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远流长的都江堰水利文化
文/卞再斌
都江堰是当今世界上年代久远、唯一留存、以无坝引水为特征的古代水利工程。它不仅是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结晶和中国水利工程技术的伟大奇迹，亦是世界水利工程的璀灿明珠。都江堰建堰2260多年，至今仍在发挥着愈来愈大的效益，也是一项造福万代的生态工程，2000年12月，被联合国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2018年8月14日，在加拿大萨斯卡通召开的第69届国际灌排执行委员会议上，都江堰水利工程成功列入《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源远流长的都江堰水利文化是：大禹开其端，鳖灵继其业，李冰总其成，历代遵其制。
一、古蜀先民，筑城防水
位于都江堰市青城山镇的芒城遗址，面积约12万平方米，是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距今约有4300多年历史。1997－1999年，经过中日联合三年考古发掘，出土了大量古陶器残片和磨制十分精美的石斧、石凿、石矛、石簇等石器。居住在芒城遗址上的古蜀先民，在台地上修筑了具有两道防护作用的双圈城墙，防御洪水的灾害，这是古蜀人为了防止洪水等自然灾害，采取“水来土掩”的方法。芒城遗址和宝墩等遗址是研究长江上游地区史前水利文化的重要遗迹，为探索成都平原的文明起源和对三星堆、金沙遗址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考古价值，1996年，芒城遗址被评为全国十大考古发现。2001年6月25日，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为了解芒城城墙的功能与构筑情况，考古人员对遗址北面的内外城墙进行了断面开挖，看见城墙的夯土呈黄褐色，其中夹杂大量的木炭和夹砂陶片，说明在修筑城墙之前，已经有早期的古蜀人在芒城内生活。同时发现，城墙和壕沟是一个系统工程，采用的是“挖壕沟，取土筑墙”的方法，城墙是用从壕沟里挖出的泥土，从下到上呈斜坡状人工夯筑修建成的，由于工程量大，用土方多，也是经过不同时期、多次加高加宽后建成的。还看到，内城墙的墙心部分修筑得特别紧密，夯层和夯窝痕迹明显可见，但内城墙的外皮和外城墙基本上都是用小卵石堆筑而成，比较松散不紧密。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在芒城遗址南城墙外侧，有经洪水冲击形成的砂石层，砂石层外还有人工堆土层，说明城墙曾经被洪水冲毁，后又修复加固。由此证明，古蜀人在几千年前已具有修筑高大墙堤，用以防御洪水冲击的能力，以维护其在墙垣内相对安全稳定的生产和生活。又因为芒城处在岷江支流的泊江河和青城山下的五里沟河双重洪水冲击交汇处，所以，古蜀人采用修筑内外两层城墙围护的方法来防御洪水的冲击，这也是芒城遗址至今保存较好的主要原因。
图1、图2、芒城遗址考古发掘现场与出土的石器
二、大禹治水，西兴东渐：
《夏本记》记载，舜在位时，天降暴雨，洪水滔天，江河横溢，水灾严重。舜帝派鲧去治理洪水，治水九年仍末解决水患，被尧帝革职流放，死于羽山。后来，舜帝又派禹去治水患，他治水13年，三过家门而不入。在治水中，大禹采用“凿山开渠、疏通壅塞，将洪水引入大江和大海”的疏导方法，先导大河之水入湖海，再导山川沟壑之水入大河。并且根据山川地理情况，将中国划分为九个州，先治理九州山地，使山坡变成土地耕种，再治理山川平原，使平地变为沃土良田，使先民们由居无定所的游牧生活，过上“桑土既蚕、是降丘宅土”的农耕生活。大禹治水成功后，受天下人所敬重。由于大禹出生在岷江上游与都江堰接壤的西羌地区，因此治理江河水患应是“西兴东渐”，从四川的岷江上游开始，然后转向黄河、准河、长江、富春江、钱塘江等流域的，而位于成都平原与岷江出山口之间的都江堰必然成为大禹治水的重点河流。《尚书》记载：大禹治水“岷山导江，东别为沱”，“华阳、黑水惟梁州，岷皤既艺，沱潜既道，蔡蒙旅平，和夷底绩。”这两段话记载了大禹在岷江和西南地区的治水功绩。在都江堰市，至今仍流传大禹治水和《大禹治青城山》的传说，而且在都江堰景区的松茂古道上还有建于清代，且保存完好的禹王宫，在龙池自然风景区还建有禹王庙，它们都是纪念大禹治水的专祠。在伏龙观内还有记载大禹治水事迹的禹碑，又称《岣嵝碑》。每年农历的6月6日，传说为大禹诞辰之日，老百姓都会从四面八方汇集在禹王宫或禹王庙，朝拜祭祀这位人文始祖和治水英雄。
图3、大禹画像砖 图4、记载大禹治水的燹公须铭文
三、鳖灵治水、疏通排洪道：
在古代，蜀国先后有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开明等12世蜀王。《蜀王本记》：“蜀王之先名蚕丛，后代名曰柏灌，后者名鱼凫。此三代各数百岁，皆神化不死，其民亦颇随王去。鱼凫田于湔山，得仙。今庙祀于湔。时蜀民稀少” 。都江堰是古代蜀王们生产和生活的地区。约在公元前六世纪，蜀王杜宇，教民务农，史称“望帝”。后来，山洪瀑发，水灾严重，望帝不能治水，派丞相鳖灵去疏通玉垒山和金堂峡，将洪水排入长江，使蜀国老百姓免受洪涝灾害，治水有功。望帝自以薄德不如鳖灵，便将帝位禅让给鳖灵后隐居到岷山山林。鳖灵即位后，改国号为开明，称“丛帝”。开明王朝是古代蜀国最强大和繁荣的时期，虽然交通闭塞，但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农业、手工业都很发达，公元前316年被秦国所灭。在都江堰市还有很多遗址、遗迹与古蜀国有关，任乃强先生在《四川上古史新探》中论述了虹口“庙坝村”即古鱼凫祠故址。古代修建在都江堰玉垒山上的“望帝祠”就是古蜀民祭祀蜀王杜宇的专祠，在南北朝时（公元494～498年），益州刺史刘季连将祠迁到郫县“望丛祠”，原庙改祀李冰，称“崇德庙”，到清初更名为“二王庙”。
四、李冰治水，开凿离堆
秦昭王时，李冰任蜀郡守，其时，岷江河道多次暴发洪灾水患，给成都平原的开发造成了极大的困难。大约在公元前256年前后，李冰率领当地民众，凿开了宝瓶口，修筑了鱼嘴、飞沙堰，建成了都江堰渠首水利工程，使成都平原成为沃野千里的“天府之国”，为秦始皇统一中国打下了丰厚的物质基础。《史记.河渠书》是对李冰修都江堰的事迹记载时间最早、最精确、最简要的资料：“于蜀：蜀守冰凿离碓，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此渠皆可行舟，有余则用溉浸，百姓飨其利。至于所过，往往引其水益用，溉田畴之渠以万亿计，然莫足数也。”《华阳国志.蜀志》中对李冰治水的记载更为详尽。
1974年3月3日，在渠首外江开挖索桥三号桥基时，从河床下4.5米深处出土。石像高2.9米，肩宽0.94米，厚0.46米，重约4吨。石像头戴冠冕，面容和霭，宽衣重袖，手置胸前。两袖及胸襟上有浅刻隶书题记三行共38个字，中行为“故蜀郡李府君讳冰”；左边为“建宁元年（公元168年）闰月戊申朔廿五日都水椽”；右边为“尹龙长陈壹造三神石人珍水万世焉” 。1975年1月18日，在李冰石像南面37米处，又出土双手持锸无头石像一尊。李冰石像等文物的出土，是都江堰水利文化研究的重大发现。
图5、东汉李冰石像 图6、东汉持锸人像
五、历代遵其制，都江水长流
四川在古代被称为“天府之国”，而成都在唐代时，已是被誉为“扬（州）一，益（州）二”的大都市。这都是受益于都江堰的水利工程，所以都江堰被称为“天府之源”。怎样才能展示源远流长的水利文化呢？在查阅了《都江堰历代堰工志》《都江堰志》《灌县志》等历史资料后，从120多位历朝历代维修保护都江堰水利工程有功绩的官员中，筛选了12位代表性人物，并将他们的生平事迹资料整理出来，修建了“堰功大道”，以历史人物的塑像和故事，更直观地展示都江堰悠久的历史和水利文化。这12尊古朴凝重的青铜塑像，不仅代表了从汉代到唐、宋、元、明、清各代治水建堰有功的官员，而且代表了千千万万为治理都江堰付出了生命和热血的劳工大众。这12尊神情兼备的堰功塑像和新复制的“四根卧铁”，与伏龙观大殿中的李冰石像、石水塘等出土文物交相辉映，构成了一幅长达2260多年创建和治理都江堰的历史画卷，令人肃然起敬，并引发追思寻古之情，堰功大道雕塑像不仅活化了历史人物的形象，也为世界文化遗产都江堰景区增添了新的文化靓点，每天过往参观和拍照留影的游客络绎不绝。这里稍微扩大一下，以便更全面地了解历代对都江堰的维护史事。
（一）西汉文翁穿湔江口，溉灌繁田
文翁，安徽庐江人，西汉教育家。在任蜀郡守期间，开挖湔江口，兴建引水渠，灌溉彭州和新都的1700顷农田，是历史上最早扩建都江堰灌区的功臣。并采用竹木材料修筑陂塘，发展农田水利，打下了蜀郡“世平道治，民物阜康”的物质基础。他还重视教育，拨出经费，创办“文学精舍”（今成都市石室中学），并从郡县小吏中选拨“开敏有才者”到京师求学，学成后回蜀郡作官。
几年之后，蜀中人才济济。《汉书》中说：“蜀地学于京师者比齐鲁焉”。“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文翁寿终于蜀，人民为之建立祠堂，春秋祭祀。《华阳国志·蜀志》：“以庐江文翁为蜀守，穿湔江口，溉灌繁田千七百顷。”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江水》：“江北，则左对繁田，文翁又穿湔腴，以溉灌繁田一千七百顷。”
（二）三国蜀汉诸葛亮保护都江堰
诸葛亮，山东沂县人。东汉末年，辅助刘备建立蜀汉政权，因功拜为丞相。他不仅是我国古代杰出的军事家和政治家，而且十分重视水利建设，把都江堰水利工程作为农业的根本和国家财政的重要支柱。专门征派1200人，组成护堰维修队伍，并设堰官管理，有力地促进了成都平原农业生产的发展，为三国鼎立和北征伐魏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相传成都西北郊的“九里堤”也是诸葛亮主持修建的。《水经注·江水》“诸葛亮北征，以此堰农本，国之所资，以征丁千二百人主护之，有堰官”。
图7、文翁 图8、诸葛亮
（三）唐贞观元年（627）高俭广开支渠，扩大灌区
高俭（577—647），河北景县人，唐代贞观时期任益州大都督府长史。当时正值四川人口大增、处于经济复苏时期，旧有渠系已不够用，为了发展农业生产，高俭在原有渠道和工程整治的基础上，布置扩建了许多分支渠道，以扩大灌溉面积，使灌区农户共同受益，都江堰灌区面积得到了较大发展。《旧唐书·高士廉传》“士廉乃于故渠外，别更疏决，蜀中大莸其利。”《新唐书·高俭传》也说：“高俭,字士廉,……进益州大都督府长史……秦时李冰导汶江水灌田，濒水者顷千金，民相侵冒。士廉附故渠厮引旁出，以广溉道，人以富饶。”
（四）唐开元二十八年（740）章仇兼琼开通济堰，溉眉州之田
章仇兼琼，河南许昌人。唐开元二十三年（735）任益州长史。对四川水利建设有较多建树，兴修了许多水利工程。在温江开新渠、运送竹木；修复新建远济堰、彭山通济堰；新修眉州蟆颐堰、灌溉农田72000余亩；在成都整治白莲池，筑堤积水灌田。他是唐代四川水利史上最突出的堰功。《新唐书·地理志》“蜀州唐安郡新津西南二里有远济堰，分四筒穿渠溉眉通义、彭山之田。开元二十八年采访使章仇兼琼开。”清钱茂《都江堰功小传》：“章仇兼琼……开元中为益州长史……二十八年改采访使，开通济堰，自新津邛江口引渠南下，百二十里至眉州西南入江，溉田千六百顷。”
（五）北宋刘熙古整治水患
刘熙古，宁陵人，宋太祖乾德年间（963-968），由兵部侍郎迁任成都知府。整治成都西北郊九里堤“以捍水患”。还整治了縻枣堰①，使成都防洪有了保障，后人在堤下筑亭，表彰其功，并激励后人继续关心水利。
诸葛庙：古縻枣堰景观
【注】
①縻枣堰的前身即诸葛亮所筑“九里堤”，在九里堤遗址起端脊上有一小庙，传为诸葛庙。史载，北宋乾德四年（966）成都知府刘熙古为防止“九里堤”江水腾涨为灾，重修后命名为縻枣堰。百姓为褒奖其功绩，在堤上建造“刘公祠堂”，亦称“刘侍郎庙”。现存该庙为清咸丰十一年（1861），根据传说中诸葛亮修九里堤而建诸葛庙。1981年5月，成都市政府定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立碑保护。
（六）南宋赵不忧整治都江堰
赵不忧（1121—1187），南宋绍兴17年（1147）任成都转运判官。当时都江堰岁修流弊甚多，官吏贪污作弊，偷工减料，致使每年洪水都要冲毁一些工程，水量不能满足灌溉需要。在主持都江堰大修中，虽身为皇亲，他亲自深入工地，在堰务上作出了贡献。他上任时，正遇四川大旱，饥民塞道，立即拨贷官钱五万串救济灾民，深受蜀人爱戴，离任时欢送的人群从成都延伸到双流，有的百姓挡道慰留。
（七）元代吉当普铸大铁龟保护鱼嘴
吉当普，蒙古族人，《元史·河渠志》记载，元统二年（1334）任四川肃政廉访使，次年冬季，吉当普在亲自查勘访问和模型试验的基础上，主持了都江堰历史上著名的特修工程，动员工匠4850人，耗用粮食1000余石，人工材料费用共49000串钱，历时5个月时间完成。特修以都江堰鱼嘴和利民台工程规模最大。尤其是用16000斤铁铸大铁龟作内、外江的分水鱼嘴工程，是历史的壮举，首开用铁石筑堰治水之先河，以求一劳永逸。这次特修后，工程维持了40年，对后世影响较大。但是，因铁龟鱼嘴建筑在砂卵石河床上，基础被急流淘空，终被坠毁。
（八）明建文二年（1400）胡光以铁柱固堤
《堰功小传》：“（胡）光伐石冶金，；因旧址甃砌为防，贯以铁。铸铁柱三，各长一丈二尺，使当滞势。石堤中贯铁处，固以油灰，直长一十五丈、高一丈三尺、阔五尺，首阔一丈二尺。用铁三万三千余斛，各色工役计二十五元三千二百有奇。”此次工程“用铁三万二千二百斤，桐油五百斤，麻线二百斤，木二千五百根”。
（九）明正德年间（1506－1521）卢翊大修都江堰
卢翊，江苏常熟人，明代正德八年（1513）任四川按察司水利佥事，主管水利。他反对用铁石治水之法，主张恢复传统的都江堰岁修方法。认为铁石法治理都江堰工程，过于浪费，又不深淘河滩，不如传统的笼石法收效大。如动用铁件，费钱几千万串，工程也不能一劳永逸。而竹笼卵石结构就地取材十分省费，古今称便。卢翊在治理都江堰时用传统的笼石法对都江堰进行了大修，全部恢复竹笼工程，并重刻宝瓶口水则，以观测其水位变化。并采用每亩产三石粮就派一名岁修劳力的办法，组织劳力3000人，分为8班，每8年轮到服役一次。他又题写《治水记》碑文，并将“深淘滩、低作堰”六字诀，重刻于石上，供后人遵循。由于卢翊治堰十分认真，灌区农业连年丰收。
（十）明嘉靖施千祥铸铁牛
施千祥，福建福州人。明嘉靖年间任四川按察司佥事，主管水利。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春，大胆设计铸造铁牛型分水鱼嘴，在都江堰渠首集中大炉11座，大锅50余口，现场熔铁浇铸铁牛两头，首合尾分，形如人字，尖端作为分水鱼嘴顶端。每牛长一丈余，牛背高度与原鱼嘴堤顶相当。整个浇铸，一昼夜时间就顺利完成，共用铁6.7万斤。施工时前来观看的群众成千上万，工地上炉火冲天欢声雷动，场面十分壮观。铁牛鱼嘴的建造，在都江堰发展史上是又一次铁石治水的典范，其艺术造型与工程技术相结合，也是史无前例的一大创举。明高韶《铁牛记》中记述了铸造铁牛的情形：“凡用铁六万二千斤而牛成，屹然堰口中流，以当二江汹涌之势。复立铁柱三株于牛之下流，以固鱼嘴之石，嘴下照常仍置竹笼、竹卷护持之。”施千祥还在铁牛身上铭文：“问堰口，准牛首；问堰底，寻牛趾；堰堤广狭顺牛尾，水没角端诸堰丰，须称高低修减水。”使铁牛起到量水、护堰的作用。
（十一）明万历郭庄、杜诗大修都江堰
明陈文烛《都江堰记》“万历乙亥，江大溢，堰尽坏。成都知府徐元气、灌县知县萧熊奇列状修复，……巡按御史郭公虑亦深长，增以铁柱，令寻牛趾而浚之。自堰之下，如仙女、三泊洞、宝瓶口、五陡口、虎头诸崖间植三十铁柱，每柱长丈余，……又树柱以石，护岸以堤，水遇重则力分，而安流则堰固，大都仿古云。水利佥事杜公诗悉心区划，始万历三年十一月，越四年三月工成，费金三百，灌溉千里，民咸歌颂。”
（十二）清顺治十七年（1660）大郎和尚募化修堰
双流三圣寺住持大郎和尚在新津县令袁景先的支持下，托钵募捐，自温江县刘家濠蒙家埂左岸拦引金马河水，开渠百余里自流灌溉温江、双流、新津三县金马河左岸一带高地农田二万三千一十九亩。堰成于清顺治十七年（1660），至今仍为都江堰金马河分水干渠，名大郎堰。清道光《新津县志》、乾隆《双流县志》、《大郎堰记》均载此事。
（十三）清康熙二十年（1681）刘用瑞、钟声疏浚宝瓶口
清杭爱《复浚离堆碑》：“（余）闻此堰废驰已久，往岁修筑仅以应事，故有历三春而水不至田，农人悬耒太息者。遂于是岁孟春，发帑金四百，选委通判刘用瑞、游击钟声，版求离堆古迹而疏浚之。此至，果于榛莽中得离堆旧渠，砂石壅淤久矣。盖历年堰水，惟从宝瓶口旁出，非离堆故道也。……违其道而治之，毋怪乎用力艰而决防屡告耳。今仍循古迹，事半而功倍。仲春之初，水泽盈畦，决裂无闻，民得耕稼。”
（十四）清乾隆二十八年（1763）阿尔泰整治都江堰
阿尔泰，满州正黄旗人，清代乾隆二十八年任四川总督。曾平治道路、整治都江堰，在水利工程建设方面很有建树。在岁修中要求比往年淘挖深三尺，并用石砌堰底，采用砌石结构。同时还号召沿山一带农民筑埂蓄水，以备春耕之用。阿尔泰重视水情测报，行文要求水利同知府早晚报宝瓶口水位，且行牌通告各用水州县。在阿尔泰的督导下，都江堰灌区效益有所发展。
（十五）清乾隆三十年（1765）王来通重刻宝瓶口水则
王来通《灌江备考·复造水则》：“斗鸡台下有石刻之水则十划。考自秦时初凿离堆所传，年深剥落，今望之片石而痕迹不全，数字六划而高低不均，……乾隆乙酉冬月如议而新之，另自伐石较准镌为十划，立于古水则上首，以便览者知水之消长。”
（十六）清乾隆三十一年（1766）固定卧铁
《堰功小传》：：“都江堰河底有卧铁一条，志淘滩之规则，每岁安放无定，乃添置丁字铁桩一、柱一，至次年丙戌淘挖，依照不认向趾，乃加长链缚铁桩，使无移动，竖石北山风栖窝为标记，按丈尺了然矣。”据实物考证还有一根，上刻“永镇普济之标，明万历四年造”。清同治三年（1864）和民国时期又分别埋下两根，上面分刻“缵绪贻则之柱”，“署理成都水利知事官兴文监”。上述卧铁各长4米余，直径0.2米，今仍被固定在风栖窝河床上。
（十七）清道光强望泰连任水利同知十八年
强望泰，陕西韩城人，清代道光七年至二十四年（1827至1844年）间，连续18年共八次任成都府水利同知，是历史上任期最长的水利官员，对维修都江堰建立了功勋。他认为“农田所重，莫急于水”，治理好都江堰是关系着灌溉十四州县之田，养活亿万黎民之命的大事。在治理中，无论酷暑严寒，总是亲自向当地有治水经验的人士请教，寻找治水方法。并严格遵循“深淘滩、低作堰”的治水原则。每年岁修不畏严寒风雪，与修堰民工打成一片，不言劳苦。道光二十年（1840年）在河底置铁桩一根作为卧铁，作为后世淘滩标准。在其任职期间，都江堰灌区获得了稳定发展。
（十八）清同治十三年（1874），胡圻总结《治水三字经》
灌县知县胡圻根据都江堰的治水经验，总结出《治水三字经》：“六字传，千秋鉴；挖河心，堆堤岸；分四六，平潦旱；水画符，铁桩见；笼编密，石装健；砌鱼嘴，安羊圈；立湃缺，留漏罐。遵旧制，复古堰。”概括了都江堰的鱼嘴工程、河方工程、溢流工程、消能防冲等传统技术。
光绪十三年（1887）成都知府文焕将“三字经”略作修改后刊于二王庙内。
（十九）清光绪三年（1877）丁宝桢大修都江堰
丁宝桢（1820—1886），贵州织金人，清代光绪二年（1876年）任四川总督。次年九月亲自率领大小官员赴都江堰察勘，并同灌县知县陆葆德往返勘工十二次，认为都江堰用竹笼堤“岁修累甚”，决定将都江堰分水鱼嘴、内江仰天窝鱼嘴、蒲阳河鱼嘴和人字堤全部改用条石修砌，并奏请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拨库银九万两大修都江堰，以解都江堰年久失修、农民春耕无水灌田的燃眉之急。丁宝桢在这次大修中采取“易笼为石”“石壁铁链”的方法。重要工程变卵石竹笼为条石修砌，石砌堤岸一万二千余丈，先用铁链把条石紧密联系起来，再用桐油、石灰、糯米稀饭填入缝隙，以加固堤堰。被淤塞的河道一律疏淘，以免年年拆修。丁宝桢在大修期间亲自视察督工12次，“轻骑减出，躬冒霜雪，沿江督率”。这次大修共调集数千人，费银12万两以上，是都江堰堰史上著名的一次大修。
光绪四年（1878），岷江洪水暴发，上年修复之都江堰各工程均被冲毁。经朝廷调查，以丁宝桢、陆葆德和成绵、龙茂道、丁士彬革职留用，罚赔工银，继办次年堰工了结。十一月，上述三人“自备经费，仍将所砌石堤全部拆尽，照旧改为笼石堆砌”。（参见《故宫档案》光绪五年正月十七日、军机大臣恩承、童华奏折，六年正月二十七日、成都将军恒训奏折，《丁文诚公奏稿》等）丁宝桢是位清正廉洁的四川总督，深受人民敬重。在成都病死时，因“家贫不能举火，成都府供食数月”、由于无钱买棺材，在他的朋友同寮资助下，才得以安葬山东。灌区百姓为他立专祠祭祀，称“丁公祠”。惜已毁于洪水，仅存庙前两根石柱，以作纪念：“东流不尽秦时水，西望长陪太守祠。”
（二十）民国时官兴文改造分水鱼嘴
官兴文，灌县崇义乡人，1925-1929年任成都水利知事，主持大修都江堰的水利工程，将分水鱼嘴下移200尺，改仰天窝鱼嘴为石砌鱼嘴。还在凤栖窝增埋卧铁一根，作为淘滩的标记。又主持修建导江堰，扩大了灌溉面积，该堰被四川省政府命名为“兴文堰”。1943年夏，官兴文任灌县水利委员会副主任兼灌县地方水利特修工程处代处长时，撰写了《都江堰流域兴利除害计划书》。主要内容有：都江堰流域困难详情及整兴计划，都江堰各县水利委员会公函及各县复函，推广都江堰流域水利计划书，都江堰流域全图等。
（二十一）1950年解放军抢修都江堰
图9、1950年1月，解放军抢修都江堰
1949年12月23日，都江堰市和平解放，27日成都解放。28日，成都军管会成立并接管了省水利局，军管会主任李井泉按贺龙司令员的指示，在经费特别困难的情况下，紧缩其它开支，先行垫付3亿元(合人民币3万元)，用于抢修都江堰水利工程，这是军管会成立后的第一重大举措。1950年1月1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184师550团、551团和552团的1500余名官兵，按照贺龙司令员要同地方密切配合，全力以赴地抢修都江堰的要求，在师政委梁文英和师长林彬的带领下，以高度的政治热情参加抢修都江堰，在修堰的同时，还要跟判乱的土匪作战打仗。1月18日，贺龙司令员在成都得知这一情况后十分激动，亲笔写信慰问抢修都江堰的指战员，向他们“致以崇高的敬意和热烈的慰问”。3月底，岁修工程如期完工。4月2日，按照传统仪式举行了“清明节”放水典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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