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的“云南十八怪”中有两怪与昆虫相关，一个是“三个蚊子一盘菜”，一个是“蚂蚱当作下酒菜”。熟稔云南风情的外地人大多知道，前面这一怪不是真把蚊子当菜，而是形容云南的蚊子体型较大；后一怪才是真把蚂蚱之类的昆虫当做下酒菜。田间舍后，虫蛙异曲，农人结束了一天的劳作，杯碗交错间除了水酒的清香，更少不了这些昆虫的焦脆鲜香。
这一块华夏文明的边陲之地，在中国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显得有些闭塞沉寂，由此也沉淀出许多独具特色的风土人情。过往行客来去匆匆，这些风土人情也便随着五湖四海的足迹传成了种种奇闻异趣，以至形成了口耳相传的“云南十八怪”。从其中“火车不通车内通国外”一句来看，这“十八怪”形成的年份至少是在二十世纪——光绪廿一年（1895年），法国借“三国干涉还辽”之机取得将越南铁路延伸修入中国境内的修筑权，光绪三十年（1904年）滇越铁路“滇段”正式开工并于宣统二年（1910年）全线通车，由此开始了云南“火车不通车内通国外”的时代。
被云南人当做盘中餐的昆虫可谓五花八门：蚱蜢、蜘蛛、竹虫、沙虫、柴虫、蚕蛹、蝶蛹、蝗虫、蜂蛹、蚂蚁蛋、知了、蟋蟀、蜻蜓、水蜻蜓……大自然的造物有多丰富，这个名单就能列多长，可以说只有外人不敢想的，没有云南人不敢吃的。做法也多种多样，除了最常见的油炸，还有腌酸、甜炒、包烧、酱拌、凉拌等等。分开写倒还不觉得怪异，一旦组合在一起画风便有些“奇诡”了。油炸竹虫、酱拌蟋蟀、腌酸蚱蜢、甜炒蚕蛹、包烧蜘蛛，一眼望去一个个不像是菜肴，倒像是西游路上的妖怪，不是你吃它而是它吃你。
昆虫宴号称百虫，但真正出名几味的倒也能罗列出来。油炸蜻蜓，从水里捞出来的蜻蜓幼虫过油炸熟，通体金黄、酥香俱备，盛行于原茶马古道的马帮之中。酥炸蜂蛹，以旺火浓烟熏燎野生蜂巢取其幼虫，蒸熟晒干后炸到鼓胀，佐以椒盐的比较经典的吃法，别看是油炸之物却不上火。凉拌蚂蚁蛋，这里的蚂蚁蛋乃生长在树上的大黄蚂蚁所产，这种蚂蚁不像蜂类那般好驱赶，取食材时往往要受一番叮咬之苦，因此傣族中还流传有“不是强者，休想吃到蚂蚁蛋”的俗语。火烤飞蚂蚁，吃这一味美食要看“时运”，非要在深山秋雨后飞蚂蚁纷纷外出蚁洞时方能一饱口福。摘除翅膀置入铁锅再生火一烤，都不用加什么佐料，一点盐巴提提咸度便可以好一顿饕餮。
可以看出最多的烹饪方式还是油炸。油炸椰子虫，油炸知了，油炸花蜘蛛……云南人食虫之道大多为炸，这样能很好地去除昆虫的腥味，口感也酥脆鲜香。当然，不同的食材有不同的秉性，如昆虫这般的“风物”要是少了油改用蒸煮氽烫，便还真不知让人如何下口。
油炸昆虫虽多，最常见也最富云南特色的恐怕非竹虫莫属。在中国东部沿海城市的云南菜馆里，没有椰子虫、花蜘蛛尚属正常，叫不到竹虫那是店家不专业了。
竹虫又叫竹蜂、竹蛆，广东省西部人亦称其为笋蛆——这种虫子的确是有点像蛆。竹虫肥白滚圆，形如纺缍，寄生在竹筒内依靠啃吃幼嫩竹笋吸收养分，被竹虫寄生的嫩竹往往不能成材。就这样一种害虫，被云南不少少数民族奉为妙物，认为其肉质甘香，甚至隐隐透有一丝奶味。这可不是夸张，不少老饕在品用竹虫时就为了那若隐若现的奶味连椒盐都弃之不用，清炸好的直接入口，那才叫满嘴醇厚。
不过这样的老饕毕竟是少数。云南各旅游城市的美食街上不乏有经昆虫宴为特色的云南菜馆，但有几家店能将几十上百种虫子分门别类呢？游客来吃多为猎奇，店家几种特色的虫子没炸好组成一个拼盘，美其名曰“昆虫总动员”，这拼盘里往往少不了竹虫。外人不在云南常住便不知竹虫的买卖，“云南十八怪”版本众多，其中有一说是“竹虫论筒卖”，当地的农人看准了哪株病竹里有竹虫，砍下来便径直到了市场，竹筒便是天然的容器。
食虫十里不同俗
游客慕名至云南或是云南菜馆里“食虫”，这一印象既精准又偏颇。说精准，是因为食虫之风的确是云南菜中的一大特色；说偏颇，是因为云南省内民族驳杂菜系众多，也不是每个地区、每个民族都有食虫的习俗的。
云南地形复杂、气候多变、少数民族众多，这一人文背景导致所谓云南菜也极为多元化。云南东北与四川接壤，菜品近于川菜；西南与藏、缅、老挝相邻，菜品又颇受西藏、东南亚影响；中南部菜品可视为云南菜的“正朔”，但同样民族众多文化交汇而难以总结出统一的风格口味。严格来说，食虫不是云南菜的特色，而是云南一些少数民族菜肴的特色。这些少数民族，主要为哈尼族、傣族、仡佬族、仫佬族、布朗族、白族、佤族等。
红河地区的哈尼族在每年夏历六月二十四日前后会过扎扎节，除了送火把的习俗之外还讲究吃百肉宴。“百肉”里虫是主力，除了蛙、鼠、螺肉之外，主要靠各种各样的昆虫支撑起“百”数——这要是放在古代中原地区，恐怕汉族人还真要发愁上哪去弄一百种肉了。值得一提的是，扎扎节又称六月年，哈尼族还有二月年、十月年，都依夏历而定，从中也不难看出古代中华文化对周边少数民族的影响力了。
傣族有一味名点，音译为“萨里木松”，指的是蚂蚁卵。云南大多数昆虫只宜油炸，但蚂蚁卵却是诸法皆宜：凉拌、清蒸、煮汤、腌渍，当然也可以油炸。还有一种“萨达贡”，是用蟋蟀制成的酱，可以用生白菜、空心菜等菜蔬蘸着吃。绝的是还有炒九香虫——九香虫名字里带“香”，其实就是“打屁虫”，因会放出一种奇臭难闻的气体而得此“臭名”。九香虫臭，炒九香虫却香，傣族人自有一套化腐朽为神奇的烹饪技巧。
仡佬族和仫佬族名称上有些相似，同时还有一个共同的节日——吃虫节。汉族人的节日少不了吃，但似乎羞于直接以吃命名节日，在这一点仡佬、仫佬二族就爽快得多了。吃虫节主要就是食虫，油炸蝗虫、酸蚂蚱、糖炒蝶蛹诸般美味上桌，一边吃一边还要念几句“嚼它个粉身碎骨，吃它个断子绝孙”之类凶狠的话，由此可见，食虫之风除了补充人体所需的营养元素之余，也担负着消灭农业害虫的使命。
这并不是信口开河，食虫的活动往往略早于虫害容易出现的时节，这其中有着人类早期巫术崇拜的影子。除了饭桌上的“口号”，哈尼族在水稻开始抽穗时，还会举行一个将蚂蚱“五马分尸”的仪式，其意自然也是预防虫灾。
由此看来云南尚食虫之风，一方面固然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另一方面也未尝不是一种宗教般的仪式。食虫即是灭虫，灭虫乃为丰收，这与满族人对乌鸦的崇拜有异曲同工之妙。
华夏无处不食虫
对于大多数汉族人来说，云南人尚食虫这个印象带着浓浓的少数民族风情，更何况云南千百年来都是历代中原王朝的西南边陲，再向南一步，就到了东南亚——而东南亚，可谓世界上食虫之风刮得最为浓烈的地区，没有之一。
从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腊县沿G213国道一路向南，过了磨憨，便是老挝境内。老挝菜并不出名，但老挝炸蟋蟀却是世界闻名。再向南是泰国，以五味平衡尤重酸辣闻名的泰国菜，同样将炸水臭虫视为小吃中的精品。再转东南是柬埔寨——徜徉在首都金边的街头，在路边摊停下，看着小贩木柴生火、平底锅细炸，锅里的什物赫然便是蜘蛛、蚂蚱、蟋蟀，以及柬埔寨人最喜爱的水蟑螂。在这个以大米为主食、忌杀生的国度里，居民却并不以吃水蟑螂为意，炸至金黄酥脆，再蘸上椒盐与柠檬汁，入口便是淡淡的东南亚风味。
云南与东南亚人多尚食虫，但若以为食虫是这一带独有的风潮，便大错特错了。事实上，汉族人自古以来也有食虫之习，只是随着岁月的流派渐渐淡退了。
十三经中的《礼记》与《尔雅》中均显露了汉族人食虫的传统。《礼记·内则》中分别提到了“腶修，蚳醢”及“爵，鷃，蜩，范”两者。其中，“蚳醢”指以蚁卵为原料做的酱；而“蜩，范”指的是蝉与蜂，见郑玄的注：“蜩，蝉也；范，蜂也。”《尔雅·释虫》中提到木蜂，这里没有言及食蜂，但郭璞又注曰：“似土蜂而小，在树上作房，江东亦呼为木蜂，又食其子。”食其子，吃的也便是其幼虫和蛹了。
食用蚳醢与蝉均非偶然之事。几百后后曹植《蝉赋》有言：“委厥体于膳夫，归炎炭而就燔”，膳夫是厨师，“归炎炭而就燔”指的自是被烹制成了菜肴。而蚳醢则与傣族的“萨里木松”相似，即蚁子酱。蚁子酱在中国人的食谱上虽可谓源远流长，但渐渐便销声匿迹，这一点倒是可以从唐宋两代的风物录中看出。唐朝《岭表录异》记载说：“交、广溪间，酋长得收蚁卵，淘择令净，卤以为酱，或云其味酷似肉酱，非官客亲友不可得也。”而至宋朝，陆游在《老学庵笔记》中便如此感叹：“《北户录》云：‘广人於山间掘取大蚁卵为酱，名蚁子酱。’按此即《礼记》所谓‘蚳醢’也， 三代以前固以为食矣。然则汉人以蛙祭宗庙，何足怪哉！”
由此看来，南宋时期便有汉人以食虫为怪，还因此遭到了陆游的嘲笑。陆游所引的《北户录》与《岭表录异》同为记述唐代岭南异物异事、风土人情的风物录，虽出于不同人手，但在此处却颇为一致。
除了天然的食虫之风外，汉族人与仡佬族、哈尼族一样也曾因天灾而演化出食虫之习。《吴书》中所载的“袁术在寿春，百姓饥饿，以桑棍、蝗虫为干饭”、《农政全书》中所载的“唐贞观元年夏蝗。民蒸蝗爆，去翅而食”，均是汉人遭受天灾之后食用蝗虫的情形，只是这些情形没有像仡佬族、哈尼族一般演变成习俗罢了。
结语
事实上昆虫宴成为云南菜中的特色也有偶然之处。对于汉族人来说，食虫也并非古人的专利。两广地区亦有食龙虱、田鳖之习，这里的龙虱便是柬埔寨的水蟑螂。江浙一带以蚕肾为美食，京津地区食蝗虫——还有炒肉芽，这一道菜，恐怕要把昆虫宴也比下去了。
炒肉芽中的肉芽，即是蛆。汪曾祺在《四方食事》点过这道菜的名：
“有些东西，自己尽可不吃，但不要反对旁人吃。不要以为自己不吃的东西，谁吃，就是岂有此理。比如广东人吃蛇，吃龙虱；傣族人爱吃苦肠，即牛肠里没有完全消化的粪汁，蘸肉吃。这在广东人、傣族人，是没有什么奇怪的。他们爱吃，你管得着吗？不过有些东西，我也以为不吃为宜，比如炒肉芽——腐肉所生之蛆。总之，一个人的口味要宽一点、杂一点，南甜北咸东辣西酸，都去尝尝。对食物如此，对文化也应该这样。”
或许这才是面对美食应有的态度吧，不论是面对昆虫宴，还是面对九州万方的南甜北咸东辣西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