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六年，胡惟庸应该是明朝所有大臣里心情最好的一个。
是啊，他没有理由不开心。在朱元璋的默许下，胡惟庸打败了浙东集团，赶走了天下第一谋士刘基，又挤走了另一位宰相汪广洋，整个朝廷的大权都在他一手掌握之中，连淮西勋贵集团的老大、明朝开国第一功臣李善长，也要给自己几分面子——虽然挤走刘伯温是出于李善长的授意。
明朝建立后，朝堂上的开国功臣们并非一团和气，而是按地域分成了两派。其中最大的一派是朱元璋的老乡们组成的淮西集团，由李善长出任会长。这一派人多势众，成员多是朱元璋起家的班底。
另一派叫浙东集团，首领是赫赫有名的军师刘伯温。两个集团在朱元璋的眼皮底下明争暗斗，斗得不可开交。
从实力上来说，浙东集团无论是人数还是官位，远不是淮西集团的对手。但刘伯温也有一个大杀招——作为明朝的御史中丞，他掌控着一群特殊的官员——言官。
虽然言官的品级不高，但权力极大，什么都可以管。所以在和淮西集团的较量中，浙东集团丝毫不落下风。
有一次，李善长的亲信李彬因为犯了法落在了刘伯温手里，刘基准备判处李彬死刑。李善长去找刘伯温说请，想救下自己的这个亲信，可刘伯温却不买帐，还向朱元璋打了小报告。朱元璋大怒，命令立刻处死李彬。
李善长还不死心，他对刘伯温说：“今年一直没有下雨，先生此时乱杀人，不怕老天爷生气吗？”
刘伯温根本不理他，反驳道：“只要杀了李彬，一定就会下雨！”
就这样，李彬丢了脑袋。李善长气得要死，便煽动淮西集团的人一起攻击刘伯温。刘伯温见势不妙，便向朱元璋推荐了死党杨宪之后，请假回了老家。
杨宪接替刘伯温的职位后，不断收集李善长等人的把柄，在朱元璋面前不停地打小报告。慢慢的，朱元璋也对李善长有了看法，便又把刘伯温召回京城，官复原职。
眼看浙东集团骑在自己头上拉屎，李善长怎么咽得下这口气？但他知道朱元璋已经有点怀疑自己了，所以聪明的李善长选择胡惟庸当淮西集团的代言人，由胡惟庸出面和浙东集团去斗。
胡惟庸是李善长的老乡，是一个权力欲极大的人。他很早就追随朱元璋，却一直得不到重用，是李善长提拔了他，让他从一个主簿渐渐地升了上来，在明朝建立后担任了中书省参知政事。
现在李善长又想栽培他成为淮西集团的新领袖，这是胡惟庸做梦都想不到的好事，怎么会不答应？
胡惟庸的确是个有能力的人，他想方设法让朱元璋对足智多谋的刘伯温起了疑心。朱元璋于是找刘伯温开始了一次著名的谈话。
朱元璋问刘伯温，满朝文武中，谁适合做丞相？
刘伯温一开始相当警觉，说自己不知道。朱元璋于是点名问道：“你觉得杨宪行不行？”
杨宪是刘伯温的死党，这摆明了是朱元璋想试探一下刘伯温。
刘伯温不愧是聪明人，马上回答：“杨宪没有丞相的器量，不行。”
朱元璋又问：“汪广洋如何？”刘伯温摇摇头说：“此人很浅薄，不可以。”
朱元璋又问：“胡惟庸怎样呢？”刘伯温想了想，答道：“胡惟庸现在是一头小牛，但将来他一定会摆脱牛犁的束缚！
见刘伯温这样圆滑，朱元璋皮笑肉不笑地说道：“看来只有先生你才能胜任宰相之位了？”
刘伯温脑子一热，答道：“不现在朝堂上的这些人，没有一个合适当宰相的。我可以是可以，但我嫉恶如仇，皇上你决定好了。”
这句话，让朱元璋彻底对刘伯温死了心。因为在朱元璋心里，刘伯温这摆明了是在要挟自己。还有刘伯温说自己“嫉恶如仇”，那么你嫉的是谁，恶的又是谁？是不是包括了朱元璋本人？
此后，刘基再也没有得到朱元璋的信任，他的浙东集团的干将们，也一个个被朱元璋杀的杀，贬的贬。就连杨宪本人，也被胡惟庸找到机会除掉了。
在李善长的帮助下，胡惟庸顺利当上了丞相，但他却没想过要放过刘伯温。
洪武八年正月，刘基病倒在床。朱元璋派胡惟庸去探病，胡惟庸让太医给刘伯温开了一剂药方，刘伯温服用后不久，便一命呜呼——后来这也成了胡惟庸案发后的一个重要罪状。
刘伯温死后，再也没人是胡惟庸的对手，他可以肆无忌惮地贪污受贿，排挤得罪他的人，甚至越过朱元璋，私自截留奏章，决定官的员升降。
令人奇怪的是，朱元璋对胡惟庸的独断专行好像毫不关心，一点反应也没有。或者说朱元璋是在忍耐，这一忍就是七年。
当时并没有人知道朱元璋在忍什么，也许只有朱元璋自己才知道，他让胡惟庸的专扈拨横，尽情表演，并不是胡惟庸有多厉害，朱元璋的对手，是从秦朝开始，延续了上千年的丞相制度。
朱元璋是一个绝对不允许别人分享他的皇权的人，他早就想废除丞相制度了，但他知道这需要一个充分的理由。
所以他需要胡惟庸最大限度地上窜下跳，任意妄为——胡惟庸跳得越凶，朱元璋将来废除丞相的理由就越充分。
胡惟庸很了解朱元璋，他知道朱元璋绝不可能一直放任自己的肆意妄为，为了自保，他拉拢了一大批开国公侯，组成了一个很大的利益共同体——这些人中，也包括李善长。
在开国功臣中，李善长是最德高望重的一位。胡惟庸认为朱元璋也许会对付自己，但不一定有连根拨掉李善长这棵大树的勇气。
李善长一开始并没有同意加入胡惟庸这边，可当李善长的弟弟李存义也被胡惟庸拉下水后，李善长不再坚持了。他告诉胡惟庸：“吾老矣，吾死，汝等自为之。”
对于胡惟庸疯狂拉人，朱元璋只是静静地冷眼旁观。对朱元璋来说，再多的人加入胡惟庸一党也不是个事，无非是将来清算时，多杀几个人罢了。
决裂出自一场小小的意外。胡惟庸的儿子在一次出门时从马车上掉了下来，被车轮轧死了。心痛儿子之死的胡惟庸一怒之下，把马车夫杀掉了。
要搁在从前，也许朱元璋就装做不知道了。可这一次，他却要胡惟庸给个解释。
胡惟庸花了一个多小时讲述了自己儿子死得有多惨，自己老年丧子是如何的不幸，可朱元璋只是冷冷地盯着他，等他说完了，只冷冰冰地吐出了四个字：“杀人偿命！”
胡惟庸终于害怕了。他想起洪武十二年，越南使节进贡时，自己没有把这件事报告给朱元璋，被朱元璋严辞训斥了一顿。
虽然朱元璋没有马上对自己动手，可是左都御史汪广洋却因此掉了脑袋。看来，朱元璋下一个要杀的，就是自己了。
胡惟庸不想就这样束手待毙。他想来想去，想出了一个妙计。
洪武十三年正月，丞相胡惟庸向朱元璋上奏称自己家的一口干涸了多年的古井，突然涌出特别甘甜的泉水，这一定是皇帝的仁政感动了上天，故而有此“祥瑞”，所以斗胆邀请朱元璋来自己家里边喝酒，边观赏这一奇观。
接下来发生的事，充满了传奇色彩。
据《明史纪事本末》记载：“正月戊戌，惟庸因诡言第中井出醴泉，邀帝临幸。帝许之。驾出西华门，内使云奇冲跸道，勒马衔言状，气方勃舌駃，不能达意。太祖怒其不敬，左右挝捶乱下，云奇右臂将折，垂毙，犹指贼臣第，弗为痛缩。”
这段话翻译过来的意思是：朱元璋答应去胡惟庸家观看祥瑞，当他带着人走到西华门时，一名名叫云奇的太监追了上来，冲到朱元璋的马前，用手紧紧地拉住朱元璋的缰绳，不让朱元璋前进。
朱元璋身边的卫士呵斥云奇，可云奇由于跑得太猛，累得说不出话来，只是拼命地用手指向胡惟庸家的方向。
朱元璋的卫士以为这个云奇是想行刺朱元璋感，于是不由分说，用大铁锤去砸这个云奇。云奇的手臂被砸断了，临死之前还是挣扎着指向胡惟庸家的方向。朱元璋感觉事有蹊跷，于是决定返回皇宫。
当朱元璋回到皇宫，爬上宫城后，发现胡惟庸家上空尘土飞扬，院里、墙里藏了大量士兵。
朱元璋大怒，马上派人将胡惟庸抓来处死，包括李善长在内的一大批元勋宿将皆受株连而遭到斩杀，死者总共超过了三万余人。这个案件就是洪武四大案中的“胡惟庸案”。
云奇拦驾报警的事，细细想来，充满了诡异。
云奇只是一名太监，根本没有什么机会外出，他怎能预先得知胡惟庸的谋反部署？就算此人向朱元璋报警，朱元璋的眼力也不至于好到在宫墙上就能看到胡惟庸家夹墙中暗藏的士兵吧？
胡惟庸既然想刺杀朱元璋，怎么也要把士兵藏得隐秘一点吧？
最关键的一点是，就算胡惟庸杀了朱元璋，接下来他怎么办？他就能当皇帝？要知道当时深得人心的太子朱标还没死，朱标会放过胡惟庸？胡惟庸不至于这点政治智慧也没有吧？
不管云奇告密事件到底真相如何，总之在洪武十三年的时候，朱元璋决定要对胡惟庸动手了。
朱元璋的手段简单而又粗暴：诛杀胡惟庸的三族，处死胡党所有成员！
《明史》中对胡惟庸图谋不轨，并勾结同党的经过是这样记载的：胡惟庸因儿子意外而杀人后，朱元璋要他偿命，胡惟庸大惧。
恰值此时，另两个侯爷也因被皇帝斥责心怀恐惧，胡惟庸便和这二人同谋，招集亡命之徒准备“有所用耳”；又遣人下海招倭，并派人向元朝残余势力示好，准备和这两股势力，里应外合，同时向朱元璋发难。
“帝发怒，肃清逆党，词所连及坐诛者三万余人。乃为《昭示奸党录》，布告天下，株连蔓引，迄数年未靖云。”
胡惟庸案从洪武十三年开始，到洪武二十三年李善长被赐死结束，大量的功臣宿将被杀，其中不可避免产生一些冤案。尤其是李善长全家被杀，绝对是一起冤案。
李善长被杀的第二年，户部郎中王国用上疏为李辩白，朱元璋也感觉王国用说得有理，罕见地没有对其治罪。
不过在朱元璋看来，受胡惟庸案牵连的人冤不冤一点也不重要，只有杀尽那些功高震主、威胁朱家王朝统治的人，才能在自己死后，自己的子孙能够江山永固。
据说胡惟庸案牵连太多，太子朱标曾劝谏朱元璋杀人过滥，恐伤和气。
朱元璋把一条棘杖放在地下，叫朱标捡起来，见朱标面有难色，朱元璋说：“你怕有刺不敢拿，我把这些刺都给你去掉了再交给你，岂不是好？”这段对话，充分暴露了朱元璋的思想动机。
朱元璋为什么要炮制胡惟庸案呢？如果仅仅是胡惟庸个人胡作非为，那么朱元璋端掉他一个人就够了，可事实证明，朱元璋发动这一大案的背后，有他深远的谋划。
朱元璋杀胡惟庸后，痛感相权对皇权的威胁，很快便下令废除丞相制度，并对中央机构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来强化他的皇权专制统治。
他的主要作法是：“废除中书省和丞相，设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门，分理天下庶务”。
这些改革的总的指导思想是将政权、军权分割为若干部分，由各个系统不同的机构分别掌领，"彼此颉顽，不敢相压，事皆朝廷总之"。在此基础上，一切大权都由皇帝掌握，"政事一从皇帝出"，将皇权与相权合二为一。
在中国历史上存在一千多年的丞相制度，就这样在朱元璋的手中走到了尽头，朱元璋也由此成为历史上权力最大的皇帝。
废除丞相后，朱元璋提高了六部的职权，六部成为直接对皇帝负责的中央一级行政机关。
由于六部的职权只侧重于某一方面，尚书又直接对皇帝负责，只执行皇帝的命令，所以不仅不会产生对皇帝的威胁，而且也有利于皇帝集中全国军政大权。
军事上，朱元璋分大都督府为五军都督府，分别统领全国军队，直接对皇帝负责，执行皇帝的命令。通过军事机关的改组，保证了皇帝对军权的独揽；而五府的职权和兵部互相配合，互相牵制，又避免了"权臣握兵之害"。
从此兵部只有发布军令，铨选军官之权，却无权指挥军队。遇有战事，兵部秉承皇帝的意志，颁发调兵的命令，任命将帅。然后将帅带领所调集的军队，指挥作战，战事结束，将帅缴印回任，军士各回卫所。
洪武十五年，朱元璋改御史台为都察院，负责纠劾百司，提督各道。除都察院外，又创立了负有独立监察权的六科给事中，负责监督六部的官吏。
六科给事中设置后，对于地位职权都已提高了的六部，又能起着牵制的作用，同时也分化了都察院的监察权，使都察院与六科给事中共同为加强君主专制服务。
《明史》说“惟庸既死，其反状犹未尽露”。这说明“胡惟庸案”从根本上说，是朱元璋对相权威胁君权产生恐惧的产物。
关于这一点，朱元璋也曾在无意间承认过。
《明史》记载，洪武二十八年六月，太祖御奉天殿，敕谕文武群臣说：“自古三公论道，六卿分职。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汉、唐、宋因之，虽有贤相，然其间所用者多有小人专权乱政。我朝罢相，设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门，分理天下事务，彼此颉颃，不敢相压，事皆朝廷总之，所以稳当。”
好一个“事皆朝廷总之，所以稳当”！
著名明史大家吴晗先生说过，明太祖对胡惟庸本人未必真有什么特别的恶感，胡惟庸只是一颗棋子，一颗能够帮助他走活全盘的棋子。这个“全盘”一是废相揽权，二是将功臣宿将一网打尽。
胡惟庸既然有这么多妙用，那他就不能孤零零地死，还必须带着结党谋反等诸多罪名，才好完成朱元璋交给他的“任务”。
肖立军：《朱元璋杀胡惟庸废丞相考辨》
黄 波：《胡惟庸：“反臣”，还是“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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