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倍晋三执政期间，其许多做法与中日甲午战争前10年伊藤博文内阁颇为相似。
2014年，迎来甲午马年，也正值日本发动甲午战争120周年，中日关系严重恶化，处在新的历史十字路口。造成中日关系雪上加霜的是，2013年12月26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第二次执政一周年之际，悍然前往参拜靖国神社，并以“总理大臣”名义献上白色菊花。这是自2006年小泉纯一郎之后，6年多来日本现任首相首次参拜靖国神社，激起国内外一片谴责之声。
靖国神社的前身是1869年建立的东京招魂社，1879年被改称靖国神社，由国家和军队管理。正是在伊藤博文执政期间，靖国神社供奉了第一批日本对外侵略战争的亡灵———1894年至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中阵亡的13619人。第二批也是在伊藤博文执政期间的1895年至1896年，日本发兵占领台湾阵亡的1130人被合祀于靖国神社。当时，日本天皇及政要皆前往参拜慰灵，日本开始举国信奉国家神道。从此，靖国神社便成为日本军国主义对外侵略扩张的精神支柱。
如果把安倍和历史上的历届日本首相对照一下，或许就会发现，他在历史观问题上继承了其外祖父岸信介(父辈姓佐藤，因过继岸家而改姓岸，二战甲级战犯嫌疑犯)的“政治DNA”;在钓鱼岛问题上则与其外叔祖父佐藤荣作(其父是入赘女婿故改姓佐藤)立场一致;而在以钓鱼岛为由头制定对华军事战略方面，安倍则是二战后日本首相中最像甲午战争罪魁祸首伊藤博文的一个。
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其一，原籍均为日本山口县(长州藩);其二，在执政时期的对华政策都以不同方式严重损害了中日关系;其三，他们大都是钓鱼岛问题的麻烦制造者，甚至是始作俑者。安倍是否在有意识地效仿伊藤博文虽不得而知，但客观事实却已经给人们留下这种印象。故拟从日本人物史和政治人物行为学的角度，联系这一问题对安倍再度执政一年来的对华政策作一分析。
钓鱼岛最迟从明朝洪武五年(1372)中国与琉球国建立关系后，就被正式纳入中国版图。日本1879年彻底吞并琉球并建立冲绳县后继续对外扩张。日本历史上最早染指钓鱼岛的正是1885年出任日本第一任首相的伊藤博文(1841—1909年)及伊藤内阁内务卿山县有朋(1838—1922年)。伊藤博文1885年12月至1888年4月任日本首任首相，其后又三次出任日本首相。在伊藤博文上台前的1885年9月至11月，时任内务卿山县有朋便曾下密令调查钓鱼岛，并企图下令窃占。但是，当时外务省及冲绳县调查后发现钓鱼岛可能是清朝所属无人岛，且日本军事准备尚未就绪，故其窃占只好延缓了10年，直到在甲午战争中胜局已定才出手。
钓鱼岛
其后，日本陆军创始人山县有朋，继伊藤博文、黑田清隆、三条实美之后，于1889年12月至1891年5月担任日本首相，并在任内继续大力扩军。1892年8月至1896年8月，伊藤博文再度担任日本首相期间发动了甲午战争，而山县有朋则亲自担任日军第一军司令官，侵入朝鲜半岛和中国辽东半岛。当战争胜券在握时，伊藤博文内阁于1895年1月14日举行秘密会议，决定在钓鱼岛建立日本国家标桩并纳入冲绳县管辖(其实从未建立日本国家标桩，1969年石垣市才建立了标志)。随后，伊藤博文首相与陆奥宗光外相又迫使清政府签署不平等的《马关条约》，对包括此前窃占的钓鱼岛在内的台湾及其所有附属岛屿实行了50年殖民统治。1909年10月26日，伊藤博文作为日本首任朝鲜总监，为解决日俄争端与俄方谈判而乘火车抵达中国哈尔滨车站时，被朝鲜义士安重根(1879—1910年)击毙身亡。
二战后，根据日本接受的《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钓鱼岛应连同台湾一并归还中国。然而，佐藤荣作执政期间于1971年与美国达成《日美归还冲绳协议》，再度要求美国把钓鱼岛列岛划入归还冲绳的范围，导致美国擅自将钓鱼岛的“行政管辖权”划给日本。当时佐藤荣作仰仗美国的保护，强调中日之间不存在领土争议，并开始实施对钓鱼岛的管控。由此可见，中日两国之所以发生甲午战争以及二战后中日关系之所以持续了近27年的不正常状态，均可追溯到甲午战争前10年日本企图窃占钓鱼岛的殖民扩张图谋，均与伊藤博文或佐藤荣作有直接关系。从这条历史脉络的延长线上看，如今的安倍晋三似乎正在步他们的后尘。但是，时代背景、中日两国国情、力量对比与国际环境等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安倍内阁的倒行逆施不仅不可能得逞，而且将失败得更惨
日本首相伊藤博文
二、安倍晋三与伊藤博文的相似度验证甲午战争前10年，伊藤博文上台组阁。从安倍内阁在钓鱼岛问题、对华战略和军事战略角度看，其似乎正在效仿伊藤博文的某些做法。因此，在二战后日本首次出现甲午战争前10年所发生的类似现象。也就是说，安倍晋三与伊藤博文对华政策的相似度决定了目前日本对华政策做法与中日矛盾和甲午战争前10年的相似度，两者之间似有内在联系。当甲午战争爆发120年后中日两国再度迎来甲午年之际，如何防止安倍内阁进一步把中日关系推向更加危险的境地，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中日两国人民需要认真思考的重大问题。
其一，日本政府再度以朝鲜半岛和中国为对象建立国家军事安全举国体制。2013年12月4日，安倍内阁首次成立日本国家安全保障会议，简称日本国安会(NSC)。其主要目的是建立日本战后第一个统筹外交与军事指挥的“司令塔”，实现日本政府各相关部门相互配合、无缝衔接，日本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及民间机构在平时和战时的举国合作体制。此前还不顾日本广大民众反对，在国会强行通过《特定保密法》。安倍首相在国会就设立国安会作说明时称:“朝鲜开发核武器和导弹的威胁、中国缺乏透明性的军事力量增长、在周边海域活动的急速扩大，导致围绕着日本的安全保障环境进一步恶化。”日本已开始议论拥有打击敌方基地、先发制人的军事能力。日本相关部门还制定了各种夺岛作战预案。
日本把中国、朝鲜作为首要进攻对象始自1592年丰臣秀吉时期(中国明朝万历年间)，膨胀于伊藤博文内阁。丰臣秀吉失败后，其向朝鲜半岛和中国侵略扩张的思想则通过佐藤信渊、吉田松阴等人传承给伊藤博文、山县有朋。甲午战争前，日本曾于1886年针对中国和朝鲜组建了中央军事指挥机关———参谋本部。1889年日本颁布《大日本帝国宪法》，确立天皇独揽军政大权的绝对统治，并分别成立陆军和海军参谋本部。甲午战争期间，日本在广岛建立了大本营，明治天皇亲自坐镇，在军事、外交、情报和舆论等方面统一指挥。
其二，安倍内阁扩军备战计划与伊藤博文、山县有朋内阁有相似之处。2013年12月17日，安倍内阁出台日本战后首个《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新的《防卫计划大纲》和未来5年《中期防卫力量整备计划》，增强针对中国的军事力量、军费开支、军事部署和军事演练。日本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宣称:“为了维护和发展开放而稳定的海洋，日本将发挥主导性作用”;“对于改变现状的尝试，日本将冷静且毅然应对”，意在制衡中国在钓鱼岛的执法维权行动。
一旦日本认为准备充分、时机成熟，就可能丧失“冷静”而“毅然应对”。根据安倍内阁制定的《中期防卫力量整备计划》，今后5年日本防卫费用将为24.9万亿日元(约为2400亿美元)，年均增长3%。这一增幅与2014年4月起日本消费税将从5%提升至8%的增幅相吻合，表明债台高筑的日本政府将通过搜刮民脂民膏来满足扩军需求。
日本扩军的主要目标是针对中国确保海空优势，为此将采购美制F－35新型战机，在加强宙斯盾舰反导能力的同时在宫古岛部署导弹部队;为实施登岛作战，日本还将采购水陆两用战车、“鱼鹰”直升作战运输机等。这是自甲午战争以来，日本再次把增强军备和军事部署的矛头指向中国，但在准备就绪前暂时不实施登岛计划。另外，2011年“3·11”日本东北地区大地震后，实行公务员减薪10%以上，2014年日本将把全国消费税提高3%。如果这些财政收入被用于军事开支，就会使人联想起甲午战争前日本曾为造舰而减薪10%以及天皇带头动员全国募捐的历史。
1887年日本参谋本部曾制定侵略中国的《征讨清国策案》等作战计划，台湾也被列为进攻的方向之一，并提出了为期5年的扩军计划，决定在1892年以前完成击败中国北洋舰队的造舰计划。在这期间，日本暂时没有窃占钓鱼岛，不失为“冷静”，但一旦完成扩军计划并通过战争获得优势后便“毅然对应”，认为“今昔形势已殊”而秘密举行内阁会议，决定把钓鱼岛划入日本范围。目前，安倍内阁虽然还难以像伊藤博文内阁走得那么远，但其战略倾向颇为相似，十分危险。
其三，在通过制定或修改宪法以达到军事目的方面，安倍晋三与伊藤博文颇为相似。安倍晋三最大的政治目标就是修改日本宪法或制定一部新宪法。2010年日本自民党在野时曾提出过所谓新宪法草案。其中提出要重新恢复日本天皇国家元首的地位;把自卫队改为国防军;为保卫日本国民的生命和自由可以使用国防军到海外救人;强化日本公民保守国家机密的意识等。然而，由于日本自民党在修宪问题上难以获得国会众参两院三分之二的赞成票，故暂时采取灵活解释宪法的方式对宪法进行实质性修改，使其形同虚设。
2013年11月，日本国会通过了《自卫队法》修正案，允许在海外撤侨时派遣自卫队执行陆上运输任务，并可携带重武器装备。这是对日本现行宪法的实质性突破。2013年11月，安倍内阁在国内民调77%反对的情况下，在日本国会强行通过战后首个《特定保密法》，使日本的所谓“自由、民主”受到制约。这其实是把未来修改宪法相关草案的某些内容，提前通过制定或修改个别法律的形式逐一落实。安倍在任期间，还会继续谋求重新修改或制定日本的宪法，成为所谓“平成宪法之父”或许就是最大的“安倍梦”。
日本自卫队
1889年2月11日公布、1890年11月29日施行的《大日本帝国宪法》，也被称为“明治宪法”，是日本首部宪法。伊藤博文是这部宪法的组织者和起草者之一，因而他曾被称为“明治宪法之父”。该宪法规定:天皇神圣不可侵犯，是万事一系的日本最高统治者;天皇作为国家元首统帅全国，统帅陆海军……。
事实证明，日本明治宪法确立的天皇制是军国主义侵略战争的根源之一。而且，所谓保护日本侨民一直是日本派兵入侵邻国的口实。1894年日军为发动甲午战争而大举进入朝鲜半岛，1918年武装干涉苏维埃，1931年发动“九一八事变”等，其借口之一都是所谓“保护日本侨民安全”。伴随日本战败投降，日本军国主义遭到清算，罪恶的明治宪法也被战后的《日本国宪法》所取代。现在的问题是，安倍企图否定战后的日本宪法，甚至企图在一定程度上恢复日本明治宪法中的某些规定。
其四，安倍晋三与伊藤博文都曾亲临琉球前沿岛屿视察并做军事动员。2013年7月17日上午，安倍首相视察了所谓负责钓鱼岛“管理和警备”工作的石垣市石垣海上保安本部，听取详细汇报。石垣岛距冲绳本岛那霸410公里，离中国的钓鱼岛只有170公里。安倍此行还登上“石垣”号巡逻船，向与中国对抗最前沿的日方船上工作人员宣称:“我站在大家的面前下定决心，坚决守护国民生命财产以及我国的领土、领海、领空。”
安倍宣称:2012年9月日本政府购岛之后，“中国公务船频繁接近和徘徊在尖阁诸岛(中国的钓鱼岛列岛)周边海域，领海警备形势越来越严峻”，要求坚持不懈实施警戒。随后安倍又在石垣岛街头演说中强调:“尖阁诸岛无论从历史上还是从国际法上来看，毫无疑问是日本固有领土，我们没有退后一步的想法。”当天下午，安倍又飞到宫古岛，并对2010年开始部署在宫古岛的日本航空自卫队基地人员训话称:“在日本西南地区的领空侵犯急剧增多，相关警戒警备已成为极其重要的课题。宫古岛的基地是信息收集、警戒监视和进行侦察活动的重地。”
钓鱼岛
《日本经济新闻》指出，现任首相访问石垣岛是自1972年冲绳回归日本以来的首次;安倍晋三是自日本前首相佐藤荣作以来首位访问石垣市和宫古岛市的日本首相。日本新闻网评论认为，安倍视察钓鱼岛最前沿“防御部队”，除了向日本国民表达“坚守领土，绝不妥协”的政治意图外，也是在向中国隔岸喊话。日本共同社指出，日本首相此举意在展现加强岛屿防卫的态度，同时制约中国。
其实，早在1885年不得不决定暂缓占有钓鱼岛的山县有朋内务卿和伊藤博文首相，也曾分别于1886年3月和1887年11月先后到琉球前线视察。当时日本为换取中国同意日本霸占琉球曾提出八重山、宫古岛归属中国，相关谈判在1880年陷入僵局，尚无结果。因而伊藤博文视察冲绳的那霸地区就是视察日本海上最前线，与安倍视察石垣岛、宫古岛别无二致。
据已故日本历史学家、钓鱼岛问题权威学者井上清记载:山县有朋视察冲绳后，1887年4月，同为山口县(长州藩)出身的预备役陆军少将福原实被任命为冲绳县知事。军人被任命为冲绳县知事，这尚属首次。同年11月，伊藤博文首相便率领陆军大臣大山岩、海军军令部长仁礼景范等，搭乘3艘日本当时最先进的军舰，在冲绳作了为期6天的视察。伊藤博文当时还作了一首题为《奉命巡视琉球》的汉诗，可见此举是奉明治天皇之命所为。诗中云:“谁知军国边防策，辛苦经营方寸中。”毋庸置疑，伊藤与山县视察琉球的目的，“当然是为发动对华战争做准备”。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
其五，2012年钓鱼岛海域撞船事件和1896年长崎事件后日本都出现反华民族情绪。伴随钓鱼岛之争尖锐化，中日政治关系恶化，2013年日本民众对中国无好感的受访者超过90%，其中过半数的受访者认为钓鱼岛领土争议是影响中日关系最主要的问题，并对中方表示不满。
这与日方有关钓鱼岛争议、东海问题的媒体报道有关。2010年9月7日在钓鱼岛附近海域发生日本海上保安厅非法拦截中国渔船，导致撞船事件。其后，在中方压力下，菅直人内阁虽然释放了中方船长，但日本右翼势力利用此事攻击大肆菅直人内阁。认为绝不能输给中国的日本民族情绪开始膨胀，日本媒体的报道与评论也越来越迎合这种社会心态。
2013年11月23日中国宣布设立东海防空识别区后，日本国会竟然无理通过国会决议要求中方撤销，并动员国内外舆论对华施压。日本1969年8月29日设定防空识别圈;1972年5月10日，《日美归还冲绳协议》生效前夕，日本把钓鱼岛上空划入其防空识别圈内。其范围远远超过东海中间线，离中国沿海约130公里。近年来，每当中国公务飞机飞入日本所谓防空识别圈，甚至在中国专属经济区内的春晓油气田上空巡视，日本战机也会紧急升空应对。这些在国际空域威胁中国飞行自由与安全的行为，但经日本媒体报道，反倒似乎是中国军机要进入日本“领空”。这必然会引起日本公众的反感。
钓鱼岛海域撞船事件
在甲午战争前，日本也曾经出现过类似反华民族主义的现象。例如，1886年中国北洋水师军舰到访长崎发生械斗事件所引发的日本反华民族情绪。同年7月，李鸿章命令尚未正式成军的北洋水师，抵达朝鲜元山外海一带演练，“以振国威”。当时，旅顺军港尚未竣工，李鸿章决定镇远、定远、威远、济远四艘军舰前往位于日本长崎的三菱造船所进行检修并顺访日本。这是中国铁甲舰队首次访问日本。
同年8月，因部分上岸水兵在长崎妓院酗酒斗殴，与当地警察发生流血冲突，各有伤亡。结果，北洋水师四艘战舰将炮口对准长崎，迫使日方释放被扣押的清国水兵。日方无奈只好放人并道歉，但事后日本举国上下感到受辱而支持造舰，发誓要打败北洋水师。1891年5月山县有朋执政期间，日本再次邀请成军后的北洋舰队访问日本，意在刺激日本国内强军的紧迫感，批准山县有朋内阁提出的海军军费预算。1892年日本出台建造10万吨军舰的计划。明治天皇为建设日本海军而捐款，日本官员也减薪10%作为造舰费缴纳国库。结果，日本海军迅速发展，在甲午战争爆发前，其作战能力已超过中国北洋舰队。
日美联盟
其六，安倍晋三在针对中国的合纵连横方面比伊藤博文内阁有过之而无不及。安倍内阁虽然挂着“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看板”，但再度执政一年来却摆出一副同中国战略对抗的架势。安倍内阁在推行所谓“积极的和平主义”，加强日美同盟的同时，拉拢一些国家在中国周边甚至全球形成牵制中国的战略格局，争取国际社会认可日本行使与美国等国联合作战的所谓“集体自卫权”。
冷战时期，日本追随美国对抗苏联和中国，如今则是安倍内阁要求美国追随日本对抗中国。这在近年来历次日美两国首脑会谈的议题设定及内容上都可以看得十分清楚。安倍晋三在加强日本同北约的安全合作方面是有史以来最为积极的日本首相，其目标仍然是针对中国。这一年来，安倍内阁对华制衡战略的实施，比日本在冷战时期针对“苏联威胁”的做法还要明目张胆，咄咄逼人。
类似情形在甲午战争前后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也曾出现过。当时，日本就曾主动拉拢英、美等国站在自己一边，以利日本入侵中国。井上清曾指出:“1894年7月，日本一切准备就绪，在英帝国主义的支持及唆使下不宣而战。25日，海军在丰岛冲附近偷袭了清政府的舰队;29日，陆军在朝鲜的牙山、成欢偷袭了清政府的陆军，发动了对华战争。之后，于8月1日才正式宣战。而当时的中国在思想上、政治上毫无对日作战的准备，军备也刚刚开始现代化。
甲午战争
战争即断绝两国原有的国家关系。因此在开战的同时，交战国间的所有条约及搁置问题就都不存在了。新的国家关系将根据战后的讲和条约重新建立。日本在甲午战争中取得了胜利，根据《马关条约》的规定，日本得到了超出其几年来一直渴求的特权，把新纳通商条约及贸易章程强加给了中国。”目前，日本在现行宪法没有被修改之前虽然难以发动对外战争，但安倍政府在国际上不断造势，其针对中国的用心是显而易见的。
其七，安倍内阁采取拉拢韩国对付中国的战略策略思路与伊藤博文基本一致。日本一直企图通过加强对韩国的军事渗透保持在朝鲜半岛的影响力。例如，利用“朝鲜威胁”推动日韩军事情报合作机制的建立，举行日韩联合军演等。在双边军事合作受到制约的情况下，日本又尝试在联合国维和行动中加强日韩合作。2013年12月24日，由日韩两国专家组成的“新时代共同研究项目”小组向两国政府提交了第二期研究报告，认为今后的日韩合作“能够超越东亚，扩展至全球水平”，提议将合作扩展到联合国维和行动。最近，安倍内阁对中国设定防空识别区反应强烈，要求撤销，而对韩国扩大防空识别区则态度截然相反，目的就是要利用中韩矛盾，拉近同韩国的关系，陷中国于不利。
这与当年伊藤博文内阁的战略思路颇为相似。甲午战争前，日本就竭力通过派遣军事教官等方式向朝鲜半岛渗透，扶植朝鲜亲日派政治势力，甚至制造宫廷政变。最终日本利用在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中得手，变朝鲜半岛为其殖民地，伊藤博文任第一任韩国统监。然而，日本故技重施也难以得逞。原因之一是，在安倍看来，其山口县同乡伊藤博文是日本的“伟人”，也是他效仿的“榜样”。针对韩国总统朴槿惠主张为安重根建碑，2013年11月19日，安倍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代表日本政府宣称:“我们一直向韩国政府重申‘安重根是罪犯’。此类行动不利于日韩关系。”关于谁是伟人谁是罪人，日本政府与韩国看法完全相反。这反映出日本政府对甲午战争毫无反省，而歪曲历史必然误导未来。日韩在政治方面缺乏互信，不可能在军事安全方面展开深入合作。2103年12月23日，日本国安会召开成立以来的首次工作会议，决定向韩国驻非洲南苏丹博尔地区的维和部队提供1万发子弹援助。对此，韩国国防部则表示，从日本自卫队得到的1万发子弹支援只是临时借来备用，将立即全数送还。
三、日本在新甲子会走向何方安倍内阁在钓鱼岛问题上的对华政策，不仅倒退到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前佐藤荣作的立场，而且有向甲午战争之前伊藤博文内阁对华政策方向演变的危险性。尽管日本目前还难以全面复活战前那种军国主义，在现行《日本国宪法》框架制约下也难以主动对中国开战。但是，上述现象表明，安倍内阁正在利用钓鱼岛争端，通过任意解释宪法，摆脱战后日本的自我约束。这不仅导致钓鱼岛争议成为中日关系严重恶化的主要原因，而且正使中日矛盾演变为东亚地区的主要矛盾。一旦中日因钓鱼岛而发生擦枪走火，安倍内阁很可能借机造势，争取一举达到修改宪法的目的。届时，中日关系将在危险的轨道上越滑越远。
2014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00周年，也是日本发动甲午战争120周年、首次入侵台湾140周年。对东北亚地区来说，这是个历史记忆深刻的年份，也将是现实问题错综复杂的一年。在过去的120年中出现过两个甲子:从1894年甲午战争到1953年朝鲜战争停战，东北亚是“殖民、战乱、革命”的60年;而1953年到2013年则是“和平、冷战、竞争”的60年。这种看似巧合的历史现象之所以出现，都与时代背景和日本不同时期的国家发展模式有密不可分的直接关联。
前60年，正是日本在帝国主义时代脱亚入欧、富国强兵、对内极权、对外侵略的国家模式，导致东亚处在血雨腥风之中。这60年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出现了苏俄与中国两场革命，最终推翻了殖民主义统治，战胜了帝国主义、军国主义，迎来日本投降。然而，战后初期，以美苏两极对抗为背景，发生了中国内战与朝鲜战争。新中国在炮火中诞生、在炮火中巩固。这60年是以1894年朝鲜半岛爆发的甲午战争开始，又以1953年朝鲜战争停战而告结束。
甲午战争120周年
后60年，正是日本在战后《日本国宪法》框架内和平发展、贸易立国的国家模式，才确保日本没有重走军国主义老路，而是和平崛起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并保持了20年之久。这60年没有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日本没有同邻国发生冲突与战争，日本没有军事介入国际争端。然而，日本右翼势力一直企图摆脱战后宪法的自我约束和以《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束缚。这股势力在冷战后明显抬头，并逐渐在日本政坛扩大影响，导致日本政治右倾化泛滥，并不断损害日本同亚洲邻国的关系。
2014年东亚迎来了新甲子的第一缕曙光。未来的60年，东北亚应该争取迎来一个“安全、合作、统合”的新甲子，但也可能出现“对抗、冲突、内耗”的历史性倒退。上述安倍晋三与伊藤博文的相似之处，实质上反映出日本国家模式有可能向战前倒退，安倍参拜靖国神社便是这种国家模式右转倒退的一种表现。从这个意义上讲，东亚正处在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新甲子的前景关键要看日本领导人今后能否做出正确的抉择以及日本的国家模式朝哪个方向转型。安倍如果继续效仿伊藤博文走下去，只能把日本带入战争的深渊，因此必须悬崖勒马。
朝鲜半岛
值得高度关注的是，从唐朝起，中日之间的每一次战争几乎都与朝鲜半岛有关或发端于朝鲜半岛的内部分裂与战乱。例如，唐高宗龙朔三年(663)，唐朝与新罗联军同日本在朝鲜半岛的白江口发生海战，结果日军惨败。明朝万历二十年(1592)、万历二十五年(1597)明朝与朝鲜联军两次击败了日本丰臣秀吉对朝鲜半岛的入侵。这两场战争之后，中国无论在唐朝还是明朝，均未向日本扩张，日本对中国也比较亲近，中日两国均维持了较长时期稳定的关系和总体友好的交往。
然而，120年前的甲午战争是日本在朝鲜半岛唯一获胜的一次中日战争，随之而来的就是日本对中国的蔑视和不断向中国大陆发动的侵略扩张。钓鱼岛问题的产生便缘于此。在东亚迎来新甲午、新甲子之际，我们仍然面对朝鲜半岛南北双方尖锐的对立、国际安全局势动荡不定，日本在甲午战争120年后再度把中国作为军事方面的主要对手。因此，中国为了维护本国的国家安全、东亚和平以及中日关系长期稳定的发展，必须以史为鉴，居安思危，有备无患，绝不允许历史悲剧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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