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是唯政治的年代，一切都是政治挂帅，一切都必须为政治服务。尤其是组织在考察、使用一个人前，首先就是所谓的“政审”，看你历史上是否清白、政治上是否合格，即入党需要政审、提干需要政审，最终就是靠一张张“证明材料”说明问题。另一方面，群众要想办一件事，也是需要的证明材料一大堆，一般由个人提供并交组织来审查。因此，在那个年代，尤其是单位或某个部门，为了取得这些“证明材料”，都会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进行所谓的搞内查外调。笔者曾参加过多次外调工作，其中的滋味感受颇深。
红薯秧作牵引绳
外调，那时最大困难是交通，为取一个证明材料，有的需要花费上半个月的时间，行程上千里才能拿到。尤其是到农村调查，就是通公交汽车，也是一天一趟，偏远的山区有的两天一趟，还有的甚至一周就一趟。如果赶不上或赶的不巧，光等车就要费上几天的功夫。就是赶上车也不一定能直接到达目的地，下车后步行几里路、十几里路是经常的事情。如果去的地方距县城不远，汽车又不赶趟，还有一种交通工具可用，那就是在县城招待所或某个旅馆租上一辆自行车。1975 年秋季，为了某个专案的需要，我和一名叫徐述凡的师傅到河南驻马店地区的一个农村调取一份证明材料，就遇到了汽车不赶趟的问题，分别租了一辆自行车。去的一路还比较顺利，大约一个多小时就赶到了目的地。那时县以下行政机构实行的还是“人民公社”制，公社以下的自然村实行的是“生产大队”制。外调的程序和手续也很严格，如果到某个农村生产大队调查，必须先在县政府转介绍信，介绍到公社后再由公社转介绍到所属的生产大队，否则，大队干部是不能接待的，更不会出具证明材料之类的东西。如果取到证明材料后，还要按照程序逆向从生产大队、到公社、再到县政府加盖公章，证明材料才算是有效的，否则就是一张白纸。我们按照这套程序，从县里到公社、到生产大队，通过大队干部找到相关社员了解了情况、取到了证明材料后，又从大队到公社依次加盖公章后，已到了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了。从早晨太阳升起出发忙到太阳快要落山，当我们带着完成任务的喜悦在返回县城的路上，意外的麻烦来了——我骑的自行车链子坏了。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去哪修理呀？不修距县城还有十几里的路怎么回去呀？正在发愁之际，我突然看到路边的农田里，有几位刨红薯的农民还没有收工，就产生了用红薯秧把两辆自行车联起来的想法，我一说老徐也觉得是个没有办法的办法。于是，我就跑到路边的田里，向当地老乡要了几根长长的红薯秧，拧成粗粗的一根绳子，一头系在老徐自行车的后座上，一头系在我自行车的前把上，老徐在前面用力骑，牵引着我在后面车上、把着方向跟着走，多亏路还比较平坦，一试非常可行。就这样我和老徐轮换着在天黑之前骑回到了县城驻地，留下一次难忘的外调经历。
白天互换洗衣服
当时到县城以下地方出差，除交通不便外，吃住也很简陋。国营旅馆普遍很脏，一般都选择县招待所住宿。就是县政府招待所也不像现在宾馆，有标准间，室内有卫生间等，用水、洗漱都很方便，一般都是公共厕所、公共水房。夏天屋里有台电扇、冬天屋里有个火炉就算是高级的了。记得1975 年夏季，正是三伏闷热天气，我和单位组织科一个叫宋文生的师傅到邯郸肥乡、馆陶县一代出差外调，由于出门急，连件换洗的衣服都没有带。出门后的第三天，身上衣服的汗臭味就难闻的无法穿了。当时我们住在肥乡县招待所，这个招待所是一排排瓦房，洗漱用的水均在房前的院子里，白天院子里不仅有人，而且人来人往，尤其晚上，由于天气闷热，客人都习惯在院子里乘凉。所以，想穿着裤头在院子里水管处洗自己的衣服几乎没有机会。衣服因太脏不洗又不行，晚上后半夜无人时洗，由于空气湿度大第二天又干不了，害的我和老宋不得不大白天轮流互相洗对方的衣服。上午，他穿着裤头呆在屋里，我到院子里水管处给他洗上衣和裤子，中午晒干后他穿上衣服再给我洗，我得穿着裤头在屋里呆着，就这样解决了问题。现在想起这件事来，非但不觉得尴尬，反倒感到还很有趣儿。
回忆起那时的外调往事，再看看现代信息科技的发展，需要什么信息，在“大数据”和现代科技支撑的政府信息平台上，一键便可获知，而且也不用再东奔西跑就可办到。加之政府一再推进的“放管服”改革，大量的 “奇葩”证明被取消，再也不需要证明诸如“我爹是我爹”之类的荒唐材料，既节省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资源，也及大地提高了工作效率。相比以往费财劳民，如此高效的成果，真是感谢今天的新时代！
（作者又名：太行驿马▪建新。2008年6月初稿，2021年2月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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