国人，而是东西方面孔的混合。
如深藏不漏，为人谦逊，遇到挑衅先避让三分，为的是缓解对方的激进情绪；与洪师父的较量是为了获得开武馆的权力，以拱手相让开始，以平分秋色告终；
和外国拳王的较量视为了挽回中国武术的尊严，为同胞争取平等的人格权利，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规则的体现；在战胜西洋拳王之后接受采访时声称人的地位有高下之别，而人的人格却无贵贱之分等等。这里面的比武道精神渗透在仁爱、厚德、平等等传统文化之中。
从以武取胜到呼吁和平。这种价值观念的变化似乎是功夫电影发展的最高境界，功夫，从来都不是倚强凌弱的武器，而是强身健体，自我保护和保卫他人的工具，习武的目的是止戈。
战争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使问题变得更为复杂，而和谈才是解决争端的最为妥帖和有效的途径。
《叶问》之前的功夫电影似乎没有明显的呼吁和平的意识，面对挑衅和侵犯之时本能的选择用功夫来捍卫尊严和家园，但在《叶问》以后，怀揣绝技却深藏不露，面对烕胁和挑衅不动声色，试图用理性并幽默的语言来说服对方。
或用实际行动来感染对方，以化解争斗，甚至在战胜外来侵略者之后也没有以往功夫英雄所表现出来的扬眉吐气、唯我独尊，而是给对方以尊重，让对方口服心服。
导演叶伟信也直言学习武术，为的不是格斗，不是为多击败一个对手，而是要消除自我与外界的冲突和隔膜，幵出和敬共荣的心胸。
不是拳脚形式上的胜，而是在另一个层面的不战而胜。这正是传统文化所宣扬的礼和仁，正是中国武术所提倡的以服人为上策，打人为下策，杀人为下下策。
从以上的脉络线索和分析来看，民族英雄与平民英雄的融合是大势所趋，武士与仁者的融合是时代的选择。
而华语功夫电影也是从传播中华武术的威力到中华侠士的精神在到传播传统文化的仁义礼智信，中国文化的精髓与现代生活对接，使功夫电影的主题得以升华，使功夫英雄形象更为完整、丰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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