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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几篇文章，笔者分别为大家分析了古代的茶税、酒税和盐税。这三种税从唐朝开始，便成为之后朝代的重要税源。今天，笔者为大家剖析古代另一项重要税种：商税。
古代商税
先秦：诞生商税先说商税的定义。定义上，商税是对进入流通领域的商品征收的从价税或从量税。古代商税在两个环节征收：流通和交易，两个环节的“税名”在不同朝代的不尽相同，汉朝称为关税和市税、宋朝的叫法是过税（关税）和住税（交易税），明朝在流通环节征收“钞关税”，交易环节征“门摊税”、塌房税等。
商税结构
最早的交易税出现在西周。据《周礼》记载，从周公时期，国家便开始征收商税，只是征收交易税，未涉及流通环节的关税。
最早的关税记载在春秋初期的宋国。宋武公曾奖赏作战有功的耏（nai、四声）班：“宋公以门赏耏班，使食其征。”门就是关的意思，宋武公把一个关的税收奖赏给耏班，说明宋国很早便已经征收关税。
古代商税的记载较少，数据零星，但关税的税率应该不高，大概2%。齐桓公第三次会合诸侯时，管仲要求各国将关税降到1%，由于该建议利用商业出口较多的齐国，所以没有得到诸侯的认可，也没有实行。
汉初未征关税，武帝时期恢复。为了恢复民生和经济，政府开放关卡，没有提及关税。《史记》载：“开关梁、驰山泽之禁，使富商大贾周流天下。”汉武帝征讨匈奴缺钱，除了盐铁专卖和酒税，商税同样不会放过。《汉书》记载：“徙弘农都尉治武关，税出入者以给关吏卒食。”可见，武关的关税用于守关将士的衣食开支。
市税：常规税收。汉初就有市税的记载，《史记》载：“齐临淄十万记，市租千金。”市租的对象分为两类：1）有市籍的商贾，居住在商业区，有专门的商店，政府按照商品交易额或店面大小征税；2）流动商贩，主要是外地来的商人、农民和手工业者，市吏会估算他们所卖农产品和贩卖物的数量，课以市税。
汉武帝刘彻
隋朝至唐前期：无商税这点略有争议，但主流史学家已经认同，隋朝至唐前期的130年内没有商税。这也是古代经济最自由的时期，盐铁专卖、酒税、茶税、商税统统没有，抛开上层的政治斗争，底下百姓真是无为而治。经历隋末乱世后，在唐太宗、唐高宗、唐玄宗等多位皇帝的治理下，百姓日子蒸蒸日上，直到安史之乱。
隋文帝杨坚
唐朝中后期：商税盛行开元年间开征商税，关税和交易税均为2%。晚年唐玄宗贪图享受，因此官府扩大了征税范围，商税成为“租庸调”之外的杂税。《通典·杂税门》记载：“其后诸道节度使、观察使多率税商贾，以充军资杂用，或于津济要路及市肆间交易之处，计钱至一千以上者，皆以分数税之。”意思是，官府在津济要道征收通过税（过税），市肆间征收交易税。至于前期的税率，没有明确记载，从天宝九年（750年）敕文：“除陌钱每贯二十文”，估算关税和交易税的税率均为2%。
中后期，税率提高到10%。安史之乱后，唐王朝陆续祭出“盐铁专卖”、酒税、茶税等敛财工具，商税自然不能幸免。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年），唐朝正式确立对客商的征税。《资治通鉴》记载：“为行商者，在所州县税三十之一，使与居者均，无侥利。”意思是，州县可以对通行的商人征税，税率为商品价值量的1/30。到了建中二年，爆发“建中之乱”，税率更是提到10%，“以军兴，十一而税商”。史书并未说明该税是过税还是住税，
商税收入没有记载。唐朝商税的征收范围应该不含盐、铁、酒、茶，这些都有专门的征税办法，而且规定了不许征过路税。唐代的史料没有商税收入的记载，但应该不成规模。
唐朝后期形势图
两宋：商税达到巅峰宋代是古代商品经济发展的高峰，因为宋代立国便不限制土地兼并，大量农民失去土地，成为军人、小商贩、手工业者和城市苦力，城市周边人口占比达到20%，超过任何朝代，因此大量的粮食、布帛、盐、酒、茶、水果、土特产等资源向城市集中，衍生出一系列的商品交易，催生出城市的繁荣。
商税得以规范，表面税率5%。两宋继承了唐末五代以来复杂的商税，同时规范了商税的征税制度，商品在流通的环节征收两种税：过税（关税）和住税（交易税），税率分别为2%、3%。宋代商税的表面税率只有5%，看似不高，实则远高于5%。宋代商税体系发达，在各地设置专门的“商税务”，全国1200个县级行政区设置了2200个“商税务”，平均每个县有2个商税务，因此商品往往经过多个关卡，从而多次关税。
课税对象：几乎全面覆盖。课税对象涵盖了布帛、米粮、茶、盐、牲畜、香料等几乎所有生活物资。农民挑着米粮、家禽、布帛、土特产到城里售卖都需要交税，商人携带铜钱离开地界也要交税。关于免税：遇到天灾，粮食偶尔会免税，铁质农具是免税对象。
总体上，宋代商税的税率不高，正常只有5%，但税卡林立，实际税负远高于5%；课税对象几乎涵盖所有生活物资，因此商税的负担比较重。
宋代商税的规模一直增长，高峰约800万贯。宋代非常重视商税的征收，岁入也一直呈现增长的势头，宋太宗只有400万贯，宋真宗末期达到840万贯，仁宗至神宗时期都在700至800万贯之间。
说明一下：史料中提到仁宗时的商税超过1900万贯，笔者分析过，宋代的商税分成四川和川外两种，四川使用铁钱，高峰时商税超过1400万贯铁钱，但那时铜钱是铁钱的3至5倍，因此折算成铜钱差不多300多万贯，加上川外的500多万贯铜钱，总体约800万贯。逻辑上，两淮、两浙、江南是宋代经济最繁荣的地方，不可能全国其它地方的商税还没有四川高，太不合常理。四川在宋代是非常特殊的地方，铁钱、交子主要在这里发行，极大的掠夺了四川百姓的财富，关键造成了铁钱价值量低、数额大，让人以为四川很有钱。
商税是宋朝的重要财源，财政贡献超过12%。商税在唐代还属于杂税，对财政的贡献远低于盐税、茶税和酒税，但在宋代却是重要的国税，对财政的贡献超过12%。靖康之耻后，南宋对商税的依赖更高，虽然没有具体的数字，但笔者估计占比可能达到20%。
笔者之前分析了蒙元的茶税、盐税和酒税，无一不是残酷地剥削百姓。或许草原民族是天生的商人，重视行商。蒙元的商税不征收过税，只收取交易税，税率为1/30，而且曾经减税到1/60、1/40，低于唐、宋的5%，简直是残暴统治下的亮点。
商税对蒙元的财政的贡献只有8.3%。以至元后期（1290-1294年）的财政数据作参考，蒙元的商税为中统钞45万锭，占财政收入的比重为8.3%；如果只看货币收入的话，商税的贡献是15.1%，低于盐税和酒税。
洪武、永乐时期，税率低、免税范围广。此时的商税，官府只征收交易税，不征收过税，税率1/30，“凡商税三十取一，过取者以违令论。”另外明朝对农民的农产品实行免税，洪武7年，朱元璋得知彰德府课税司对农民自产的茶、枣、饮食之物征税后，勃然大怒，将相关官员问罪下狱。洪武30年，朱元璋曾下诏，免除老百姓自织的布帛粮食、水果疏菜、竹木蒲草的交易税。因此，明代农民挑点粮食、水果、家禽到城里售卖，是不用交税的，而且历代皇帝都不敢违背太祖定下的规矩。
明宣宗开始征收关税。随着明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商品长途贩运活跃，政府便开始在全国重要水陆交通口设立钞关，征收过境税，即钞关税（关税）。明宣宗设立钞关初期，只有漷县、临清、济宁、徐州、淮安、扬州、上新河等7个税关，后面钞关有增有减，最多有13个钞关，到万历时期，只存留河西务、临清、九江、浒墅关、淮安、扬州、杭州等7个钞关。
说明一点：明史文献中，商税相当于宋代的住税，钞关税相当于过税。
明朝中后期，交易税少，关税多。明代的住税（交易税）主要包括塌房钱（明朝在京城设立的货物仓库，物资从运河运到京城后，放在仓库售卖，需要向国家交税）、门摊钱（实际就是店面的营业税或者小商贩在路边摆摊的摊位费）和牙契税。由于明朝对附近百姓到城里卖农产品实行免税政策，因此交易税不多，关税反而成为商税的支柱。
明朝没有商税的确切数字，只能从《明会典·商税》找出零星的数据推算。可以看到万历之前，明朝的商税（交易税）只有5万两左右，对国家财政的贡献可以忽略，到万历时期才达到8万两。注：明代钞票在明英宗时期已经跌到1文/贯。
明代商税在30至40万两之间。从明宣宗开始，关税逐渐成为明朝商税的支柱税种，而交易税一直低于10万两，直到天启、崇祯朝，关税又大幅增加。总体上，明朝的商税（交易税 钞关税）规模在30至40万两之间，远低于宋朝。
满清的商税结构如何？满清前期的商税制度继承明末，关税占大头，“住税”归为杂税。笔者认真分析了乾隆三十一年的税收结构，住税（牙契税和门摊税）为121万两，占杂税（149万两）的比例达到81%。
商税负担从乾隆开始加重。笔者按照住税占杂税80%的比例推算，加上统计的关税，可以看到，雍正之前，满清的商税占比只有5%左右。到了乾隆时期，商税超过600万两，占比已经达到15%，超过宋朝的税负。或许这跟乾隆贪图享乐有关，商人自然当冤大头。
经济结构转变，满清末期，商税比例接近50%。看一下满清光绪年间的税收结构，年岁入8284万两，看上去常关税只有91万两，可是却新增了洋关税（主要销售鸦片）、土药（国内土鸦片的商税）、厘金（满清发明的新型商税，货物抽成，本质也是商税）和杂税。如果四者相加，总额达到4067万两，占比49.1%。当然，此时中国已经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经济结构也发生转变，商税的比例自然提升。但是，以鸦片为税基的商业税是邪恶的，耻辱的，这些都激励我们民族要积极进取、奋发图强。
商税在中国源远流长，西周便开始出现商税（交易税），春秋时期的齐国更是以商立国，会盟诸侯要求削减关税。从秦汉开始，商税在完善和发展过程中，也反映出经济结构的变迁：
1）隋朝至唐前期130年，中国古代经济最宽松的时期，盐铁专卖、酒税、茶税、商税统统没有，抛开上层的政治斗争，朝廷无为而治。抛开隋末那段乱世，国家休养生息，百姓生活蒸蒸日上，自由的经济体（虽然是小农经济），自由地行商。
2）宋代商品经济大发展，交易的增长，催动商税持续增加，从太宗时期的400万贯，增长到仁宗时期的高峰约800万贯。宋代商税的表面税率不高，仅5%，但税卡林立，实际税率远高于此。商税反映了商品经济的发展，流动的商品，繁荣的交易，催生资本主义萌芽的种子。
3）朱元璋是将汉民族从异族奴役中解放出来，却又把古代经济拉回至小农经济，男耕女织可能是明太祖最终梦想吧！明朝商税的整体规模在30至40万两之间，低于其它朝代。当然，明代商税低于其它朝代，不止有商品经济减弱的原因，笔者将来会写文章专门介绍。
4）满清把中国古代的经济推向了更大的深渊。禁海、抑商、文字狱，无一不是开倒车的行为。满清前期的商税负担不重，占财政收入的比重约5%，到了乾隆时期，商税超过600万两，对财政的贡献超过15%，税负已民经超过宋朝。到了满清末期，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经济结构也发生转变，商税的占比接近50%。但是，以鸦片为税基的商业税是邪恶的、耻辱的，这些都激励我们民族要积极进取、奋发图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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